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警惕“自我天性中的渣滓”
劉潤為
在文藝座談會上,習近平同志強調:“文藝工作者是靈魂的工程師”。這無疑對文藝工作者的精神水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精神水準的高低制約創作的優劣,是古今中外進步文藝家們的共識。清代詩人徐增說:“詩乃人之行略,人高則詩亦高,人俗則詩亦俗,一字不可掩飾,見其詩如見其人。”(《而菴詩話》)19世紀法國小說家福樓拜說:“一位真正的藝術家不能是壞人,他首先是一個觀察者,而觀察的第一個特質,就是要有一雙好眼睛。如果一種壞的習慣——一種私人利害迷亂了眼睛,事物就看不清楚了,只有一顆嚴正的心,才能大量產生才情。”(李健吾譯《包法利夫人》)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自覺,進步文藝家們才將自我凈化作為貫穿藝術生命始終的功課。挪威現代劇作家易卜生時時都在警惕著“自我天性中的渣滓”。他將創作看成是自我凈化的極好機會,說“創作好比洗澡,洗完之后,我感到更清潔、更健康、更舒暢。”(《外國現代劇作家論創作》)到了革命文藝家那里,自我凈化的意識和行動就更為明確、更為自覺,而且具有為以往文藝家所不曾具備的嶄新內容。魯迅就曾沉重地說過:“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書信·致李秉中》),所以他“月月,時時,自己和自己戰”(《華蓋集·碎話》),并且“從別國竊得火來”(按:指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煮自己的肉”(《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看來,自我凈化之于文藝工作者,就像是寫作、演戲、唱歌一樣必不可少的事,但是一個時期以來卻弄成了一筆糊涂賬。其所以如此,極左思潮有責任。“改造世界觀”本來是一個好命題,但是到了某些以極左面孔出現的人那里,卻成了扼殺創作生氣的緊箍咒,從而極大地削弱了精神的獨特性和鮮活的審美感知力,結果是李鬼的錯誤讓李逵蒙垢。除此之外,某些作家、藝術家也有責任。他們由反對扼殺創作個性、創作自由而走向放縱自我、放棄責任,甚至公開否定文藝工作者是人類靈魂工程師的命題,要求全社會收回對文藝工作者的精神標尺。這就未免失之偏頗。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人的精神世界也是一樣,一旦失去了自我調節,必然要導致干涸和腐敗。它具體表現為審美感知力的扭曲,是非辨別力的顛倒,與人民群眾離心力的增大。比如有的作家說,人跟豬狗跟糞缸里的蛆蟲跟墻縫里的臭蟲并沒有本質的區別。早在17世紀,莎士比亞曾借哈姆雷特之口,用詩的語言表達他對人類的由衷贊美:“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智是多么高貴!力量是多么無窮!行動多么像天使!洞察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三個世紀過去,我們的作家、藝術家對人類的認識應當更深刻一些,怎么反而倒退了呢?可見是心靈出了問題。安徒生童話中有一面特羅利的鏡子:“一切好的和美的東西,在里面一照,就縮做一團,變成烏有,但是一些沒有價值和丑陋的東西都會顯得突出,而且看起來比原形還要糟。”一旦被“一種壞的習慣——一種私人利害迷亂了眼睛”,文藝家那雙觀察生活的慧眼也就變成了特羅利的鏡子。用這樣一種比哈哈鏡還要糟糕的鏡子去觀察新中國的歷史,怎么能夠反映生活的本質方面呢?怎么能是不顛倒的呢?應當說,一個時期以來,文藝界出現種種怪象、亂象、尷尬象、令人啼笑皆非象,原因當然復雜,但是肯定都與某些文藝工作者放任心靈有直接關系。看來,文藝工作者不能特殊,應當和其他人一樣,還是要不斷地進行心靈的自我凈化,也就是改造世界觀。這樣做絕不是什么丟臉的事。排除一下體內的自由基、再吃一點真的保健品,有什么丟臉的呢?非但不丟臉,反而能夠因為健康、優美收獲更多的“粉絲”。收獲“粉絲”是什么?就是收獲社會對你的尊重,就個人體驗來說,也就是收獲了尊嚴、長了臉面。
我們強調自我凈化之于創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不等于說一位文藝工作者只有在心靈凈化之后才可以進入創作過程。“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每個人都處于多元復雜的社會環境里,其內心絕不可能是一座不染纖塵的“明鏡臺”,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客觀事實。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當認識到,創作作為一種精神支出,是一種選擇性的精神活動。其原則就是盡力支出積極的精神因素,盡力避免漏泄消極的精神因素。如果我們有能力識別消極的精神因素,那么,它們漏泄于作品中的可能性就會減少;如果我們能夠更進一步,像易卜生、魯迅那樣,時時淘汰消極的精神因素,時時吸納積極的精神因素,那么,精神的整體結構就會朝著積極健康的方向發展,其精神支出的正面效應就會明顯提高。這,就是我們提倡自我凈化的全部依據。
凈化依賴于源源不斷的活水。對于文藝家來說,這源頭活水就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偉大實踐,就是他們在這一偉大實踐中迸發出來的感覺、思想、愿望和激情。由此看來,還是毛澤東的話對:“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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