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與知識的另一種可能性

錢學森與知識的另一種可能性

李北方

但凡一個人的離世能引起全社會的普遍回應，那么觸發這種反應的就不再是這個人本身，而是與這個人相聯系的一種現象。錢學森先生即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在網絡上（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真正的民間）涌現對錢先生的人品學問、音容笑貌的追思中，有幾人真切地感受過他的人格，有幾人能理解他畢生研究的力學理論？那么大家在追憶在感動的是什么呢？我認為，是與三十年來主流表述所不同的對知識與政治的關系和知識分子與人民的關系的另一種闡發。

很多人說起錢學森，首先想到的是他于1950年代中沖破重重阻力、放棄在美國優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毅然回國。當然，這種舉動在今天看來是稀缺的，是逆潮流的，因其少見所以珍貴。三十年多年來，我們見慣了的是，知識分子先是一窩蜂地往國外跑，尋求“更好的發展”；隨著中國作為一個經濟體越來越壯大，國內賺錢的機會越來越好，那些跑出去了的又調過頭來一窩蜂地往回跑。跑來跑去，無非是為了摸錢，而曾幾何時摸錢已經被等同于“發展”了。

對錢學森在半個多世紀前的這個選擇，一般的理解是因為他愛國。沒錯，對這片土地的感情是支持錢先生輾轉歸來的重要原因。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錢先生的愛國舉動也使他得到了“更好的發展”機會，即他成為“兩彈一星”事業的帶頭人，成為“中國航天之父”（他本人反對這種說法）。雖然回國前他在學術上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準，但繼續留在美國，他是無從獲得那么大的施展舞臺的，終老不過是眾多科學家中的一個而已。道理很簡單，美國政府不會將讓一個中國人去負責一項涉及國運興衰的浩大工程。

有一句話流傳廣泛，即“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是活生生的人，有國籍，有民族認同。生在一個大國是科學家之幸，而生逢一個清明且朝氣蓬勃的政治更是大幸。“兩彈一星”對這個國家的現實意義自不必重復，更重要的是，它讓一個被欺壓了許久的民族挺直了腰板，于是錢學森的貢獻就遠超越了科學的邊界而有了更深遠的意義。試想，學成歸來的錢學森若是趕上貪腐的國民黨政府，怎會有如此大展拳腳的機會？若是不幸生在帝國主義國家，作為一個研究導彈的科學家所能做的不過是在軍火公司謀個飯碗，參與殺人機器的制造，夜來獨處，說不定滿腔的罪惡感升騰，哪來的這份頂天立地做人的榮光？

錢先生有一句名言：我姓錢，但我不愛錢。從媒體上，我們可以看到他拒絕各種頭銜、榮譽，捐獻稿費、獎金的故事，知道他一直住在一百平米左右的房子里。人們多因此而贊揚錢先生淡泊名利，但這種從個人品格著眼的觀點不足以解釋他一貫的行為舉止，也不足以解釋為何他還頂著另一個今天看來已經不那么光亮的光環：人民科學家。我們要理解那一代許多知識分子，就必須知道另外一種關于知識的哲學思想。

“當知識和權力的關系被發現后，一切學問都成了政治學。”這是一位朋友寫在書中的話，我經常引用。我們對培根的一句名言都耳熟能詳，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但這句話至少還可以做另外一種理解，知識就是權力。這二者的關系是西方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主題。對于權力，最重要問題的是為誰所用。若干年來，我們都習慣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說法，接受了專利保護的概念，認同了掌握了知識就可以換取利益當個人上人的事實。與此同時，另一種對知識的哲學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那是一種對作為權力的知識的完全不同的認知：這種權力不能被一部分人所壟斷，它應該服從更大的政治，為更廣大的人民群眾所掌握，為他們的利益服務。

錢學森就是持這種哲學觀念的知識分子當中的一個，也許稱得上是其中的代表。于是，他不去考慮自己的理論能注冊多少項專利，轉讓的話能賣多少錢，他想的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怎么能為國家、為人民做更多的事，怎么才能更好地服務于人民。只有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他認為科學與政治一定要結合；為什么他會在晚年說，他很自豪成為了勞動人民的一分子，而且和勞動人民中最優秀的分子連在了一起；為什么他對一生的總結是：我只是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教導和領導下，做了一點對人民對國家有利的事。這不是愚昧，這是一種如今已難以被理解的深刻。

錢學森先生是中科院力學研究所的創始人。如今，當北京成到處散落著中科院的大樓，當知識分子長袖善舞跟資本與權貴鉤肩搭背，當知識的生產和傳播跟普通人越來越沒有關系，我們對98歲高齡仙逝的錢先生的追念，其實是對一段燃情歲月的懷舊，以及對這個時代腐朽氣息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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