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的故事家喻戶曉,溫故知新也很有啟示。近日在讀金一南所著《苦難輝煌》,這是一部關于中國早期黨史的書,長征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們以前學習這段歷史的時候,大都接受了一種觀點: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金一南在他的著作中很明確地告訴讀者,“北上抗日”是后來賦予的,在長征剛開始的時候,乃至長征開始后較長時間里,方向和目的地,并不明確。
紅軍被迫開始長征是因為軍事失利,當初叫戰略轉移,去哪里,要走多久,并不很清晰。最初有計劃去“湘西”,在那里建立根據地,這一計劃未能實現。西歷1934年12月15日,中央紅軍到達貴州黎平,18日,政治局召開“黎平會議”,會議決定建立“川黔邊”根據地,這一計劃同樣未能實現。一個月后召開的“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非常重要的轉折,它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決定,紅軍要在“川西北”扎根,這個計劃也未能實現?!白窳x會議”后約20天,中央政治局召開“扎西會議”,把紅軍的立足點定在“云貴川邊”?!霸鲿h”之后4個多月,西歷1935年6月,紅軍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會和,隨即召開了“兩河口會議”,會議決定要建立“川陜甘”根據地。到這時,長征的目的地已經變了5次了。
西歷1935年9月,按照我們現在對歷史的了解,紅一方面軍的長征已經到了快結束的時候,但是,當時的紅軍包括毛澤東,并不清楚這一點。9月12日,政治局在四川俄界召開會議,討論張國燾的錯誤。紅軍“北上”在此之前已經定了,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的重大分歧之一就是,中央紅軍要“北上”,張國燾要“南下”。雖然“北上”是明確的,但是,在“俄界會議”上,“北上”要去哪里,依然不明確?!岸斫鐣h”雖然提到了陜北,但是,當時的陜北只是可供選項之一,而且是過渡性的,最終目標是想打到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建立根據地,而具體地點依然不明確。如果我們按照歷史書的結論,認定中央紅軍在西歷1935年10月19日到達吳起鎮率先結束了長征,那么,我們就必須承認,在中央紅軍率先結束長征前1個月,中央紅軍及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當時并不知道這個結果,他們甚至不知道長征還要走多久、走多遠。那么,在“俄界會議”之后的一個月里,究竟發生了什么,讓中央紅軍最終確定了自己的目的地?
紅軍從江西開始長征,蔣介石把紅軍稱為“流寇”,事實上,紅軍多次差一點真的成為“流寇”,甚至差點重蹈石達開的命運。在長征過程中,紅軍面對的是蔣介石軍隊的圍追堵截,軍事斗爭的目的是盡快擺脫困境,還有就是面對崇山峻嶺、江河溝壑,以及偏遠地區的民眾。紅軍當時與外界的聯系非常有限,對于中國國內外發生的很多大事幾乎一無所知。這種閉塞狀態的好處是,紅軍擺脫了共產國際和蘇聯的遙控,開始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并在中國的實踐中,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閉塞也有壞處,就是對天下大勢缺乏了解,也就難以對自己的行動方向和目的地有準確的判斷,顯示出一定的盲目性。
金一南的《苦難輝煌》一書,除了有宏觀的歷史,也有很多生動的細節。書中提到,“俄界會議”后一周左右,中央紅軍攻占甘肅岷縣的哈達鎮,繳獲了一批軍糧,紅軍決定就地休整。毛澤東特地找來了偵察連長,就是后來著名的38軍軍長梁興初,讓他去找點“精神食糧”。很顯然,由于長征將近一年,毛澤東通過報紙了解外部世界的渠道受到了阻礙,因此,毛澤東給偵察連長梁興初的任務就是,找一些近期的報紙和雜志。梁興初立即帶人前往當地郵局,找到了一批報紙。其中有一篇文章,成為毛澤東和中央紅軍的“重大發現”,也就此決定了長征的最后目的地。
在梁興初找來的報紙中,有一份2個月前的天津《大公報》,上面刊登了閻錫山的講話,閻老西的講話指出:全陜北23個縣,無一不被赤化,完全赤化者8縣,半赤化者10余縣。閻老西根本不會想到,他的這番話登在報紙上,居然成為資訊貧乏的中央紅軍極為重要的信息來源。幾天后,西歷1935年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榜羅鎮會議”,決定改變“俄界會議”的決策,放棄“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的原定計劃,把陜北作為最終目的地,并以此來領導全國革命。歷史的重大決策,就是在這樣的不經意間決定了。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吳起鎮,率先結束了長征。毛澤東著名的詩詞《七律-長征》就是在這段時間里寫下的。
紅軍不怕遠征難,
萬水千山只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
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軍過后盡開顏。
我們有理由說,在一個月之前,毛澤東還不知道長征將要結束,因此,在一個月之前,毛澤東也不可能寫下這首詩。這首詩標志著毛澤東終于確信,長征結束了,新的事業將要開始了。但是,閻錫山無意中充當紅軍的情報員,消息也并不充分。中央紅軍不知道,當時的陜北紅軍正在搞肅反,陜北根據地創始人劉志丹已被關押。中央紅軍到達陜北之后,立即糾正的肅反的錯誤做法,釋放了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人。中國共產黨由此將團結抗日作為自己新的目標。
西歷1935年底,毛澤東寫下《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其中寫道:“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時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它向11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11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BR> 重溫這段歷史,我們能從“溫故”中“知新”嗎?我想,對于當今中國的現實來說,我們通過這段歷史可以得出的結論是:走彎路并不可怕,遭遇挫折和失敗并不可怕,犯了錯誤也不可怕,一時找不到明確的方向也不可怕。只要我們不斷地總結教訓,不斷地從錯誤中汲取經驗,正確的道路和方向總是能夠找到的。而所謂正確的道路和方向,它的判斷依據就是全中國的利益,就是符合全中國民眾根本利益的選擇。像張國燾那樣,就是把個人利益放在了整體利益之上,所以,他不符合全中國的整體利益。只要我們擁有堅定的信念,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富強,不管有多少艱難險阻,我們總能找到正確的方向。陜北蘇區是長征的終點,也是另一個長征的開始。新的開始不會徹底否定過去,而是要站在過去的肩膀上。牢記歷史,就是牢記過去的經驗教訓;牢記歷史,就能使我們的未來有更大的成功把握。今天,我們同樣在一個終點同時也是一個起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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