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劣等與不劣等——《五星紅旗迎風飄揚》觀后感之六
黎陽
2011．4．6．
一．“兩彈一星”粉碎了一個神話
二．沒有“生理性劣等”，只有“狀態性劣等”。無組織狀態即劣等
三．高素質是“狀態性優等”的產物，低素質是“狀態性劣等”的產物
四．文匪“精英”最劣等
一．“兩彈一星”粉碎了一個神話
1964年10月16日15時中國戈壁灘上的那一聲巨響不但炸出個核大國，還順便炸掉了一個神話（或曰鬼話）——“中國人劣等”。
更確切地說，這次炸掉的是“中國劣等論”的一半，另一半已經被中國的抗美援朝抗掉了——抗美援朝抗掉了“中國劣等論”的前一半，“兩彈一星”炸掉了“中國劣等論”的后一半，合到一起就圓滿地完成了一個歷史性的撥亂反正。
抗美援朝前，舉世皆以中國人為“劣等”、“無能”的典型——從鴉片戰爭起百余年間中國逢洋必敗：1840年，英國只用了一萬五千兵力和48艘戰艦就把擁有幾億人口、幾千年文明史的中國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簽訂了《南京條約》打開了中國的大門。1860年，一萬多英軍加七千法軍就打進了北京，火燒了“萬園之園”的圓明園。1894年，日本打垮了中國，逼中國賠銀兩億兩，折合成美元差不多是當年美國購買阿拉斯加（比整個中國東北還大）那七百二十萬美元的二十倍，換句話說中國相當于賠了二十個阿拉斯加。1900年，兩萬人左右的八國聯軍再次打進北京，簽定了《辛丑條約》，逼中國賠銀四億五千萬兩（合著中國又賠了四十個阿拉斯加）。1931年九．一八，不到兩萬的日本關東軍從20多萬東北軍手中輕取東北三省8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1944年，法西斯陣營已經節節敗退，日軍到處吃敗仗，唯獨在中國把“國軍”打得丟盔棄甲望風而逃，幾個月間中國損兵折將五六十萬，丟了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福建、貴州等省20余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和6000余萬人口。從此美國對中國徹底失望，放棄了依靠中國軍隊戰勝日本的戰略，轉而求助于蘇聯，以犧牲中國主權為代價換取蘇聯出兵。結果就是《雅爾塔協定》：中國雖然名義上是抗戰戰勝國，卻獲得了戰敗國的遭遇，丟了外蒙古和東北主權。那一百多年里，中國沒有西式武器時吃敗仗（如第一次、第二次鴉片戰爭）；有了西式武器時照樣吃敗仗（如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中國沒有盟國時一觸即潰，有了盟國時照樣一觸即潰（如抗日戰爭）。那一百多年里，中國空有幾億人口、幾千年文明、幾百萬軍隊、幾百萬平方公里土地的資源卻回回挨打，誰都可以欺負，誰都可以不放在眼里。魯迅說：“我們弓箭是能自己制造的，然而敗于金，敗于元，敗于清。記得宋人的一部雜記里記有市井間的諧謔，將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來比較。譬如問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則答道，‘有鎖子甲’。又問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則答道，‘有岳少保’。臨末問，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腦袋的武器），宋有什么？卻答道，‘有天靈蓋’！自宋以來，我們終于只有天靈蓋而已”。“戰具比我們精利的歐美人，戰具未必比我們精利的匈奴蒙古滿洲人，都如入無人之境。‘土崩瓦解’這四個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這一切讓崇尚武力、崇尚實力、崇尚優勝劣汰、崇尚弱肉強食的世界怎么看得起中國人？怎么能不得出“中國劣等”的結論？麥克阿瑟說中國人是一群廚子兼洗衣匠；赫魯曉夫說中國人是一堆肉；日本人說中國人是一群豬；遠東國際法庭的判決書說“南京大屠殺”時“中國人像兔子似地被獵取著”。連中國人自己都承認自己不是人而卑如螞蟻賤如草——“蟻民”、“草民”。那時談論“中國劣等”就如同今天談論天氣預報或白菜羅卜一樣稀松平常。
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軍隊讓“中國劣等論”破天荒第一次屁滾尿流——“兩彈元勛”程開甲回憶說：“我當年從英國回來，最直接的一個原因就是共產黨起來了。當時英國放映他們的軍艦紫石英號由于向人民解放軍挑釁而在長江上遭到炮擊的新聞片，他們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說明新中國多么野蠻，但我看過后，心里卻激動極了。在中國地盤上，看到以往總受欺負的中國人敢于回擊，第一次有一種出了口氣的感覺！”“上學時聽老師講中國的國恥、講外國人說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當時覺得自己的國家怎么這樣差。看到英國軍艦被解放軍擊傷后被迫升起白旗，對我觸動很大，感到中國人終于有了這一天、中國有希望了！我要回去報效我的祖國！”
