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南方周末》新年賀詞引發的2013年第一起公共事件，再度令新聞自由成為焦點話題。然而，在相當多的海外華人看來，這不過是一個偽命題。就是部分流亡在外的自由派，也持同樣的觀點。用他們的話講：根本就沒有新聞自由，西方只不過管治的水平更高明，更有欺騙性罷了。
在海外生活的大多數中國人--超越左中右，之所以會對包裝成西方核心價值觀的新聞自由持如此觀點，原因很簡單，事實勝于雄辯，再美好的理論，在現實面前都是蒼白的。
近期筆者曾到訪東歐。東歐在二十多年前和中國幾乎同時、但又以不同的方式告別計劃經濟，被統稱為轉軌國家。轉軌過程中，除俄羅斯外，其他國家都得到西方的巨額經濟扶持(東歐人稱：趕走了東方的坦克Tank，迎來了西方的銀行Bank)，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自由派看來，它們徹底實行了私有化和全面的民主化，具有先進的制度優勢。然而到今天，東歐不僅依然全面落后于西歐，更落后于中國--要知道，當年轉軌時，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東歐國家都遠遠領先于中國。
放眼東歐，到處是破敗的建筑，落后的基礎設施，整個社會了無生氣。特別是肇始于西方的經濟危機襲來，更重創了東歐各國低迷的經濟。到現在，東歐全部債務高達1.7萬億美元--可資對照的是，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主，外匯儲備高達3.3萬億美元，西方和東歐都期待中國能伸一把援助之手。假如借方和貸方制度不同，既使我們不能武斷的說貸方的制度一定多么優越，但總不應該得出“借方的制度要優于貸方”的結論吧。
東歐令人失望的經濟發展，自然都能從百姓的生活中體現出來。據在此地經營中餐的華人老板稱：每天早開門晚關門，卻還不夠房租水電費，他在這里經營十年竟然賺不到錢，不得不要打道回國了。而其他店鋪莫不如此。要知道中國人是全世界最勤勞、最聰明和最能吃苦的民族之一。他們在任何國家無論政治地位如何，整體上都是經濟成功者，甚至在東南亞等國都達到了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程度。只是中國人生活狀態在東歐尚且如此，普通百姓更可想而知。
東歐唯一和過去不同的是，到處充斥著操著東西南北口音的中國人!在這里旅游(留下印象最深的大概是歷史人文景點的年久失修)、購物、美餐，一擲千金。當然，這也使得眾多東歐國家的服務行業也不得不說起漢語。顯然，究竟東歐之路還是中國之路更成功，中國游客、東歐各國百姓早已得出自己的答案(如果這一幕正好相反，是東歐游客到處充斥在中國，我想答案也同樣會一清二楚)。
然而，盡管東歐依然遠遠落后于西歐，落后于中國，但西方媒體卻和二十多年前大為不同。過去，充斥西方媒體的是東歐如何落后于西歐，甚至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取得成就尚遠無法和今天相比的中國，也被西方媒體捧成榜樣。但是今天，雖然事實依舊，但卻再也難在西方媒體覓到類似的報道。原因很簡單，再這樣報道下去，豈不是自我否定，自打耳光?更何況，現在東歐人民有了自由，如果西方媒體再這樣忽悠下去，引發獲得自由的百姓逢涌而入可怎么受的了?
于是這里就又出現了一個荒誕的現象：過去，西歐積極鼓勵沒有自由的東歐人奔向西歐--因為它們明白，再鼓勵，成功的人也不會很多，但只要有人成功，就可以被用來打擊東歐。而現在，西歐已經不需要接納東歐人來打擊東歐了，相反它們第一位的是限制東歐人的到來。當然，西歐不可能再建柏林墻(東德建柏林墻實在愚蠢，一方面使西歐免受低廉勞工潮的沖擊，另一方面還給西歐提供了一個打擊自己的口實)，而是建立了一個無形的“人權墻”：東歐國家要想加入歐盟，實現人員自然流動，其勞工水準必須達到西歐的水平。這恐怕也是東歐經濟發展低迷的原因：一個經濟遠遠落后于西歐的東歐，怎么可能有條件實行和西歐一樣的勞工標準?
