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桃3壓方塊A:“冒牌教授”給方舟子上一點育種常識課
易 里
因為寫了幾篇質疑轉基因主糧的文章,最近得知方舟子在他的博客中把我稱作“冒牌教授”。既然方舟子如此看得起我,我也不能不給面子。
在這里我將去年在自己博客上發過的舊文一篇貼出來,一是作為對方舟子的“回禮”,二是也讓大家評判一下我這個“冒牌教授”給方舟子上課的水平?! ?/p>
此次發射的神舟七號飛船因搭載了我單位的一些生物材料,引起了我對我國航天育種進展情況的關注。幾天前我用“航天育種”這個詞在網上進行搜索時,一篇針對“航天育種”的“打假”文章刺激了我的眼球,并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一個留美生化博士,一個先后在美國幾所大學做過分子遺傳學博士后研究的人,對遺傳育種學科的認識竟顯露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幼稚,這到底應該歸于無知還是應該歸于無恥呢?
“打假”人是被稱作“打假狂人”的方舟子。其對“航天育種”的“打假”方式是以《揭穿謊言:釋疑“航天育種”》為標題,以分段附加“按語”的形式對《科學時報》的一篇報道《釋疑“航天育種”》(以下簡稱《釋》文)的實事、觀點進行質疑或批駁?! ?/p>
以前我并不知道有個方舟子,因而對他的情況不了解。從他對“航天育種”的“打假”套路來看,他的“打假”至少有四個特點:一是偷換概念,望文生義;二是先預設目標(“假”),然后搜集“證據”,在懷疑一切研究過程的同時卻又一字不漏地為所謂“定論”背書;三是身陷“還原論”思維桎梏不能自拔,不知系統辯證思維為何物;四是膽子大,敢說外行話。
本博客原本打算褪去自己的專業身份,另辟專業研究之外的空間以回避紛擾、修心養性。然而,鑒于方舟子在航天育種和生命科學理論方面的淺薄與癲狂,我不得不告訴朋友們,方舟子有關“航天育種”的謬論完全在我的“射程”之內。本人認為很有必要對其實施“精確打擊”,而且自感責無旁貸?! ?/p>
本文擬以闡述幾個問題的方式對方舟子有關“打假”航天育種的錯誤言論進行批駁,也算是給方舟子上一點遺傳育種常識課吧?! ?/p>
1.沒有正確的概念就不會有正確的推理和結論
概念是邏輯推理的基礎,沒有正確的概念就不會有正確的邏輯推理和結論。在《釋》文中,劉錄祥院士指出:“航天育種是我國開創的研究領域,沒有國際可比性,所以不適宜說我國在這個領域上國際領先,但我國的確在這個領域取得了國際領先水平的研究成果?!贬槍@一表述,方舟子質疑:“既然沒有‘國際可比性’,這樣的‘國際領先水平’又有什么意義?”
我不知道方舟子憑什么認為這樣的“國際領先水平”沒有意義,大概是因為他認為這里所說的“研究成果”沒有可比性吧。可是方舟子應該清楚的是,這里的“沒有國際可比性”顯然是就“誘變手段”而言的,而取得的“國際領先水平的研究成果”既可以是誘變理論方面的,也可以是品種產量、品質方面的,因而盡管在“誘變手段”上“沒有國際可比性”,但取得“國際領先水平的研究成果”仍然有太多的邏輯出口。顯然,方舟子把“(太空誘變技術)國際領先”和“國際領先水平的研究成果”混為一談,犯了“望文生義”或“偷換概念”的錯誤。
2.“太空育種”與其他誘變方式相比真的沒有什么優勢和特別價值嗎?
方舟子認為:“別的國家不做這樣的實驗,因為根據現代生物學理論,看不出‘太空誘變’能比其他誘變有什么優勢,更看不出它能比基因工程有什么優勢,因此做‘航天育種’也就沒有什么特別的價值?!薄 ?/p>
方舟子把“別的國家不做這樣的實驗”歸結于“現代生物學理論”,并且“根據現代生物學理論,看不出‘太空誘變’能比其他誘變有什么優勢。”請問方舟子根據的是哪家子的“生物學理論”?又是怎樣“看不出有什么優勢”的?
我要告訴方舟子的是,“太空育種”與其他誘變育種至少有三個方面的不同:一是太空環境跟地面環境有很大的不同,太空環境是一種“微重力”、“弱地磁力”環境;二是太空的特殊環境有可能引起“誘變機理”和“誘變結果”的不同。用傳統的γ射線處理種子或其他生物材料時,誘變過程往往表現為對染色體的破壞作用,極易造成“致死突變”或大量“染色體結構變異”(通常不能被利用或不能被直接利用)而降低輻射誘變的有效性。在太空“微重力”和“弱地磁力”條件下,誘變并不表現為,或至少不主要地表現為對染色體的破壞作用,因而極有可能是通過染色體或蛋白質(酶)“構象”的改變,造成基因復制、轉錄、表達過程的一系列變化或蛋白質(酶)功能性質的變化。這種變化對誘變對象在遺傳、生理、生化、代謝、發育等方面影響的廣泛性和深刻程度很可能是方舟子所堅守的“理論”所無法設想的;三是由太空環境所引起的誘變機理的可能變化,很有可能導致人們對基因、細胞質和外界環境三者關系和遺傳方式的重新認識,具有重要的理論探索價值。以上三個方面的不同和“太空育種”已經取得的實際成果,難道還不能說明太空育種所具有的優勢和特別價值嗎?