抗美援朝使西方國家從此即便為了自己的面子也不能再大張旗鼓鼓吹“中國劣等論”：當初八國聯軍兩萬兵力幾個月就輕松搞定中國，如今十六國聯軍百萬兵力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啃了幾年卻愣是無法越雷池一步；抗日戰爭時是中國開戰幾個月就丟了首都南京、被人家在自己的首都屠殺了三十萬人都不敢向日本宣戰，抗美援朝時是洋人剛湊近鴨綠江就挨了中國劈頭蓋臉一頓臭揍，屁滾尿流竄回三八線對峙了幾年都不敢向中國宣戰；抗日戰爭時日軍一個大隊（營）就能打垮“國軍”一個師、一個日本兵就能讓一個縣的中國人望風而逃，抗美援朝時最現代化的十六國聯軍死傷兩萬五千人卻楞是拱不動上甘嶺兩個連級陣地的小山包；八國聯軍時雙方武器裝備差距并不特別懸殊，聯軍卻能輕而易舉直下北京讓中國乖乖為四億五千萬中國人每人賠銀一兩，相當于賠了四十個阿拉斯加，抗美援朝時擁有原子彈在內絕對壓倒一切的武器優勢的美國花了上百億美元軍費、傷亡幾十萬卻落了個“賠了夫人又折兵”，無法從中國人手里撈到半文賠款、半個朝鮮，最后不得不與中國簽定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協定——如果還瞪著眼硬說中國人是一堆肉、一群兔子、一群豬，那豈不是等于承認自己還不如一堆肉、一群兔子、一群豬？就憑這也不得不把“中國劣等論”悄悄收起晾一邊去，代之以“中國人是堅強而兇狠的斗士”、“更加文明的敵人”（李奇微語）和“不要入侵中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訪問中國后說：“我要告誡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國軍隊在地面上交手，這要成為軍事家的一條禁忌，誰打中國，進得去出不來！”——當年第一個進攻中國，用區區一萬五千兵力就打開了中國大門的大英帝國軍人，如今卻第一個宣布進攻中國是“軍事家的一條禁忌”，這兩個“第一個”的戲劇性變化見證了“中國劣等論”的破產——誰還敢堅持“中國劣等”，來碰碰試試？
不過洋大人收起這類“中國劣等論”并非良心發現，而是丟人現眼挨了揍之后不得不捏著鼻子的扭扭捏捏，雖然是“兩害相衡取其輕”，但畢竟心不甘情不愿，所以要千方百計留上條小尾巴——在挨了揍的地方承認你“不劣等”，在還沒挨到揍的地方照樣嘴硬，照樣阿Q一個：過去用“不堪一擊”來證明“中國人劣等”。等打不過了沒法再這么說了，就用“只會打仗不會建設，搞不了高科技現代化”來證明“中國人劣等”。這種論調在“兩彈一星”成功前曾很有市場，那時表面上看似乎確實如此——不管是武器裝備還是工業設備，不管是飛機坦克大炮步槍機槍還是汽車拖拉機精密機械，人們只見過中國用外國的，或者仿造外國的，沒見過中國獨自搞出過堪與外國匹敵的自己的。這使這種類型的“中國劣等論”很風行了一陣子——1962年美國海軍封鎖古巴，但對中國輪船概不檢查——不是尊重，而是一種無言的輕蔑：諒你中國船上也沒什么“進攻性武器”。當年別說外國人，連許多中國人自己也對中國能不能不靠洋拐棍而靠自己的力量實現現代化心里沒底。毛澤東說：“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段話證明當時有不少人“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里錢學森說：“為什么不能搞（火箭和導彈）？外國人能搞，我們中國人就不能搞？難道我們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截嗎？”——這句話證明連錢學森這樣的高級專家都受夠了這類“中國劣等論”的氣，所以才會如此憤憤不平氣乎乎：“難道我們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截嗎？”
“兩彈一星”把“中國人能力低下、搞不了高科技現代化”這類“中國劣等論”炸了個粉碎：如此尖端高科技外國人絕對不會給中國。中國能搞出來證明中國人的智力能力絲毫不比外國人低；以中國一窮二白的底子，建國僅僅十幾年就能比外國人起點更高、更神速、更有效地搞出來證明中國人的智力能力能比外國人更高。稍微有點頭腦就能明白，這一回算是把這類“中國劣等論”一棒子打翻在地，從此再也休想爬起來。
——所以毛澤東說：“他們有，你們沒有，他們神氣得很。一旦反對他們的人有了，他們就不那么神氣了，核訛詐和核威脅的政策就不那么靈了。”
——所以楊振寧聽到老同學鄧稼先說中國兩彈的制造全靠自己、沒有任何外國人參與時激動得躲到洗手間去流淚。
——所以華人記者趙浩生聽到中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時奮筆疾書：“那蘑菇云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花朵，那從報紙廣播傳出的新聞，是用彩筆寫在萬里云天上的萬金家書。”
——所以會有這個廣為流傳的故事：1964年10月某日一個在南非的華人乘公共汽車時習慣地走向規定有色人種乘坐的后排座位，公共汽車司機卻告訴他可以坐在白人專用的前排位置，因為中國爆炸了原子彈，“能造出原子彈的民族當然是優等民族。從今天起中國人都可以坐前排座。”
——所以會有錢學森之子錢永剛講述的這個真實的故事：一位旅居西德的華人每天一早打開大門，都會看到門前堆著許多垃圾，他日復一日地清理著垃圾。但某天早晨，他打開大門卻突然發現門口沒有垃圾了！正當他納悶時，一位社區警察走上前來，親熱地拍著他的肩膀說：“今后再不會有人在你門口倒垃圾了。”后來他得知中國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才恍然大悟。
（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25724&cid=24）
毛澤東說：“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抗美援朝恰好證明了這段話的前一半：“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兩彈一星”恰好證明了這段話的后一半：“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二．沒有“生理性劣等”，只有“狀態性劣等”。無組織狀態即劣等
左宗棠說：“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更有中國人說：“十路八國聯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外國版的“中國劣等論”破產了，當代中國的文匪“精英”李鴻章們卻又弄出個中國版的“中國劣等論”——“中國人素質低劣”，抓住一切機會大做文章大肆宣揚“中國文化低劣”、“劣根性”，稍有風吹草動便立刻如同被攪動的池塘爛泥沉渣“翻著筋斗漂上來，在水面上轉一個身，來趁勢顯示自己的存在了”：
