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決定論的貧困》的貧困：與某同學商榷

買了一本書，《歷史決定論的貧困》，花了一天時間把它看完了。書的內容不是很長，只有四章140頁左右,但我看的還是挺認真的，還做了些批注。雖然如此，書的思想卻影響了很多人，為我黨造就了很多的叛徒！其中，作者就是這個頭號叛徒。

一、與叛徒討教“歷史決定論”

    該書的作者卡爾·波普爾曾在大學里是一位充滿理想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1919年該人還立誓做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但是不久在他17歲的時候，“已經成為一個反馬克思主義者”了，這是因為他反對以暴力方式營救被捕的共產黨人，而后斯大林對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脫離實際的政策和路線，使他堅定地脫離了他的信仰。也就是說與你一同辦事的人有了巨大的困難和磨難，你就遠離他，并與他“劃清界限”共同批判他；而后者則是說，一個父親有幾個兒子，大兒子犯了錯誤，小兒子就不認爹了。

    這里，我要與之商榷觀點的不是這個叛徒作者，而是他的一個崇拜者，一個自認為了不得的人，也是我的同學兼朋友兼老鄉的人商榷一下。順便說一句，某同學也是黨員，還是我作的培養人、介紹人之類的。一年級時與我交談時說什么“不談政治”，二年級時就狂批猛批，頗有“南方報業集團”專業記者的派頭，著實令我這“又專又紅”的人汗顏啊。難怪，孔慶東先生會說：“右派已經腐蝕了共青團，又來腐蝕共產黨！”也難怪，共產黨，以前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樸素的政黨，如今會招致各方的責罵。你不信仰共產主義，我很難不想象你入黨是為什么。我看，為的只有一點：要么是投機，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員；要么，想以自己的力量和行動改變黨的性質，因為黨已經變得差不多了，只缺少那最后促使質變的“量”了。

    老師一再告誡我，說話要注意邏輯，大家看來，我上面的話確是與今天談論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的貧困”“半毛錢的關系都沒有”（某同學語），似乎離題之中心已近萬里了。而且，似乎邏輯的問題永遠也與人品之類的東西是扯不上“半毛錢的關系”。那我為什么還要在這里“邏輯混亂”呢？其實不然，不曉得西方哪個家伙說過：“存在即是合理！”以這句話看來，我以上的文字存在也有它們的合理之處。在下面的陳述中，我會用我混亂的邏輯給大家論證一下，但我希望大家不要被我弄糊涂了。­

為了講得更清楚，我有必要將事件描述一下。某日下午課間，鄙人手持一本《中國沒有榜樣》，悉心閱讀。我一向知道，右翼同學是對這些書毫不感興趣的。因為我沒有派別支持，所以，不論左或是右，他們的書和文章我都看，“海納百川”才能“自成一家”嘛（當然，路還很長）。嚴格說來，劉仰先生不是左翼人士，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劉先生那本書的背面內容提要寫到康乾盛世之時，中國的經濟是如何的牛逼。那同學瞟見了，來了一句與現在“有半毛錢的關系”。我問她原因，她直接拋給我“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好一個“歷史決定論的貧困”！當時我就產生了疑問：她懂“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么。（事實上，她也是后來去圖書館借《歷史決定論的貧困》這本書來看了的，我想那是她應該才明白何為“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不知她看了這篇文章，還會不會堅持自己的觀點。）然后，我就舉了一個例子：父親的錢財與子女上學受教育有關系沒有，一個人是否一生下來就能自立。而她的回答是這個例子與討論的話題“沒有半毛錢的關系”。在下口拙，只能就此打住，不然在這些“邏輯嚴謹”的尖子生們面前又要貽笑大方了。

二、兩個概念不要混淆

顯然，在這里討論的中心問題是，康乾盛世的例子與現在的關系到底是什么關系，到底是不是歷史決定論的范疇？拋開叛徒作者的政治立場，就假設“歷史決定論的貧困”是正確的。聯系這兩個“有半毛錢關系”的事物，我們來看看作者如何對歷史決定論定義的。根據作者的描述，他批判的歷史決定論是指“承認社會現象、歷史事件具有必然性、規律性、因果制約性的哲學觀點”。在這里，我們有必要抓住“必然性、規律性、因果制約性”這幾個詞，也就是說，歷史決定論講的是前者對后者的發生具有必然的決定作用。歷史決定論的中心詞在于“決定”二字上。什么是決定？用英格里士講就是“determine；decide”，起決定作用，必然無疑，肯定發生的。　　

劉仰先生引用康乾盛世的例子為何？看看《中國沒有榜樣》（這是我一廂情愿的，那些有才之人哪里會讀喲），我們就會發現，劉仰在書中全篇揭露了西方資本的無良與無德。當然，西方人認為人都是壞的，他們肯定不相信道德之類的虛貨。一個不相信道德的民族，當然也就是沒有道德的民族。劉仰引用康乾盛世之例，只為證明中國古人所倡導的道德價值觀，并與西方無德之利益和西方近五百年“恢弘”的發展凱歌作比較，突出中國人的德行，否定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觀”罷了。這里，我是看不出這個例子與歷史決定論“有半毛錢的關系”的。　　

