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太：我看毛澤東與周恩來
有網(wǎng)友認為我對毛“盲目崇拜”，表示大為遺憾，我本人不但毫無遺憾，還頑固認為我獨具慧眼。我這個人，沒必要“盲目崇拜”任何人，因為我無私無畏，無欲無求，寫文章從無個人私利驅(qū)動，只想把真理奉獻給我忠實的讀者，特別是虔誠認我為“老師”的“學生”或朋友。
關(guān)于毛，我寫過一本小書，全面談了個人看法，寫了七八年了。遺憾，沒有公開出版。
只講毛的超凡能力和全面素質(zhì)，特別是博大厚實的文化底蘊，古今中外沒人能比：“秦皇漢武”也好，孫中山蔣介石也好，戴高樂斯大林也罷，比起毛來，都顯得“稍遜風騷”。和他的同事比，更是明顯高出。只須和為天下人所普遍嘆服的周恩來比，就可以窺見一斑。
從求學上講，周恩來是旅法，求的是西學，毛是搞社會調(diào)查，掌握的是國情，求的是國學。毛支持友人外出留學，但自己卻堅持留下，因為在他看來，要解決中國問題，必須首先掌握國情，了解實際，這是第一位的，毛有這方面的話。外國的東西再好，也不能照搬，只能參考，中國國情的實際，才是確定中國發(fā)展戰(zhàn)略的首要參照。一個做大事的人，他當然不會放棄“首要”。在求學選擇上，毛已經(jīng)有意為未來的可能打基礎(chǔ)，就已經(jīng)顯出了出眾的凌云之志。
從求職上講，周一直工作在中央機關(guān)，毛一直工作在基層，周一直是毛的上級。但我們知道，毛不是不配在中央機關(guān)工作，而是要他去他不愿意去，他曾公開表明態(tài)度：“我不愿意和你們住高樓大廈，我要結(jié)交綠林好漢。”
其實，那時的中央是個空中樓閣，只有毛澤東開出并掌控的井岡山，才是個實體。沒有毛開辟的井岡山，中共也就失去了發(fā)展的可能。后來之所以又丟掉，恰恰是因為罷了毛的官。
直到遵義會議，毛仍然是下級，黨內(nèi)一把手是張聞天，軍內(nèi)一把手是周恩來。毛充其量是周的參謀長。但是，烈火見真金，毛的能耐太大，量級太高，已經(jīng)自然而然成了總策劃，總導演。最終致使張聞天周恩來都心悅誠服的還權(quán)于毛澤東。
我說的“還權(quán)”，是因為最高位置本來就應(yīng)該是毛澤東。如果早就是毛澤東，會減免很多損失，會少死很多革命者。在那個時候，誰本事大誰上，誰也壓不住，因為人命關(guān)天，如果沒有毛的非凡智慧，甭說別人，包括周恩來張聞天在內(nèi)的領(lǐng)袖們，能不能活下來，都是個問題。若不是非凡時代，毛早就被嫉賢妒能的人排擠掉了。一般意義上的中國官場，并不適合毛的誕生，倒是更適合周。天不滅毛，天降大任于毛也，革命者之福也。
從起義上講，周領(lǐng)導的八一南昌起義，是第一槍，是全國性的，他的影響力是巨大的，意義是深遠的。但是，真正星火燎原的，具有實效的，是毛澤東親自策劃的秋收起義，它雖然打的不是第一槍，還是地方性的，但最終卻干出了一個新中國。
毛澤東堅持了解國情，堅持結(jié)交綠林好漢，讀三國讀水滸，在這里顯出了威力。而周公，出國留學，在中央工作，也顯出了局限。但毛很謙虛，不居功自傲，很照顧周，文革時紅衛(wèi)兵要把建軍節(jié)改成秋收起義的九月九號，毛堅決不同意，還罵了他們一頓，捍衛(wèi)了周的“功在第一槍”。
毛與周，都是偉人。毛更有擔當能力，周更有親和能力，前者有晁蓋之風，后者有宋江之氣。毛是喜歡晁蓋的，埋怨《水滸》“摒晁蓋一百零八人之外”，反諷《水滸》“好就好在投降”。周廣結(jié)善緣，團結(jié)同志，卻比宋江更精忠報國。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直堪比諸葛武侯。
晁宋之交，肝膽相照；伯牙子期，相望江湖；毛周兩公，絕代雙驕，千古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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