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1958年4月講過關于“共產主義公社”的話嗎？

　　作者按：我國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了以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為基本特征的“左”傾錯誤，造成了嚴重后果。許多論著都認為毛主席在1958年有在中國農村建立共產主義公社的“構想”，并以此為基本依據，認為造成上述“左”傾錯誤的主要責任人是毛主席。這樣就產生了一個重大的嚴肅問題，這就是：毛主席在1958年究竟有沒有在中國農村建立共產主義公社的“構想”？我們對這方面的情況進行了一系列的查證、分析和研究工作。經過查證、分析和研究，我們認為毛主席1958年沒有在中國農村建立共產主義公社的“構想”。那些認為毛主席有這種“構想”的說法都是不能成立的。現在把我們研究的情況寫成幾篇文章。我們希望通過這方面的工作，能夠有助于還原當時的歷史真相，肅清這一領域中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正確評價這一期間的毛主席，還毛主席以公正！今天的這一篇文章是這些文章中的一篇，誠懇地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一）關于陸定一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引用了陸定一在八大二次會議發言中的一段話：

　　陸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發言的日期，是5月19日，題目叫《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18日晚，他在推敲經大會秘書處已經鉛印好的發言稿時，在結尾的部分，新加了這樣一段話：“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談到幾十年后我國的情景時，曾經這樣說：那時我國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鄉村公社圍繞著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前人的‘烏托邦’想法，將被實現，并將被超過。我們的教育方針和其他文教事業，也將朝著這個目標去發展。”

　　接著，薄一波說：“雖然陸定一同志這段話也包括著少奇同志在火車上‘吹’的那些內容，但主要是轉述毛主席在廣州向他們四位談的內容。”[1]

　　陸定一的這段發言，被許多人用于論證毛主席在1958年4月就有在中國農村搞“共產主義公社”的構想，從而毛主席應當對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以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為主要特征的“左”傾錯誤負主要責任的基本論據之一。因此，我們需要對陸定一的這段發言和薄一波所說的“陸定一同志這段話……主要是轉述毛主席在廣州向他們四位談的內容”這個判斷進行認真深入的考證和分析。

　　（二）關于劉少奇的回憶

　　與陸定一的這段發言有關，劉少奇有一個回憶。這段回憶說明了薄一波所說的“陸定一同志這段話也包括著少奇同志在火車上‘吹’的那些內容”的具體情況。薄一波書中也引用了劉少奇的這段回憶：

　　劉少奇1958年11月7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時說：“公社這個名詞，我記得，在這里（鄭州火車站），跟吳芝圃（時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同志談過。在廣州開會（少奇等同志去廣州向毛主席匯報八大二次會議準備情況，時間估計可能是1958年4月底——一波注），在火車上，有我、恩來、定一（時任中央宣傳部長）、鄧力群，我們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說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時候就為共產主義準備條件，要使前一階段為后一階段準備條件，我們搞革命就是這樣的，開始搞前一步的時候，就想到下一步，為下一步創造條件。我們現在建設社會主義，就要為共產主義創造一些順利條件。還吹空想社會主義，還吹托兒所，集體化，生活集體化，還吹工廠辦學校，學校辦工廠，半工半讀。要鄧力群去編空想社會主義，要定一編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下了火車，在這個地方（指鄭州火車站——本文作者注），大概有十幾分鐘，跟吳芝圃同志說，我們有這樣一個想法，你們可以試驗一下。他熱情很高，采取的辦法也很快（吳芝圃插話：那個時候，托兒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還不叫公社），工農商學兵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鄉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陸定一回去，馬上就編了那本書。八大二次會議，我去講了一個半工半讀和生活集體化。后頭要北京試驗，要天津（泛指河北，為當時天津市屬河北省，是河北的省會——一波注）試驗。公社就是這樣來的。事實上已經有了，他們叫大社。陸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發言里邊講了這個東西。”[2]

