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將“釣魚執法”妖魔化

    上海“釣魚執法”昨日有了宣判結果。由于本人對該案的具體細節沒有全面的了解，不便對審理結論做出評價。在媒體報道上，看到這樣的字眼：“原告律師表示，‘倒鉤’是‘栽贓式執法’的典型表現，與行政執法的正當性不相符合，與誠實信用原則不相符合，對社會的公序良俗也是沉重打擊。”我覺得這段話的表述有問題，因此，有必要討論一下“釣魚執法”的問題。
    對于“釣魚執法”，首先應該認識到，它是法制的產物，尤其是重視證據的產物，“釣魚執法”只是取證手段是否合法的問題。因此，上面引用的媒體文字，不知道是媒體加工過的文字，還是原告律師的原話。基于法律語言的精確性要求，上述引用文字的問題之一是，至少應該在“栽贓式執法”前面，加上類似“本案”這樣的字眼，而不應該全面否定一切“釣魚執法”。其次，只有加上“本案”這樣的限制，才不會讓人誤以為“釣魚執法”只是行政執法的問題，事實上，在很多執法領域，都有如何界定“釣魚執法”的問題。第三，說“釣魚執法”是對公序良俗的沉重打擊，至多也只能限定于本案，而不能無限制地擴大化。因為，執法的目的本身就是保護公序良俗，對于“黑車”之外很多違背公序良俗、甚至違法的現象，取證手段的不當，并不能說取證的對象本身就是公序良俗的體現。
    搜索了一下“釣魚執法事件”發生以來的相關評論，發現很多評論都有將“釣魚執法”妖魔化的傾向，“釣魚執法”似乎成了眾矢之的的罪惡。例如，媒體評論中不少這樣的標題：“釣魚執法危害猛于虎”，“釣魚執法是黑社會思維”，“釣魚執法踐踏道德”，“釣魚執法是時代的悲哀”，“釣魚執法是利益驅動”，“釣魚執法是公權匪化”，“釣魚執法是司法放縱”等等。這種不加特殊限定、普遍性全稱否定“釣魚執法”的評論，實際上就是在妖魔化。如果認識到“釣魚執法”只是取證手段合法性的問題，那么，正確的理解應該是針對取證手段的方式、對象，而不是“釣魚執法”要求掌握違法證據這一出發點。
    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美國電視連續劇《神探亨特》風靡全國，我當時就與他人討論過“釣魚執法”的問題。比方說，《神探亨特》中的女警察要打擊賣淫嫖娼，便化裝成“站街女”吸引嫖客，算不算“釣魚執法”？其實，這也是一種“釣魚執法”，目的就是取證。只不過，女警察化裝成“站街女”，從取證手段上說有規定和要求。穿得像“站街女”一樣，不算違法，但是，化了妝的女警察不能像“站街女”一樣用語言和肢體動作過度挑逗行人。這種規定的意義在于，“釣魚執法”不能引誘假設中的無辜者犯罪。因此，女警察一般只能等色狼主動上前，一旦色狼談定價錢，就算證據確鑿。男警察也有扮演嫖客抓妓女的，但同樣有限制。比方說，為了對賣淫交易取證，男警察不能與賣淫女真的發生性關系，然后付錢，然后就算證據確鑿，而是有一條底線，比方說不能脫內褲，等到對方有了脫內褲的動作，美國男警察掏出的應該是警徽等身份證件，而不是其他。否則，取證手段本身也涉嫌違法。因此，“釣魚執法”在各國執法機構都有采用，其是否合理只在于過程和手段的具體限度，而不在于“釣魚執法”本身的出發點。
    在關于“上海釣魚執法事件”的相關報道、評論中，只有少數文章站在比較客觀、理性的立場分析“釣魚執法”。事實上，世界各地的執法機構都經常采用“釣魚執法”，除了上述針對賣淫活動外，其他如針對販毒、商業賄賂、情報交易、間諜等等，執法部門都經常采用“釣魚執法”以打擊犯罪。其實，警方或特工的臥底常常就會觸及到“釣魚執法”是否過頭而違法的敏感界限。臥底的最佳狀態就是自己身在其中了解情況，而不主動推動和建議犯罪，更不能自己親自參與犯罪。但是，在具體過程中，臥底如果不表現突出，就很難受到犯罪組織的信任，很難掌握更多、更機密、更準確的情報，因此，為了“表現突出”、獲得信任，分寸把握不好，也會使臥底的“釣魚執法”出現過頭而自身違法的情況。各種“釣魚執法”過頭而本身違法的現象在西方國家實際上也經常出現，一旦出現超出限度的過頭行為，西方國家的執法部門也將受到批評，有關責任人也會因此而受處罰。因此，一般認為，對于“釣魚執法”的取證手段要有限定，比方說，釣魚執法的對象應該是有較為明確違法嫌疑的人，而應該避免誘使無辜者違法。
    掌握“釣魚執法”的限度是其中的關鍵，這里還有一個附帶因素。一旦執法的結果與金錢、升職等獎勵掛鉤，“釣魚執法”就容易超出限度，這種情況在“上海釣魚執法事件”中也有跡象，在西方國家也有發生。這里又要說到本人一貫強調的觀點，在法律之上，還應該有道德。一群沒有道德只有金錢欲望的小人執法，再嚴格的法律，結果也不會令人滿意。黑社會也能講法制，但是，有嚴格法制的黑社會對于社會的危害更大。我們在講法制的時候，絲毫不應該放松道德要求。此外，有些法律規定本身不合理，如果再配合“釣魚執法”，就更容易遭到各界的批評。

    總的來說，“上海釣魚執法事件”的確有取證手段超出限度而過頭的情況，但是，人們還是應該客觀看待“釣魚執法”，“釣魚執法”實際上是各國執法部門經常使用的手段，對于打擊違法犯罪行為，也是有效的手段之一。我們更應該關注“釣魚執法”取證手段的法律限度問題，而不應該將“釣魚執法”妖魔化。將一切“釣魚執法”都稱之為“栽贓”，實際上也是不負責任的表現。“釣魚執法”超出限度的現象并非只是中國特色，將這一事件變成攻擊中國的機會，是把“釣魚執法”妖魔化的原因之一。這一事件本來可以成為很好的普法宣傳教育機會，但是，由于存在將“釣魚執法”妖魔化的傾向，反而弱化了對執法者和普通群眾的教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