——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的劣根性，中華民族有中華民族的劣根性，這是不容否定的。(我愛井岡映山紅11-03-2018:53:36)54字(0/6/1)
——只有拿出勇氣承認自己的國民的素質低下，才能知恥而后勇的提高國民素質，事物的辯證法就是如此，別無選擇！（[我愛井岡映山紅]于2011-03-2018:55:58）
——傳謠信謠，這是中國少數老百姓的劣根性，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悲哀（[我愛井岡映山紅]于2011-03-2021:11:47）
——經不起一點風浪的人盲目跟風的人是國家與社會的麻煩制造者!(我愛井岡映山紅11-03-2020:48:27)
——愚昧的搶鹽行為是我們民族的悲哀！(我愛井岡映山紅2011-03-2019:01:09)
——面對核輻射，日本的老百姓為什么不搶購食鹽？(原創首發)(我愛井岡映山紅2011-03-1816:34:09)
——“中國文化的危機不僅是民族性的問題，我甚至感到是與人種不無關系”（劉曉波）；
——“對傳統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早該后繼無人”（劉曉波）；
——“如果老百姓本質上都是好人，那怎么會當了官就都‘變壞’了呢？這肯定不是制度問題，而是老百姓本質就壞！文化基因不對！……大家應該更多的反思我們的文化基因！……我認為是老百姓的本質太壞了！……窩里斗、迷信、大量的漢賤、暴戾、對外大方對內小氣……這些問題都產生于我們的文化基因……”[最好的壞蛋]于2010-10-2616:09:22
——“我們這個文化的列車，帶著巨大的慣性，載著我們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風馳電掣地駛向終點”；
——“中國文化是封閉的，內斂的，內向的；美國文化就是開放的、外向的”；
——“漢語是一種低級語言”；
——“普通話是劣質語言”；
——“‘四大文明古國’或為意淫”；
——“拆穿“四大發明”的謊言”；
——“什么狗屁祖宗的博大精深，騙子的博大精深罷了”；
——“中醫這東西，本質上，跟義和團的刀槍不入是一回事兒。”
——“中國到現在還有不少傻逼相信什么《黃帝內經》、《神農百草經》呢！”
——“整個理論體系都是胡說八道！什么陰陽五行、八綱辨證-------都是騙術，沒有任何理論依據”；
……
既然中國人“素質低劣”、“劣根性”，那按“優勝劣汰”的原則就只能被淘汰滅絕，除非“國際接軌”、徹底用洋大人的“普世價值”來改造——說來說去繞了個彎子又繞回到了“中國劣等”、必須由外國人瓜分統治的老一套上來了。
西方人鬧“中國劣等論”固然可惡，但相對而言還比較老實，只要其根據被事實戳破，多少還肯認帳——抗美援朝挨了揍，就老老實實不再堅持中國人是“不堪一擊的劣等”；見中國搞出了“兩彈一星”，就老老實實不再堅持中國人是“智力低下的劣等”。中國的文匪“精英”李鴻章們就沒有這紳士風度，只有亂鉆亂叫的癩皮狗本性，永遠死乞百賴胡攪蠻纏，不管什么事實都不認帳，硬要把黑的說成白的。駁外國版的“中國劣等論”比較干脆省事：只要拿出事實來往那兒一擺就八九不離十。駁中國文匪“精英”李鴻章們的“中國劣等論”就麻煩得多：第一是對牛彈琴，因為這些人不靠實事求是吃飯而靠吹牛撒謊吃飯，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狡辯成性，即便事實俱在鐵證如山他們也決不認帳；第二又很必要，因為不辯駁就不能教育其他人不上當受騙。而要駁中國文匪“精英”李鴻章們的“中國劣等論”光拿事實還不夠，還得來一大堆分析總結，這就不得不連篇累牘，比駁斥外國人羅索得多——所以說“十路八國聯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
要談“中國劣等論”，就得先弄清所謂“優等人”、“劣等人”是什么意思。
在傳統的“優等劣等”概念里，“劣等人”的意思是“進化不完全”，還沒進化到人，還跟獸類差不多。而“優等人”的意思是“進化完全”，不再是獸類。（順理成章的邏輯是：人是世界之主，人可以支配獸類。既然“劣等人”還沒進化到人，還算獸類，那“優等人”自然可以奴役支配“劣等人”。）這是企圖從生理結構上證明人分“優等”“劣等”。但現代科學已經證明，所有人的生理構造沒什么本質區別。因此從生理的角度“證明”人與人因天生構造不同而有“優等”、“劣等”之分純粹是胡說八道。
不過如果某人行為方式如同低等動物，如“狼孩”，那倒可以說：這人的行為跟低等動物一樣——雖然從生理結構上看已經進化到了人，但實際的行為方式宏觀表現跟沒進化到人的低等動物沒太大區別。
這就是說，人沒有“生理性劣等”，但可以有“狀態性劣等”——“存在決定意識”，如果人的客觀存在跟低等動物一樣，導致人的行為特征和本能意識跟低等動物也一樣，如此一來人不劣等也劣等了，這就叫“被劣等”——“狀態性劣等”。“生理性劣等”是先天的，瞎編的，“狀態性劣等”是后天的，人為的，可以人為制造，也可以人為改變。
外國版的“中國劣等論”是比較單純的“生理性劣等”，要駁倒只要把抗美援朝和“兩彈一星”這類事實往那兒一擺就差不多了。中國版的“中國劣等論”則是“狀態性劣等”，特別富于詭辯性和迷惑性，因為“狀態性劣等”是有條件存在的東西，可以是假的，但在一定條件下又可以是真的。中國的文匪“精英”李鴻章們壞就壞在專門以“學者”、“專家”的面目出現，“科學地論證”中國人的“狀態性劣等”是無條件絕對存在的東西，使中國人相信只有“國際接軌”、“普世價值”、“全盤西化”才是出路，最終結論其實跟外國人用“生理性劣等”宣布“中國人劣等”的結論是一樣的，都是讓中國人自甘劣等，受外國奴役支配——同樣的結論，換個說法而已。因此對中國的文匪“精英”李鴻章們立足于“狀態性劣等”的“中國劣等論”不能簡單一駁了事，必須詳細分析：在什么條件下才成立，在什么條件下不成立，如何改變這決定性條件。
低等動物的一大特征是遇到災害只會驚慌失措爭相逃命：狼奔豕突、抱頭鼠竄、熱鍋上的螞蟻、如鳥獸散、烏合之眾……
如果人遇到災害也只能驚慌失措爭相逃命，那這樣的人就跟低等動物沒區別：車怕亂套、人怕亂營、馬怕炸群、兵敗如山倒、人擠人、人踩人、自相踐踏、死傷狼籍……
低等動物永遠做不到遇到災害沉著冷靜從容應對化險為夷，而有些人能做到。能這樣做的人就可以說比低等動物優等。不能這樣做的人在這一點上可以說跟低等動物一樣，屬于劣等。
