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精英”紛脫遮羞布
——附評《李佐軍：警惕計劃經濟思想的回潮》
pioneer
新自由主義導致的世界經濟危機，像火爐一樣炙烤著迷信市場萬能的中國改革“精英”們。“精英”們已顧不了許多，紛紛脫掉了最后一片“遮羞布”——
經濟學家茅于軾：“改革后的近三十年，中國已經有了幾千萬個有錢人，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稱為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總人數不算少，但是在十三億人口中大約只占5%。他們生活寬裕，意識形態接近西方，比較有獨立的想法，希望社會安定平穩，個人能夠得到法律的保護。如果實行代議制政治，他們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堅力量。但是在今天的政治中，他們的聲音還很難成為主流。如果拿人數來講，恐怕懷念毛澤東是當前的主流。那是一個非常有破壞力的思想，是和諧社會的主要對立面。”
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你們管這閑事干什么？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佐軍：“警惕計劃經濟思想的回潮。”“這股思潮由于得到了民意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廣泛支持和響應，來勢洶涌。這應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附錄）
……
在十三億人口中占95%的大多數人，是和諧社會的主要對立面；要么替“黨”說話要么替老百姓說話；得到了民意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廣泛支持和響應的思潮應引起高度警惕……，看到這些，我不得不向直言不諱的改革“精英”們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謝你們一語道破天機，為咱愚民解開了三十多年的疑惑。至此，這場在水中潛伏（只能做不能說、不爭論、“摸石頭”）了30多年的、所謂“合乎歷史潮流、順應民意”、“改革成果做到了全民共享”、“全國人民富起來了”的改革開放，終于真相大白于天下了：這是一場從十幾億勞動人民從統治階級淪為被統治階級的資本主義革命。
也終于明白，為什么在少數剝削階級統治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歷史上，一切有益于民族發展、得到廣大人民支持的變革，無不因為損害了統治階級——官僚貴族集團的既得利益，而遭到血腥鎮壓，商鞅遭車裂，譚嗣同被砍頭……，正如水火同志所說的，“人類的每一個微小進步，無不是以尸山血海為代價”，而為什么長達30多年的、犧牲了絕大多數勞動人民利益的“社會主義改革”，盡管在此次的經濟危機中撞得頭破血流，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文化“精英”們卻無視民意而一如既往、堅持不懈、毫不動搖、深入深入再深入的原因了。
再聯想到龍永圖前期的“不要被刁民挾持”和最近的“誰能從老百姓的口袋里把錢掏出來,誰就有本事”等一針見血的表白，所謂的“房改”、“教改”、“醫改”、“社改”等改革，無非就是專攻老百姓的“軟肋”、強行從老百姓的口袋里把錢掏出來的改革而已。
善良的中國人民，覺悟吧，這不是什么學術爭論、理論交鋒、思想解放，而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
再看看當前聲嘶力竭地鼓噪西方民主、自由、憲政的中國改革教、民主教“精英”們的無恥表現吧：自稱“正確的觀點是不需要投票”的張維迎，霸道專制地隨意開除下屬教授；痛恨“權貴資本主義”的吳敬璉，身兼多家國企獨立董事，坐得幾十上百萬元年薪；鼓吹“市場經濟就是人類社會的未來制度安排”的陳志武，加入美籍時在星條旗下宣誓向美國效忠；只恨爹娘沒有把他生在“人道”、“文明”之邦——美國的范美忠，揚言在危險時連親媽都可以不顧。還有，叫囂“中國再做三百年殖民地”的劉曉波、聲明“美國兵打進北京我帶路”的焦國標、主張“性產業陽光化管理”的周瑞金、要為多角戀、同性戀、虐戀、換妻、一夜情“正名”的李銀河、著漢奸圖書——《日本不必向中國謝罪》、《中日戰爭的思考與啟示》和《中國與臺灣的出路》的馬立誠……，以及大量充斥在互聯網中淫風穢雨、咒罵新中國的雇傭流氓。
你還敢相信這些人能把中國帶進一個自由、民主、人權、文明的社會嗎？莫說他們鼓吹法制文明資本主義，他們就是鼓吹人人平等的共產主義，我也是不相信他們真的要實行的。
不錯，倡導“人性自私”、“人不為已，天誅地滅”的“精英”們，總是這樣教導人民：道德是靠不住的，要靠法制。然而，連資本主義企業不是還在講企業文化么？不是講“做生意先做人”的么？治國安邦反倒不需要先做人了？假如一個企業老板對你說：“我是一個流氓敗類，但我公司的制度好。所以請放心大膽地和我們做生意。”你能放心大膽地和他們做生意嗎？
再一次向人民的反面教員——改革“精英”、民主“精英”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李佐軍：警惕計劃經濟思想的回潮（附簡評）
