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軍與延安文藝座談會

　　蕭軍

　　毛主席給蕭軍的書信

　　王德芬

　　蕭軍到了延安除了續寫長篇小說《第三代》，并和其他作家同心協力積極開展延安群眾性文藝活動：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成立了“文藝月會”，每月最少集會一次。一九四一年元旦創辦了會刊《文藝月報》，由他和丁玲、舒群、劉雪葦輪流主編。元月十五日又建立了“魯迅研究會”，蕭軍任主任干事。由大家分工負責專題研究，在他主編的會刊《魯迅研究叢刊》上發表。四月間又成立了“星期文藝學園”，每星期日上課一次，學員達一百多人，兩年結業，由作家們輪流講課，培養各單位愛好文藝的青年。十一月間開始協助四十五個單位成立了 “文藝小組”八十五個，參加者達六百六十七人。作家們去各單位巡回參加文藝小組的座談會，研討和解答小組成員提出的各種問題。在這些活動中，蕭軍都認真負責，干勁十足，全力以赴，和大家一起把各項工作開展得蓬蓬勃勃，熱氣騰騰，十分活躍，成績顯著。可惜好景不長，蕭軍和周揚、丁玲等人之間發生了意見分歧，雙方又不能正確地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心平氣和地解決矛盾，以致相互之間產生了隔閡。蕭軍為此十分苦惱，考慮再三，決定離開延安去重慶，明知在重慶會受排擠受迫害，人身安全沒有保障，但面對面地對敵斗爭總比在延安受同志內部宗派主義的窩囊氣痛快得多!

　　一九四一年七月下旬蕭軍的決心已定，便去向毛主席辭行，毛主席很熱情地接見了他。蕭軍說明來意以后，毛主席非常奇怪，問他究竟發生了什么事?對延安或對某個人有什么意見?希望他能坦率地毫無顧慮地說出來。蕭軍見毛主席態度非常誠懇、熱情親切，便直言不諱地談了談他所見到的延安一些不良現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義、行幫作風的具體事例，以致發生的一些矛盾和沖突……所以他想走了……毛主席聽了以后又是解釋又是寬慰，使蕭軍的心情感到舒暢多了。蕭軍問毛主席：“黨有文藝政策嗎?”

　　“哪有什么文藝政策，現在忙著打仗、種小米還顧不上哪!”毛主席回答。

　　“黨應當制定一個文藝政策，使延安和各個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據、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加強團結才有利于革命文藝工作正確發展。”

　　“你這個建議很好，你別走了，幫我收集一下文藝界各方面的意見和情況好嗎?”

　　經毛主席懇切挽留，蕭軍答應不走了，回家以后立刻把手里現有的一些材料陸續寄給了毛主席，并寫信向毛主席借一本《毛澤東抗戰言論集》，八月二日接到了毛主席的復信：

　　蕭軍同志：

　　兩次來示都閱悉，要的書已附上。我因過去同你少接觸，缺乏了解，有些意見想同你說，又怕交淺言深，無益于你，反引起隔閡，故沒有即說。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系，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我同你談得來，故提議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談一回。敬問

　　近好!

　　毛澤東 八月二日

　　毛主席這封信寫得既誠懇坦率又嚴肅認真，既有批評也有自我批評，指出了蕭軍的優點又指出了他的缺點，可謂推心置腹之言，表現了最親切的同志之誼。蕭軍看了深受感動，去信問會面時間，毛主席回信說：

　　蕭軍同志：

　　來示，文章及報紙均收到。文章已讀過，茲璧還。近日頗忙碌，過幾天后再奉約晤敘。敬祝

　　健康!

　　毛澤東 八月六日

　　“報紙”是延安《解放日報》六月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三張報紙，上面有周揚一篇《文學與生活漫談》，引起了在“文抗”住的艾青、舒群、羅烽、白朗、蕭軍的不滿，五個人開了一個座談會，討論了這篇文章，哪些說得對，哪些說得不對，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最后由蕭軍執筆，把大家的意見集中起來，寫了一篇《〈文學與生活漫談〉讀后》，寄給《解放日報》不給登，退了回來，蕭軍在和毛主席談話時認為這太不公平了，太不民主了，毛主席請他把報紙和蕭軍寫的文章都寄來看看。過了三天毛主席來信說：

　　蕭軍同志：

　　我現在有時間，假如你也有暇，請惠臨一敘。此致

　　敬禮!