西歐媒體和政策的這些變化，一語以蔽之，其核心只有一個：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當然，在西方建立的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體系下，任何國家都是國家利益置上，捍衛本國利益是所有政黨、政治人物的首要責任，也是他們合法性的基礎(這很值得中國自由派反思，這實際上也是中國自由派一百多年來一直被邊緣化的原因之一)。所以，媒體如此表現可以理解，也值得學習和借鑒。但是，西方不能“既當又立”：一方面把媒體當成捍衛國家利益的工具，一方面又打著新聞自由的幌子。
然而，在現實中，西方表現之惡劣，早已突破本人所批評的“既當又立”的底線，說其是中國早已經否定的“文革”的翻版都不為過。這最新的“典范”就是德國之聲。
德國之聲創立于1953年，以29種語言播出廣播節目，以德語、英語和西班牙語播出電視節目。內容上側重于報導國際時事，介紹德國時事、文化，以及德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雙邊交流。在西方與BBC、美國之音、法國國際廣播電臺齊名，并列四大主流媒體。還需要指出的是，這四大媒體都一樣，其經費來源是政府財政。是標準的官辦媒體。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具有官方色彩、全球聲譽和國際顯赫地位的媒體，卻又是怎樣踐行“新聞自由”呢?
最早揭開黑幕是發生在2008年的張丹紅事件。張丹紅是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北京奧運會前夕由于反對德國媒體一邊倒地負面報道中國，先被“德國之聲”停止播音工作，后被解除該臺中文部副主任職務。
張丹紅事件爆發后，“德國之聲”臺長貝特曼邀請德國資深記者烏里希•維克特進行真相調查。 2009年2月4日，維克特拿出了調查結論，認為張丹紅的言論不僅沒有錯誤，而且“德國之聲”的解職處理也是錯誤的。張丹紅飽受批評而且直接導致她被撤職是因為這樣一句話--“中國在過去30年里成功地使4億人擺脫了絕對貧困，因此中國共產黨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實踐人權宣言第三條方面的貢獻都要大”，但是這句話與德國獲獎記者花久志在《中國不是邪惡帝國》那本書里所說的幾乎一模一樣。
隨后，德國官方把德國之聲上萬份中文報道翻譯成德文，加以審查，結果并沒有發現所謂的“紅色滲透”的內容。2008年12月1日，德國之聲的監督機構--德國之聲廣播委員會駁回了對張丹紅以及德國之聲的指責，廣播委員會全體一致認定，德國之聲中文部既沒有違反規定，也沒有破壞記者原則。
然而，盡管一切的一切都證明了張丹紅的清白，卻絲毫沒有改變她的處境：既沒有恢復名譽，更沒有恢復工作和職務。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明白，她唯一的錯誤就在于沒有歪曲事實，而是堅持了新聞原則，客觀報道了中國，而這不符合西方的政治正確，也不符合西方的利益。當然也有一種可能，張丹紅長期接受西方“新聞自由”的宣傳和灌輸，在天天被洗腦的情況下，以致于天真的竟然付諸實踐，從而付出慘重的代價。
就在世人還沒有從張丹紅事件造成的震驚中緩過勁來，另一場更大的風暴又在德國之聲肆虐。這次四名受害者是德國之聲相當資深的編輯：王鳳波(任職九年)、 祝紅(任職二十三年)、李琦(任職十一年)、王雪丁(任職十二年)。如果說當年的張丹紅只不過是被免職的話，這四個人則是被德國之聲處以極刑：掃地出門。 這對于年齡偏大(如王鳳波已經47歲)、很難再找工作的他們而言等于是逼上人生絕路。
當然，這一次德國之聲也變得聰明了，或者更加虛偽了，其理由不再是張凡紅事件時的政治原因而是經濟困難、經費減少而不得不裁員。只是奇怪的是，在把這四位經經驗豐富的資深編輯辭退之后，卻又馬上招聘了毫無經驗的新手!
于是被開除的王鳳波和祝紅將“德國之聲”告上波恩地方法院，但一再敗訴。科隆地區中級勞動法庭的法官甚至在法庭上就公然赤祼祼地聲稱“只要德國之聲懷疑它的員工是共產分子，那么無需證據就可將他們開除”--這里有新聞自由嗎?有法治嗎?有人權嗎?