只有有組織的人才能做到“遇到災害沉著冷靜從容應對化險為夷”。無組織的人遇到災害必然只能跟無組織的低等動物一樣驚慌失措爭相逃命。
——2010年7月24日德國杜伊斯堡音樂狂歡節踩踏事故已有16名死難者身份查清。
——2003年美國羅德島夜總會火災人疊人塞在門口（只上半身在門外）燒死。
——印度西北部喜馬偕爾省廟宇3日發生踩踏事故，迄至目前已知死亡增至145人，另有約40人受傷。
——2010年11月22日，柬埔寨首都金邊的一座“鉆石橋”發生了重大踩踏事故，造成300多人死亡，700多人受傷。
上述踩踏事故中不管是德國人、美國人、印度人還是柬埔寨人都一樣，災害發生時都象低等動物一樣處于無組織狀態，表現都如同低等動物一樣驚慌失措爭相逃命——不管是誰，不管是什么種族，不管是什么文化程度，哪怕被認為是“優等文明優等人”的民族也不例外。可見“狀態性劣等”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規律。
與此成鮮明對照的是1976年中國唐山大地震時開灤煤礦呂家坨礦困在井下一千多職工零傷亡脫險。根據張慶洲在《唐山警示錄》一書中的有關描述：
——“偉大的開灤礦工用他們高尚的人格展現了一幅不亞于《泰坦尼克號》的悲壯場景，一束束礦燈光柱射向井口。這里沒有擁擠也沒有嘈雜，只有賈邦友鎮定自若的指揮。”
——“一千多人在余震不斷的情況下，你可以想象，如果沒有出色的組織，踩也得踩死幾個。我這么想啊，踩也得踩死幾個。當時賈邦友就往井口一站：女同志先上！女同志上完了以后，新工人上。有規定的。人家文件里邊都寫著呢：新工人上。新工人上完了以后老工人上。最后，共產黨員最后上。賈邦友當時就這么講的：共產黨員最后上。”
——結果：一千多職工零傷亡脫險。
對比“困在井下一千多職工零傷亡脫險”與上述各國踩踏死亡事故的結果可以看出：災害危機面前有組織狀態與無組織狀態大不一樣。在災難危機面前，“優等”“劣等”的區別就在于有組織還是無組織，有指揮還是無指揮。
同樣是碳原子，無組織的個體群只能是“低等”的石墨，有組織的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金剛石。同樣是鐵原子，無組織的個體群只能是“低等”的頑鐵，有組織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金屬纖維。同樣是光子，無組織的個體群只能是“低等”的漫射光，有組織的集合就可以是無堅不摧的“高等”激光。同樣是個人，無組織的個體群只能是“低等”的烏合之眾一堆肉任人宰割，有組織的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鋼鐵巨人無人敢犯。同樣的個體群，優等劣等的區別完全取決于有組織還是無組織。“有組織”就是整體的網絡，“無組織”就是零散的個體。個體對抗不了網絡，個人對抗不了組織——科索沃戰爭中，塞爾維亞空軍司令親自駕駛米格29戰斗機升空迎戰，結果未發現敵機就被擊落。他本人是飛行老手，個人技術不可謂不精湛，米格29戰斗機的單機性能在當時也不可謂不優秀，但仍然一敗涂地。因為這不是古代一對一較量的單打獨斗，而是個人對組織、個體作戰單元與網絡作戰系統的對抗，力量對比完全一邊倒，單兵作戰能力再強也沒用。這一切都說明了一個簡單的規律：同樣的個體群，處于有組織狀態（并入網絡之中）就是優等，無組織狀態（離散于網絡之外）就是劣等。
總而言之，人的優等劣等不按人種分，而按組織狀態分：誰組織嚴密誰優等，誰無組織誰劣等——人與野獸的根本區別之一是人能主動組織起來而動物不能。人一旦處于無組織狀態，就等于退化到了野獸狀態——當災難危機發生時，誰能保持有組織狀態統一行動集體救助，誰的生存機會就高，這就叫“優等”。誰只能憑動物本能消極應付、各自逃生，誰就對災害毫無抵抗能力，誰的生存機會就低，這就叫“劣等”。（如果“精英”不承認，不妨自愿驗證：把成千個這樣的“優等精英”們集中到一個大禮堂里，然后突然發布火警炸彈警之類，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看這些“優等人”會不會不需要組織指揮就井然有序及時撤離而不爭先恐后自相踩踏。）
有組織狀態就是“狀態性優等”，無組織狀態就是“狀態性劣等”。有災害時如此，無災害時也如此。人如此，企業也如此。有組織的大財團就是“狀態性優等”，單打獨斗的個體戶就是“狀態性劣等”。文匪“精英”為什么那么仇恨國營企業？因為國營企業使中國企業處于“有組織狀態”即“狀態性優等”，外資集團束手無策。所以文匪“精英”要用“私有化”把中國的國營企業拆成個體戶，使它們處于“狀態性劣等”，只能要么被組織嚴密的外國資本財團吃掉（變成外國的“有組織狀態”），要么破產滅亡，要么拼命削價、靠壓榨中國人的血汗茍顏殘喘（這種生存本身就是“狀態性劣等”）。這就是說，文匪“精英”不是不要壟斷，只是不要中國人對付外國人的壟斷，但絕對不反對外國人對中國人的壟斷；不是不要中國企業處于有組織狀態，只是不要中國企業處于中國的有組織狀態，但絕對不反對中國企業處于外國壟斷資本財團的有組織狀態。它們的“私有化”的針對性非常明確：消滅中國工商業在外資面前的“狀態性優等”，使其變成“狀態性劣等”，幫助外資對中國人實行“優勝劣汰”。
抗日戰爭時毛澤東說：“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抗美援朝后毛澤東說：“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同樣是中國人，無組織狀態時別人就“敢于欺負”，有組織狀態時別人就“惹不得”——優等劣等完全取決于是否“有組織狀態”：無組織狀態就是“狀態性劣等”，有組織狀態就是“狀態性優等”。
日本3．11的海嘯核災害，處于無組織狀態的老百姓束手無策；美國新奧爾良水災，處于無組織狀態的老百姓束手無策；海地大地震，處于無組織狀態的老百姓還是束手無策——最后結果都是搶劫偷盜成風，開到災區的軍隊忙剿匪甚于忙救災。
只要災害面處于無組織狀態，那就立刻構成了“狀態性劣等”，不管哪國人驚慌失措起來都一樣盲目瘋狂：中國人搶購鹽、日本人搶購瓶裝水、美國人搶購碘片、碘化鉀液體、防毒面具、蓋格計數器，芬蘭人、俄羅斯人搶購碘酒……
