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公布了2010年年度工作要點，表示“今年要促進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例4％目標的實現”。
教育經費占GDP4％，其實并不是一條高標準，世界上多數國家的教育投入早就在4%以上。美國、日本、韓國、印度，教育占GDP的比例是4.7％~7.4％，中國比美國、日本低可以理解，而低于印度（7．1％）就說不過去。
就這么低的一個指標，說了16年，也僅僅是說說而已。
1993年國務院首次提出并表示“本世紀末達到”這一目標。結果，2000年落空。
2004年教育部長當著眾人面，宣稱用3年時間“一定達到”。結果，“真的沒達到”。
2006年，這一目標被寫進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十一五規劃。《教育法》也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教育經費增長要求。可數據就是這樣地冰冷:2006年有1／3省份沒有達到《教育法》規定的教育經費增長的要求。
2008年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例的歷史最高水平，也只是3．48％。今年教育部也不好意思再寫保票，這個4％也不是“一定達到”，而是“要促進”的目標了。何時兌現？天曉得。
幾十年來，嘴上說“再窮不能窮教育”，但事實上，中國的教育開支僅是聯合國規定標準的三分之一，列全世界倒數第四，比非洲窮國烏干達還低！看來，我們的確“不差錢”，差的是對教育的重視。
不錯，對教育投入多，并不意味著一定能辦好教育，但是，如果教育經費投入不足，則振興教育、提高全民素質將是句空話，完全沒有可能。
國家投入是沒指望了，那么，誰是中國教育的脊梁呢？不可思議的是，這一重任竟然要一個八十幾歲的老人來扛。
在天津有一位蹬三輪車的老人，現已八十五六歲了，十幾年來靠自己蹬三輪車賺來的血汗錢，資助了近200個大學生的學費與生活費，曾受到多位國家領導的贊譽和接見。他就是白芳禮老人，人稱當代武訓。
初聽這事，我覺得讓一個八十幾歲的老人而且還是蹬三輪車的老人，用自己那么一腳一蹬踩出來的血汗錢，去供那么多青春年少的大學生吃飯、穿衣和上學，實在太有點殘酷了，也太……總之我心里有種說不清的滋味。
媒體如此熱衷，也是意味深長的一件事。王朔講過一個故事，有個父親教育孩子說，你不要相信書上叫人學好，那都是寫書的人想別人做好事，好讓自個兒做壞事。我也有點小人之心：這樣可著勁兒宣傳武訓白禮芳，是不是這個道理呢？
自從那個大眼睛的小姑娘上了希望工程的海報，中國的農村教育就交給現代的武訓們，多少人在感動之余紛紛慷慨解囊，救助一個兩個三個貧困的讀不起書的農村小孩。多少躊躇滿志的老板，懷著憐憫的心情，看著眼前身體單薄的小孩接過某人捐贈的一個書包、幾本筆記，眼淚汪汪地叫聲感謝老板，感謝黨和政府！
希望是美好的，數字是無情的：希望工程運作十數年到上一世紀末，也不過區區幾個億或者是十幾個億了，不過是區區廣州一個區區BRT工程的錢，更不用說傾舉國之力的世博或者奧運會了。說真的，作為泱泱大國，辦教育居然要靠這么一點點“希望”，這本身就是笑話。我真不知道那些宣傳希望工程的官員們為什么不臉紅。
有，總勝于無，這筆錢確實可以解決不少窮人的燃眉之急，也算是雪中送炭功德無量了。然而，希望工程，長期以來竟一直是黑箱運作。那些飽含愛心的捐款，在其最高主事人 徐永光的把持下，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進行了多項無效投資。應該扶助失學兒童的資金，被大量地流失和浪費。據《南方周末》最保守的統計，徐永光至少動用了“希望工程”1.6億元的捐款進行了不被 政策允許的投資。
希望工程最惡劣的地方還不在貪腐和未有效利用捐款，最惡劣的地方在于，它是愚民的手段，它轉移了民眾的視線。
人們在感動之余，似乎忘記了，八八年以前大學是免費的，后來收費也不很高。開始搞教育產業化以后，中國的大學學費猛增，西部一個壯勞力需要不吃不喝工作三十五年才能供養一個大學生（《南方周末》）。高中的收費也在不斷增加。靠希望工程，靠愛心人士捐助，永遠填不干凈收費的無底洞。
世界上一百七十多個國家是免費義務教育。很多窮國大學免費或收費很低。我國則直到本屆政府才真正開始在農村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制度一變，初中小學的貧困生數量大減。國家現在不是沒有錢，一年公款吃喝兩千億，是希望工程年捐款的一千多倍。其余加上公車、公費出國旅游等一年消耗九千億。前不久一次性免除非洲國家一百億美元的債務。一個貪污大案動輒幾十億上百億。是國家沒錢嗎？鬼都不信。
希望工程也是當代的武訓工程。今天有緣再讀毛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我終于明白了當年毛批評的武訓狂熱宣傳的封建文化是什么！
武訓將把教育“交給社會”，一方面大力加強慈善辦學體系，辦法是給捐款和慈善者立牌坊和功德碑什么的，刺激慈善力量投入辦學，取得辦學投入的增長；一方面，武訓將把所有校長、老師和學生通過集中培訓，讓他們學會討錢的本領。古代武訓，如果給他一個機會，他能珍惜，那么他一定推行他辦學的成功經驗，建立起全國、以至全世界范圍內的“希望工程”——說白了，不過是慈善捐款和乞討辦學制度！
新中國以來教育事業所取得的成就，靠的是誰？難道是武訓們及其“希望工程”嗎？不，是靠黨進行的推廣全民識字率的推進。新中國的廢除土地地主所有制，就是要廢除封建貴族教育的經濟基礎，使所有農民的孩子可以受到現代教育。
后來窮人上不起學，又是為了什么？不就是走了武訓的路嗎？說到底，這還不是一個重視不重視的問題，而是“依靠誰、為了誰”的問題。不足4％的教育經費，雖然不足以滿足社會各階層的普遍需求，但是，滿足少數“官二代”、“富二代”，可是綽綽有余的呀！試舉一例，2009年廣州市各部門的財政預算中,廣州市9家機關幼兒園每年的財政補貼就高達6000萬元。6000萬啊！窮孩子們一世乞討也拿不到吧。所以說，我們教育部的官員心里明白著呢。
2000多年前，孔夫子就實行“有教無類”。直到武訓時代，教育畢竟還是公學。但現在在江蘇的一些地方，在“改革深化”中竟將中小學全部賣掉，進一步將教育的產權“明晰化”為私有，教育終于徹底地產業化了。這樣一來，在受教育的權利方面，也終于可以實現“金錢面前人人平等”了。前教育部發言人還揚言：沒錢上什么北大？這一徹底的“轉型”，實在是“武訓精神”的發揚光大——而今之后，弱勢窮人要想接受好一點或高一點的教育，好好學習武訓，寄希望于“希望”吧。
20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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