駁茅于軾對毛澤東之“去神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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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研究經濟的經濟學,有沒有反過來研究一下經濟學本身怎么經濟?作為腦力勞動的經濟學家,其本身如何靠經濟學實現自身的經濟利益?
十年前,我做記者的時候曾經就這一系列問題采訪過一些知名經濟學家,而他們的答復則是異口同聲不約而同—— “經濟學家基本都不懂得如何靠自己的研究和學問實現自己的利益”。
但經濟學家的未知領域,并沒有阻礙我的研究觸角,我把經濟學家當成了從事精神生產的腦力勞動者來看待,進而發現,他們的研究在創造知識產權的同時,也為他們贏得了個人品牌,即名聲,而名則可以轉化為利。
也就是說,經濟學家也是有品牌的,所謂名氣大的,諸如吳敬璉、厲以寧這樣的,就是大牌經濟學家;而那些名氣小的,也就繼續不斷向著自己渴望的名聲和地位而孜孜以求,以至于一些所謂的經濟學家和專家教授們,為了拼文章贏得話語權而不慎墮入剽竊抄襲的泥潭,反而弄得自己聲名狼藉。
有名就能有利,于是我們看到,一些所謂的大牌經濟學家除了出書之外,還到處演講作報告以賺取外快,也有的四處找門子找關系,去給企業、政府和機構做咨詢顧問,還有的去給上司公司做獨立董事,以至于我們看到,很多金融機構都相繼收攬一些經濟學家給自己的門面上貼金,稱之為首席經濟學家。
在市場經濟時代,這些經濟學家們將那些經濟學知識儲存在自己的腦袋里,并通過名聲把自己賣了出去,賺來了贊助費、課題費、各種津貼和咨詢顧問費。
他們以為,自己這是用經濟學知識實現了經濟學家的價值。然而,這真的是他們的經濟學知識起到了應有的作用,實現了真正的價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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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經濟學家,還是法學家,抑或是其他領域的各個專家教授,都不過是遵循社會分工而從事精神生產的腦力勞動者罷了,他們和農民的不同只是在于社會分工——他們從事精神生產和腦力勞動;而農民則是從事農業生產和體力勞動。
而他們在自己的某個領域通過自己的腦力勞動取得一定的學術名聲和地位,如同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兄弟和老少爺們成為種菜大戶、西瓜大王一樣,只不過是一個腦力勞動的個體戶,在本質上也沒什么了不起。
但我們這個從農業時代走來的社會,由于長期存在輕視體力勞動而尊重知識分子的思維習慣,由于存在大量不懂各種專業知識的門外漢,這使得這些專家們長期處于供不應求的地位,從而使得他們產生了高高在上的優越感,而且,公眾的無知以及媒體的“拜名主義”也在強化著他們的權威,并形成他們在媒體的話語權。
于是一群標榜自己或知名或著名的專家教授們在大眾面前粉墨登場了,我們不能否認他們在某些專業方面的知識,也不能否定他們在傳播知識方面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但我們否定的是,他們濫用自己在某一專業領域的話語權,他們的大嘴時常越過專業邊界,而對著非專業的陌生領域跑馬圈地了。
所以我們看到,一些不懂得婚姻和愛情為何物的法學家運用自己的錯誤認知影響立法,搞出什么針對小三的“侵犯配偶權”的可笑法律,他們哪里知道,這種法律是在將配偶等同于私人財產了,這是私有觀念在人類婚姻愛情關系中的篡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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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些專家教授們所出賣的不是自己的專業知識,而是用其專業知識包裝襯托起來的名聲和地位,所以,名聲越大就能賣個好價錢,在品牌規律的作用下,經濟學家也成了明碼標價的明星一樣,成為可以討價還價的商品了。而這不正是品牌營銷理論從物質商品向著人本身的轉移和跨越嗎?