（如果僅僅用“危險面前驚慌失措亂搶購”的為標準衡量素質，那中國人一點也不比別人差——比如碰上同樣的空氣污染、水污染、地溝油、蘇丹紅、三鹿奶、雙匯肉、有毒有害食品藥品、轉基因主糧、豆腐渣工程之類危險，外國人早嚇破膽鬧翻天了，中國人卻若無其事，既不驚慌失措也不搶購什么。這么一算帳，中國人還算素質高的。）
由此可見，“生理性劣等”是胡說八道，“狀態性劣等”則“放之四海而皆準”，誰都不例外——不管是誰，不管是什么種族、什么文化背景，只要處于無組織狀態，那就是“狀態性劣等”，不劣等也劣等了——“被劣等”；只要處于有組織狀態，那就是“狀態性優等”，不優等也優等了——“被優等”。
“狀態性劣等”還是“狀態性優等”平時未必看得出來，但面臨出乎意料的災害危難時立刻就能一目了然——可以預料、可以預計的災害算不得真災害，只有預料不到、突如其來的災害才是真災害。這種災害既不會給你從容躲避的時間，也不會給你糾正錯誤的機會，任何延誤差錯都必須以生命為代價，這才是不折不扣的“優勝劣汰”。3．11大地震以來的事實證明日本人在對付突如其來的災害這點上實際處于無政府狀態，靠平日的訓練教條雖然能夠對付意料之中的地震，卻對付不了意料之外的大海嘯和核災害，“狀態性劣等”的規律立刻發揮作用，多年積累下來的“高素質”形象頃刻瓦解。
中國人自古以來一直是一盤散沙，也就是說一直處于“狀態性劣等”。毛澤東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變成了具有高度組織性的一個整體，從此結束了中國人的“狀態性劣等”，開始了中國人的“狀態性優等”——毛澤東并不僅僅在形式上把中國人組織了起來，而且賦予了中國人高度自覺的組織性，即便原有的有形的組織被破壞打散，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也能迅速自動組織起來，自動恢復到“狀態性優等”，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成就，真正的優等：
——雙石如此記敘了上甘嶺戰斗中坑道里的情況：
“雖然被敵人壓了頂，但坑道里的部隊士氣卻依然旺盛。所有的坑道，在退守的當天就建立起臨時黨支部，整理完戰斗組織，通過共產黨員們的凝聚力，把大伙兒抱成了團。”（雙石：《開國第一戰》第四十四章）
——1962年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中，幾個與大部隊失去聯系的戰士自動組織起著名的“龐國興戰斗小組”，自覺參戰，在兩天多的時間深入敵后數十公里，連打五仗，殲滅五股逃敵,攻克印軍炮兵陣地兩個，繳獲火炮七門，還有槍支彈藥和其他裝備物資。
——網友“一直在看”如此記敘了自己父親1975年在衡陽附近公路上迫降飛機后的情況：
“飛機一停穩（安全著地，地面無一傷亡）周圍的人群就圍上來了，據說有好幾萬，也難怪，當時中國老百姓沒什么機會見戰斗機，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爸掀開機艙一看這陣勢就把手槍掏出來站在飛機頭上了，這么多人沒秩序的亂擠，非把飛機拆了不可。正在這時他發現在人群中居然有不少解放軍，因為是星期天，解放軍同志也到這趕集來了。我爸大叫：‘解放軍同志們趕快把飛機圍起來，保護飛機！’要說那時侯人家那覺悟就是高，從人群中登時出來了300多軍人，搞了個封鎖線，把飛機圍起來了。”（“一直在看”：《父親的空軍生涯》開篇：父親的空中歷險記）
——電影《十二次列車》記敘的故事在毛澤東時代非常普遍：當遇到突發的自然災害時，客車的乘務員和旅客盡管彼此素不相識，但也能迅速組織起來集體抗災。
——邢臺地震，迅速組織災民救災；海城地震，迅速組織災民救災，唐山地震，迅速組織災民救災……不管突如其來的災害有多大，災民總是能迅速處于有組織的救災狀態，決不允許“狀態性劣等”。
所有這些都證明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總是處于高度的自覺的有組織狀態，也就是說毛澤東使中國人總是處于“狀態性優等”。
“狀態性優等”決不是僅僅在形式把人都拉進一個組織——商秧變法編保甲、傳教士傳教、青紅幫、白蓮教、抓壯丁、“新生活運動”等等也可以看成帶有某種“組織起來”的意思，但都不能改變中國人的“狀態性劣等，因為這些組織都沒有凝聚力，只能一時擁有人身，不能永遠擁有人心，有風浪立刻瓦解，沒有風浪自己也能潰散。為什么？附錄一摘錄的1940年的一篇報道《我看見了八路軍》有句話道出了根本原因：“要發財，要謀一己的利益和發展，最好是自己做頭子，不必跟著別人走”——任何組織只要根本目標是謀私，就必定違抗不了人人盤算“自己做頭子，不必跟著別人走”的鐵規律，這樣的組織遇到威脅利誘豈能堅持？崩潰瓦解只是時間問題。
毛澤東的共產黨立黨為公，靠真理服人，所以有凝聚力，所以能克服“自己做頭子，不必跟著別人走”的鐵規律，所以能把人民組織起來。如果毛澤東立黨為私，共產黨早就和其他人一樣被“蔣委員長”搞垮了——“蔣委員長”最善于用“銀彈攻勢”分化瓦解，輕而易舉用金錢美女搞垮了所有軍閥對手，卻楞拿連工資都沒有、生活待遇跟國民黨沒法比、時時刻刻面臨死亡的共產黨束手無策，原因就在于毛澤東的共產黨不謀私，對付謀私最有效的“銀彈攻勢”不起作用。
光是形式上實現了“有組織狀態”還不夠，如果領導沒有威信、說話沒人聽照樣實現不了“狀態性優等”，特別是關鍵時刻——象唐山地震時一千多開灤礦工從地下零傷亡脫險，沒有賈邦友現場的正確而及時的指揮不行，但如果賈邦友說話別人不聽也不行。在那樣緊急的情況下為什么所有的人都肯把自己的性命交給賈邦友安排而不自己各自逃生？因為信得過。為什么信得過？一有平時建立的威信，二有生死與共的共同處境。抗日戰爭時的南京保衛戰，“國軍”司令高喊了半天“與南京共存亡”，關鍵時刻卻帶頭溜了，所有的高級軍官也一下全溜了，被拋棄的軍人對這個組織怎么可能還有任何信心？再龐大的組織也立刻土崩瓦解了。
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們證明自己“立黨為公”、獲得威信、獲得思想上的指揮權靠的不是說漂亮話，而是以身作則——《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里處處可見這樣的例子：
——毛澤東：誰讓他是毛澤東的兒子呢？
