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周隆濱的共富論

評“先富”論

孑人

　　改革開放初期，XXX提出了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后帶動和幫助其他人和地區共同富裕的思想，并且說這是一個大政策，很快在全國迅速地推廣開來。這一政策的推行，很快在全國造成了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后來形成了兩極分化。這種情況日趨嚴重，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不但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強烈的感受到了，而且許多外國人也看到了。我國兩極分化的嚴重程度，達到基尼系數0.43以上，和美國差不多了。但是，不久前出刊的《求是》雜志，刊登了周隆濱的一篇題為《“先富”與“共富”》（以下簡稱《周文》）的文章，從效率與公平的關系闡述先富與后富的關系，為“先富”思想和政策辯護，帶有一定的欺騙性。這就有必要把這個問題辯論清楚。這不僅因為“先富”論是個大問題，而且因為《求是》雜志是黨的重要刊物，周隆濱是個重要人物——《光明日報》原副總編輯。

　　關于“先富”，從當前中國的實際情況看，說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實際上只是極少數的人先富起來了。這極少數的人又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共產黨內的。這一部分是主要的。其又有兩種情況。一種原來就是黨內的。報刊上公布的統計數字說明，中國現有的千萬富翁（經營性資金或可投資資產在1000萬之上的）82萬多人，只占全國人口的萬分之六，億萬富翁就更少。這都是一些什么樣的人呢？在億萬富翁中，高干子弟和親屬占90%以上，同理，千萬富翁中他們占的比例也不會少。二十幾年過去了，這些人現在有的又成了高干，有的成了國企高管。另一種原來只是黨外的私營企業主，后來被拉入了黨內。第二部分是直到現在仍然還在黨外的私營企業主。他們有沒有帶動和幫助大數人“共富”起來呢？看看現在的“三農”問題、農民工、下崗工人、大多數的在崗但收入很低的職工們，答案就清楚了。況且他們都背負著新的“三座大山”，如果仍然這樣下去，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也難有翻身之日。如果這不是兩極分化，世界上還有多少國家是兩極分化呢？XXX曾經說過，“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XXX文選》第3卷第111頁）事實表明，“先富”政策，的確是失敗了。

　　在“先富”思想和政策的指導之下，有沒有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呢？答案是肯定的。這些千萬和億萬富翁們，所擁有的是一千萬以上的經營性資金，就是說他們是拿這些錢去投資賺錢，其實質就是剝削工人的勞動剩余價值，他們是地地道道的資產者。黨內有著高干背景的這一部分的大多數，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而是官僚特權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先富”思想和政策指導下的實踐，“真是走了邪路了”。

　　黨內先富起來的這一部分人，早就背叛了共產主義，他們根本不配做共產黨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從馬克思到毛澤東，誰也沒有允許過任何共產黨人在廣大群眾之前先富起來。馬克思說：共產主義是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大多數人的運動。而這些人不但為極少數人謀私利，還站到了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對立面。毛主席多次申明，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新中國成立的前夕，他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務必要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胡錦濤同志在剛剛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的時候，在西柏坡特別重申了毛主席的這一告誡。而這些人不但背叛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生活作風上也早已資產階級化了。

　　這些先富起來的高干子弟，在高干子弟中也是少數。他們的父輩都是為革命出生入死，在入黨的時候也都宣誓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老革命，他們的許多人逝世的時候，都獲得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稱號。而這些老革命的子弟變成了人民群眾的剝削者和壓迫者，這是發人深醒的。毛主席在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以后，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告誡和提醒黨的高級干部們，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一定要正確對待革命，不能脫離群眾，一定要過好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關。這些先富起來的高干子弟（有的現在也成了高干）不但脫離了群眾，而且還剝削和壓迫群眾。現在到了這些人猛醒和回頭的時候了。

　　所以說，“先富”論不論在實踐上還是在理論上，不但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而且是對自己的革命歷史的背叛。有些好心人可能這樣想，“先富”論的用心是好的，可能是讓一部分群眾先富起來。開始的時候我也曾經這樣想過。而實際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部分高干子弟為主的極少數人先富起來了而普通群眾則很少有人富起來（直到現在也很少）的時候，他還健在，對這種情況不可能不了解。

