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舉什么樣的旗幟？
田忠國
中國建國六十年，曾經(jīng)高舉過兩面旗幟，一面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一面是特色旗幟，前一面旗幟是為人民服務的幟旗，后一面旗幟是為資本服務的旗幟。當然，人們雖然并無為資本服務的故意，但由于經(jīng)濟制度的因素，各級政府只能按經(jīng)濟制度形成的機制辦事。
由此可知，這是個制度機制的問題，不是主觀愿望的問題。
為資本服務的結果是導致了貪污腐敗成風，貧富差距拉大，階級矛盾加劇，價值目標尖銳對立，共同意志喪失殆盡。換句話說，這是以官、資為國的必然。以官、資為國的反面是以民為國。以民為國，則民眾當家作主，精英為人民大眾服務，價值目標統(tǒng)一，因為，這是形成共同意志的價值機制之使然。
大眾民主的價值機制源于中國古代的宇宙哲學和馬克思主義。
舉什么旗的問題，其實是個價值目標選擇問題。價值目標選擇，過去稱之為路線問題。我之所以稱路線選擇為價值目標選擇的根本原因，從“易經(jīng)”的角度說，便于對中國未來分析預測。中國是個擅長管理未來的古老國家。管理未來的前提是預測未來。預測未來的前提是對價值目標選擇、價值目標支持或反對比率、價值目標管理能力的分析、評測。舉什么旗的問題，說白了就是以什么目標凝聚人心、凝聚什么人的人心問題，也就是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
所以，中國到了應該反思舉什么旗的時候了。
舉為人民服務的旗（毛澤東思想），其支持者比率就占總人口的95%左右，反對者比率占總人口的5%左右；舉為資本服務的旗，其支持者比率就占總人口的5%左右，反對者比率就占總人口的95%左右。現(xiàn)在有人說政治學研究不必考慮歷史的合法性，因為，歷史合法性的觀點落后了。其實，歷史合法性的問題，就是一個支持與反對比率的問題。換言之，歷史合法性的本質，就是選擇大眾數(shù)人為執(zhí)政基礎，還是選擇少數(shù)人為執(zhí)政基礎的問題。當然，不講歷史合法性的理論創(chuàng)新、制度創(chuàng)新論者，并非沒有選擇執(zhí)政基礎的目標，而是選擇了少數(shù)人為執(zhí)政基礎，所以才有了資本家代表先進生產(chǎn)力方向的高論。
價值目標選擇的結果，是階級斗爭的最后結果。
大部分人認為，價值目標選擇的斗爭只有國內(nèi)斗爭，其實，這也是中國人民同美國的斗爭。因為，疑似美國間諜派的治國戰(zhàn)略，恰恰復制了美國對中國的肢解戰(zhàn)略。肢解中國的前提是社會動蕩，由社會動蕩陷入分裂。由此可知，中國不是階級和諧的問題，而是個向疑似美國間諜派重拳出擊的問題。如果中國一味同疑似美國間諜派搞和諧，支持者比率只占總人口的5%左右結果會怎么樣呢？
黨內(nèi)健康力量是該徹底清醒的時候了，千萬不要被好理論的思維模式所困住，因為，好理論的思維模式，是美國專為肢解中國定做的思維方法。而且，這種肢解中國的思維方法又是可以復制的。 張召忠 先生痛感中國的漢奸太多，這是事實，但是，有人是自覺的漢奸，但大多數(shù)人則是由好理論思維模式復制出來的漢奸。或許他們本心并不想當漢奸，但其思維模式，注定陷入漢奸的泥淖而無法自拔。
所以，中國最大的危機之源在于思維模式。
舉什么旗的問題，同樣也是個選擇什么思維模式的問題。思維方法是人類智慧的目光，有什么樣的思維模式就有什么樣的智慧，因為，好理論也即漢奸式思維模式，目光只會聚焦于個人利益最大化、奸商化，這就是我為什么說“自私者治國定賣國，無私者理政必興隆”的根本原因。
20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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