可惜的是,這群經濟學家以及他們所代表的那群專家教授們并不真正懂得品牌理論,他們不懂得“名”的內核是“義”,不義就沒好名,沒好名就沒利益。他們只是感覺到了名可生利的內在邏輯,于是紛紛滑入了沽名釣譽的窠臼之內,并在名利之間奔波勞頓起來,而就是忽視了“義”。
其實,經濟學家以及其他領域的各個知名專家們,更多的只是在以名取利,他們的價值不是出自其腦袋中的“含智量”,而是來自話語權這種嘴巴的發音量,這種對大眾的影響力。
而這些所謂知名著名的專家教授以及那些所謂的名人名流,不過是一種特殊的有形象力的媒體罷了,之所以有人愿意出錢為他們買單,是因為他們可以用來做廣告、可以作為利益代言人、可以達到經濟的或政治的各種目的。
因此,這些經濟學家以及那些沽名釣譽的所謂專家教授們,不是在出賣自己的腦袋,而是在出賣自己的嘴巴;不是在出賣自己的學問,而是在出賣自己的名聲。
當然,我本人不反對這種出賣才能的商業模式,不反對知識分子謀利,但我反對的是見利忘義,反對追名逐利沽名釣譽而不顧道義,如果你們認為我應該尊重多元,那我也會奉勸你們尊重社會批評,因為沒有批評的所謂多元不過是一群阿諛奉承之徒眾口一詞的一元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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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軾應該是一位大牌經濟學家了,所謂大牌,也不過是名氣大罷了。
但我們的知識分子有個難改的劣根性,那就是名氣大就會口氣大,以至于這些名人名流都在填飽肚子、鼓起口袋之后,開始覺得自己腦袋也鼓起來了,他們向四面八方張著大嘴,紛紛以指點江山激昂文字為能事。
無知并不是丑事,丑的是認識不到自己的無知。一旦這些專家教授們開始穿墻破壁,懷著想從專家升格為大家的名利之心而對著其他領域發表見解的時候,就輪到他們自己出丑了。
一千個人心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十三億人心中,就有十三億個毛澤東。但反過來,這一個哈姆雷特、這一個毛澤東,也可以檢測折射那一個個的人心。
茅于軾眼中的毛澤東,只是打上了茅于軾個人的毛澤東罷了,他對毛澤東的評價,只是茅于軾個人的評價,他使得毛澤東變成了茅澤東,但反過來看,毛澤東也使得茅于軾露出了丑陋的腋毛——他暴露了一個缺乏辯證法思維的經濟學家在歷史、政治、階級斗爭、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其他領域的無知和淺薄。
茅于軾對于毛澤東的評價,就像一個農村的長舌婦對世界大事和歷史人物的議論一樣,他撇開了歷史背景,撇開了社會環境等諸多客觀因素,而單純懷著一顆爭權奪利的內心去審視毛澤東,結果硬是把毛澤東看成了一個爭權奪利的暴君、一個獨裁者。而這,恰恰暴露了茅于軾老先生自己的內心——即他只看到了“利”而看不到“義”,是因為自己的認知體系中缺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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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欲熏心者的眼中,歷史就是一部帝王將相爭權奪利的競爭史。
而一旦人們的頭腦被這個“利”字所統治,爭權奪利、爾虞我詐以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就會成為他們頭腦中天經地義的信條,進而喪失了對是非對錯正邪曲直的判斷力。
運用扭曲的世界觀看待世界,就會發現一個扭曲的世界,并進而把這種扭曲當成正常,殊不知,這恰恰已經反過來扭曲了自己的內心。
于是,大國的強權和霸權成了正常現象;圍繞利益的你爭我奪變得稀松平常;聯合國都沒有實現國家之間的民主,而他們卻要求一個國家率先實現民主;階級斗爭并沒有徹底消滅,而他們自己看不到便率先從心中將其消滅了;金融危機還不知道發生的根源,而他們卻在紛紛叫囂著“后危機時代”;一群經濟學家無能在理論上經世濟民,卻紛紛企圖在政治上大顯身手!
茅于軾的歷史觀,秉承的是英雄史觀而非唯物史觀;盡管他那種“把毛澤東還原成人”的論調并不承認毛澤東是我中華的民族英雄;但英雄史觀的核心思維是只注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他們習慣撇開歷史背景評價歷史人物,他們會將豐功偉績賞賜給他們認為完美無缺的歷史英雄,而同時,他們也喜歡把歷史錯誤的枷鎖和鐐銬戴在歷史人物的個人身上。
正如一些無知或無恥的歷史學者撇開宋朝的歷史、撇開宋朝那些飽受蹂躪的黎民百姓,而將秦檜平反為和平使者一樣,一群喪失正義判斷力的不屑子孫懷著利欲熏心的目的相繼淪為歷史的奴才,他們無能判斷并直面現實中活生生的敵人,卻紛紛對著死去的歷史人物充當起評判的主子來。
無獨有偶,與茅于軾的英雄史觀交相輝映的是袁騰飛的歷史虛無主義,這個歷史老師將歷史當成課堂與學生們一起玩弄的對象,這個所謂史上最牛的歷史老師將歷史當成了玩意兒,卻還以為自己是在推進歷史的大眾化,甚至為自己的所謂創意而洋洋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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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毛澤東,不是一個迷失在利益場中的經濟學家力所能及的,更不是一個歷史老師為了吸引眼球并最終博得了喝彩和掌聲就證明是正確的。
毛澤東屬于每個人,毛澤東又不專屬于某個人,毛澤東屬于整個中國,屬于整個世界,屬于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歷史,屬于馬克思主義,屬于整個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
要懷著公心評價毛澤東,就不能站在任何利益群體的立場上,不能脫離那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浴血走來的時代,不能脫離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國際封鎖、社會環境和經濟困局;不能脫離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經濟建設上暫時失語的困境和局限!
要評價毛澤東,必須具備俯瞰歷史雄視未來的眼界和境界;要評價毛澤東,必須縱覽中華古今,通曉天地之變;要評價毛澤東,必須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必須懂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要評價毛澤東,必須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草根階層和弱勢群體的立場上;要評價毛澤東,必須看清近兩百年以來的世界大格局及其演變趨勢!
毛澤東,不是他自己,毛澤東是中華民族從奴役、欺凌和壓迫中艱難站立起來,并昂首叩開世界大門的民族英雄!它不僅屬于上個世紀,不僅屬于中共黨史,更屬于整個中國歷史!屬于整個國際共運史!
中華民族曾經因為閉關鎖國而夜郎自大,又因為外敵入侵而自甘卑微,是他,引領整個民族走出了沉淪的泥潭!是他,為無數中華兒女注入了傲視群雄的精神和膽魄!是他,照亮整個中國在世界歷史長河中的漫漫征程!
《智本論》作者相曉冬2011年5月7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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