　　我們對劉少奇這段話所涉及的一些重要細節進行了查證。經查證《劉少奇年譜》，劉少奇1958年4月22日離開北京，到達廣州。由此可知劉少奇上述回憶講得是1958年4月22日發生的事情，不是薄一波所說“四月底”。又經查證《周恩來年譜》，周恩來1958年4月20日飛抵鄭州，4月21日視察黃河三門峽工程以后，連日主持召開有四個省區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三門峽現場會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24日作總結發言。4月25日收到毛主席的自廣州致周恩來、陳云、彭德懷、李富春、薄一波的信，說擬于近日研究工業問題，請即南來，開四天會。4月27日-29日出席毛主席在廣州召集的中央各部委負責人會議。[3]根據《周恩來年譜》的這些記載，周恩來4月22日前后“連日主持召開……三門峽現場會議”，不可能與劉少奇同在北京到廣州的火車上。所以劉少奇回憶中的“在火車上，有我、恩來、定一、鄧力群，我們四個人……”的說法有誤，周恩來不在場。

　　另根據《毛澤東年譜》、《周恩來年譜》的記載，劉少奇是1958年11月6日開始參加第一次鄭州會議的、周恩來沒有參加第一次鄭州會議。所以，劉少奇作這段回憶時周恩來也不在場。如果劉少奇回憶時周恩來在場，周恩來可能會糾正劉少奇回憶中的這個不準確的地方。

　　劉少奇的這段回憶說明：劉少奇1958年4月22日在北京到廣州的火車上與陸定一、鄧力群等人（周恩來不在場）討論了向共產主義過渡和“共產主義公社”的問題，并且劉少奇讓吳芝圃在河南“試驗”。

　　（三）關于“轉述毛主席在廣州向他們四位談的內容”

　　薄一波認為陸定一那段發言中關于共產主義公社的內容“主要是轉述毛主席在廣州向他們四位談的內容”。對薄一波所說的這句話我們也進行了查證。經過查證，我們有以下疑問。

　　（1）薄一波這句話中的“他們四位”，指的是哪四個人？從薄一波書中的上下文來看，這四個人應當是指劉少奇、周恩來、陸定一和鄧力群（即4月22日在火車上‘吹’共產主義公社的那四個人）。但是，從陸定一那段發言中我們看不到這層意思。那么薄一波這樣說的依據是什么？他在書中并沒有說明。更何況前面我們已經指出，由于劉少奇回憶有誤。周恩來4月22日與劉少奇并不在一起。那么薄一波這里所說的“四位”究竟是哪四個人呢？

　　（2）如果這四個人是劉少奇、周恩來、陸定一和鄧力群。由《毛澤東年譜》、《劉少奇年譜》、《周恩來年譜》的記載可以知道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這一期間同在廣州的時間為1958年4月26日-30日。那么，那段關于共產主義公社的話如果是毛主席對劉少奇、周恩來等四人講的，則毛主席說這段話的時間應該是4月26日-30日之間，地點是廣州，但是從陸定一那段發言中，也看不出這層意思。薄一波這樣說的依據是什么？他在書中也沒有說明。

　　據《毛澤東年譜》記載，毛主席1958年“4月27日下午和晚上，在廣州主持召開有中共中央領導人及部分部委負責人參加的會議，討論工業問題。出席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德懷、李富春、宋任窮、趙爾陸、王鶴壽、彭濤、滕代遠、張霖之、劉瀾波、余秋里、劉景范、李葆華、呂正操、李銳。”“4月28日下午和晚上，在廣州主持會議，繼續討論工業問題。會后，同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談話。二十九日下午和晚上，會議繼續進行，出席會議的增加了陶鑄、陳伯達、康生、楊尚昆。”[4]

　　按照這一記載，毛主席這一期間（4月26日-4月30日）主要活動是在廣州主持召開一次討論工業問題的會議，并且陸定一和鄧力群都不在《毛澤東年譜》所列舉的與會人員名單之中。那么毛主席究竟是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在一次討論工業問題的會議期間）、在什么樣的語境環境下和他們四個人（其中兩人沒有參加這次會議）談起共產主義公社的問題呢？對薄一波所說的陸定一那段發言中關于共產主義公社的內容“主要是轉述毛主席在廣州向他們四位談的內容”這句話而言，這是一個需要說清楚的問題。

　　（3）按照薄一波的說法，“雖然陸定一同志這段話也包括著少奇同志在火車上‘吹’的那些內容，但主要是轉述毛主席在廣州向他們四位談的內容。”如前所述，“少奇同志在火車上‘吹’”的時間為1958年4月22日，“毛主席在廣州向他們四位談”的時間（如果有的話，只能）是同年4月26日-30日之間。而陸定一在八大二次會議發言的時間是距離這兩個時間點不到一個月之后的5月19日，那么陸定一在發言中就不應當使用“曾經這樣說”這樣一個表示過去的時間狀語，而應當用“最近這樣說”。陸定一發言中使用“曾經”這個時間狀語也說明薄一波這里的判斷有誤。