——毛澤東：不能因為我是黨和國家的主席就給兒子搞特殊。
——毛澤東：美國人壓我們，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毛澤東的兒子不去，那派誰去啊？
——毛澤東：我毛澤東本來就是老百姓。現在國家苦難，百廢待興。我記得赫魯曉夫說過，中國要搞原子彈，把全國所有的電力用上都不夠。中國人要爭這口氣啊！把我的生活費壓到每天兩塊五。
——毛澤東：從毛澤東做起，我看很有必要。人家壓我們彎腰，沒有骨氣的國家是不敢頂的。
——毛澤東：可如果我毛澤東說話不算數，那還有什么信譽可言哪？
——毛澤東：現在全國人民都在定量，我也定量。全國人民不吃肉，我也不吃肉。這就叫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啊。
——毛澤東：我是國家干部，國家規定給我一定待遇。李訥只是個學生，按規定不該享受的就不能享受。毛澤東的女兒也不能例外。還是恪守本分的好。上行下效，歷來如此啊！
——毛澤東：現在國家這么困難，你們還有心思裝修房子，修得如此富麗堂皇，這是給皇帝住的嗎？我不是皇帝，這個房子我不住。我毛澤東不做李自成！
——李覺：基地黨委決定，把房子騰出來，讓科學家們住，官兵全部住帳篷。從我李覺開始帶這個頭，基地里的全體干部都必須帶好這個頭。這就是命令！
——王淦昌、鄧稼先：我們基地所有人，不管是干部、戰士還是科學家，都應該同甘共苦，不應該搞特殊化。
——李覺：可是目前我們只有這個條件，總得有人作出犧牲吧？
——張蘊鈺：我是基地司令員。我有這個責任。我和李覺同志一起上。
——張愛萍：好。司令員同志和戰士們在一起，我同意。
——聶榮臻：你們不怕危險，上面的同志更不怕危險，我有什么好怕的？我只是想跟大家在一起。你們什么時候完成對接，我就什么時候離開。
——李福澤：哪里最危險，我這個司令員就應該在哪里。我是基地司令員。我不能離開最危險的地方，不能離開戰士們。
……
毛澤東時代黨員骨干“沖鋒在前，退卻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所以能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與擁戴，所以能把中國人從一盤散沙組織了起來，能把中國人從“狀態性劣等”轉變為“狀態性優等”。如今“精英”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過是嘴上說說而已，自己從來做不到——自己吃特供，卻硬逼著老百姓吃轉基因；自己老婆孩子帶頭貪，卻恬不知恥要求別人“道德的血液”……就憑這，再哭天抹淚賣弄詩詞表演炒回鍋肉也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連地產大王都敢嗤之以鼻：“他自己缺什么就以為別人也缺什么”。
三．高素質是“狀態性優等”的產物，低素質是“狀態性劣等”的產物
存在決定意識，狀態決定素質。高素質是“狀態性優等”的產物，低素質是“狀態性劣等”的產物。處于“狀態性優等”，人民的素質就會不斷提高，本來不高也會提高；處于“狀態性劣等”，人民的素質就會不斷降低，本來再高也會降低。狀態變了，素質必然跟著變。不過這個轉變是一個過程，有個時間滯后。
中國人在某些時期的確有許多陳規陋習。這是中國人長期處于“狀態性劣等”的結果，并非中國人先天性素質低。毛澤東一方面實事求是承認現實，一方面積極主動地設法改變而不是簡單地諷刺挖苦：
——“對于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
——“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共產黨對于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
——“陜甘寧邊區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許多人民還相信巫神。在這種情形之下，僅僅依靠新醫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新醫當然比舊醫高明，但是新醫如果不關心人民的痛苦，不為人民訓練醫生，不聯合邊區現有的一千多個舊醫和舊式獸醫，并幫助他們進步，那就是實際上幫助巫神，實際上忍心看著大批人畜的死亡。”
——“我們必須告訴群眾，自己起來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的習慣作斗爭。”
——“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
對比一下就可以看出，面對中國人的陳規陋習，毛澤東的態度與文匪“精英”截然相反：文匪“精英”專門冷嘲熱諷夸張渲染，毛澤東則實事求是教育改造；文匪“精英”只想利用現狀——證明中國人天生劣等，活該被洋人奴役，必須由他們這些假洋鬼子來當奴隸總管；毛澤東則要改變現狀——使中國人擺脫落后。
毛澤東把中國人組織起來、使中國人處于“狀態性優等”的同時一直發動群眾、教育群眾，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提高自己。中國人許多歷史沿襲下來的劣等習俗在毛澤東時代已經徹底扭轉，以至于今天的中國人都不知道這些東西曾經在中國社會生活中占統治地位。比如：
1．歧視虐待婦女
婦女束胸、裹小腳、“三從四德”、“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女子無才便是德”、買賣婚姻等等陋習根深蒂固了幾千年。這些東西如果今天還存在流行，肯定會被文匪“精英”拿來作為中國人“素質低”的過硬證據。然而如今還有多少中國婦女束胸、裹小腳、“三從四德”、“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女子無才便是德”？早絕跡了。在毛澤東世代短短幾年就被一掃而光了。如今中國許多年輕人甚至根本就不知道這些是什么東西。毛澤東時代真正消滅了歧視虐待婦女的劣等習俗，使男女平等變成了中國社會的習俗——今天的中國人對此已經如此習以為常，以至中國人自己都不知道中國的男女平等習俗已經世界領先，倒是外國人旁觀者清，反過來幫助中國人認清了自己。我在美國親身經歷的一件事使我對此深有感受。（見附錄二：和一個美國護士的對話）
