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高干子孫出國定居、長居的思慮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中國政界官員（其中不乏部分高干在內）、商界大款、文化知識界名流的子孫陸續因私出國到北美、西歐定居或長居。這種現象引起民眾的強烈震動。在群眾輿論中不妨撿幾條不粗魯的反映一下：“兩家好得沒有比，孩子放在人家里。” “盡量不要真翻臉，別讓孩子冒風險。” “干打雷、不下雨，孩子攥在人手里。” “不管美國咋撒潑，中國只能繼續躲，中國真要想發火，早叫孩子回了國。”
近年又屢屢暴出先安排家庭成員出國定居，成了一些不大不小的贓官全身而退頤養天年的理想渠道。對此我談如下三點看法：
一、對于出國人員來說這是他們的權力。每個公民（共產黨員除外）都有依法選擇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今后非共產黨員依法因私出國定居、長居的，他人仍然無權干涉。
二、對于高干本人來說這是政治上的尷尬和悲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共產黨黨綱原則，是馬克思、恩格斯定下的，誰也改不了的。高干子孫到資本主義國家去追求個人前途、享受舒適生活，無論是出自高干家庭教育失敗的無奈，還是出自高干本人的支持、縱容乃至親手安排，都是對黨的威望的損害。
縱然可憐天下父母心，哪有長輩不疼愛孩子的。但共產黨的高干畢竟應該是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為人民率先垂范的職業革命家，不應是口是心非的庸俗政客。從對黨內外的影響上說，身教重于言教、上行下效。此舉的社會后果是在潛移默化中引導著人們對資本主義的向往和追求，動搖著人們對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信仰和踐行。
回想起在二戰中，希特勒主動要用德國俘獲的斯大林的兒子去交換蘇聯戰俘中的一名德國將軍，面對錯過這一機遇自己的兒子隨時都有被殺害的危險，斯大林為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剛強果斷的回絕了這一建議，結果斯大林的兒子慘遭希特勒的殺害。斯大林義薄云天的沉痛選擇化作一顆精神原子彈，作為最高統帥和蘇聯高干血戰到底的決心，極大的激發和鞭策著蘇聯軍隊、人民消滅法西斯的斗志，極大的震撼和摧毀著德國法西斯軍隊的心理防線。
回想我們的毛主席不僅在平時要求他的子女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而且在戰時把他最器重的孩子岸英送上戰爭前線，與戰士們一同承擔流血犧牲，陣亡后與死去的戰友們一起葬在朝鮮。
回想在新中國剛剛建立不久，便有錢學森、李四光、鄧稼先等3000多名身居海外的中國高級知識分子毅然決然的回歸祖國，投身到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來。他（她）們甘愿拋棄國外尊貴的地位、優厚的待遇、良好的個人發展前途和舒適的生活條件，不畏威脅、恐嚇，沖破阻撓、封鎖，不計當時國內清貧的生活水平和簡陋的工作條件，一心一意爭分奪秒的為國工作。這是多么令人敬佩和感慨！究其原因，一是毛澤東時代的感召力；二是這些令人肅然起敬的學者們對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堅定信仰。
如今某些宣誓信仰共產主義的共產黨人卻千方百計的讓自己的孩子成為資本主義的人，這與“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黨性哪有半點相容之處？比較之下這種巨大的反差是用什么理由和理論都填不平的。
三、對于黨和國家來說是否應該建立一種外事決策的規避制度。即為了保證外事決策的正確性、權威性，防止個人感情色彩的滲入，在進行重大的外事決策時，凡與自己近親屬因私定居、長居所在國有重大利害關系的，本人應該回避。應對國際沖突，為了果斷捍衛和保全國家與民族的利益，必須從制度上排除一切可能影響公正決策的因素。其實在國內早就有過“領導干部不得與自己的近親屬在同一重要部門工作，領導干部必須回避對涉及到自己近親屬有利害關系的決策”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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