　　（4）按照我們前文中的引述，劉少奇在他的那段回憶中的最后一句話是“陸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發言里邊講了這個東西”，這樣，劉少奇本人已經明確說明了陸定一這個發言中講的就是劉少奇等四人4月22日在火車上談論的東西。那么薄一波所說的“主要是轉述毛主席……談的內容”與劉少奇的這句話也明顯存在矛盾。

　　（5）劉少奇在1958年6-9月期間多次發表談話，主要內容都是關于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向共產主義過渡和共產主義公社問題的。如果毛主席在1958年4月確實和劉少奇等人談到過共產主義公社問題，那么劉少奇在這些談話中顯然應當傳達和引述毛主席4月這次談話的內容和觀點。但是我們查閱了劉少奇這一期間的這些談話，都沒有發現這方面的內容。

　　（6）我們查閱了《毛澤東年譜》，《毛澤東年譜》中沒有這一記載。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薄一波所說的陸定一那段發言中關于共產主義公社的內容“主要是轉述毛主席在廣州向他們四位談的內容”這一判斷有誤。

　　對陸定一的那段發言可能會有不同的解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單純地只就陸定一那段發言進行純文字的討論，而應當從思想邏輯和歷史邏輯角度，結合毛主席在這一期間的活動和思想發展的軌跡對這個問題進行進一步深入分析。我們在本文后面的幾節（見本文（四）、（五）、（六））中將作這樣的討論。

　　（四）毛主席反對對共產主義社會進行烏托邦式的描述

　　在這一節中，我們要特別強調指出，毛主席本人是反對對共產主義社會進行烏托邦式描述的。

　　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曾經用了很長的篇幅描繪“共產主義”：“在那種世界里，沒有剝削者、壓迫者，沒有地主、資本家、帝國主義和法西斯蒂等，也沒有受壓迫、受剝削的人民及黑暗、愚蠢、落后等。在那種社會里，人類都成為有高等文化程度與技術水平的、大公無私的、聰明的共產主義者，人類中彼此充滿了互相幫助、互相親愛，沒有‘爾虞我詐’、互相危害、互相殘殺及戰爭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種社會，當然是人類史上最好的、最美麗的、最進步的社會。”他又說：“我們共產黨員，應該有人類最偉大的氣魄與革命的決心。每一個黨員都應該愉快而嚴肅地下定自己的決心，來擔負實現共產主義這種人類史上空前偉大而艱難的任務。”“我所了解的共產主義事業，就是這么一回事。”[5]

　　針對劉少奇的這種描述，毛主席表示過不認同：“這種對于共產主義社會的描繪，不是什么新的東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國，有《禮運·大同篇》，有陶潛的《桃花源記》，有康有為的《大同書》，在外國，有法國和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大批著作，都是這一路貨色。”毛主席又說：“照作者的意見，共產主義社會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點黑暗也沒有，一點矛盾也沒有，一切都好了，沒有對立物了。社會從此停止發展，不但社會的質永遠不變化，連社會的量似乎也永遠不變化了，社會的發展就此終結，永遠一個樣子。在這里，作者把馬克思主義一個基本規律拋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個人類社會，都是由對立斗爭，由矛盾而推動發展的。作者在這里宣揚了形而上學，拋棄了偉大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6]

　　由此可以知道，毛主席是反對對共產主義社會進行烏托邦式描述的，他認為，必須用對立統一規律理解和描述共產主義社會。

　　就在1958年3、4月間，毛主席兩次談到共產主義社會。一次是在3月20日，毛主席在成都會議的講話中說：“宇宙也是轉化的，不是永久不變的。資本主義要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又要轉變到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還是要轉化的，也是有始有終的，一定會分階段的，不會固定不變的，將來或許要另起個名字。只有量變沒有質變，那就違背了辯證法。”[7]