2．封建宗法迷信
毛澤東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代表中國幾千年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政權、族權、神權、夫權還極其牢固。這四大繩索里只有“政權”是純政治性的，其他三條——“族權、神權、夫權”都可以說是“劣等習俗”。然而如今還有多少中國人受“族權、神權、夫權”的束縛壓迫？早絕跡了。這些“劣等陋習”被徹底破除了，被使人民處于“狀態性優等”的毛澤東時代徹底消滅了。而卡扎菲執政四十多年了還得跟部落酋長打交道。
3．不講衛生
新中國成立前后中國人民群眾的衛生狀況十分惡劣，傳染病大肆流行，寄生蟲病分布廣泛，危害嚴重。當時的衛生部部長李德全在1950年9月政務院第49次政務會議上的報告指出，這一時期“我國全人口的發病數累計每年約一億四千萬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數以上是死于可以預防的傳染病上，如鼠疫、霍亂、麻疹、天花、傷寒、痢疾、斑疹傷寒、回歸熱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熱病、血吸蟲病、瘧疾、麻風、性病等，也大大侵害著人民的健康”。而這一切都隨著中國人不講衛生的陳規陋習變成了歷史。怎么變的？抗美援朝粉碎細菌戰時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愛國衛生運動，上面號召，底下響應，全國總動員，一下子就在全國范圍內對幾千年的不講衛生的劣等習俗來了個大掃蕩，中國人的衛生素質頓時上了一個臺階，一下就摘掉了中國人“東亞病夫”的帽子——如今網上不時有中國人撰文抱怨印度人不講衛生的習俗。如果沒有當年愛國衛生運動給中國人帶來的衛生觀念的大改變，如今還指不定誰抱怨誰不講衛生呢。這從另一方面證明“狀態性優等”導致人民素質提高。
4．軍隊是災
中國人如今已經習慣于“大災大難必有解放軍及時來救”，所以人們才會有這種心理：
——“當我們面臨著地震、洪水災害的時候，我們習慣性地眺望天際，我們知道，那里一定會出現如潮的紅旗，上面寫著‘攻堅第一團’、‘上甘嶺英雄連’之類的字樣。每當看到這些紅旗，我們就踏實了：解放軍來了，一切都會好的。”
——“我們習慣于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我們習慣于這一切，因為幾十年我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政府就該干這些事，百姓出了事就該由政府罩著——這是我們從來不需要思考其理由的事情。”
有這種心理的結果就是中國人災害發生時很少趁火打劫——知道解放軍會及時來救就會心存希望，心存希望就不絕望，不絕望就不容易大規模驚慌失措和大規模盲目沖動，就能夠維持秩序，就體現了高素質——這一切都源于“大災大難必有解放軍來救”這個大前提。
中國的“軍隊救災”是毛澤東的創造。毛澤東之前的中國軍隊本身就是災——“刮民黨”、“遭殃軍”、“河南四荒，水旱蝗湯”、“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兵匪一家”、“成則王侯敗則賊”、“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丘八大爺惹不起”、“賊過如梳，官過如篦，兵過如剃”……這樣的軍隊到哪兒，哪兒的老百姓遭災，更甭說救災了。《紅樓夢》第一回就寫得明明白白：“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難以安身”——“水旱不收”是天災，“鼠盜蜂起”是人禍，“官兵剿捕”更是兵禍，所以才會“難以安身”。否則“官兵剿捕”的結果為什么不是“穩定和諧”而是“難以安身”？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軍隊救災”這回事，從來都是天災之后必是人禍，人禍之后必是兵禍。與這樣的規律相對應的只能是低素質——遭了天災誰也指望不上，絕望中只能“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叢林法則、自生自滅”、“弱肉強食”、“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舊中國“軍隊是災”的狀態，對應出了中國人“天災之后必趁火打劫”的低素質；毛澤東創立的“軍隊大災必救”的狀態，對應出了中國人災害面前循規蹈矩的高素質——“存在決定意識，狀態決定素質”。
順便說一句：“大災大難必有解放軍及時來救”在毛澤東時代是百分之百準確，如今則難說。或者可以這樣說：如今發生毛澤東時代遇到過的災害還可以指望得到軍隊的迅速救援，但碰上毛澤東時代沒有遇到過的災害就難說。碰到地震、水災這樣的災害一切有例可循，不用動腦子照搬照抄毛澤東周總理的現成辦法就行，而且老百姓心目中有毛澤東時代的搶救先例為標準，稍不標準馬上就能看出來指出來。但碰上2008年的冰災那樣的災害就不一樣，因為那樣的冰災毛澤東時代沒有發生過，沒有現成的救災辦法可抄，老百姓也沒有現成的標準衡量（為什么那樣的冰災毛澤東時代沒有發生過？第一，毛澤東時代輸電鐵塔沒有“豆腐渣”，不會一結冰就垮。第二，毛澤東時代強調備戰備荒，各省各地經濟都有獨立性，糧食儲備燃料儲備都按年計，連戰時被封鎖都不怕，冰雪當然不足為患。哪象如今文匪“精英”不儲備糧食不儲備石油，光拼命儲備外國債券白條，寒冬季節發電廠存煤卻居然只按天計，當然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全盤大亂）。