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 惡劣的用工模式
朱大碌
中國有農民，外國也有；中國有工人，外國也有；中國有農民工，外國沒有。
農民工是地地道道的中國特產。
這個群體的數(shù)量，大約在1.2－2億，據(jù)說在我國第二、三產業(yè)部門分別占到總就業(yè)人數(shù)的52%和58%，這表明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產業(yè)工人的主體。
只是這個群體身份特殊，在城里干工人的活，卻只能享受鄉(xiāng)下人的待遇，城市人的待遇與之無緣。
這個群體超時間、超強度勞動現(xiàn)象非常普遍。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2004年所作的典型調查，農民工日工作時間11個小時，每月工作時間超過26天。然而，如此高強度的勞動量，所得工資平均僅在500——1000元之間，且十多年來不見增長。而即使是如此低微的工資，也未必能按時到手。國務院研究室發(fā)布的調查結果表明，在農民工中間，基本能按時領取工資的僅為47.78％，有時延期和經常延期的比例達到35.68％和15.68％。
所以農民工簡而言之就是一群“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只干一陣子，不管一輩子”、沒有身份、權力和保障可言的“三無”廉價勞動力。
這個龐大的農民工群體的出現(xiàn)據(jù)說是有理論根據(jù)的，這就是一些經濟學家鼓吹的廉價勞動力“優(yōu)勢”。
優(yōu)勢在哪里？過去是5條中國褲子換一條外國褲子，現(xiàn)在有了廉價勞動力，就可以用10條中國褲子換一條外國褲子，據(jù)說這就是優(yōu)勢？
可是很明顯的是，多出口5條褲子，并沒有換來更多的東西，等于是白送給人家5條褲子。
如果這也叫“優(yōu)勢”，那只是白送東西、為人做奴的優(yōu)勢。
貿易交換的優(yōu)勢應當在于以少換多，哪有以多換少也叫“優(yōu)勢”的道理？
不是跟傻子差不多？
中國人口多，勞動力多，所以就廉價。這是某些經濟學家認為順理成章的說法。
但是他們忘記了，與日本等相比，中國人口不算多。在日本狹小的3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1.5億人口，勞動力相當多，又沒有資源，卻沒有出現(xiàn)廉價勞動，相反勞動力還短缺。
許多西歐小國也都是人多地少，勞動力很多，但卻一點不廉價，勞動價值、勞動工資很高。這不是很奇怪嗎？
其實在經濟學意義上，人多必然事多，只有有事不干的國家，才會出現(xiàn)勞動力多余（中國不幸位忝其列）。
環(huán)境保護、綠色能源、公共交通、廉租房、十年制高中義務教育、醫(yī)療保障、生態(tài)農業(yè)、“道路電氣化，汽車電動化”等等等等，中國老百姓需要的事情做也做不完，哪里會不需要勞動呢？
中國只要拿出自己印制的人民幣，把老百姓需要的事情都做起來，中國就會象日本等一樣，沒有勞動力多余，只有勞動力短缺。
可怕的是，在某些經濟學家的指引下，在中國許多老百姓需要的事情干不起來，老百姓不需要的事情，如廉價出賣資源，卻大搞特搞，巨量的中國資源，被拿去換取外國高價廢紙與廢物。
更可怕的是，農民工的廉價模式得不到遏制，反而向城市其它行業(yè)蔓延。在私營企業(yè)，在國有企事業(yè)的所謂改革中，我們到處看到不是農民的農民工。一些所謂打破鐵飯碗的“改革”，正是要把原來的城市職工（或多或少）變成類似農民工的“無身份、無權力、無保障”的三無勞動力!
以至于連有些大學教授都驚呼：“我們都成了農民工”！
農民工這種廉價用工的模式如果成立的話，那么恢復奴隸制也可以說順理成章，因為這樣才最具有廉價優(yōu)勢。
那些反對勞動法的“專家”們，似乎正在往這方面努力。因為中國的勞動法已經是中看不中用的東東，如果連這樣的勞動法也反對，那與奴隸勞動還有多大區(qū)別？
廉價勞動可以讓少數(shù)人富起來，可以讓洋人坐收漁利，卻不可能讓中國廣大勞動者富起來。
勞動者要富起來必須提高勞動價值，提高勞動報酬，這是所有發(fā)達起來的國家已經證明的必由之路，也是正宗經濟學－凱恩斯需求拉動理論的直接體現(xiàn)。
上世紀50年代，我們的東鄰日本，在人均300多美元，勞動相當廉價的時候，卻沒有想到什么廉價勞動“優(yōu)勢”，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制定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大力提高國民收入（同時日元大幅增值）。短短20年間，日本就跨入了工資最高、勞動最貴的國家，且一舉成為世界前列的經濟大國。
尊重勞動者，必受人尊重；賤視勞動者，必被人賤視。中國為什么要抱殘守缺，死守來歷不明的廉價勞動理論呢？不尊重勞動而能稱之“經濟學”者，未之有也。
只有象所有發(fā)達起來的國家那樣徹底拋棄廉價勞動、為人做奴理論，中國才能成為一個對內對外負責任的大國，民富國強才有希望。
中國必須徹底解決農民工現(xiàn)象（否則我們究竟為誰“發(fā)展”）。解決的辦法也不算太復雜，因為有前車可鑒，有國際慣例可以接軌。
比如日本的終身雇用、年功系列工資制度，對中國就非常適用。
先給所有國民一個鐵飯碗，再由個人去掙銀飯碗、金飯碗。
中國農民在城市找到了工作，用人單位必須與之簽一份勞動合同（象日本一樣，大部分應為無限期合同，實行年功系列工資制度）；
憑著勞動合同，這位農民就可以向所在城市申請廉租房（所在城市也有義務為之提供廉租房）；
憑著勞動合同、住房證明，這位農民就可以享受本地城市戶口享受的教育、醫(yī)療等服務。
這樣進城務工的農民就很自然地變成城市人，不會再有不倫不類的農民工，所有國民同工同酬。
雇主與雇工不應該是主與奴的關系，而應該是合伙人關系，雙方共同勞動、共同創(chuàng)造財富，也共同享受財富。
解決農民工問題就這么簡單？就這么簡單。
只是通往“簡單”的道路卻一點兒也不簡單！異常艱難和復雜。
由簡入繁易，化繁為簡難（如退休金、收費路之類的矛盾皆由此而生），這似乎也是中國的特殊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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