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變三思而后行為二思而后行》一文質疑

《變三思而后行為二思而后行》一文質疑

奚兆永

  11月5日《人民日報》在第4版發表了一篇延春寫的題為《變三思而后行為二思而后行》的文章，一些媒體競相轉載，我是在11月25日的《報刊文摘》上看到該文的。雖然該文被置于《報刊文摘》頭版頭條的位置，但是從網頁的評論來看，反映卻是負面的，大多數人都不以為然。今天，我在“谷歌”上以“變三思而后行為二思而后行”搜索此文，發現結果竟有708000條之多，說明此文非同一般，影響極大。但是，對于此文的觀點是不是真有道理我卻深感懷疑，故特為文提出質疑如下：

延文說，“現在很多人都以為‘三思而后行’是孔子的主張，其實這是誤解。恰恰相反，孔子是反對三思而后行的。”

其實，“三思而后行”是一句中國人家喻戶曉的成語，可能有人認為這是孔子的主張，但是，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他們對是不是孔子的主張根本就不感興趣，也不會想到要在這個問題上“正本清源”。

不過，既然延文提出要正本清源，我們也不妨對它較真一下。

延文說，我們不妨看看《論語》原文：“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見《論語·公冶長第五》。)這段話的意思是：季文子要三次考慮以后，才去做某一件事。孔子聽到這事，說：“考慮兩次，就可以了。”(譯文出自人民文學出版社《論語通譯》。)由此可見，《論語》中“三思而后行”并非出自孔子之口，而是季文子的行事原則。季文子，春秋時期魯國大夫，《左傳》記載，季文子之為人，于禍福利害，計較過細。孔子對季文子的做法進行了批評，認為考慮兩次就可以了。宋代學者程頤就此解釋說：“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現代學者錢穆在《論語新解》一書中注解此句時指出：“事有貴于剛決，多思轉多私，無足稱。”這些注釋贊同孔子的觀點，對季文子的行事原則提出了批評，認為考慮過多就會生出私心雜念來，辦事瞻前顧后，優柔寡斷，不值得稱道。

對于季文子的“三思而后行”和孔子的“再，斯可也”究竟如何理解，盡管延文找了不少根據以支持自己的觀點，但是，一個無情的事實是，兩千多年來，世世代代的中國人都把“三思而后行”作為勸導人們要多思而后才能行動的有益格言，而絕無將“二思而后行”視為更加正確的成語來使用的。

其實，對于季文子處事原則和孔子對其的態度，《左傳》里的介紹和宋代程頤及今人錢穆的的注釋，也不是不可以商榷的。查季文子為魯國的上卿大夫，自公元前601年至公元前568年在魯國為政33年，推行“初稅畝”，使奴隸從井田制的束縛下解放出來，深得民心，以致民不知君而知季氏，是一個推動社會進步很優秀的政治家。而且他生活十分儉樸，“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是一個口碑極佳的清正廉潔的執政者。這些顯然也都和他奉行“三思而后行”的處事原則有關，孔子顯然沒有理由對此進行批評和否定。當然，作為奴隸主階級的代表，孔子對于季氏搞“八脩舞于庭”是非常憤怒的，他發出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吼聲。（《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61頁）但是，此事錯的是孔子，而不是季氏。因為禮壞樂崩其實是社會在進步，維持奴隸社會的舊秩序倒反是逆時代潮流的。至于程頤說什么“三則私意起而反惑”，錢穆說什么“多思轉多私，無足稱”，更是毫無根據的。聯系到今天那些些不學馬列、不注意世界觀改造而認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的精英人士 來說，他們根本不要等到第三思才“私意起”或“轉多私”，其第一思想的就是私，就是歪點子。這是一。二，從孔子說的“再，斯可也”來看，我認為把“再”理解為“二”似乎也太過狹隘了。當然，我并不是說“再”不可以解釋為“二”；應該說，在許多情況下這樣解釋并不錯，但是如果把它僅僅解釋為“二”或認為只能解釋為“二”，那就就失之偏頗了。比如我們發表意見，已經講了好幾點了，最后說，“再一點”，那它就應該是n+1，如果前面已經講了五點，這個“再一點”就是第六點，而絕不應該是第二點。同樣的道理，孔子在這里講的“再”是針對前面的“三思而后行”的“三”說的，這個“再”的基礎是前面的“三”，那么“再”就是比“三”還要多一點，而絕不應該是少一點，在這里將“再”理解為“二”我認為是不正確的。