　　另一次是在4月2日，毛主席在會見雅羅謝維奇率領的波蘭政府代表團時說：“社會主義制度完全建成（包括思想意識方面）以后，還要走向高級階段，社會主義階段又要被否定。這個過程可能要幾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如蘇聯農莊要由集體所有制變為全民所有制，城鄉矛盾、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矛盾要消滅，消滅這些矛盾要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那時就進入了共產主義時代。共產主義也不是永遠不變的，會有無數的共產主義的階段，每個階段跟另一個階段比較，都有質的不同。我們這個制度自己能夠比較自覺地向高級階段前進。”[8]

　　在1958年之后的1959年，毛主席又說：“社會主義一定要向共產主義過渡。過渡到了共產主義的時候，社會主義階段的一些東西必然是要滅亡的。就是到了共產主義階段，也還是要發展的。它可能要經過幾萬個階段。能夠說到了共產主義，就什么都不變了，就一切都‘徹底鞏固’下去嗎？難道那個時候只有量變而沒有不斷的部分質變嗎？”他又說：“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革命，從共產主義的這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也是革命。共產主義一定會有很多的階段，因此也一定會有很多的革命。”[9]

　　毛主席的這些論述（我們著重列舉了毛主席在1958年3、4月和1959年的論述）清楚地表明了毛主席在對共產主義社會進行描述時的一個基本觀點，即反對對共產主義社會進行烏托邦式的描述，而是利用對立統一規律觀察和描述共產主義社會。熟悉毛主席著作的讀者都會知道，利用對立統一規律觀察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觀察宇宙中的一切事物，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突出特點。

　　上面陸定一那段發言中所引述的關于共產主義公社的描述，顯然與毛主席在這個問題上所持的基本觀點不一致。所以從思想邏輯的角度講，我們認為那段話不應當是毛主席（在1958年）說的話。

　　這里要補充說明的一點是：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為了拯救中國，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博覽群書，曾接受過多種政治學說的影響，包括歐美和日本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新青年》等雜志常有介紹）和康有為的《大同書》的影響。例如，1919年春夏，他曾與蔡和森、張昆弟、陳書農等青年一道，計議在長沙岳麓山進行建設“新村”的實驗。1919年12月他發表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號上的《學生之工作》一文，不僅介紹了建設“新村”的理想，還詳細描繪了“新村”的藍圖：“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學校及旁的新社會連成一塊為根本理想”。“新學校中學生之各個，為創造新家庭之各員”。“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一‘新村’”，“工作之事項，全然在農村的”，有種園、種田、種林、畜牧、種桑、養雞魚。現在，“俄羅斯之青年，為傳播其社會主義，多人農村與農民雜處。日本之青年，近來盛行所謂‘新村運動’。美國及其屬地斐律賓，亦有‘工讀主義’之流行。”“今不敢言‘模范國’、‘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則誠陳義不高，簡而易行者矣”。[10]這說明早年的毛澤東，在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前的一些早期的著作中，也曾有過一些關于空想社會主義的描述。

　　這里我們必須指出，這些僅僅是毛主席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思想變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現象。一些人以這些描述為依據，試圖說明毛主席在1958年要搞共產主義公社的思想根源是他早年的這些空想社會主義描述。這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正如本文所論述的那樣（見本文下文的敘述），毛主席1958年并沒有要搞共產主義公社的想法。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夠用毛主席早年的著作中的一些話去研究1958年的毛主席。

　　（五）毛主席說“我沒有想過今年搞人民公社”

　　關于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毛主席曾經說過以下這三段話。

　　1958年8月30日，毛主席在北戴河會議上講，人民公社“不是我們提倡的……。不僅南寧會議沒料到、成都會議也沒有料到、八大二次會議也沒有料到。”[11]

　　1958年12月9日，他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的講話中說：人民公社的出現，“這是三月成都會議、五月黨代表大會沒有料到的。其實人民公社四月已經開始在河南出現，這就是衛星公社。我們一直到八月才發現這件事。”[12]

　　1958年12月23日，毛主席在一次談話中又說：“我沒有想過今年搞人民公社，也沒有想過在農村搞公共食堂，帝國主義卻造謠，說這些都是我出的主意。有些事情的發生是可以預料的，但有些也很難預料到。人民公社是沒有預料到的，直到今年七月份還沒有想到。”[13]

