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在的對毛澤東的評價不是一兩句甚至幾本書所能講完的。在此僅就要點略述一二。中共建政前，毛澤東的功過是非暫且不論，在此僅說說中共建政后，特別是幾個重大事件上毛澤東的是非功過。
49年中共建政初期，毛澤東本著良好的愿望，在中共為奪取政權拼爭了28年之久，付出了上千萬同志生命的代價，頂著黨內“革命的不如不革命的，不革命的不如反革命的”壓力，依然履踐自己的民主承諾，與廣大民主黨派組建聯合政府，在首屆政府中，各民主黨派在政府中所占的比例為：在已經選舉產生的6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黨外人士占了3位，占50%；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黨外人士占了27位，占50%。在政府中，4名副總理中的2名，占50%；15名政務委員中的9名，占60%；4名委員會主任中的2名，占50%；30名部、會、院、署、行正職負責人中的13名，占43%。此外，在63位各部、會、院、署、行副職中，有各界民主人士29位，占46%。由此可見，在政務院各部門中，各界民主人士所占比例最低為43%，最高達60%。特別是最高法院院長也由民主黨派人士擔任。充分給予了民主黨派聯合政府下的監督黨的地位。這出乎許多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預料，他們沒有想到中共會安排如此眾多的黨外人士在政務院中擔任實職。毛澤東這是何等的氣魄和勇氣啊，以至為此黨內怨聲載道。
倡導民主，構建和諧是毛澤東理想化思想的現實體現，他想將中國未來建設成一個聯合政府下的執政黨與監督黨的政體運行架構。然而事情的發展真的如毛澤東所愿嗎？隨著抗美援朝結束中國步入了和平建設的發展期，在這個和平過渡年代，中國共產黨內滋生出官僚主義作風，為此毛澤東曾多次予以批評，為了更好的對共產黨內的官僚作風進行整頓，毛澤東開始要求各民主黨派給共產黨的各級官員提意見以幫助共產黨糾正官僚主義作風，這一本著良好初衷的愿望事實上卻被右派們的得寸進尺蹬鼻子上臉的貪欲所粉碎。右派們由初始的反官僚進而發展到反共產黨，最后發展到反對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就差付諸行動顛覆政權了，什么“輪流坐莊”，“共產黨占著茅坑不拉屎”，“外行領導內行”等言論一時間甚囂塵上。這一漸進式的性質演變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為此他發表了《事情正在發生變化》一文。我認為毛澤東文章的題目全稱應改為《事情的‘性質’正在發生變化》。一個良好的初衷徹底的叫右派們給打碎了。難道如此厚待你們的聯合政府你們還不滿意嗎？還要整鍋端走？為此，反右的發生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兒了。
右派們的這一反撲深深刺激了毛澤東，也使其不可避免的受到黨內對其理想主義化的幼稚思想的指責，也徹底改變了他今后建構中國政體結構的思路走向，同時也為后來所發生的文革埋下了伏筆。共產黨隨后的權力集中則是這一右派行為的必然反映，看來由黨外監督之路是行不通了，只能是共產黨自己監督自己，文革就是這一共產黨自己對自己監督的必然結果。
如何看待三年災害，誰應來為這一災害負責？三年災害的發生無論如何都不能全說是“自然”因素的結果，餓死人這也是客觀存在的不可否認的事實，餓死多少人沒有任何意義，難道餓死一個人就應該了嗎？不該死的，餓死一個人都是錯誤的，但右派們無依據杜撰餓死“5000萬”人也是別有用心之舉，其目的就是為了盡其所能的妖魔化毛澤東。有些右派恨毛以達到歇斯底里的程度，逢毛必反。記得有一次我在貓眼看到一篇關于毛澤東打著補丁睡衣的照片，其后的回帖中大多的右右們都說毛是在作秀。看了真是讓人生氣，只有立場沒有是非難道是右右們的處事準則？氣憤不過，我就回了一貼：“毛澤東穿了打補丁的睡衣你們說其作秀，若穿了綾羅綢緞你們又會說奢侈，毛澤東豈不要光屁股？若此，你們就又會說淫蕩。真不知道毛澤東該如何做你們才能滿意”。
扯遠了，那么三年災害的發生到底應有誰負責呢？我們知道，毛澤東54年就退居二線了，具體工作大都是由處于一線的劉擔綱，用毛澤東的話說，他去研究哲學去了。有腦子的人只要稍微想一想，一個黨的主席連想將文章在北京發表都做不到還要拿到上海去發表，他對一線能有多少掌控力。更何況黨內一些宵小看到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已露夕陽之兆，而一線的劉某人正處于朝陽升起之時，故而轉投新貴也是自然之事。君不見，一個直接對毛澤東負責的黨內大員竟然幾年未與黨的主席見面，甚至達到阻撓黨的主席參加黨的會議的程度，逼得毛澤東拿著黨章和憲法爭取參會的權力，可以想見，他的權利有多大？為此，毛澤東在文革期間曾說，“我過去的最大失誤就是大權旁落”。哪有這樣的“獨裁者”，他能為不是他的行為承擔責任嗎？其原因不值得深思嗎？
讓我們再看看毛澤東在1959年的一封黨內通信是如何說的（由于內容較長，僅簡述信中的第一個問題）：“黨內通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因此說，三年災害的責任由毛澤東承擔那是不公平的，不是實事求是的作風。右派們為什么不顧事實拼命地妖魔化已經逝去的毛澤東呢？其目的就是為了今天的現實政治需要，妄圖使中國再也不能回到過去那個平等的沒有剝削壓迫、沒有毒品娼妓、沒有貧富差距、沒有腐敗墮落的社會里。歸其一點，三年災害，要說有責任，那是整個領導集體的全體責任，退一步講，那也是在一線的具體負責人的責任。當然，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我們也不能否認天災、蘇聯索債的因素。