2004年以來，隨著“漸進改革”和“雙軌制改革”一些“后遺癥”的出現，特別是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計劃經濟的思想開始回潮。有的人將資源緊張、環境破壞、貧富差距擴大、地區發展不平衡、貪污腐敗嚴重、國有資產流失、“民生三難”（“上學難”、“看病難”和“買房難”）、內外經濟失衡（中國為國外打工、資源流失）等問題都歸因于“市場化改革”，（評：難道要歸因于“改革前”？）希望再回到從前，用計劃經濟思想和體制來消除這些新問題。這股思潮由于得到了民意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廣泛支持和響應，來勢洶涌。這應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評：民意算個屁。）
改革開放以來，計劃經濟思想回潮并非第一次，曾在1990年前后、1997年前后發生過。但這一次由于互聯網的普及、媒體的炒作和廣大網民的參與，較前兩次更為嚴重。（評：沒有互聯網的普及，肯定又是“全國人民一致為改革叫好”的輿論一律。）
由于有的人將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都歸因于“市場原教旨主義”或“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家”和“市場化改革”，因此他們開出的“藥方”自然就是計劃經濟和政府干預等，甚至有的人還提出要為“文化大革命”、“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全面翻案。這還不是最危險的。最危險的是在氣勢洶洶的“反市場化改革”思潮面前，部分曾堅持市場經濟思想的同志開始對原來的思想產生懷疑和動搖，一些政府管理部門在調整改革政策和措施時不知不覺地采取了強化政府干預和管制的做法，如最近一段時期的教育改革、醫療改革、住房改革和價格改革等都開始出現這樣的苗頭。（評：再不干預教改、醫改、房改，不用說拉動內需，就是連養活你們的“勞力”們都活不下去。莫非改革教們真是敲骨吸髓、竭澤而漁，連“可持續剝削”都顧不及了？）
更為憂心的是，計劃經濟思想回潮具有非常堅實的組織制度基礎。據 李煒光 教授研究，1978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31.1%，1994年這一比重下降到10.8%，但到2006年又上升到19.39%，若按包括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的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大口徑”宏觀稅負計算則達到34.43%—40%。財政支出也是如此：1978年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31%，1994年這一比重下降到12%，而到2006年又上升到19.73%，如果把沒有計入政府財政支出的國債支出、預算外支出、制度外支出都計算在內，則達到30%以上。三十年來，政府的行政費支出增長了近90倍。2004年，行政費支出占財政支出總額的比重為37.6%，公共服務及社會管理支出的比重僅占25%，而同期美國的數字分別為12.5%和75%。而且這種情況還在發展。這些數字說明，三十年改革并沒有對計劃經濟時期的強勢政府以有力的沖擊，而且各級政府利用政府改革相對滯后的有利機會，加強了自身在市場經濟時期的強勢控制地位。（評：卸磨殺驢。沒有各級政府的強勢控制，哪一項“改革”能順利實施？）在這種強勢政府和“權力大、責任輕”政府下，計劃經濟思想和體制的回潮可以說非常方便。
計劃經濟思想容易回潮有著深刻的思想和社會根源。當很多人將問題都歸結為市場的時候，他們很自然就想到了用過去熟悉的計劃來對抗市場。改革三十年后，過去計劃經濟時期的問題和危害已在很多人的記憶中淡出，剩下的都是過去時代的美好回憶。改革開放后出生的年輕一代更是將其當作一種值得尊敬的傳奇。計劃經濟對公平的偏重更是對當今深受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之痛的人有著強烈的吸引力，很多人期望用計劃經濟的手段來解決社會不公問題。
計劃經濟思想回潮將對中國的改革和現代化事業帶來巨大危害。理論和實踐都已反復證明，計劃經濟具有如下一些致命弱點：一是權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企業和民眾缺乏自主決策權、自主經營權和自由選擇權，不能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不能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因而效率低下；二是公有制雖所有權清晰但產權不清晰，而且輕視民眾的產權，因此不利于調動民眾積累財產的積極性，不利于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三是計劃經濟不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而以計劃當局的計劃為導向，計劃又因為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對稱、信息傳遞鏈條過長等原因而難以反映現實需求，因此造成經濟結構扭曲、“短缺”、“隱性失業”和資源浪費等問題。如果我們不警惕計劃經濟思想的回潮，以致自覺不自覺地回到了計劃經濟的體制、機制、政策和做法，將不可避免地產生上述惡果。（評：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還是先設法把“市場萬能”的謊言編造的圓滿一些吧。）
為了謹防計劃經濟思想的回潮，有必要在“第三次思想解放”中重新討論計劃經濟思想的危害，同時堅定“市場化改革”的信心，樹立“科學改革觀”，不斷完善改革，將中國的改革事業引向深入。（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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