　　毛主席的這三段話說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基本歷史事實：雖然人民公社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就“已經開始在河南出現”，但是，毛主席本人“沒有想過今年搞人民公社”，南寧會議（1958年1月）、成都會議（1958年3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1958年5月）都“沒有料到”；“直到今年七月份還沒有想到”，一直到1958年“八月才發現這件事”；“帝國主義卻造謠，說這些都是我出的主意。”

　　由此可以知道，毛主席沒有想到1958年要搞人民公社，直到7月還沒有想到。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這之前的1958年4月，毛主席沒有要在中國農村搞共產主義公社的所謂“構想”。前面陸定一那段發言中所引述的關于共產主義公社的描述，以及薄一波關于陸定一那段發言“主要是轉述毛主席在廣州向他們四位談的內容”的判斷顯然與毛主席的這三段話矛盾。從這個角度講我們認為陸定一發言中引述的那段話不應當是毛主席（1958年）說的話。

　　（六）研究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關鍵性鑰匙

　　上一節中我們引述的毛主席的那三段話為研究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提供了一把關鍵性的鑰匙。

　　毛主席發動一次運動總是要在運動發動之前和發動初期，反復思考、反復講、反復宣傳，在會議上講，在他的批示和起草的各種文件中講。但是，在人民公社運動初期的1958年四月到七月份，毛主席卻沒有這樣作，而是“沒有想過”、“沒有料到”。

　　毛主席的這三段話提供了一條基本的歷史線索。沿著這條基本線索，我們又重新認真閱讀了《建國以后毛澤東文稿》、《毛澤東文集》、《毛澤東年譜》，也重新認真閱讀了我們能夠查閱到的毛主席著作集等。在毛主席1958年期間（四月前后）在各種會議上的講話（以及談話）中，在他這一期間所作的眾多批示和起草的各種文件中，我們都沒有發現能夠說明他在1958年就要搞共產主義公社的內容。據此，我們認為毛主席的這三段話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沿著這條基本線索，我們也仔細閱讀了一些敘述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論著。這些論著認為毛主席在1958年4月就有在我國農村搞共產主義公社的“構思”和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想法，從而毛主席應當對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左”傾錯誤負主要責任。我們對這些論著中敘述的關鍵性歷史史料進行了查證、辨析和分析，發現這些敘述都是經不起認真查證和推敲的，許多敘述是模糊的，這些敘述既經不起思想邏輯的分析、也經不起歷史邏輯的分析。[14]

　　在本文的后繼文章中，我們將要較為系統地把我們查證和分析的情況做一個較為完整的敘述。

　　（七）我們對陸定一那段發言的理解

　　在有了以上準備之后，我們就可以對陸定一那段話的實際含義做出分析了。

　　從后來一些人引用陸定一這段發言的情況看來，應當說陸定一的這段發言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不同的人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釋。這種不確定性表現兩個方面：

　　第一，在“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談到幾十年后我國的情景時，曾經這樣說”這一個短句中“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中的“和”這個字應當怎樣理解？

　　第二，陸定一這句話中使用了“曾經”這個表示“從前”的時間狀語（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曾經”表示“從前有過某種行為或情況”），這個“曾經”應當怎樣理解？它究竟是指什么時候？

　　經查閱《現代漢語詞典》，陸定一那個短句中的“和”在漢語中可以作為介詞，也可以作為連詞。

　　如果作為介詞，那么在陸定一的那句話中，“毛主席”是主語，“少奇同志”是介詞賓語，那段關于共產主義公社的話可以解釋為是毛主席對劉少奇說的。一些學者就是這樣解釋的。

　　我們認為這種解釋是不能成立的。

　　（1）我們經常采用這樣的說法：“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毛主席和周總理”……，在這些說法中“和”都是連詞，人們不會把其中的“和”看成介詞的。陸定一這段話中的“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顯然也是這一類的說法。

　　（2）如果把這里的“和”解釋為介詞，陸定一的這段話可以解釋為是毛主席對劉少奇說的。但是如果這樣的話，陸定一那句話就應當改為“毛主席最近在談到幾十年后我國的情景時說……”。毛主席的這段話對誰說的并不重要，沒有必要特別指明，更不應該使用“曾經”這樣的時間狀語。

　　（３）由我們在本文（四）、（五）、（六）中所論述的原因，我們認為這段話也不應當是毛主席（在1958年）說的。

　　因此我們認為上述解釋（把“和”解釋為介詞）是不能成立的。

　　我們認為，陸定一那個短句中的“和”應當是連詞，即毛主席和少奇同志是并列主語。在這種情況下陸定一發言中的那段話應當解釋為“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都說過這樣的話。

