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5月17日陳可辛名為“中國合伙人”的電影上映以來，據說大有強勢來襲的架勢，對于這個現象我們或許不該奇怪，自從張藝謀的《英雄》，我們已經看慣了貌似絢麗卻實際愚蠢的“大片”，或類似于《建國大業》、《建黨偉業》之類靠娛樂明星堆積起來的，打著“革命”旗號的反革命商業幻燈片，陳可辛的這一部電影，叫座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然而，《中國合伙人》的成功卻不是孤立現象，如果我們仔細回憶一下近幾年的電影市場(是指“口碑”，而不是票房，因為公認的“爛片”在上映之初，也完全可以憑借廣告把人騙進電影院)，叫“好”的往往是一些以“屌絲逆襲史”和“屌絲娛樂史”片子。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土鱉到無以復加的成東青，最終成為聚光燈的焦點，賺足鈔票玩命消費不說，還告訴大家“重要的不是如何改變世界，而是如何不讓世界改變自己”。這似乎不是一個童話，而是在我們周圍的活生生的實例，又怎能不讓人怦然心動呢?既然站在我們身邊的成東青都能做到，為什么我們不能呢?
阿爾都塞曾說過：“藝術的特性是‘使我們看到’，‘使我們覺察到’，‘使我們感覺到’某種暗指現實的東西”，藝術本身不是意識形態的形式，卻讓我們“看到”意識形態的形式。在阿爾都塞看來，意識形態總是滲透到了作者的個人生存體驗中，這決定了任何藝術作品都不可能避免意識形態的糾纏。但體驗本身卻處于現實之中的，藝術本身不是意識形態，卻是意識形態在其現實事物的特有關系中自發產生的“體驗”。[1]誠然，阿翁指的是“真正的藝術”，而在某種程度上，陳可辛的作品只不過是成功學的一次巧妙運用罷了。但我們仍有理由說，這部電影作品不只是將意識形態灌輸給我們，我們也能夠“通過它內部的距離”，“看到”意識形態。這部電影并不只是在描寫俞敏洪和他的“新東方”神話，它也是陳可辛個人的生存體驗。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我也受過美國和美國價值觀的教育”，王陽和孟曉駿在求學時對美國的渴望，也正是青年陳可辛對美國的渴望。這種生存體驗不是自由選擇的結果，它恰恰為意識形態所滲透，所塑型。我們可以從導演的生存體驗中，“讀出”這些東西。實際上，影片中，陳可辛的生存體驗與他想灌輸給我們的東西，不自覺地形成了巧妙的張力。我們甚至可以說，無論是主人公，還是導演的經歷，都是充滿矛盾的。這使得影片不只是一個成功學的教條，我們甚至可以從中警覺到成功學對我們的蒙蔽。
無疑，陳可辛是想告訴我們：成東青的成功是可以復制的，只要你“不讓世界改變自己”。簡而言之，自由創造成功，只要追求自由，就能得到成功。用成東青的話來講，就是：“夢想是什么，夢想就是一種讓你感到堅持就是幸福的東西，我們只有在失敗中找尋勝利，在絕望中尋求希望。”我們沒有人愿意去反對這樣動人心魄的話，正如我們總是希望看到王子與公主，才子與佳人的大團圓結局。但是僅憑這樣的大團圓不會成為真正的藝術。因為它不是“通過內部的距離”使我們“看到”意識形態，它自己毋寧就是意識形態的一次成功運用。然而，記得孟曉駿在教訓成東青等人時曾說：“中國一直在改變，而你們卻一直沒變!”這不啻是影片的一次無意識地表露，但卻說出了事實：想要“不被世界改變自己”，你得先被世界改變。“自由—成功”的敘述，沒能完全掩蓋“只有成功，才會被認為是‘自由’”的事實。這里，成功不是具體的，而是抽象的，是作為一個硬性標準強加到你頭上的。記得差不多一年半以前，我在一篇題為《喬布斯的死亡與占領華爾街》的評論中曾說：
自由市場和商業媒體卻將喬布斯的死亡出色地打造為一個成功學的范例，在這里，“死亡”是抽象而非具體的。人們不會在乎喬布斯是怎么死的，生活中的喬布斯如何，他的死亡是否會給家人帶來情感上的創傷，所有這些都不重要。甚至于重要的不是喬布斯這個人的死亡，而是某個成功人士的死亡，且這個“成功人士”是可以復制的。
沒錯，制作人在片尾擺出的那一個個人物原型，一種種可以復制的“成功”，無意識地表露了，成東青、孟曉駿不會是獨一無二的個體，盡管他們總是說“不讓世界改變自己”，他們可以是俞敏洪、可以是李開復、是馬云、王石、徐小平，等等等等，但他們不會是自己。