　　毛澤東 八月十日下午八時半

　　當天晚上蕭軍應約前往，談到這件事時，毛主席說：

　　“《解放日報》不給登，你不是自己辦了一份《文藝月報》嗎!你可以登在《文藝月報》上啊!”(經毛主席的提醒，這篇文章發在了《文藝月報》第八期上)蕭軍對毛主席說：

　　“艾青、羅烽、白朗、舒群以及其他許多作家，到延安來一方面是投奔革命，另方面既然來了也很想見見您，您是不是抽個時間和他們見見面呢?”

　　“有這么多作家到延安來啦，我還不知道，哪天我去看看大家。”毛主席深表歉意。

　　第二天八月十一日傍晚，毛主席從楊家嶺住所漫步來到楊家溝半山腰的“文抗”看望作家們了，蕭軍請毛主席到自己的窯洞里坐下，趕快又去通知艾青、羅烽、白朗、舒群和其他的作家，因為昨天毛主席沒有說定今天來，羅烽、舒群都沒在家，其他在家的作家都和毛主席見了面談了話，都特別高興，受到了鼓舞。毛主席離開“文抗”時天已黑了，勤務兵點亮提燈照明，蕭軍送毛主席到山下才握手告別。八月十二日一清早毛主席又讓勤務兵送來一信：

　　蕭軍同志：

　　昨晚未晤羅、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們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話，敬請于早飯后惠臨一敘，我們談通一些問題，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

　　敬禮!

　　毛澤東 八月十二日早

　　被邀請的人看了信都非常高興，吃罷早飯，由蕭軍帶隊，我抱著剛滿月的兒子蕭鳴，艾青、韋嫈夫婦，羅烽、白朗夫婦，加上舒群，從“文抗”出發，一同下山步行到了楊家嶺毛主席的住處。毛主席不到五十歲，神采奕奕，滿面笑容，和每個人緊緊握手時，他那充滿熱情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視著你，使人感到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他招呼大家一一就座。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宣傳部部長凱豐已先到了，也一一作了介紹，大家非常融洽、親切地暢談了有關文藝和文藝界的許多問題，并在毛主席家共進午餐。從此以后毛主席、陳云、凱豐和中央組織部干部科科長王鶴壽等同志又分別找了文藝界許多同志談了話，征求了意見，了解了許多存在的問題，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準備召開一次“文藝座談會”。

　　蕭軍受了毛主席的委托，陸續將收集到的文藝界資料給毛主席寄去，也常到毛主席那里去面談。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給蕭軍寫信說：

　　蕭軍同志：

　　來信及附件收讀，并轉給幾個同志看去了，感謝你的好意。此復。并致

　　敬禮!

　　毛澤東 四月四日

　　蕭軍收到信以后，當天下午又去會見毛主席，兩人推心置腹、開誠相見無所不談，越說越興奮，毛主席忽然對蕭軍說：

　　“蕭軍同志，你改改行好嗎?”

　　“改什么行?”

　　“入黨、當官!”

　　“哦，不行，不行!斯大林說過‘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入黨，我不是那材料，當官，我不是那坯子。我這個人自由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太重，就像一頭野馬，受不了韁繩的約束，到時候連我自己也管不住自己，我還是在黨外跑跑吧!謝謝您這么看得起我!”

　　“你什么時候想通了，什么時候提出來，我們歡迎你。”

　　這天晚上他們一直談到深夜。蕭軍聽了毛主席談到他在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占主導地位時期，曾受過十一次處分并能正確對待的故事深受感動，回家以后連夜寫了一篇《論同志之“愛”與“耐”》，經過毛主席親自審閱刪改后，刊在了四月八日的延安《解放日報》上。蕭軍雖然很積極地為毛主席收集文藝界各方面的意見，卻不打算參加文藝座談會，因為他知道自己脾氣急躁、心直口快、耐心不夠，如果參加座談會，很可能在某些問題上和某些同志意見分歧，發生爭論、沖突，弄得不愉快。所以借口要到延安附近各縣去旅行，請毛主席為他向當地駐軍三五九旅旅長王震同志要一張通行證。毛主席四月七日復信說：

　　蕭軍同志：

　　我希望你遲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個重要問題，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臨我處一敘，商量一些問題。

　　敬禮!

