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官員先富是最大的失德

論官員先富是最大的失德　　

文言論“失”系列之三　　

失德，就是失去道德，或者說是好的品行給丟掉了，變成無德。為什么說官員先富是最大的失德呢？下面我們來作些分析：　　

一，歷代共產黨官員囊中辨　　

我們先來翻一翻歷代共產黨官員的衣袋，看看他們的兜子里有多少錢。這個錢的多少，在正常情況下，一般地能夠成為辨別官員們德行的重要指標。我們還是分三個時期來說吧。就是從1921年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作為一個時期，這個時期共28年；建國后到1978年作為一個時期，這個時期也稱“毛澤東時代”，也是28年；改革開放后又作為一個時期，共三個時期。　　

1、第一個時期。　　

從共產黨成立到奪取政權的28年。這一時期，共產黨處于“非法”地位，被執政當局的國民黨稱為“共匪”。這一時期的共產黨無時無刻地防著如何才能不被當局剿滅，連安身立命都得不到保障。只能過一天算一天，明天天亮時，腦袋還在不在脖子上都不知道。那時候的共產黨官員誰都沒有錢。而且那時候提倡官兵平等，吃飯穿衣都沒有什么差別。打仗打土豪有繳獲什么的，都全部歸公，從官到兵都不能私下留一個子兒，否則就是犯錯誤。所以那時候，共產黨從上到下，從官到兵，個個都沒有錢。原來的小學課本上有一篇課文是寫方志敏的。當方志敏被俘時，兩名白軍士兵要他把錢交出來，認定紅軍中這么大的官，身上一定有不少金飾、大洋之類值錢的東西，也和他們的長官們一樣。誰知一搜身，分文沒有，只有一塊懷表。讓這兩名白軍士兵大失所望。中共的五大常委：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任弼時，也沒聽說過誰有錢。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在抗大作演講時有一張照片，兩個漆蓋上還打著兩個補丁。　　

總之，建國前的28年，共產黨的官員，無論大官小官，一律的官兵平等，一律的艱苦奮斗，一律的衣兜里沒有錢。這是基本上沒有人質疑的。　　

2，第二個時期。　　

即建國后到1978年，第二個28年。這時的共產黨奪得了政權，成了執政黨。從“非法”變成合法，從“在野”變成“在朝”。這一時期，可以說基本上是沿襲了第一時期的狀況。這一時期的共產黨官員包括非共的政府官員，他們的衣兜里有了一點工資錢，但不是很多，而且是人人都看得見，數得著的。　　

盡管這一時期黨的官員和政府官員，執掌了全國的黨、政、軍、文化、經濟等各種大權，他們經手的金銀錢財也以千千萬萬計。但是由于中央管得特別的嚴，把官員的衣袋看得特別的緊。發現有哪一個官員往自己的衣兜里哪怕是多裝了一個銅板，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兒。大大小小的運動，例如“三反”、“五反”啦，“四清”啦，甚至包括“文革”啦等等運動，相隔不久就會來那么一次。而且每一次都是發動廣大人民群眾一起來，每一次都是沖著當官的來。　　

當時最高領袖毛澤東的理念是“治國就是治吏”。毛澤東本人又是最相信人民群眾的一位人民領袖。在運動中，人民群眾人人都可以起來檢舉你、揭發你。看看你有沒有高高在上、當官做老爺的情況，有沒有不下基層、不接觸群眾、不關心群眾的生活疾苦等官僚主義作風的問題，以及生活作風上的諸如多吃多占、不勞而獲、男女之間不檢點等等問題。　　

當然，少不了還要翻翻你的口袋，看看是否多裝了不該屬于你的那幾個子兒。如果有，輕一點的，數額很少的，自覺拿出來，然后寫個檢討，來個自我批評，接受群眾批判，這是免不了要過的關；重一點的，數額大一點的，可能要受到降職降薪之類的處分；比較嚴重的恐怕得進牢房；特別嚴重的連性命都保不住，如劉青山，張子善等。而且你的官越大，功勞越大，要求就越嚴，處理就越重。　　