那劉仰先生要表達個什么問題呢？還是拿我上面的父母與子女例子來說。子女之所以成才，父母起的是什么作用呢？決定？不，起決定作用的應當是子女自己，父母提供的只是一種引導和資助。父母與子女及其成長、成才是絕對不可能“沒有半毛錢的關系”的，子女或多或少會繼承他們家庭父母乃至更上一輩幾輩人的德行、教養乃至金錢財富（比如傳家寶）。以此類比，康乾盛世就是我們的父輩、祖輩或者曾祖輩，我們之所以為中國人，就是因為我們承繼了我們祖宗的文化、財富、歷史、德行等等。當然，我們的財富這類的東西不是完全繼承了的，如果繼承的有財富就是中國人了的話，那么西方列強早就比我們還要中國人了！　　

我們繼承了這些東西，并以之來促進我們的民族復興。這是祖先對我們的什么？除去決定，那關系詞就剩“影響”了。對，父母影響，子女的成才。我們承繼的祖先的東西，他影響我們民族的復興。這是影響！什么是“影響”？用英格里士講就是“affect；influence”，起作用，施加作用，有助于或者阻礙于。　　

“影響”與“決定”完全是兩個概念。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決定”也是“影響”的一部分，故而，“影響”的內涵要比“決定”的內涵寬；“影響”的外延要比“決定”的外延廣！由此看來，該邏輯清晰，極富思辨的同學，犯了混淆概念的邏輯錯誤。我的媽呀，我是很難相信的。這么優秀的人，犯這么低級的邏輯錯誤，這種錯誤只應當適合我這種邏輯性極弱的人來犯的呀，不要搶我的專利！　　

三、我的動機，我的目的　　

不論是什么學文科的學生，都很、十分、非常、相當地崇拜西方社會，并且把西方社會宣傳的東西當作“普世價值”觀來供奉在神臺上。只要是與西方不同的，他們認為就是不合理的；只要是中國人的，他們就認為是不民主的，并且極力用所謂的“邏輯”來論證一番。我們知道，邏輯論證都會假設一個前提，但這個前提是不是正確的呢？又有什么標準來證明這個前提不需要來論證呢？很難說的。　　

在這里，我不是來抄襲劉仰的觀點的。我只是想說，知識分子，特別是一些我們大學生們，總是將陳寅恪先生的那句“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掛在嘴邊。但我們可曾明白這句話的深沉含義？“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應當是建立在理性的思維之上的，什么是理性，不要因為你的觀點立場和感情好惡來評價和批判。另一方面，要批判，也應當建立在了解之基礎上，甘陽教授就在一次講座上批評了中國大學生的人云亦云病態和故作專家的丑態：“人家報紙雜志上說的是什么，我們有些大學生不假思索，也就跟著說什么……，你有沒有想過，那是你的觀點和思維嗎？那還是人家報紙雜志上說的，還是別人的思想和觀點。”（2011年3月17日晚，重慶大學虎溪大講堂系列講座，憑記憶和筆記整理）我想這絕對不是神馬“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反倒是“被綁架之思想，被強奸之精神”。　　

中國人都有一種迷信權威的思想觀念，右翼分子也有。不曉得東方哪個家伙說過：“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當作了一種宗教。”其實，我也想說那些右派認識對西方的信仰，難道不是也當作一種宗教來推崇的嗎？所謂“信仰”，就是全心全意的信賴與崇敬，并為之奮斗，而不是投機于其中。我們最近在學西方法律思想史，應該明白信仰的意涵的。但是，有些人呢，卻拋棄自己的信仰，轉向“異端”。這里，我們來看一段某些人所崇敬的來自“普世價值”國度的人所言吧。　 　

美國第一位總統，被譽為美國“國父”的華盛頓說過一段話，放在這里與這些人共同學習一下。1796年，喬治·華盛頓總統卸任時有一個告別演講，其中一段話是這么說的：“一個國家對另外一個國家熱情的篤信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罪惡。……這會讓那些野心勃勃、腐化墮落、受到迷惑的國民獻身自己喜愛的國家，反而背叛或犧牲自己國家的利益，卻沒有絲毫反感之情，有時甚至頗感自豪；……”我們為何不認真聆聽一下美國國父的這一高見呢？　　

 我們中國有五千年得歷史文明，在近代以來受了難，中國人民在抗爭中選擇了黨的領導，贏得了民族獨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吸收世界文明成果，融合中華文化，走自己的路，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方式。為何要以西方的無道為榜樣呢？進入新世紀，當老外在在解決問題時，向中國人取經，我們卻要把一些哄騙小孩子的“普世價值”觀當作靈丹妙藥，而不從自己的文化中汲取營養。我們情何以堪呢？

最后，我們還是來聽聽百歲老人季羨林先生在生前面對世界出現的種種難題給我們的答案吧。“只有中國文化能克服，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

Ps：希望我的邏輯沒把你們的邏輯攪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