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趕考論”與“造福論”的一點比較
1949年春，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即將從蔣、宋、孔、陳這四大家族手中奪取政權的前夜。在黨中央由西柏坡遷往北京的途中，毛澤東提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趕考論”。
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在主流媒體上經常看到官員們“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豪言壯語”，即“造福論”。
“趕考論”的提出者，是將工農勞動大眾當作了審察考卷的對象，而將黨的各級干部的所作所為，當成了任由勞動人民評判的考卷，所以，便時時處處不得不小心謹慎地猜摸工農大眾的意圖。于是，便很自然地產生了密切聯系工農大眾，甚至到了與工農大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的程度。就這樣還怕工農大眾不能滿意，于是，又采取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甚至整黨、整風的方法，力圖使自己的所作所為，盡量能使工農大眾這個主考官滿意。這便很容易能從根本上保障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以及使各級干部都能吃苦在前，享樂在后，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造福論”的提出者，是將他們自己當作了能夠主宰工農民眾命運的英雄，所以，他們的所作所為，便自然不受任何條件的約束，可以為所欲為。“不管黑貓白貓，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一把手說了算”、“不爭論”等等，就是“造福論”者的“理論”基礎。在這種“理論”基礎的指導下，哪里還容得下“密切聯系工農大眾”及“批評與自我批評”？而一旦離開了“密切聯系工農大眾”及“批評與自我批評”，又何談民眾的監督？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失去監督的權力，不僅能干出買官賣官這種嚴重背叛共產黨宗旨的罪行，而且也已經犯下了很多嚴重違犯憲法和傷天害理的罪行，以致到了這些罪行遲遲得不到清算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還談什么人民的權力？
兩者相比，孰優孰劣？不言自明，但非常嚴重的問題是：幾十年來，在不問姓“社”姓“資”、即“不爭論”的理論指導下，國人至今并不明確我們今后到底是要按“趕考論”辦事呢？還是繼續按“造福論”辦事？
烏乎！我們這些小民。
秦川牛
2008.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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