為什么把當官的管得如此之嚴？因為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害怕共產黨取得勝利后，當官的會變質，會變成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害怕到手的政權會在自己的手上跨掉。　　

所以，從西柏坡進北京的當天，毛澤東就對周恩來說：我們今天進京是去趕考的！又說：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毛澤東拿李自成當鏡子，是因為郭沫若為紀念李自成農民起義300周年，寫了《甲申三百祭》這么一篇文章。當時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印發延安和各解放區，作為全黨的整風學習文件。毛澤東還給郭沫若寫了信，信中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從當時保存下來的各解放區整風學習筆記可以看出，一些黨員干部拿李自成這面歷史鏡子對照檢查，收到很好的效果。一位宣傳大隊分隊長在筆記中寫道：“我們現在還沒有進城，但是已經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總想吃得好一點，穿得好一點，還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說自己土氣。要是進了城，還能不被金錢，美女俘虜了去嗎？李自成起義軍的悲慘下場，真值得我們警惕啊！”　　

在1949年3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向全黨發出了警告：“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　　

毛澤東接著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務必”：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在嚴格管教和有效監督之下，在共產黨成立后的第二個28年，也就是毛澤東時代。99%以上的官員不敢越雷池半步。個別官員不檢點，由于有廣大干部和群眾幫著看，幫著管。他們一露尾巴，很快就被揪了出來。　　

雖然如此，除了普通小官吏的收入比不上很多工人之外，中層以上的政府官員和高級知識分子的待遇還是大大超過普通工人的，更不用說那些有轎車，有保姆的高級干部了。對于這一點，毛澤東都還看不慣，多次批評“八級工資制”，還兩次帶頭削減了部分高官的工資。　　

總的說來，在毛澤東時代，黨和政府的官員，從上到下，都是靠工資吃飯，都沒有大富的。這一點，基本上也沒有人質疑。　　

3，第三個時期。　　

就是改革開放時期了。這個時期，在批判舊體制，開放搞活的理念指導下，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管理，包括對官員監管的政策措施都大大放寬了。這個時期，是一切為著發展經濟、為著金錢增多、為著蛋糕做大的時期；是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理念大行其道的時期；是把“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發展才是硬道理”等標語口號鋪天蓋地進行宣傳的時期。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又提出了“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治國方針。由于沒有限制說官員不能先富。那些大權在手，經驗、能力、信息來源都優于一般百姓的各級官員，不可避免地、迫不及待地要搶先加入這先富的行列中來。　　

特別是那些掌握人、財、物大權的官員，更是如魚得水。他們利用雙軌制，價格差，大搞投機倒把，大發橫財。80年代出現頻率最高的那個詞“官倒”，即是對官員致富的一種詬語。當時什么物資緊俏，官倒就倒騰什么。當時物資的計劃內調撥價和市場價相差很大。比如鋼材，計劃內調撥價每噸只是1000元，而市場價則高達3000元，相差兩倍，給官倒留下了巨大的利潤空間。　　

后來那些“官商們”，通過大規模地倒賣土地、倒賣礦產資源、倒賣國有資產、倒賣股票、倒賣房產等手段而暴富的越來越多。這一時期近乎無官不貪、無官不腐、無官不賄的社會現實。還有不斷上調的官員工資。所以，整體上的官員先富是這一時期的顯著特征。　　

二，官員是怎樣先富起來的　　

（一）官員先富起來大致有如下四條路徑：　　

1、“官倒”之路。　　

即利用雙軌制吃價格差，倒騰緊俏商品物資，從中牟取暴利。一部分官員因此而成為第一批先富者。　　

2、“官商”之路。　　

隨著雙軌制的逐步取消，吃價格差輕而易舉的“官倒”致富路不好走了。于是有些官員便走上了“官商”之路。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親自參股或由子女親屬操刀，辦起了各類各樣的公司或企業，從建材建筑到房地產，從礦產資源到物流運輸，從通訊電子再到金融證券，總之，哪個行業容易賺錢就把公司開到哪個行業。　　

