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與王彬彬：誰的學風問題？(2010-03-27 02:19:4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0f38830100h79o.html
轉載標簽：王彬彬學風學術剽竊腹議反抗絕望汪暉文化 分類：文化雜談
趙牧
王彬彬批評汪暉的“學風”的文章，在網上掀起了又一輪討論學術不端的高潮。毫不諱言，汪暉是我頗為仰慕的一位學者，但當我聽到這個消息的第一反應卻不是為他辯護，而是感到一種悲涼：哪怕對當前學術的圈子化、利益集團化有不少腹議，但總覺得自己是一個嚴肅的有思考的人，認真地寫著自己既關注內心又關注社會的文章，即使這些文章在發表時因為種種學術弊端而遭遇到了重重困難，但仍然堅信學術乃一項莊重的事業。像汪暉這樣在我心目中頂尖的學者也“剽竊”的話，自己仍孜孜以求的學術夢還有什么意義可言呢？
我于是上網搜索到了王彬彬的那篇正被熱議的文章，并對照汪暉那本被批判的《反抗絕望》的書認真閱讀起來。應該說，我的閱讀是帶著疑問的，我不想一下子就將自己推向絕境，不想一下子就因為別人的判斷就真的絕望起來。我想看看到底他的問題有多嚴重。如果真的存在“剽竊”問題，我想我該重新思考到底還有沒有必要在學術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必要了。
真的絕望到來的時候，我想我是沒有“反抗絕望”的勇氣的。
此外，對于王彬彬，我是有所了解的。他應該是我的師輩，而且看過他的大部分文章。我一向覺得他的文風凌厲，尖銳而有力，而且頗有頗有文采，大江大河，一瀉千里。他的文章，大致只能分為兩類，一類是罵毛的專制集權，罵革命無所不在的非人道的暴力；二是罵人，罵別人的文章不好。前一類的罵，基本上是跟主流意識形態一個腔調，是1980年代以來將革命污名化的陳詞濫調的一部分。其所謂革命就是非人道的，這一類觀點不知道多少人說過了，王彬彬不加反思地繼續重復，這卻是我覺得是有些不盡如人意的。后一類罵人，也許顯出了他的個性，甘愿做個學術清道夫，這是頗有勇氣的，我們這個社會的學術，還真的是有問題，多一個罵街的，也不是完全沒好處，而且像他這樣已經成為學術大腕的人，是有人給他提供罵街的平臺的。不像我們這些小字輩，所有的不滿，只有腹議的份。
但有一點，罵街的同時，總要先表白一番自己的無辜，自己的清高，似乎也沒逃脫這一類罵街文章的敘事成規。任何文體，看似千變萬化，但其實都有自己的習得的敘事成規，罵人的文章就是這個成規，首先要將自己撇清，要自己裝扮成圣人，之所以要罵，不是處心積慮地要罵，而是因為某種偶然性因素，而之所以這偶然成為必須，是因為出于某種公心，如此等等。比如這次罵汪暉，先說《反抗絕望》是汪暉學術上的“第一桶金”，為他贏得了廣泛的聲譽，而自己卻從來不看的——這用來表示自己的不屑，但卻也未必是是正常的學術態度，他是搞學術研究的，而且確實寫過關于魯迅的文章，對這么一本有影響的著作，不看不代表水平高，而是代表不懂得學術規范，因為有一種聲音先于你存在了，在理不在理都應該有分辨的義務，不然如何證明自己的研究是否別人的重復呢？
然后，王彬彬說現在看了這本書了，是很偶然的，但卻也是出于公心：以正視聽，免得謬種流傳害人不淺的現象繼續下去，因為他的學生不斷在寫文章的時候要參考這本書。所以說，這非常符合批評文體的敘述慣例，也就是俗套：罵別人的同時給自己戴個高帽子。他這次接受采訪時候說，他就納悶為什么網上的很多評論不沖著小偷卻沖著他這個抓賊的人——的確是有些人在對他這個抓賊的人說三道四了，但這有關抓賊的自我定位，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實際呢？我在對照汪暉的原著讀了他的這篇辯難文章后，發現他的確有一種抓賊的心思，但可惜選錯了對象，為了抓賊而抓賊，結果在批判別人學風的時候，卻無意中暴露了自己的學風的不端。
對此，我想如果逐條羅列的話，是費時費力的，而且寫這樣的文章，我也明知道不可能發表，換不來學術GDP的增長，反倒有可能得罪人，自毀長城，自斷后路，但我卻因為要說服自己繼續從事這一個行當，卻也不能不任著自己的性子說上一兩句。所以，我就選擇一則王彬彬對汪暉最嚴重的指控，來談談究竟是誰的學風出了問題吧。那么，且看被王彬彬指責汪暉將勒文森著作中有關梁啟超的論述直接置換為魯迅的那段：
“魯迅的著作是將一種文化中所包含的技術結構、價值和精神狀態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種文化的文獻記載。這種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內容：變更需要、變更榜樣、變更思想、變更理由。（《反抗絕望》第68頁）
勒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第二章，題為《傳統世界的崩潰》。這一章，勒文森這樣開頭（第46頁）：
梁啟超的著作是將一種文化中所包含的技術、結構、價值和精神狀態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種文化的文獻記載。這種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內容：變更需要、變更榜樣、變更思想、變更理由”。
