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時期文人似乎大體命運都不好。
屈原投江自盡。司馬遷被割了JJ。賈誼被誘殺。孔融被抄斬。
彌衡被曹操借刀殺人。嵇康被司馬皇朝斬了頭。魏征雖然得了善終，但李世民也沒少想著要把他干掉。李白在流放途中病死。杜甫是困餓多日之后暴飲暴食而死。
宋之后，文人在民間的形象則多流于負面。周邦彥鉆李師師床底，蘇東坡風流，王安石古怪，朱熹一邊提倡禮教，一邊納妾縱淫。明朝近三百年，似乎就沒出過什么純粹的文人，會寫字的諫官倒是出了一批又一批，像李東陽，王陽明這一類的才子，都是真正投身過政治的。至于清朝？有文人嗎？有一個被乾隆皇帝罵為奴才的文人紀曉嵐。晚清倒是有些文人，比如說魏源，康有為。到了民國，用論文的形式諫言蔣委員長要剿共的錢穆，傅斯年等人，自然也是文人之類的了。至于到了我朝，胡風無疑是文人。
文人到底是指那一類人？到現在都沒有個準，不過，文人=知識分子，這好像又沒什么異議，結果又說不清知識分子到底指那一類人。 不過所列舉的這些名人當中，有些人到底算不算文人，也還要商磋一下。比如說司馬遷，他是史官出身，按現在話說是公務員，還是黨中央直轄的那一種公務員。魏征雖然給李世民很多諫言，但他先在太子府供職，后事李世民，他的身份更像是紹興師爺之類的幕僚。這類人，文人素來是看不起的吧。王安石雖然會寫詞，但不用說他是政治家和改革家。至于康有為，雖然有文化，但他投身于政治，先是維新派，后是保皇黨，早就從文人異化成政治人物了。共和國元帥陳毅會寫詩，但想來沒人會把陳毅元帥歸于文人一類，只能說元帥有文化。至于說到明朝的諫官，無疑是有文化的，而且很多是很有文化的，但后世的文人對明朝的諫官又多有否定，負面評論居多。這似乎顯示了文人沒把諫官當成文人的一面，同時似乎也突顯了文人希望自己可以表達意見，卻又不希望自己的言論受到批評和否定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蠻橫心態。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文人說的話就是對的，反對文人的話就是專制，就是黑暗，就是御用文人’這樣的心態。所以基本上從古到今，文人的下場不太好的同時，統治者和為統治者說話的人，在文人眼中就都變成了專制者和御用文人，受到文人的指責，痛罵。
文人到底有多了不起？幾千年下來，只有你對？別人就是錯？
關于新中國文人第一案胡風案，我不了解，也不想在此說此案的種種，但是我覺得孔教授對此案之定論很有意思：胡風恃才孤傲，唯我獨尊，宗派昭然，雖素無反黨之心，卻常存渺上之態，如此耿介文士，盛世難得，正堪當重任也。今乃加之以桎楛，使天下墨客懦于直言，為此后文禍開一不吉之例也。
我想問一下，渺上就代表耿介？耿介之人便可擔當重任？這是誰規定的用人條件？如同現在，一說人性，必然提到下半身，只有下半身才是人性？那上半身是什么？還有啊，文人被加了大棒，就不敢直言，這樣的話，到底是在說統治者專制呢，還是在說文人就是一只順毛狗，只能順，只能撫？如果一個文人，被加了大棒便躲進小樓成一統，縮起頭來當草雞，比起革命者的不折不撓，這樣的文人有什么資格擔當治國的重任？這樣的墨客說出來的諫言到底又能有多少建設性，又能有多么的重要？若按孔教授所說，胡風這一類文人的諫言很重要，難道另一類知識分子的諫言就不重要了？難道胡風案過后，就真的沒有知識分子上書諫言啦？毛主席說過，凡有人群，便分左中右。胡風這一類的文人不敢諫言了，那另兩類呢？啊對了，在文人的眼里，只有渺上才算文人，只有梗著脖子跟上面作對，才叫做風骨。這到底是什么認知啊？香港有個民主黨魁李柱銘，在香港回歸之后的頭幾年，我看新聞的時候，那真是逢港府提出治港之策他就反對，閉著眼就反對。人家全部都不對？你閉著眼睛就反對，普通人都能看得出是個笑話。這樣的人，有什么可資重用的價值？你既然反對，你就退到一邊去，國家要的，就是群策群力，一起干革命的人。不是總是扯后腿的人，總是梗著脖子叫反對，以表現自己很有傲骨的人。