據各當事人稱，他們之所以被處以“掃地出門”的極刑，原因在于他們對“德國之聲”在“張丹紅事件”后將中文部意識形態化的做法“進行了不屈的抵抗”。
不得不說的是，王鳳波他們應該比《南方周末》的哪些所謂評論員要勇敢的多，更站有道德高地。因為他們一旦被開除，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根本無法得到德國主流社會的理解和同情，生活無著，甚至生存都成了問題。王鳳波等當事者在不同的場合和不少德國記者同行及學者談過德國之聲中文部的問題，但是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覺得他們說的簡直是天方夜譚，在德國不可能發生。相反，很多人話里話外還認為是我們的確有“親共”的傾向，或者至少不服從領導，愛挑刺鬧事兒，是自作自受，導致被開除。而《南方周末》諸君，則可以憑此資本得到西方的賞識和大力資助，成為全球知名人士，事業和人生反而更上層樓!
哪么，德國之聲的意識形態化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了呢?不妨看看這些受害者的心聲：
“我們作為中文部的編輯與雇員，只要還有良知，每天上班都是一種折磨，工作成為一種煎熬。每天，你的良知與正義感都在受到考驗：比如，你敢不敢說真話，敢不敢打抱不平，敢不敢不去拍馬屁，敢不敢向領導向同事表明自己的不同觀點，敢不敢說皇帝其實是在裸著難看的腚，要不要為五斗米折腰，要不要食嗟來之食”。
“說是人性的悲劇，就在于中文部人人自危的詭異氣氛下，人性或被扭曲，或被壓抑，相互傾軋，落井下石和打小報告成為風氣。記得北京奧運開幕那一天，一位在德國之聲實習的女學生在辦公室看開幕式時淚眼晶瑩，跑出辦公室，就被政治正確的同事諷刺為”愛黨憤青“。一位編輯同事私下悄悄對我說，她在家里看北京奧運開幕式，數度激動得流淚，但她知道這話可不敢在辦公室里公開說。她說，奧運開幕那是一個特殊的時刻，讓她想起作為一個小人物，一個中國人的命運的歷史沉浮感，與政治根本無關，但在當時的氣氛下，看奧運流淚就是政治立場問題”。
面對這一切，他們不得不發出這樣的感嘆：“在民主與言論自由的的德國，而且還是以批判中國獨裁和新聞檢查為己任的德國之聲，一個宣揚普世價值的公法媒體，竟然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就來一場堪比中國文革的整風運動，人人自危的站隊運動，壓制不同意見的清洗運動。麥卡錫主義者1950年代的《赤色頻道：共產黨在廣播電視中的影響的報告》，仿佛又有了新的德國版本。”
不僅如此，德國之聲將他們開除后，一位高層領導還公然威脅“離開德國之聲后不要亂說”。
正是在海外的華人看到了西方“新聞自由”宣傳被后的真相，才會不約而同的得出這樣的結論：“根本就沒有新聞自由，西方只不過管治的水平更高明，更有欺騙性罷了。”也正是這個原因，也才對國內的新聞管理制度持理解的立場(當然批評也有，比如為什么不盡快學一學西方這樣高的管理水平)，也才對國內的自由派既覺其可憐，又覺其可悲。
所以，只有當我們了解了西方所謂新聞自由的真相之后才會明白，何以《南方周末》這樣一個在影響力、知名度遠遜于德國之聲的周報，發生的不過是修改新年賀詞如此之小的事情，竟然能夠成為全球--主要是西方媒體--的焦點重要新聞。
至于今天德國之聲中文部留下來的記者、編輯們究竟是何種水平，不妨舉我本人的親身經歷。也就是再幾個月前，我偶遇一位德國之聲的記者，才爭論幾句，她就問了我一個低級的超出我想像的問題：“宋先生如此批評西方，為何還留在西方?”。顯然，她的邏輯是，你在哪里，你就應該愛哪里。并用此邏輯來反駁我的觀點。當然，我本人是不會問中國的自由派同樣的問題的。
從人類的發展歷史來看，隨著經濟、社會和科技的進步，任何一個國家都會越來越透明，越來越自由。這是一個普遍的規律。至于透明和自由到什么程度，則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發展階段、文化傳統、國際環境等具體內外國情。這才是新聞自由的真義。至于西方和它們的制度捆綁在一起的“新聞自由”則是對真正新聞自由的歪曲和利用，實際上反而消滅了真正的新聞自由。應該說，這個道理，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類似于《南方周末》等的精英們，是不難明白的。不過，假如他們真的就是不明白，就只能期待德國之聲們來喚醒他們了。
最后，不妨重復一下德國這個民主國家、法治國家、人權國家法官的公然立場做為本文的結尾吧：
“只要德國之聲懷疑它的員工是共產分子，那么無需證據就可將他們開除”。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22期，網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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