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時代是個坑，一切功勞往里扔？——評吳建民先生講話

改革時代是個坑，一切功勞往里扔？——評吳建民先生講話

言川

全國政協委員、外交學院院長吳健民先生是本人所尊敬的外家家，但他在最近全國政協組織的“以文化建設為主要內容的國家軟實力建設”協商會的講話，本人卻深不以為然。他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后，我們本應當把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矯枉過正的部分拉過來，卻沒有這樣做，而是堅持繼續革命，特別是文革中破“四舊”，否定中華文化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改革開放后，我們吸收了外國文化中的好的東西，但是糟粕也進來了，所以今天中出現了信仰缺失的現象。

吳先生說今天的中國的信仰缺失，只是說出了了事實的一部分；現在不僅僅是信仰缺失的問題，而是道德底線是否失守的問題。而吳先生究其原因，一是來自外面的“糟粕”，二是歸咎于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革時期。

應當明白，所謂“革命戰爭時期矯枉過正的部分”，就思想文化來說，就是高舉“五四”運動倡導的“科學”、“民主”大旗，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等等。這些糟粕與現代民主思想沒有任何相容之處。不批判并清除這些糟粕，就沒有中國人民思想的大解放，沒有中國革命的大勝利，也就沒有今日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但應繼續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糟粕，而且還有更為艱巨的任務，即吸收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的同時，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和新型的生產關系相適應。說到“文革”，從來都被定義為“政治動亂”；在思想文化方面， 由于林彪、四人幫的干擾和紅衛兵思維的單純和幼稚，許多歷史文物、古籍，以及某些可以改造、借鑒的傳統觀念受到沖擊，但遠遠談不上“登峰造極”的破壞。何況“文革”不等于“文革期間”；文革期間，中國的經濟、國防、外交和思想文化建設并非一無是處。因此，回顧整個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得到發展和升華，成為社會主義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不爭的事實:

傳統文化中的“仁”，被“為人民服務”的光輝思想所取代，成為全國人民，尤其是黨員干部的座右銘。各級領導干部和人民群眾同甘共苦，是中國有史以來官民關系最好的時期；

傳統意義上的“義”，則被“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我們來自五湖四海”“應當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的思想所取代，助人為樂蔚然成風，雷鋒式的英雄模范人物層出不窮；

古人謳歌的“節”，升華成為了國家和人民利益，不畏強暴，堅持原則，敢于斗爭，不僅改變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打破了外國敵對勢力的封鎖，而且帶來了國內穩定和良好的社會治安；

最被歷代統治階級所重視的“忠”，由“忠君”，變成了忠于祖國和人民，忠于社會主義事業。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戰爭中，以鮮血和生命捍衛祖國的安全，是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忠貞群體；

古人推崇的“君子以自強不息”，發展成數億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自覺行動，于是就有了“兩彈一星”，有了大慶石油、雜交水稻、有了“既無內債，也無外債”，有了社會主義工業化；

…………

總之，毛澤東時代雖然由于從舊中國走來，底子薄，同時為了鞏固國家安全和加速建設，物質生活十分貧乏，但從廣大黨員干部到普通群眾，有信心，有信仰，守紀律，明是非，精神生活極其豐富，至今被人深深懷念，甚至于一些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懷有敵意的人，也不否認。

顯然，“信仰缺失”不是毛澤東時代惹的禍，而是源自那之后。具體原因，一是宣傳輿論工作出了偏差，宣傳“發展是硬道理”時，沒有宣傳“發展”是社會、思想、文化和經濟建設的全面發展，“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正是為了矯正這一偏差。二是教育管理松了勁，尤其是對引領社會風氣具有重要責任的官員、富人和知識精英教育滯后，管理松弛，好人主義、溫情主義盛行。十八年前，鄧小平在總結“六四”教訓時就指出，改革開放后放松了教育；近些年，黨中央制定了一系列規范黨員干部的文件，即是彌補教育管理的缺失。最近暴露的山西省黑磚窯事件，是一件典型的踐踏人類道德底線事件。如果“信仰缺失”是毛澤東時代所致，那么這樣的事件應出現在改革開放初期或中期；但它卻出現于目前，恰好以事實證明，上述兩個原因導致了“信仰缺失”，某些方面甚至底線失守。

那么，吳建民先生為什么要將“信仰缺失”歸咎于毛澤東時代呢？“毛澤東時代是個筐，什么罪過都往里裝”，而“改革時代是個坑，一切功勞往里扔”。否定前者，不但沒有風險，而且可獲得“思想解放”的美譽；而贊美后者，或者為后者粉飾，至少可以得到現在當政者的好感。——吳先生是否也具有某些知識精英的思維定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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