彌衡死于狂，嵇康死于傲，胡風累于狂，其實說白了，都死于只認自己不認世人的自私！
很多人都說曹操不殺彌衡，是怕擔殺士之名。說這話的人都沒腦子。曹操敢殺老孔家的孔融，會不敢殺彌衡？不殺彌衡，只是還沒到必要殺此人的地步。曹操可不是老孔家旁邊的二楞子鄰居，會一言不和就拔刀子捅人，曹操是個有遠見的政治家，軍事家。放在今天的話來說，曹操就是個革命者。郭嘉的文化想來決不在彌衡之下，輔佐曹操，文人對他的推崇就不多。彌衡擊鼓罵了一下曹操，千年傳唱，這得意勁——
合著文人的特性之一，就是反，甚至為反而反。若再加點野心，就變成謀反。他胡風沒有謀反之意，但方勵之一類的文人，則已是事實證明有謀反之意，之實。
文人若此，可嘆可憐，可恨可惱。
就算文人所處之世都是春風得意的，文人的諫言對于當權者來說是不是就真的重要呢？相對于文人的諫言，以江浙財團起家的蔣委員長，想必更看重江浙商人的諫言。以為人民服務為根基的新中國來說，工人，農民，士兵，愿意投身于社會主義建設當中的知識青年所發出的諫言，也遠比文人更重要。對于當下胡哥執政的共產黨而言，尤其如此。
文人和統治者，一個是空想，一個是實踐。空想的文人因著實踐派在實踐過程中的錯誤，暴力而永遠占領著道德制高點。可是實踐派卻又因著在這世間創建的不世功勛將文人的陰莖，睪丸掐住，玩弄，最后一刀閹割。
文人和統治者，是分不開的矛盾，解不開的結。但毛主席曾經思考過如何解決這種矛盾。曾經實踐過如何糾正文人這種孤芳自賞般的骨頭，讓他們真正融入人民的洪流當中。讓知識分子工農化，為這個國家的建設貢獻出自己的力量。文人學了一身的本領，如果這一輩子只是與統治者作對，有破壞沒建設，學得這一身本領到底有何意義？
說白了，以前說學得一身功夫，賣與帝王家。現在說讓知識分子融入人民的洪流，本質是一樣，服務的對象不同。但是能夠令絕大多數人都得到幸福的服務，怎么著，也比只為帝王一家，只為少數富貴者服務的道路更偉大，更值得去貢獻吧。
最后對于孔教授說的‘太祖于是志得意滿，驕心暗滋，乃于次年，即西歷1957年——’這類結語，真的是覺得孔教授喝高了。喝高了，就回家睡覺，不要胡言亂語，蠱惑人心。
我們這個國家，到1957年，頂多也就是從一無所有的貧苦人，終于有了一間磚瓦房，可是里面，不過是一張床，半缸米，幾件衣服的地步，莫說一生一心系于人民的主席不會驕傲，就算是剛解放就跟資本家打得火熱的劉少奇，鄧小平也不可能驕傲啊。隨便在北京城走一走，都能看到殘屋，有什么可值得驕傲的呢？萬里長征才開頭，這樣的驕傲結語從何而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不就是右派常做的事嗎？
咱不管孔教授有沒有派別，只是想請自認為是新左派的人們，重新再看一看魯迅先生的那篇《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講話，學習之余也以此來警視自己永不變色吧。主席稱先生為圣人，很多事，先生確實洞若觀火，在此僅緝錄一段話：
有許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經講得很詳細了，我不必再說。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斗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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