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富的國家是死亡
---再談GDP結構問題
田忠國
中國主流媒體，包括主流精英，成天陶醉于“特別是年代”的巨大成就里，說GDP超過誰誰了，政府稅收也提高了多少多少，但GDP結構是有質量的，比如說，中國前三十年實打實的實體經濟與后三十年賣主權經濟相比較，我們不難發現，前者得到的是實打實的物質財富，后者呢，別國得到的是實打實的物質財富，中國得到的卻是一堆數字游戲。
如此“賣富”，除極少數人外，全國人民只會越來越窮。
為什么這樣說呢？原因有：
其一、光有東西（物質財富）沒有錢，或者缺乏錢周流東西（物質財富），叫強而不富。光有錢沒東西（物質財富），或東西的主權在別人手里，叫富而弱、窮，因為，東西（物質財富）在人家手里，一是價格由人家定，二是出的錢再高人家不賣你干瞪眼。
其二、錢是衡量實體經濟的標志，如果一個國家主權實體經濟同錢相背離，那就是一朵光開花不結果的荒花，輕則引發通脹，重則由通脹引發綜合性的社會災難，這是一。其二，主權經濟是一個國家硬實力的基礎，失去了主權經濟就失去了國家的硬實力。其三，失去主權經濟的根本原因，是意識形態，也即獨立的價值判斷體系和價值判斷標準出了嚴重問題，從思維上以敵國為己國。
其三、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私有制的經濟制度，必然導致誰擁有資源或實體經濟權，誰就能率先賣富（權力剝削階級就是這樣形成的），按照先富帶后富的原則，權力剝削階級賣富后，就帶富了白送或賤賣空手套白狼的資產階級。
其四、這樣的固體社會結構建成后，勞動大眾就成了永遠的“待富階層”，而且越待富就越貧窮。黃衛東先生文章中提供的大量數據，早就證明了這一點，因為，貧窮是經濟制度機制的必然結果。
其五、在中國的經濟發展日歷上，唯一明確的是三個方向，一是賣，能賣的什么都賣，不能賣的偷著賣；二是投資加結構性擴大再生產；三是出口退稅輸出實體財富，保別國民生。要保出口退稅、保別國民生，首要的措施就是擠壓本國普通民眾的消費能力。
所以，我們認為，賣富的國家是死亡。
解決國家死亡的辦法不是沒有，但駕馭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卻形成了權力剝削階級（核工業集團黨組書記康日新家搜出7000萬歐元現金的現實，就證明了權力剝削階級力量的強大），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中央發動全國人民，以“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為理論武器，打掉權力剝削階級，同時調整政治結構。叢亞平先生在“如何拯救中國經濟失衡與內需不振之困”一文中說：“政治結構決定了分配結構，分配結構決定了經濟結構。目前嚴重的貧富懸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結構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經過一連串演化過程后呈現出來的最后結果。”十分贊成叢先生的觀點，但需要補充的是，明確是以民為國還是以官、資為國，才能對政治結構調整。因為，政治結構是建立在以民為國還是以官、資為國的基礎上。
同時，我們還認為，是以民為國還是以官、資為國決定國家的政治結構，而政治結構又決定經濟制度，經濟制度沒時決定分配結構。
如果中央無法做到這一點，就只有國家在走向死亡的路途上，激活人民大眾的自覺革命。所以，中國共產黨是做繼續革命的執政黨，還是做以官、資為國，反對革命乃至鎮壓革命的執政黨，是檢驗執政能力的關鍵。
201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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