　　以上事實和道理，作為原《光明日報》副總編輯的周隆濱不會不知道，但為什么他還為“先富”論辯護呢？他的辯護有道理嗎？《周文》寫道：“事實上，改革開放的30年，我們走的正是一條共同富裕的道路?！笔聦嵉降自鯓幽?？這三十年來，我國的基尼系數基本上是逐年擴大，現在和美國差不多了。世界上有這樣的共同富裕嗎？我們是哪些人呢？是下崗工人嗎？是農民工嗎？是背負著新“三座大山”的廣大群眾嗎？都不是。實際上，當《周文》寫這些話的時候，他也是心虛的，內心是自相矛盾的。他寫道：“毋庸諱言，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確實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不論是城鄉之間、區域之間，還是城鎮內部、鄉村內部，收入差距都擴大了。”就是說，在全國，全面的“收入差距都擴大了”。天底下有這樣的“共同富裕的道路”嗎？

　　為了替“先富”論辯護，《周文》引用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是一個被辯護士們用濫了的公式，也被許多理論工作者反復批駁過了，在此不打算再作闡述。本文只想說明下面兩點。其一，《周文》說“在一定意義上，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就是‘先富’與‘共富’關系”，是不對的，是混淆視聽。如上所述，“先富”政策并沒有帶來“共富”和公平，也不是效率的發動機。他認為：“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先富’政策發揮了巨大作用。改革開放30年，我國社會充盈著蓬勃旺盛的創造活力，中國人民迸發出巨大的創造能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卑迅母镩_放30年來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說成是“‘先富’政策發揮了巨大作用”的結果。這完全是欺騙。恰恰相反，這些成就不是“先富”政策的結果，而是直到現在仍然沒有富起來的廣大群眾的辛勤勞動創造的，他們非但沒有富起來，還受著在“先富”政策指導下先富起來的極少數人的剝削。其二，就效率和公平的關系來說，作為黨的政策，也早就發生了重要的變化，由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改變為把實現社會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如果說的嚴重一點，周先生現在還寫這樣的文章，不但落后于形勢的發展，而且已經違背了黨的現行政策。

　　《周文》為了論證“改革開放的30年，我們走的正是一條共同富裕的道路”，還舉出了一些數字：“從1978年到2008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5781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761元……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在我國貧富差距懸殊，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下，這樣的人均收入和GDP一樣，只能說明綜合國力，對于認識人民生活水平，則具有很大的欺騙性 。能夠說明人民生活水平的是另外的統計數字。如當前我國少數人占有了大部分財富，不到20%的人擁有80%以上的銀行存款；大多數在崗職工月工資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幣，收入最高的省、市廣東省和上海市所規定的職工最低月工資收入都不到1000元人民幣，其他省市可想而知，就更不用說下崗的和停產、半停產企業的職工收入了。農民的收入不到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左右?？傊翱傮w小康”，不等于大部分人都小康了。

　　和其他辯護士一樣，周先生也拿2008年和改革開放前做比較說事。從數字上說，現在大多數人的收入是提高了，但這并不等于一切。第一，那時人們的收入相對平均，不像現在這樣貧富懸殊。說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并不完全符合實際。搞平均主義只在一部分農村存在，在全國并不是搞平均主義。工人是八級工資制，干部有二十多級，怎么是平均主義呢？正像毛主席所說的，這是社會主義社會還不得不存在的按勞分配中的資產階級法權。而近二十多年來分配領域中差距懸殊，完全背離了按勞分配原則。第二，那時人們的工資收入主要是生活費，住房、看病、上學，或全部、或大部作為福利由國家解決。而近二十多年來這些全部或大部由勞動者個人負擔，他們根本負擔不起，只是近年來才開始有所改變。第三，那時的物價，和現在比起來低得多，一個工人一月幾十塊錢的工資收入，能養活一家人。現在一個工人一個月幾百塊錢的收入，能養活一家人嗎？這些情況，周先生作為過來人應該是清楚的，怎么也跟著瞎起哄呢？

　　極少數高干子弟先富起來這件事，性質非常嚴重，影響非常惡劣。它和黨內腐敗有著緊密聯系。這些人發財致富，一不是靠辛勤的勞動，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父輩的權力，是依權發財，以權換錢。他們發財以后，又為推動腐敗進一步打下了經濟基礎。這兩件事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對黨造成的危害越來越大。在黨的十大的政治報告中，周總理嚴肅地指出，立黨為公還是立黨為私，這是真假共產黨人的試金石。這些人依權發財，完全是立黨為私，早就沒有了共產黨人的氣味。和對腐敗一樣，廣大群眾對他們也是深惡痛絕。黨應該像反腐敗一樣，下決心解決這一問題。而只有把腐敗的重要經濟基礎消滅了，才能真正解決腐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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