最后再來談談文革的問題，文革被掌握話語權的主流們定義為十年浩劫，把中國的國民經濟帶到了崩潰的邊緣。事實真是這樣嗎？
首先文革的十年定義我認為就值得商榷，文革的時間長短不能以毛澤東的壽命來決定，難道倘若毛澤東能活10000年，文革豈不也是10000年，豈不荒唐。毛澤東曾說，對黨內官僚主義、資產階級分子用文革的方式七八年再來一次。很明顯，毛澤東并不認為他的存在就是文革的延續。我的認為，文革的時間界定應從《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始，止于復課鬧革命。（當然關于此大家還可以商榷）。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則更是無稽之談。文革期間的具體成就因篇幅原因在此就不予累述，僅大家都知道的兩彈一星、激光照排、雜交水稻等就可以說明問題。
文革為什么能夠發生，就是因為毛澤東發現在黨內存在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的存在，不打倒之，中國就有可能政權改變性質，剝削階級重新回來，他為此大半生耗盡的心血以及共產黨用鮮血完成的事業將赴之東流。這是他絕對不會答應的，他曾說過，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大是大非的事情絕不能妥協。有人曾說，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是因為他于劉爭權奪利的結果，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無論是對毛澤東來講還是劉來說，他們之間的斗爭都不是爭權奪利，而是兩人所代表的路線之爭，誰的勝利也就是他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勝利。這是一場殊死的斗爭，從今天的現實來看更證明了這一點。由于自上而下的政權改造因各級官僚的阻撓事實已無可能，故自下而上的群眾性文革運動的展開也就不可避免了。
這是兩個意識形態的斗爭，說得更具體一些就是為了防止政權性質發生改變的斗爭。毛澤東認為，“修正主義上臺就是資本主義上臺。而且是最壞的資本主義，是法西斯主義”。如果資產階級當權派勝利了，資本家就回來了，地主就出現了，黃賭毒就泛濫了，貪污腐敗就重演了，那和國民黨又把共產黨推翻了有什么區別？上千萬烈士的鮮血就白流了。所以文革就像為保障政權性質不變又打了一次三年解放戰爭一樣重要。所不同的是，文革是確保國家政權性質不變，使其控制在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政黨的手中，三年解放戰爭是改變國家政權性質，推翻一個腐朽的、沒落的、反人民的法西斯政權。為此毛澤東曾說過，“若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上井岡山找紅軍去”，就是因為毛澤東看到了事情性質的嚴重性。
有人說文革中武斗死了很多人，毛澤東對此曾專門給周恩來去了一封信：“恩來同志：最近，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認為：這種作法應該算是武斗的一種形式。這種作法不好。這種作法達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這里我強調一下，在斗爭中一定要堅持文斗，不用武斗，因為武斗只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只有堅持文斗，不用武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應該分析，武斗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凡是動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之。請轉告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我們知道，改變政權性質，或防止政權性質改變在歷朝歷代都不是和風細雨的。中國共產黨為改變政權性質與國民黨打了幾十年，那死了多少人，幾千萬都不止。要知道它比文革為防止政權性質改變所支付的成本大的多。如此可見，文革為防止反人民的“改朝換代”的發生所付出的代價少的多。看任何問題我們都必須看起主流和動機的正確性，我們能因為學生們存在火燒趙家樓痛毆國賊而就否定“五四”運動的進步意義嗎？對文革的認識也是一樣。特別是看到了今天的現實更顯出了它的必要性。
在三年災害時期，僅毛澤東和周恩來因長期吃野菜而導致全身浮腫，毛澤東聽到河南水災，人民遭難，與衛士相向而泣，這是我所知領袖中的唯一者。總之，毛澤東的偉大就在于他的一切決策的出發點是為普通百姓利益而著想，僅這一點就夠了，它足以映射出毛澤東的偉大，它也使任何人都無法否定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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