要弄清楚這個問題的是非，還要聯系孔子的整個思想。我們知道，《論語》里曾講到到孔子的弟子曾參說“五日三省吾身”（《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8頁）孔子還說過，“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同上，第173頁）《論語通譯》對“九思”作了這樣的今譯：“君子在九個方面多用心考慮：看，考慮是否看得清楚；聽，考慮是否聽得明白；臉色，考慮是否溫和；態度，考慮是否莊重恭敬；說話，考慮是否忠誠老實；做事，考慮是否是否認真謹慎；有疑難，考慮應該詢問請教別人；發火發怒，考慮是否會產生后患；見到財利，考慮是否合乎仁義。”（《論語通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頁）這里講到“九思”，那就更是“多思”而非“二思”了。

這里還有一個決斷問題，決斷固然需要果敢，但是其前提仍然是多思。沒有多思做基礎，這種決斷就是武斷。好的決斷不僅要多思，還要多謀，要走群眾路線，毛澤東提倡要“多謀善斷”，少謀獨斷肯定是要出問題的。

值得注意的是，延文特別強調領導干部要“變三思而行為二思而行”。文章特別對“三思而后行”的領導干部提出批評說，“這樣的干部就需要對照一下孔子對季文子的批評，變三思而后行為二思而后行。一思問題癥結何在，應不應該從體制機制上進行改革創新；二思怎么能改革好，如何統一思想、明確思路、制定方案、出臺政策，增強預見性、提高科學性、注意協調性、完善配套性，努力實現預期目標。只要這兩個問題考慮成熟了，足矣。如果有第三思，往往就是考慮推動這項改革會不會對我個人利益有什么影響，會不會得罪人、丟選票，會不會對個人政治利益、經濟利益甚至人身安全帶來風險，等等。一句話，就是滋生私心雜念，“多思轉多私”。因此，這第三思要不得，要下決心變三思而后行為二思而后行，把個人的利益拋在腦后，時刻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只要是有利于黨和人民事業的事情，就毫不猶豫地去做。當然，上級在考察干部時，也要以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去衡量干部的政績，建立鼓勵改革創新的干部選拔機制。全社會也要營造激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良好氛圍，讓更多的人消除猶豫不決的思想包袱，勇于開創新局面。”

在我看來，領導干部中存在的問題并不在于“三思”或“多思”，而恰恰在于缺少學習，缺少思考。孔子主張把學習與思考結合起來，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7頁）《論語通譯》對此作的今譯是：“學習了而不深入思考，就會迷惑；[但]只是去空想而不去學習，那就危險了。”（《論語通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5頁）毛澤東曾在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上對黨的中央機關和高級干部作過一個《學習和時局》的講話，他說：“列寧斯大林經常勸人們要善于思索，我們也要這樣勸人。腦筋這個機器的作用，是專門思想的。孟子說，‘心之官則思 ’他對腦筋的作用夏利正確的定義。凡事應該用腦筋好好想一想。俗話說，‘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就是說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們黨內濃厚的盲目性，必須提倡思索，學會分析事物地方法，養成復習的習慣。這種習慣，在我們黨內是太不夠了。”（《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8-949頁）在今天，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空氣，善于思索的空氣，比之于當時，很難說是加強了，工作中的盲目性很難說是減少了。可以不夸大地說，許多問題已經成了堆，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如果再不強調學習和思考，是很難得到解決的，而其后果也是可以想象的。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什么“變三思而后行為二思而后行”的危害性也就更加顯而易見了。在這方面，對于一些領導干部來說，孔子說的“君子有九思”倒顯得更加有意義。許多領導干部也是以精英自居的，古代無精英之說，君子和精英恐怕也差不多吧，如果以這“九思”檢查檢查，對照對照，未嘗不是一件大好事。不過要提醒一下，孔子畢竟是一個奴隸主階級的思想家，他雖然有一些思想可以借鑒，但是糟粕也很不少，絕不可把孔子捧上天，更不能一切都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搞“凡是”；憲法規定的“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這一條是萬萬不可忘記的。

