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就是請客吃飯
左派經常指責群眾覺悟不夠，只懂得提出一些經濟要求，覺得工人為了漲工資是不“革命”，不“徹底”。甚至站在工人對立面上，反對工人成立自己的工會。他們覺悟這么高，怎么不見有行動呢？他們還經常抱怨群眾落后，說周圍的人都不關心政治，只知道上班、吃飯、生孩子，然后死亡。一派悲觀語氣。其實，真正落后的不是工人農民，而是左派自己。
上班、吃飯、生孩子，都是人類的最基本的社會存在，就是由它們決定了人們的思想意識，并不是什么庸俗的事。中國明代有一位大哲學家叫王艮，他曾經說過，“百姓日用即道”，就是百姓日用就是道，所以，吃飯睡覺、生孩子就是階級斗爭。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就是請客吃飯。吃飯，是人最基本的需求；誰來請客，請什么人，則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大問題。在私有制社會，都是奴隸請主人吃飯，農民請地主吃飯，雇員請資本家吃飯，一部二十四史，就是如何制造人肉宴席的歷史。所以才要革命，掀翻這人肉宴席，改變這種不平等的關系。在封建社會，革命是“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該換一換位置，輪到你們請客啦！社會主義社會是“按勞取酬”，就是沒人請客，AA制；再然后是“按需分配”，吃飯不要錢啦！
其實馬克思主義不就是這樣說的嗎？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序言中，對運用到人類社會史的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做了如下的周密說明：“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建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如果我們看不起群眾，就是跟劉少奇唱同一個調調。劉少奇在《人的階級性》里說：“由于農民長期附著在土地上進行散漫的、獨立的、簡單的、自給的、彼此不大互相協作的生產，和他們簡單的獨立的生活樣式，以及他們對于地租勞役的負擔等，就養成農民的散漫性、保守性、狹隘性、落后性，對于財產的私有觀念，對于封建主的反抗性及政治上的平等要求等等。這就是農民階級的特性。”這篇大作沒有收進《劉少奇選集》。他還說，工人階級是一把破椅子，不能依靠，必須經過他的“修理”才能“依靠”。毛澤東反對他這一套，經常說：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上班、吃飯、生孩子，就是最基本的社會存在。不是說僅僅關心這些就夠了，而是說這些里面就有政治，并且出政治。離開了那些的政治都是無源之本，正是在這些中間，人們結成了一定的生產關系，建立了上層建筑，并形成了人們的思想意識，并因此有階級、有階級斗爭，才有政治斗爭。那時工人最最關心的政治恰恰是大多數知識分子所不明白的，也是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不能贊同為工人階級優秀品德的。工人農民雖然不明白什么唯物主義唯心主義，但是他們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選擇了革命的方向。工人農民眼最亮、心最紅，他們知道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凡是以為自己比人民更高明，不管他是知識分子也好，是革命左派也好，到頭來總要鬧歷史笑話。
例如，解放軍的戰斗意志和犧牲精神，舉世公認。對此，西方不少政治家和史學家將其解釋為'洗腦'的結果，歸結為純意識形態現象；而近年來則解釋為國家利益，這都是瞎扯。有人以為吹個“集結號”，就可以忽悠我們的戰士去流血犧牲了，歷史上沒那回事。解放軍的覺悟沒有這些高人這么高，智商也沒有這些高人那么低。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國民黨起義官兵為什么打得如此英勇頑強，原因在于在舊軍隊里，他們受到了深重的階級壓迫，是共產黨讓他們翻了身，讓他們有了二畝三分地，中國志愿軍打仗是為了保衛這二畝三分地。
知識分子在到工人中去前，心中的工人階級的英雄形象不是別的，其實就是他們自己，他們實際是拿自己來衡量工人階級，好像只有像自己那樣才最先進，一旦看到實際工人并不是像自己那樣，就迷惑不解了。有的人就這樣認為以前聽信了毛主席的話是上當受騙了，認為工人階級沒有什么先進性可說的，其實是他們帶著成見去工廠，又不愿反思自己，結果什么都沒有學到。
如果左派離開了上班、吃飯、生孩子，離開了階級與階級斗爭，不談打倒地主資本家，把政治工作僅僅啟蒙、教育群眾，甚至要求人民群眾為了革命利益和國家利益（實際上是為了革命小派別的利益）放棄上班、吃飯、生孩子的權利，就一定會走到人民的反面，就從唯物主義轉到唯心主義了。
例如格瓦拉的失敗就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在人民暫時未有革命要求時，輸出革命。需要說明的是，格瓦拉學過毛澤東的游擊戰理論，他提出的“游擊中心”論卻又有一些不同之處，其中特別強調少數精英的作用，認為到處游擊示范便可讓民眾一涌而起推翻反動政府，而很少注重根據地建設和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格瓦拉最后近一年在山區到處游動，他想“解放”的當地農民對其卻非常冷淡，沒有一個人參加游擊隊，甚至向政府軍告密。這支隊伍成了無水之魚，人越打越少，能堅持那么久全靠頑強的毅力和信念支持。切是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但離徹底的唯物主義還很遠。
文革中的造反派也往往犯了這個錯誤，人民群眾都知道革命的高潮結束了，革命要暫時退卻，但他們總以為自己比人民群眾要高明。所以毛澤東回答北京學生造反派領袖說，“最怕脫離工人、農民、戰士，脫離生產者，脫離實際，對修正主義警惕性不夠，不修也得修”。毛澤東要他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多人心里還不服。當時文革左派的理論則認為精神決定物質。林彪說，思想是原子彈，只要掌握了毛思想，飯可以不吃，覺可以不睡，他認為人的精神能量是無限巨大的。張春橋等文革新貴經過文化革命，權也有了，官也當了，是不愿再發生革命了。他們開始是鎮壓革命，后來為了改變自己的處境，就不顧大多數人怎么想，要人為地制造一場“革命”，成了極左派，脫離了人民群眾。
實事求是，說來容易做來難。自從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建立以來，一百五十多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史，第一國際變修了，第二、第三國際也變修了，許多共產黨的革命家、理論家，包括寫起理論文章來頭頭是道的“28個半布爾什維克”，最后不是往往走到了唯心主義的道路上嗎？即使是真心擁護毛澤東、擁護人民的左派，不也干出了許多脫離實際甚至違背人民利益的蠢事嗎？而真正提出革命要求，代表革命方向的，卻往往是底層的人民群眾。這難道不是很發人深省嗎？
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應如何評價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我們應該如何從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吸取經驗教訓？社會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斗爭究竟是如何展開的？資產階級在哪里？如何鑒別它？如何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如果無產階級專政很容易蛻變成資產階級專政，那么怎樣才能防止它？怎樣識別無產階級專政是否已經蛻變成資產階級專政？如何認識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所有這些理論問題，并沒有真正完成，其已有的實踐，還充滿著扭曲、謬誤和失敗。革命如果要鳳凰涅盤、浴火重生，就必須面對這樣的挑戰，澄清原有理論遺產中的含混和不足，直至推進理論范式上的革命，而不止是滿足于重復原有的那些高度概括性、高度符碼化的表述。而最應該理清的是這條：革命就是請客吃飯。
20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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