3.米丘林-李森科的理論并沒有死亡
方舟子說:“只有中國熱衷于搞這種沒有意義的‘國際領先’,大概跟受米丘林-李森科主義的影響有關,有的中國生物學家至今還迷信‘環境能誘發有益變異’。我曾經看過一本大躍進時期出的宣傳畫冊,里面就已提到蘇聯衛星上天,人類可以用太空育種創造出神奇新物種。只有中國還在試圖實現這種過時的神話?!薄 ?/p>
方舟子作為生化博士和做過分子遺傳學博士后研究的學者,知道遺傳學上有個“米丘林-李森科主義”是很正常的。但學術界通常不把科學問題“意識形態化”,因此,學術界通常不說“米丘林主義“而常用“米丘林學派”。與“米丘林學派”相對應,還有一個學派叫“摩爾根學派”。在遺傳學的發展過程中,摩爾根學派的確曾經一度“戰勝”過“米丘林學派”,但“米丘林學派”的理論并沒有就此死亡。隨著現代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的不斷發展,很多非孟德爾遺傳現象正在向“米丘林學派”理論尋找出路?!懊浊鹆謱W派”與“摩爾根學派”的根本分歧在于一個重視“環境”對遺傳的影響,一個強調“基因”對遺傳的影響?!碍h境”對遺傳的影響可以認為主要是通過對細胞質的影響實現的,按照目前仍處于主流地位的“摩爾根學派”的基因理論,環境引起的變異是不能遺傳的,只有基因改變引起的變異才能遺傳。方舟子顯然選擇了支持處于主流地位的“基因決定論”。但是隨著分子生物學的進展,一種不改變DNA序列,只通過對DNA的某些部位的“甲基化”修飾就能改變其遺傳性的“表觀遺傳”現象,使方舟子支持的理論受到了嚴峻挑戰,請方子舟務必了解一下這個正趨 “熱門”的前沿知識?! ?/p>
“表觀遺傳”現象的發現,在分子水平上證明了不改變DNA順序(遺傳密碼)也能改變遺傳性。事實上,在“表觀遺傳”現象發現以前,人們通過育種實踐已經積累了很多事實支持米丘林的“環境影響理論”。比如育種工作者通過無性雜交(嫁接),在嫁接植株的有性后代中得到了遺傳性狀發生改變且能穩定遺傳的后代或新的優良品種;又比如用摻有殺死了的異種花粉的混合花粉授粉也得到了遺傳性發生改變的后代,再比如轉基因之后的非孟德爾分離現象等等。盡管有這么多事實支持米丘林的環境影響論或細胞質影響論,但方舟子還是不可能弄懂的,因為他的思維方式決定了我不可能在這里讓他徹底醒悟,我也沒有義務讓方子舟獲得更多的遺傳學、育種學和科學哲學方面的知識。
從上面的分析闡述中不難發現,方舟子不僅不具備對航天育種說三道四的基本知識和素質,而且更缺乏起碼的科學態度和道德修為。從他不顧自己從“大躍進時期出的宣傳畫冊”上所看到的“人類可以用太空育種創造出神奇新物種”的“神話”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變為現實(至少已經獲得新品種)的客觀事實,而先入為主地全面輕蔑“大躍進”、“文革”、“蘇聯”的態度來看,他的“打假”不可能是為幫助人們鑒別科學真偽而采取的俠義行為,而很可能只是為服務某種意識形態或為謀取某種利益而發出的一種“自殺式”鼓噪罷了。
4.“有益突變率”提高了就能說明這是“定向誘變”嗎?
針對《釋》文中的突變率問題,方舟子反駁道:“70多種植物的40多公斤種子,也就是說平均一種植物的種子只有半公斤,以如此少的種子,能獲得如此多的有益突變,不是證明了‘定向誘變’了嗎?不是推翻了現代生物學‘突變不管是自發還是誘導的都是隨機的’定論嗎?看來中國的第一個生理醫學諾貝爾獎要在其中產生了?!薄 ?/p>
不知道方舟子采用的是一種什么邏輯,試問你憑什么說40多公斤種就是“如此少”?你知道一公斤芝麻種子有多少粒嗎?你知道一克煙草種子有多少粒嗎?少量種子經過太空誘變能獲得比較多的有益突變并不說明這種誘變就是“定向誘變”,因為在太空環境下很可能因為總突變的增加而使得有益突變率也跟著提高了,這怎么能說明太空誘變就是一種“定向誘變”了呢?
