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到來的清算
司馬平邦（發表于《新經濟MOOK》雜志）
重慶打黑。
山西洗煤。
保衛稀土。
可以看成是3次性質完全一樣只是領域和內容不同的清算。
清算的對象是改革開放30年光鮮亮麗的偉大成果背后的那些齷齪與不公平――如果你是唯物主義者就一定要承認，光明與黑暗、智慧與陰謀的相輔相承同根同源，所以也一定要承認，上述的3次不同級別的清算之所以來得這么猛烈，或者曲意可以證明在光明和智慧一面中國也已走得太遠。
翻開文強的簡歷，如果沒有2009年這不光彩的一頁，他的形象正是一個跟著3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隊列走上來的標準“踢正步者”，1972年1月參加工作，先后在四川省基層做過多年的警務官員：巴縣公安局副局長，巴縣政法委副書記兼公安局副局長，巴縣縣委常委、副書記等職務；1992年9月，調任還沒有設立直轄市的四川省重慶市任公安局副局長，1997年重慶直轄后，“升任”擔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在任11年，并于2000年11月被提任正廳局級偵查員；2003年任重慶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2008年7月，文強出任重慶市司法局局長。
如果給文強的這段輝煌簡歷找一個喻體，我想最合適的可能是山西煤老板。
雖然與文強個人的從政經歷不同，山西煤老板是一個成百上千人構成的群體（現在山西夠規模的個體煤礦達到2000多家），但無疑在“踢正步”方面他們有頗為相似的過往。
文強的起家，用一部電影《無間道》也足以類比，正像1997年香港回歸，意識形態的錯落和治理結構的交替給臥底警局多年的黑社會案底的警員們一個徹底洗底和上位的機會，1997年重慶從四川省的第二城變成了全國的第四個直轄市，這樣的錯落和交替一樣給了文強迅速發家的機會，亂中取勝者必有一顆大膽，但也要做好承擔更大風險的準備。
其實，現在大多數的山西煤老板當年是被強行推上歷史舞臺的，在當年全國一致的“市場萬歲”大浪中，擁有巨大煤炭儲備的山西卻因煤價過低而無法快速致富的困境，相信改革開放前10年到15年，山西的管理者們看著廣東及其它沿海地區的迅速富裕只有一種感受：眼紅。
眼紅到紅眼，其結果就是國有煤礦和國家的能源儲備急帶的私有化――山西之所以現在有那么多智力和品德都相對低下卻腰纏萬貫的煤老板，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出賣的是不用經過太多生產加工程序的煤炭，山西煤老板的暴富模式其實與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主流的致富模式頗不搭界，1990年代的10年，以四川希望系的劉家兄弟為代表的農民白手起家致富模式和以北京萬通系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白家起家致富模式，其創造財富的能力在1990年代還那么令人艷羨，但到了2000年以后的近10年時間，在突然出現在巨富階層里的山西煤老板們的致富模式面前都顯得那么蒼白無力――如果只從致富的速度和成本產出比上考量，山西煤老板的致富模式無疑是這個地球上最優化的，因為他們不用操心設計和制造產品而只要把地下的煤用杠桿原理挖出來就行了。
他們的成功是簡單的。
他們的失敗也必然是簡單的。
他們靠暴利成功。
他們必然因為暴利而被清算。
改革開放30年，在中國全面進上更現代化的社會后，還能有山西煤老板這群依侍相對簡單的生產勞動和智力經營仍然可以暴富――所以，這次對私有煤企的清算本身就是先進生產力對落后生產力的絞殺與拋棄，從這個意義上說，破壞資源、礦難頻仍等催生山西煤礦國進民退的理由其實只是一個借口和由頭罷了，一個靠渾水時摸到過大魚大蝦的人，水清之后要走還漁上岸重新結網的回頭路。
文強，和那些將被國進民退的大潮中擠出局的山西煤老板的失敗不過如此。
以文強為代表的在薄熙來重慶打黑中被打掉的“黑官”和山西私有煤企國進民退大潮中被排擠出局的大量煤老板們的命運，或者可以寓示現在的中國正在各個層面對改革開放30年并取得諸多空前的偉大成果的大路線衍生出的斜門歪道進行大力的修正，重慶打黑和山西洗煤其實只是地方層面的，基層的，而如中國以國家為單位在稀土資源控制和鐵礦工進口方面和西方國家和跨國企業之間的較量或者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清算，中國的改革開放30年從另一個角度上說也是中國利益惠于全世界的30年，現在，中國有資格向那些在這30年里過度榨取過中國利益的西方國家、跨國企業追討那些過多的付出了，這樣的清算既符合經濟常識也符合道德規律。
正像最近中國將派出一支巨大的文物專家隊伍奔赴世界各地的著名博物館，他們的任務是對散落于世界各地于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中期被掠奪走的中國國寶進行登記，這已經引起西方文物界的巨大恐慌。
但恐慌歸恐慌，所謂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個道理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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