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和政策法律的空隙橫沖直撞，甚至能夠推動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法律的出臺，從而大發橫財。通過“官商”之路所積攢起來的龐大財富以數萬億計。而且他們自己認為這些都是屬于合法經營所得。例如那位所謂著名的股份制學家，又是全國人大什么委的副主任，其老婆子女兒媳等就辦了好幾家公司，聽說其總資產早就過億。當然他這規模還算是小的了。　　

3、“貪賄”之路。　　

這條路是最危險的，也是官員中最多人走的路。為什么最危險的路，反而走的人最多？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大多數官員都不具備“官倒”和“官商”的條件，除了權力夠不著之外，許多官員夫婦雙方都是官員，而子女又未成年，也沒有適合操辦公司的其他親屬；二是由于“一切向錢看”的金錢觀念和“個人私欲”彌漫著整個社會，使得貪污受賄不但不同于毛澤東時代那樣，像老鼠過街，人人喊打而臭不可聞。反而變成了“香餑餑”，變成了人們不得不接受的行事規則，一些“著名”經濟學家也來為之開脫，把行賄受賄等一些腐敗行為說成是經濟增長的潤滑劑。　　

所以，多數官員對于行賄送來的錢往往是心安理得，多少不拒，一律笑納。甚至有與行賄者簽訂協議，約定事情辦成之后支付多少金額的。當然，這條路也只有那些手握人、財、物大權（包括審判權、司法權）的官員才能走得通。那些無權無勢的小官小吏只有送錢送禮的份，而沒有受賄的權。權錢大小也是成正比的，權越大，越值錢。成克杰不是一個批條就2000多萬嗎！　　

4、調資之路。　　

本來，正常的工資增長并不能算是先富之路，最多只能做到生活逐步地寬裕一些，更何況那些經濟落后地區的小官小吏。他們訴苦說：我們也只是剛剛解決了吃穿問題，也買不起房，我們也是“弱勢群體”！但考慮到官員整體的工資福利待遇比起普通的工人農民要優厚得多，加上少數官員的工資待遇又確實太高，如那些大型國有企業、金融保險等部門的老總，年薪動輒過百萬，更有6666萬之天價年薪在那里擺著。所以，工資增長也就成為一條官員先富之路了。　　

（二）、官員先富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　　

92年南方談話發表前為第一階段。這一階段官員先富的路徑基本上局限于倒騰緊俏物資，利用雙軌制吃價格差的“官倒”之路，以及一部分靠承包工廠企業而發財的廠長經理，這些人的數量不是很多。但是給后來的官員樹起了先富的榜樣，第二階段排山倒海般的官員撈錢大潮因此順勢滾滾而來！　　

第二階段：　　

92年南方談話發表后為第二階段。南方談話中，提出了“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的發展經濟的主張。許多官員比鄧小平的思想還要解放得多，膽子也大得多，步子更快得多。但他們很多不是用在發展經濟上，而是用在撈錢上。前一階段那些“官倒”們發了財，廠長經理因承包發了財，因而過上了金滿箱、銀滿箱的優裕生活。在他們的示范之下，其他官員發財的欲望，在如此適宜的氣候土壤條件下，像火山一樣噴發出來。　　

他們不再局限于某種單一的發財手段了，而是無所不用其極。只要手中哪怕只有那么一點小小的權力，也要把它用到極致。什么貪污受賄、賣官、賣批文、吃回扣、吃拿卡要、騙貸款、包工程、開公司、辦企業，總之是一切為了撈錢。蓋個章要錢，批個條要錢，說句話要錢，題個詞要錢，剪個彩要錢。當時有人形容官員撈錢的手段，只有一項還沒有發現：那就是官員們跑到銀行的柜臺，伸手往保險箱里直接抓錢就往自己的兜里裝。就只差這一項還沒發現。其余的手段，只有你想不到，沒有官員做不到。　　