為了說明方便起見,在這里我們假定用傳統的γ射線處理種子時的總突變率為50%,同時假定總突變率由25%“有益突變”和25%“無益突變”兩部分組成;又假定“太空誘變”時總突變率為80%,其中40%為“有益突變”,另有40%為“無益突變”。太空誘變的“有益突變率”40%相對于γ射線誘變的“有益突變率”25%顯然是提高了,但兩種誘變的“有益突變率”在總突變中所占比例卻都是一半,即兩種誘變方式產生的突變構成——“有益突變”與“無益突變”的比例并沒有絲毫不同。請問方子舟你還認為這是定向誘變嗎?還要給我發諾貝爾獎嗎?
至于方舟子還認為“什么叫‘對農業生產有益’缺乏明確的定義”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因為業內人士都知道什么叫“對農業生產有益”。
5.把地面試驗說成“后天獲得性”是百分之百的外行話
《釋》文指出:“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的專家說,航天育種研究也在他們那里進行地面試驗,為的是探知輻照對種子突變的機理,并且取得了進展?!贬槍@位專家的說法,方舟子說:“上述實驗和問題無關,是屬于‘后天獲得性’,不是誘變。該專家在此以上述實驗做為證據,說明他的確是迷信‘后天獲得性’能夠遺傳的。”
到這里,方舟子已經完全是信口開河了。業內人士都知道,說到底,太空誘變只不過是一種新的誘變手段罷了,誘變之后還必須在地面對眾多變異進行選擇和鑒定,這是任何育種工作都不可缺少的必要程序,這個必要程序的作用就是要區分和鑒別“太空誘變”得到的變異到底哪些是可遺傳的,哪些是不可遺傳的,哪些是有利用價值的,哪些是沒利用價值的。至于在地面研究經太空誘變的種子在遺傳、生理、代謝、發育等方面的地面效應,實在是誘變機理研究的題中之義,根本不需要“后天獲得性”一說。
6.科學需要懷疑精神,但不要把懷疑精神用錯了地方
任何成功的科學家都具有懷疑精神。應該說方舟子也是具有懷疑精神的,只可惜他的懷疑精神只用在別人試驗的每一過程中,而沒有用在他所堅信的“定論”上。在對航天育種質疑的整個過程中,方舟子之所以都能顯得“理直氣壯”,是因為他始終堅持了一個“絕對真理”:“不管誘變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其結果都是一樣的,都是改變了染色體、DNA的序列或化學結構。”因此他覺得航天育種“沒有什么奇特之處,不可能創造出奇跡?!薄 ?/p>
作為生化博士,方舟子不可能不知道,DNA 或蛋白質是一種具有復雜結構的生物大分子。染色體就是染色質線(DNA和組蛋白) 經過多次螺旋纏繞形成的高級結構, DNA在進行復制或轉錄、表達之前,首先要解開螺旋。染色體的不同部位的螺旋化程度是不一樣的,因而解螺旋的次序、速度也是不一樣的,這種解螺旋的快慢、次序與解開程度是生物個體的一種既定“秩序”,在太空“微重力”條件下,這種解螺旋的“秩序”就有可能發生改變,從而導致生物的遺傳特性發生改變。顯然,方舟子對這些道理是缺乏深入了解的,因為他始終堅持著那個“絕對真理”。需要重點說明的是,解螺旋過程并不涉及DNA順序(密碼)和化學結構的改變,為什么也有可能導致遺傳特性的改變呢?因為生命活動并不僅僅決定于DNA,也取決于細胞質和外界環境。當解螺旋的既定“秩序”改變時,基因的表達順序、時間和表達量也有可能跟著改變,甚至由于蛋白質(酶)構象的變化,也有可能使酶的功能性質發生根本性改變,從而改變它所催化的反應性質并改變細胞質的組成。大家知道生命體是一個復雜的有機整體,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系統效應,當這種效應被穩定傳導至下一代或更長世代時,就產生了相當于基因突變引起的遺傳性改變(在這里提醒方舟子:了解一下“母性影響”概念可能對你理解問題有幫助)。方舟子顯然秉承了西方科學的“還原論”思維而沒有系統觀念和整體觀念,知道了這一點,再看他對待中醫的態度也就一點不奇怪了。需要提醒方舟子的是,貝塔朗菲的系統論思想正是源于生命系統復雜性的啟示。希望方子舟今后在批判“航天育種”和“中醫”時適當重視系統思維和辯證思維?! ?/p>
過去我一直相信,留洋博士,特別是留美博士都是學富五車,智慧超群的“人中極品”。但是,看了方舟子在“打假”“航天育種”時的上述“背書”后,我不得不懷疑自己對洋博士的“迷信“了?! ?/p>
原來,方舟子的學識水平不過如此?!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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