或許，《中國合伙人》的英文名才是對其本質的最好注解：“American Dreams in China”——“在中國的美國夢”。眾所周知，“美國夢”指的是：只要經過努力不懈的奮斗便能獲得更好的生活,而非依賴于特定的社會階級和他人的援助。反諷的是，才華橫溢的孟曉駿在美國卻連小白鼠都不配養，老實巴交的成東青索性就被攔在了美國的大門外。更反諷的是，美國人民寧可去占領華爾街也不愿再去做“美國夢”，而成東青們卻依靠蒙蔽他人去做美國夢而在中國實現了自己的美國夢。美國沒有美國夢，美國夢只有在中國才能實現。畢竟，蘇梅們懷揣著美國夢，千辛萬苦蒙過簽證官，才來到了它的發源地，卻名副其實地成為了裝在套子里的人，成為了嘻哈青年的玩物，而被圈養起來。這段劇情多多少少地代表了陳可辛的真實體驗：“1970年代以后，美國夢已經很難在美國發生了。”在這一對對矛盾的張力下，抽象的夢與具體現實的反差原形畢露。第四段中成東青關于“夢想”的格言也可以反過來理解，抽象幻覺總是讓你充滿希望，然后在現實中把希望變為絕望。在這里，陳可辛多多少少地表現出了一點藝術家的氣質，讓我們在這一對對矛盾中看到了其影片與意識形態的距離。他一面鼓吹戴爾·卡耐基的成功理念，卻又一面不自覺地宣告了它的虛偽。王陽曾憤慨地說：“不要相信卡耐基，他是個騙子!”這當然不是陳可辛想要告訴你的，但在不經意間卻表露了個事實。
所有這些都不自覺地告訴我們：自由市場絕不可能如哈耶克所認為的那樣，是與生俱來、天然自發的，同樣，自由市場的教義也絕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它們只是具體歷史情境之下的產物。亦如美國夢只是西進運動和鍍金時代下的貪婪，在中國的美國夢也只是經濟體制轉軌下的狂歡;亦如自由主義只是對英國殖民擴張的自我標榜，在中國的自由主義也只能是對瓜分國有資產晚宴的虛假掩飾。杰弗遜們一面高呼：“我們認為以下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時，一面又將北美大陸真正的原住民印第安人視為“殘酷無情、沒有開化的”(《獨立宣言》原文如此)，從而取消了他們被造物主平等創造的權利。美國夢在美國如是，在中國會例外嗎?當成東青、孟曉駿、王陽們手執刀叉“自由地”將蛋糕切得一干二凈時，對于后來者而言，“美國夢”也就注定成為了一場夢。是夢，就終歸會醒，哪怕這場夢值得你不斷地回味。夢醒時分，也就是隨心所欲地占有市場和資源的時代的終結，對再分配的渴望，甚至是對占有權的質疑和否定成為了可能。這才是“在中國的美國夢”在政治學上的意義。
個人奮斗的童話永遠也無法完全掩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純粹的私人空間只是種美妙的幻覺。有人說，成東青的夢是一個被中國化了的美國夢，而美國的衰退和中國的崛起會使它變成徹徹底底的中國夢。其實，說這話的人并沒有意識到，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自己的夢。如果我們把“夢”定義為草根階層通過奮斗而翻身，即俗稱的“屌絲逆襲”的話，那么兩千年來的中國歷史確確實實有兩個夢，兩個時不時就要浮現在中國人腦海中的夢，兩個真實存在的“中國夢”，或者說一個“中國夢”的兩個面：“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和“均田免糧!”
于傻安息正常大學文淵樓
2013年6月6日星期四
[1] [法]路易·阿爾都塞：《論藝術的一封信：答安德烈·達斯普爾》，杜章智譯，收于陸梅林選編《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文選》，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520—5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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