再后來大規模的賣廠、賣礦、賣地、賣資源、賣國家資產、賣樓、賣股等等，愈演愈烈，規模越來越大，賺錢越來越多。一大批先富、暴富的官員像雨后春筍般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涌現在中華大地上。中國官員致富的速度為世界所驚嘆！有人說，西方資產階級花了一二百年的時間才基本完成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過程，而中國人只花了不到十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如此驚人的速度，的確當驚世界殊！　　

以至到了現在，中國70%的財富掌握在只有0.4%的人手里。　　

三、官員先富是最大的失德　　

1、官員先富違背黨的宗旨。　　

官員先富違背黨的宗旨。據說，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可以帶動其它大部分后富者，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初聽起來，好像有點道理，其實是不現實的！世界上的財富是有限的，富人和窮人之間從來就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祈盼先富者帶動其它后富者而達到共同富裕，無異于癡人說夢。歷史上曾有些富人施舍過一些殘羹剩飯給窮人，也有一些富人給社會辦了一些公益事業，如辦學校、修路架橋、建廟宇等。但是這一類富人本來就不多。人們從幾千年的社會歷史中，看到富人玩的都是人吃人的游戲，世上反復上演的也是一出又一出人吃人的人間悲劇。　　

想要整體上讓富人幫助窮人共同富裕，這就如同要讓太陽從西邊升起來一樣困難！現在的那些億萬富翁是怎樣帶動大家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呢？有誰看見了？人們看到的不但不是共富，而是與其相反，是貧富不斷在擴大。此外，我們還看到了那部叫做《物權法》的法律，在一片質疑聲和反對聲中，迫不及待的得到通過。以便用這部法律來把先富們的洋房別墅、百萬名表、千萬豪車、億萬資產和窮人的打狗棒、茅草房同時一起“神圣”地保護起來！以免被共同地“富”了去。　　

《共產黨宣言》指出：　　

“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一部分人擁有很多財產（富起來），毫無疑問就是私有制。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幾十年之后，不但沒有同傳統的觀念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反而大力弘揚傳統的私有觀念，大力推行傳統的私有制關系。難道《共產黨宣言》錯了或者過時了？　　

所以，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與經典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馳的。而黨政官員先富起來則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　　

2、官員先富的手段惡劣。　　

在大富的人群中，如果說還有少數是靠合法經營致富的民間企業家的話。那么，在暴富的官員群體中，要尋找合法致富者，恐怕難于上青天！權越大，膽越大，心越狠，手越辣者，攫取的財富就越多。　　

以90年代海南炒賣房地產為例。當時海口市的房價包括地價在內，毛坯房每平米成本約1000元，精裝房成本約2000元，而市價毛坯房為3000元，精裝房為5000元，還非常地搶手，而且都是整棟的轉手買賣。每平米的利潤為2000元——3000元。每棟20層20000平米左右的樓房，其利潤可達到4000萬——6000萬元。以當時的物價，這是相當的暴利了！那些憑借父輩握有重權的高官子弟，自然是不失時機地挺進海南。他們白天開著豪車到處轉悠，發現哪個項目還沒出手就立即盯緊把它要過來，而且只按成本價，能多給你一點就算是發慈悲了！等他們轉手之后才慢悠悠地付你這邊的款。這樣，他們就可以不需一分一文的本錢，只要倒騰兩棟以上樓房即可穩賺過億。　　

八十年代，前邊講過的利用雙軌制吃價格差的“官倒”，自然也是心狠手辣者，權大膽大者賺錢多。我老家縣城一個國營單位的小經理曾經和我談過，他說那時他手里有1000噸計劃內鋼材，不知怎樣被中央五大公司中的一個下屬子公司知道了，硬是把他1000噸鋼材給要了去。不但要去，而且每噸只按計劃調撥價1000元給付，多一分都不給。這位經理說：“你哪怕多給我一兩百元咧！市場上可是3000元啊！沒辦法，硬不過他，人家是中央！”　　

