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苗：給張維迎頒發諾貝爾瘋子獎

陳永苗

 

    張維迎提出來的漲學費以補償窮學生，這些設想，基本屬于瘋子才能提得出來，當學費提高，窮學生更加無法進入大學校門，如何分享大學的獎學金。把你擋在門外，然后告訴你在門里面，有個天堂給你，別鬧事。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帶有嚴重禁欲色彩，這種禁欲，是禁別人的幸福和欲望，然后給出一個越來越遠的欺騙。就向穆斯林《古蘭經》那樣，今生你犧牲掉吧，來世在天堂有七十二個處女等著你。

    即使如張維迎診斷的那樣， 目前學費便宜了富人，那也不是通過提高學費。這種做法的智慧程度，相當于小學生一年級。學費便宜了富人，就要提高學費，這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真理，提出這種辦法，是零分的小學生語文作文。

    按照目前的不公平狀態作為既成事實和前提考慮政策，張維迎干的事情就是被強奸之后，只憂心生的孩子不像強奸犯。庸俗經濟學給權貴幫兇，越幫越兇，越幫越兇；給中國幫忙，越幫越忙，越幫越忙。

    正確的做法， 應該是通過加大富人的稅收，也就是通過稅收而不是教育費的方式，來為教育買單，讓富人為窮人做貢獻。

    張維迎的這種方式，要一定能夠提高獎學金作為先決條件，才有一定說服力，可是這人家偏偏不搞。邏輯即使能成立.但是在現實中會嚴重變形。理想和現實是不是和解，是否可以拉近，這點難道不要考慮么。不管天塌下來，也要說出烏托邦；不惜一切代價，也要實現理想。這與文革有什么區別。理想在不合適的時候說，而且不顧一切時候說，你就可以看出來，改革不過一場經濟文革。文革是一次空想社會主義，而改革是一次空想資本主義。

    既然是政策，是公共言說，不能陷于一項情愿的美好理想，烏托邦。要考慮前提，要考慮后果。不能以理想的美好當作全部，單純意圖倫理是危險的，還要有責任倫理。理想到了只有意圖倫理這個地步，基本上可以診斷為精神病：瘋子。

    去政治化的庸俗經濟學，無法看清自己是什么人，除了自憐自戀。19世紀的法國經濟學家大師巴斯夏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一個好經濟學家與一個壞經濟學家之間的區別就只有一點：壞經濟學家僅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見的后果，而好經濟學家卻能同時考慮看得見的后果和那些只能推測到的后果。庸俗經濟學，只看見自己心中的夢和不現實的幻想，其他的都看不見，看得見的后果和推測到的后果，都被理想和經濟意識形態扭曲，睜眼瞎。 建了史上最危險的違章建筑，卻以為是通天塔，大吹特吹。 　　

    從改革的原初設想出發，先把政治問題，包括政治架構不動對改革的制約和約束這些前提問題，擱置起來，不予計較，忍受這種不適，咬牙搞改革。可是這種忍受不可能太久，政治框架是一種強大的磁場，改革越深入，政治的影響越大。庸俗經濟學的進路，天然排斥原來政治架構對于市場經濟的阻礙這個維度的審視。實在不是好把式。沒有大局觀，沒有改革的全局意識，劍走偏鋒，程咬金三斧頭肯定只能應付一時，而不可能給改革當家作主。

    庸俗經濟學排斥政治，然后用科學性給自己提供正當性。經濟學是科學么，這種正當性論證，在經濟學內部爭議也頗大。經濟學 被信仰成一種科學，完全是一種意志的幻象，一種世俗神學。過于抽象邏輯的經濟科學，對復雜的現實，啥也不是，很顯然是各說各的話，就別指望用于指導現實。

    所以應該把政治請回來，回歸到政治經濟學。例如對過去長期公共設施的收費提高經濟學家認為民眾不懂經濟學的真理，例如供求關系原理，因此是非理性，只看到自己利益，沒看到整體利益。如果把政治請回來，放到一個政治歷史的框架下來理解，就知道經濟學家多近視，多狂妄。民眾以自己樸素的感覺來反對，乃是因為長期以來的低工資，在市教育產業化等三座大山形成之后，還是沿襲低工資的標準。原來低工資還有福利，現在福利沒有了工資依舊。這時候，應該提高工資，先漲工資，再 考慮漲學費電費。不能老是人民的義務要先行幾步，而且后面沒有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