　　劉少奇在1958年4月22日講過關于共產主義公社的話。如果按照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毛主席在1958年4月下旬也講過關于共產主義公社的話。那么陸定一在不到一個月之后的同年5月19日的發言中，在引用這些話時，顯然應當使用“最近”，而不應當使用“曾經”這個表示過去的時間狀語。

　　陸定一使用“曾經”這個時間狀語，（由于劉少奇的話是1958年4月22日講的），就表明如果毛主席也講過類似的話，則毛主席說這些話的時間應當是“從前”說的，而不是最近說的。

　　這樣，我們認為，陸定一的那段發言所表達的意思應當是：

　　那段話主要是他對劉少奇4月22日在火車上談論共產主義公社時所講的觀點的一個概括；由于早年的毛澤東也曾有過類似的描述（陸定一當時正在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同時鄧力群也正在編關于空想社會主義的書，他完全可能看到毛主席早年的這些描述），所以他采用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談到幾十年后我國的情景時，曾經這樣說”這樣的表達方式。

　　陸定一的那段話是他對劉少奇4月22日談話中所講的觀點的概括，從文字表達的角度講，陸定一應當采取“少奇同志最近在談到共產主義時這樣說……”這一類的說法。但是他的發言是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講的。如果他這里突出地使用“少奇同志最近……講過”這樣的表達方式，在代表中就可能會產生疑問，為什么只提劉少奇，而不提毛主席？“是不是毛主席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看法”？為了避免這種疑問，再加上毛主席早年也有過類似的論述，所以陸定一采取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說”的表達方式。也正是由于毛主席最近沒有這樣的說法，所以陸定一只能使用“曾經這樣說”這樣的表達方式。

　　（八）幾點結論

　　根據本文的上述論述，對陸定一在八大二次會議上關于共產主義公社的那段發言，我們有以下幾點結論：

　　（1）1958年4月22日，劉少奇和陸定一、鄧力群等人（周恩來不在場）談論過關于共產主義公社的問題。陸定一的那段發言主要是他對他們這次談話的一個概括。

　　（2）根據毛主席本人的說法，他“沒有想過今年搞人民公社”，南寧會議、成都會議、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都“沒有料到”；“直到今年七月份還沒有想到”，一直到1958年“八月才發現這件事”；“帝國主義卻造謠，說這些都是我出的主意。”并根據毛主席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觀點（反對對共產主義社會進行烏托邦式描述，必須用對立統一規律理解和描述共產主義社會，見本文（四）），我們認為陸定一那段話中關于共產主義公社的描述，不應當是毛主席1958年的話。

　　（3）薄一波認為陸定一的那段發言中關于共產主義公社的內容“主要是轉述毛主席在廣州向他們四位談的內容”，我們認為他的這一判斷有誤。其他一些人把這段關于共產主義公社的描述說成是毛主席的話，也同樣是不能成立的。

　　（4）一些人以陸定一這段發言為依據，認為毛主席在1958年4月就有在我國農村搞共產主義公社的構想、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他們以此為依據，認為毛主席應當對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左”傾錯誤承擔主要責任。這一觀點是不能成立的。

　　注釋：

　　[1]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共黨史出版社，514——515頁。

　　[2]同上，513——514頁。括號里的注（除另有注明者外）是薄一波所加。

　　[3]《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140——141頁

　　[4]《毛主席年譜（1949——1976）》第三卷，340——342頁。

　　[5]轉引自《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編輯部：《<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紅旗雜志》，1967年第六期。

　　[6]毛澤東：《對<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的批語和修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323——324頁。

　　[7]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375頁。

　　[8]同[4]333頁

　　[9]《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08——109頁。

　　[10]《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449——456頁。

　　[11]《毛主席的年譜》第三卷，424頁。

　　[12]同上，550頁。

　　[13]同上，563頁。

　　[14]我們要指出：退一萬步講，即使毛主席1958年在某種特殊場合下講了那段話，陸定一也講的很明白，這也僅僅是對“幾十年以后我國的情景”的一種理論上的設想，它也絕不表示毛主席在1958年要搞以向共產主義過渡為目的的共產主義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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