當然，以上所述只是個人的一點淺見，是否正確還需要大家批評指正；但是有一點是可以斷定的，那就是，語言，特別是漢語中的成語是約定俗成的，絕不是哪個人想改變就可以改變的。如果說當時的“至圣先師”孔子想改都沒有能夠改掉，經過了兩千多年人們還繼續照講“三思而后行”不誤的話，今天如果有人想改成什么“二思而后行”也必定會以失敗而告終。我堅信，這是毫無疑義的。

變三思而后行 為二思而后行

《 京華時報 》（ 2009年11月6日   第 003 版）
　　現在很多人都以為“三思而后行”是孔子的主張，其實這是誤解。恰恰相反，孔子是反對三思而后行的。我們不妨看看《論語》原文：“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見《論語·公冶長第五》）這段話的意思是：季文子要三次考慮以后，才去做某一件事。孔子聽到這事，說：“考慮兩次，就可以了。”（譯文出自人民文學出版社《論語通譯》。）由此可見，《論語》中“三思而后行”并非出自孔子之口，而是季文子的行事原則。季文子，春秋時期魯國大夫，《左傳》記載，季文子之為人，于禍福利害，計較過細。孔子對季文子的做法進行了批評，認為考慮兩次就可以了。宋代學者程頤就此解釋說：“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現代學者錢穆在《論語新解》一書中注解此句時指出：“事有貴于剛決，多思轉多私，無足稱。”這些注釋贊同孔子的觀點，對季文子的行事原則提出了批評，認為考慮過多就會生出私心雜念來，辦事瞻前顧后，優柔寡斷，不值得稱道。

　　在現實生活中，孔子對季文子的批評對各級領導干部很有借鑒意義。受長期以來傳統體制和習慣思維的束縛，在實際工作中會遇到大量需要從體制機制創新中求得突破的問題。在這些問題面前，領導干部往往會出現三種情況。

　　第一種是善于研究和發現事物的內在規律，敢于突破陳規陋習，勇于用改革的辦法破解難題，甚至為全局創造了經驗，取得了顯著政績。

　　第二種是循規蹈矩、就事論事，雖然工作尚屬勤奮，但缺乏辯證思維能力、開拓創新意識，習慣于圍繞傳統體制做文章。這樣的干部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學習提高，不斷增強改革創新的意識和本領。

　　第三種是看到了體制機制的弊端，但害怕費力不討好，害怕得罪人，害怕上級考核時有人說“壞話”，因此不愿觸及矛盾，滿足于“門市”工作，好做表面文章。實踐中這種干部不乏其人，而且在一定時間內往往發展還很“順利”，但經不起歷史的檢驗。這樣的干部就需要對照一下孔子對季文子的批評，變三思而后行為二思而后行。一思問題癥結何在，應不應該從體制機制上進行改革創新；二思怎么能改革好，如何統一思想、明確思路、制定方案、出臺政策，增強預見性、提高科學性、注意協調性、完善配套性，努力實現預期目標。只要這兩個問題考慮成熟了，足矣。如果有第三思，往往就是考慮推動這項改革會不會對我個人利益有什么影響，會不會得罪人、丟選票，會不會對個人政治利益、經濟利益甚至人身安全帶來風險，等等。一句話，就是滋生私心雜念，“多思轉多私”。因此，這第三思要不得，要下決心變三思而后行為二思而后行，把個人的利益拋在腦后，時刻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只要是有利于黨和人民事業的事情，就毫不猶豫地去做。當然，上級在考察干部時，也要以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去衡量干部的政績，建立鼓勵改革創新的干部選拔機制。全社會也要營造激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良好氛圍，讓更多的人消除猶豫不決的思想包袱，勇于開創新局面。

　　一言以蔽之，思亦有道。思而不行者，多思無益；思而決其行，再思可矣。

　　摘編自11月5日《人民日報》　文/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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