作了這個羅列后，王彬彬就不無得意地說：“讀者應該已經笑起來了！汪暉只把勒文森的‘梁啟超’換成‘魯迅’，其他便‘幾乎’是原原本本地抄錄勒文森”，而他之所以用了“幾乎”，實在不是為了給汪暉留些情面，而是為了下面的文章：
“說汪暉‘幾乎’原原本本抄錄勒文森，是除了名字的變換外，還有一個標點符號的差異。勒文森的“技術、結構”，在汪暉手里變成了‘技術結構’：‘技術’與‘結構’之間的頓號沒有了，這可能是匆忙間的疏忽。但‘技術、結構’是兩件事；而‘技術結構’則變成了難以理解的一件事。——汪暉的剽襲，總是有意無意地損害原文”。
看了這段，不由得不佩服王彬彬遣詞造句的“語文”功夫實在了得，而且排兵布陣處處包藏殺機，他的“幾乎”，既強調了“名字的變換”，又追加了一個“剽竊”得“匆忙”乃至在“標點符號”上出現“疏忽”，并且因此而“有意無意地損害了原文”。從王彬彬對“技術”、“結構”及“技術結構”的有板有眼且煞有介事的分析中，他的這篇指責“汪暉的學風”的文章，是寫得相當從容的，也就是不可能會有“匆忙間的疏忽”這樣的問題的，既如此，那么，他在引述汪暉的文章時，避而不談相關的注釋，并且隱去緊隨其后的帶有轉折性質的表述，則顯然是蓄意為之了，但也正因此，讓人覺得他挑剔別人“學風”的文章，其實正犯了學風不夠端正的毛病。這里，我們不妨將原文粘貼在下面：
魯迅的著作是將一種文化中所包含的技術結構、價值和精神狀態完全或部分地引人另一種文化的文獻記載。這種文化引人包括四部分內容：變更需要、變更榜樣、變更思想、變更理由。① 與梁啟超等人不同，魯迅的這種以民族文化改造為根本目的的文化引人主要是以否定性的方式進行的，即是以抨擊與批判傳統文化的方式進行．而不是以系統的介紹方式引人。正是經由魯迅及其同伴的努力，西方現代文化的一些基本價值觀念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逐步改變了傳統文化的內部結構，從而在根本上影響了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歷史發展。（《反抗絕望》第68-69頁）
這段引文中標注的“①”是個腳注，其內容是“列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第46頁”。如果沒有王彬彬的指出，一般的讀者自然就會以為這是列文森在一本專論梁啟超的書中旁及魯迅的觀點，但若細心一點，卻不免疑惑，這是一節文章開頭的話，此前的行文中并沒有提到梁啟超，怎么會突兀地出現“與梁啟超等人不同”的轉折呢？現代漢語的表達習慣，通常用這樣的轉折來突出將要論述的核心觀念，而前面往往是戴的一個帽子，如果說帽子上寫有梁啟超的標簽的話，這番轉折才符合邏輯，不然的話，就會直覺到文氣不夠順暢，表達不夠清晰。這是低級的錯誤，但卻讓人費解，因為這很不符合雖有幾分“晦澀”但卻特別注重行文起承轉折關系的汪暉的文風。感謝王彬彬查閱了“勒文森”（汪暉的文章中用列文森，這種差異應該是同一個英文名字的不同翻譯）的原文，原來是論述梁啟超的一段話。因為有了前面的疑惑，而又看到這段原文的話，我想我最直接的反應應該是，汪暉或者該書的編輯“可能是匆忙間的疏忽”，而誤將“梁啟超”寫成“魯迅”了。并且如此訂正一下的話，原來突兀的地方，便略微有些順理成章了。
當然，這樣還可能有問題，即是在“與梁啟超等人不同”之后，出現了“魯迅的這種以民族文化改造為根本目的的文化引人”的表述，也可能讓人覺得汪暉前面的確是說“魯迅”而不是說“梁啟超”。不管怎樣，假若認真閱讀這段文字的話，最大的疑惑應該來自書寫或編輯疏忽，但王彬彬卻首先不從這一角度考慮問題，而是直接認定汪暉“很忽視魯、梁二人的差別”，“將對一頭熊的認識用于對一只虎的判斷了”。
魯迅先生論及《紅樓夢》的時候曾經說過，“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所以，王彬彬既然以學術清道夫自命，從最有可能的書寫或編輯疏忽中看到最嚴重的學術品德問題，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他為什么在行文中對汪暉對列文森的注釋只字不提呢？事實上，他就是根據汪暉的注釋才找到列文森的這段被“幾乎原原本本地抄錄”的話，但因為他的只字不提，不但給人一種汪暉做賊心虛的印象，而且讓人以為他是看到汪暉如此論述魯迅而想起了勒文森曾經這樣對梁啟超論述過，并進一步翻出勒文森的書，或者是大海撈針，或者是憑借牢固的閱讀記憶，將那段話從書中找了出來。如此，汪暉“剽竊”的罪名，在王彬彬預期的閱讀效果中，應該是板上釘釘百口莫辯的了。
在此基礎上，得出汪暉“很忽視魯、梁二人的差別”，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然而正如鐘彪以及我們上面的較完整的引文所指出的，汪暉此后的論述重點恰恰就在“魯、梁二人的差別”上。或者汪暉的論述本身是有問題的，或者他花了大量的功夫，仍然沒讓我們看出魯迅和梁啟超的差別所在，這是很可詬病甚至批判的，但王彬彬卻只在無視汪暉的注解的前提下引述他半句話，并由此而出正義凜然的結論，就不由得不讓人懷疑，他這篇指責別人學風的文章，其實本來就是學風不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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