后來，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改制，實際上是大規模地賤賣國家資產。值一個億，能賣一千幾百萬就算不錯了，據說還有一元錢賣掉一個廠的！總之，怎么賣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因為連腐敗都可以成為經濟的潤滑劑了，那還有什么不能夠做的？你看那股市、樓市，為什么能把它推高到天上去？道理很簡單，你只要了解一下官員們有多少股票，有多少房產就明白了。北京西城區法院那位“青天老爺”郭生貴，在京城來說，官不算什么？但他名下的房產就有十幾套之多！再看看那幾千家上市公司中，那些有頭有臉的官員們手上有多少原始股份就知道了。他們不把股市、樓市推到天上去那才是怪事！不如此他們怎么能賺大錢。他們的能量之大，大到都可以使法律朝著有利于他們的方向來制定，還有什么他們做不到的？南京那位抽天價煙的規劃局長周久耕，不是在會上放言要嚴查那些降價售房的開發商嗎，因為其弟就是一位房地產商。　　

對于一個廠長來說，你把工廠搞虧了，不但不受追究責任，反而可以便宜地買下這個廠。這種連最基本的是非標準都沒有了的丑陋之事，居然能夠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可見官員致富行為惡劣之甚！　　

還是西城區法院那位院長大人，受賄都敢跟對方簽訂協議，寫明事成后給多少錢。你看官員們致富的心態和手段都到了什么樣的境界了！　　

最近我們看到的如中石化老總陳同海，還是中央候補委員。受賄多少？1.9億！公款吃喝平均每天也要4萬元以上。　　

中國核工業集團那位書記兼老總康日新，從他的別墅三樓搜出來的，據說光是現金就有7000萬歐元，折合人民幣競達7億元之多！　　

3、官員先富的流毒深遠。　　

官員是社會的頂梁柱，是社會行為的標桿。作為社會行為標桿的各級黨政官員，這樣瘋狂的，不顧一切地往自己兜子里撈銀子，在社會上樹立了極壞的榜樣。俗話說：上梁不正下梁歪。毛澤東時代對官員干部實施嚴格地管理，當時流行的順口溜是：“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干部。”后來又加了一句：“干部看頭兒”。那時的干部，只能做好的榜樣，像焦裕祿那樣可以，像陳良宇那樣絕對不行。　　

為什么現在社會上各種腐敗和丑惡的現象能夠泛濫成災？除了根子在于人的“私欲”這個惡魔已經被無限調動起來的根本原因之外，作為社會行為標桿的各級官員非法攫取錢財的“模范帶頭作用”是最主要的原因。你當官的有權，可以賣官帽、賣公章、賣批條，、可以賣廠賣礦、賣股賣樓。我無權百姓一個，想發財也是當然的，可是又沒這些東西可賣。咋辦？思來想去，只好賣假貨、賣毒品、賣婦女、賣兒童，甚至賣血、賣淫了。或者干脆就偷、騙、搶了。可以說，當今社會的一切丑惡現象和腐敗行為都源于“私欲泛濫”加“官員示范”！　　

道德和經濟是社會天平的兩頭。兩頭齊發展，共并進，那么這個社會是平衡的、和諧的。如果只是經濟發展，道德這頭不發展，甚至倒退，天平那頭的經濟越發展，社會就越不平衡，動蕩的幾率就越增加。因此，衡量一個社會進步與否的標準，主要地不是看其經濟水準如何，而是看其道德水準如何。在道德水準如此低下今天，香港學者郎咸平批評我國社會“5000年沒這么壞過”，不是沒有道理的。　　

古人做官都知道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行政長官，在其任職期間，也是嚴禁發財致富的，否則就要受到彈劾或者審判。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官員又是先鋒隊的排頭兵。即使退一步說，可以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話，作為黨的官員，也只能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富而富”，像華西村的吳仁寶或者南街村的王宏斌那樣。而絕對不能夠不管自己治下的百姓是窮是富、是死是活，反正自己先富起來再說！　　

所以，無論是按照古代好官的道德標準來要求，還是按照當今西方社會為官的道德標準來要求，為官者都是不能先于老百姓發財致富的。更不用說按我們黨的根本宗旨來要求了。　　

總之一句話：官員先富是最大的失德！　　

201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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