　　毛澤東 四月七日下午三時

　　蕭軍應約前往，接連去了兩天，談了有關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等等問題，有時也寫信去。毛主席四月十三日給蕭軍寫了一封回信：

　　蕭軍同志：

　　來信敬悉。前日我們所談關于文藝方針諸問題，擬請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見。如有所得，祈隨時示知為盼!敬禮!

　　毛澤東 四月十三日

　　召開文藝座談會的日期還沒有定下來，蕭軍給毛主席寫信說就要動身旅行去，毛主席又寫信留他：

　　蕭軍同志：

　　準備本星期六開會，請你稍等一下出發，開完你就可走了。會前我還想同你談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馬來接你，月報1-14期收到，謝謝你!

　　敬禮!

　　毛澤東 四月二十七日早

　　毛主席知道蕭軍出門都是步行，為了急于和他研究一些召開文藝座談會的問題，便派人用自己的馬去“文抗”接他，見面之后，毛主席又懇切挽留，要他開完會再去旅行，盛情難卻，蕭軍也就決定留下了。

　　“延安文藝座談會”是五月二日在楊家嶺中共中央辦公廳大禮堂召開的，到會的除了毛主席、朱總司令、凱豐、陳云、胡喬木、王鶴壽以及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外，延安文藝界的精英大都參加了，約一百多人。大會由凱豐主持，毛主席致開幕詞后，請蕭軍第一個發言，他講的是《對于當前文藝諸問題的我見》(載五月十五日《解放日報》)。

　　在這次座談會上，充分發揚民主，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在某些問題上相互之間還展開了既激烈又尖銳的辯論，氣氛非常活躍。大會之后是小組會，以便有什么意見可以更廣泛更集中地討論研究。大會小會之間也有休息日。果然不出蕭軍所料，他在大會小會上和幾個同志在某些問題上有了激烈的爭論，這也是正常現象，如果大家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可以取得一致意見，為黨制定文藝方針政策做出貢獻的。蕭軍非常清楚自己的缺點和弱點，向來不隱晦自己的觀點，對別人不同的觀點總愛直截了當地提出批評、反駁，不講究方式方法，容易傷人結怨，尤其和某些同志由于過去相互之間存在著歷史性的成見和隔閡，不容易冷靜客觀，很可能再發生誤會、爭執，為了避免再發生不愉快的事，在休會期間他又向毛主席提出要立刻出去旅行，不愿繼續開會了，以致毛主席給他寫了這樣一封信：

　　蕭軍同志：

　　會要到十六日才開。如果你覺得不能等了，你就出發罷。此復。

　　即致

　　敬禮!

　　毛澤東 五月五日

　　很明顯毛主席對他這一而再的要求不滿意不耐煩了。我也勸蕭軍：

　　“你怎么可以開會開到半道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情達理了嗎!有什么不同的意見大家可以商量嘛，別鬧個人意氣，讓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留你，你不覺得難為情嗎?”

　　蕭軍看了毛主席的信，想想自己也確實太任性了，太說不過去了，甚感慚愧，決心克服自己，耐心地開完會再去旅行。

　　五月十六日又召開了第二次全體大會，在毛主席主持下，大家繼續討論了各種問題，發揚了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優良傳統。在“一切為了革命利益”這一總目標上，對 “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文藝的源和流的關系”“革命文藝為工農兵”“如何為工農兵”“普及和提高”“文藝界的統一戰線”“文藝批評的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 “歌頌光明和暴露黑暗”“愛和恨的階級性”“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區別”等等問題，取得了統一認識、統一思想。前后歷時二十一天，幾次小組討論會和兩次大會發言相結合，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毛主席在五月二十三日的閉幕大會上作了總結性的講話，確定了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文藝方針政策，也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傍晚時分吳印咸同志為全體與會同志在楊家嶺大禮堂門前攝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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