碰上這樣的“新生災害”救災作風跟毛澤東時代當然大不一樣——所以才會面對冰災十八天麻木不仁無動于衷、直到貴州許多城市已停電一周，長沙已冰凍16天才突然如夢方醒，手忙腳亂眉毛胡子一把抓；所以才會出現“方便面80元一碗餓瘋了的乘客瘋搶”、“無奈的16小時”、“我們早已不再感動，我們只要回家”、“已經快一周了，在風天雪地里，我們很餓、我們很冷、我們很焦急、我們很無助，我們很無奈，給個準信吧，讓我們全體自決于黨，自決于人民也行”、“女民工返鄉夢碎廣州站”、“廣州火車站奇特之夜——集體的恍惚”、“所有人都茫然失措，在這個半夜時分，像游魂一樣來回奔跑”、“這一場暴風雪，仿佛不止暴露了各地應急措施缺位；更暴露了整個中國，從政府到民眾，面對意外事件時精神上恍惚與迷茫”之類情況；所以才會出現這次搶鹽風潮——實際搶的不是碘鹽，而是心理上的安全感。為什么？因為現實中沒人能給老百姓安全和希望。文匪“精英”的“改革”已經把中國工人農民去組織化，處于無組織的“狀態性劣等”，災害危機面前無人可求，無人可信，只能象低等動物一樣各自逃命——文匪“精英”公然宣揚鼓吹的就是誰也別管誰：“范跑跑”、“自己逃命是基本人權”、“要確保自己的安全，然后才可能組織疏散”、“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爹死娘嫁人，各人顧各人”、“讓領導先走”……老百姓靠正當途徑找不到出路，得不到安全感，只能“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求生。身患絕癥，病急亂投醫；滅頂之災，一根稻草也要抓。在這種情況下任何驚慌失措瘋狂舉措都不奇怪，更沒有理由指責老百姓“素質低劣”。該指責的是讓老百姓處于“狀態性劣等”的文匪“精英”，是他們使中國老百姓處于絕望的掙扎之中。
文匪“精英”一天到晚用中國人隨地吐痰、說話聲音大讓友邦驚詫之類證明中國人比起西方白人素質低來素質低，素質就是低。但是一個國民的素質高低最見分曉之時就是在國難當頭之際。從唐山大地震，到后來的98洪水，2008年的冰災，中華民族的忍耐、互助、刻苦、奉獻、同心同德、同舟共濟、堅忍不拔、共度難關、工農兵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犧牲精神比起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是站在一個高臺階上的。有沒有趁火打劫發國難財殺人越貨哄搶國家財產的呢，有。但是比起卡特琳娜颶風，比起美軍攻入巴格達之時，少之又少，微乎其微。這種高素質是毛澤東時代的遺產——當中國人處于毛澤東帶來的“狀態性優等”時，陳規陋習就不斷克服；當毛澤東帶來的“狀態性優等”被破壞時，陳規陋習就不斷死灰復燃。
如今毛澤東時代的素質老本已經吃得差不多了，年輕一代被文匪“精英”們精心培育的“素質”是什么呢？——范跑跑、藥家鑫、李穎、“激情殺人”、“殺人如彈鋼琴”、“我要是他（藥家鑫）我也捅……怎么沒想著受害人當時不要臉來著，記車牌？”……照這個架勢，將來只要覺得有需要，非劫道綁架打悶棍賣人肉包子不可。有人說這是教育的失敗，不對，這是文匪“精英”謀私教育的成功——你整天宣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爹死娘嫁人，各人顧各人”、“優勝劣汰、叢林法則”、“只管自己、不管別人”之類，人家活學活用了你的“為自己利益不管別人死活”，才會去殺人滅口，才會滅絕人性視殺人如彈鋼琴。所有這一切都是文匪“精英”們的諄諄教誨開了花結了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荊棘者得刺”，你這么教，人家就這么做。你反過來罵“中國人素質低”，其實罵的是自己。
四．文匪“精英”最劣等
要說“素質低下”、“劣根性”，中國文匪“精英”當之無愧。他們才是中國人中的劣等。
前面已經說過，沒有“生理性劣等”，只有“狀態性劣等”。中國文匪“精英”的職業是“狀態性劣等”的職業，思維是“狀態性劣等”的思維，所以只能形成一個“狀態性劣等”的群體。
什么是“狀態性劣等”？——無組織狀態。
中國文匪“精英”都是些什么人？——腦力個體戶，“自由職業者”：天然的無組織狀態，天然的“狀態性劣等”。
看看折騰“08憲章”的那一伙，看看大鬧“普世價值”的“主流精英”，可以發現一個規律：基本都是學文的。學文的有什么特點？個人奮斗，不靠集體努力。發表個東西只署自己的大名，頂多再向某個別人致個謝。東西賣出去就算成功，功勞百分之百都算自己的；賣不出去就算失敗，后果也只能百分之百由自己兜著。如果有真才實學，自然不怕賣不出去。但如果沒真本事全靠賣假貨次品混日子，那就決不能允許別人揭穿，因為只要揭穿一次，自己就砸了牌子，以后就沒法混了。因此必須只允許自己賣假貨次貨，不允許別人揭老底，更不允許別人要求自己對自己推銷的假冒偽劣負責。給這個霸道邏輯起個好聽的名字，就叫“言論自由”——我愛怎么著就怎么著，不管怎么著都概不負責，你還不許干涉，否則就是“妨礙自由”。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處于“狀態性優等”就必須處于有組織狀態。“處于有組織狀態”意味著對個體的自由要有所制約，不能象散兵游勇那樣隨心所欲天馬行空獨往獨來。要“處于有組織狀態”就必須犧牲個體的某些自由為代價，換來的是集體的“狀態性優等”、集體的生存、集體的自由。只要有點集體觀念的人就能認同這個道理和原則——哪怕集體郊游都得有個互相照應、互相協調，這“互相照應、互相協調”就不同于個體出游那樣隨心所欲，這就是對個體自由的某種制約，就是實現“集體郊游”的代價。了解現代化大生產的人更容易認同這個道理和原則——精通現代化大生產的人都明白成功有賴于集體的努力和配合，哪一環出了毛病都不行，要持久成功就必須責任分明分工協作，就必須考慮到別人，就必須有全局觀念，就必須認同“不能只顧局部不顧全局、局部利益必須服從整體利益、必要時犧牲局部顧全大局”的原則。
搞文的人也有認同這些原則的，這樣的人必定至少具備三條：有真才實學，有自知之明，有人性良知。
——有真才實學：拿得出受中國老百姓歡迎的東西，用不著弄虛作假，也用不著懼怕別人批評。
——有自知之明：頭腦清醒，明白自己的衣食父母是中國老百姓，因此獲得成功的大前提是中國的強大安全和老百姓的安居樂業，自覺地決不危害這些大前提。
——有人性良知：堅持自食其力，不發昧心財，不搞坑蒙拐騙，不與騙子同流合污。
這三條文匪“精英”們一條也不具備。他們沒有真才實學，個個有名無實，拿不出受中國老百姓歡迎的東西，憑真本事混不下去。出路：第一，傍大款、當二奶、做小三、站街當小姐……不管是中國大款還是外國大款，來者不拒，給錢就賣，端誰的碗看誰的臉，收誰的錢舔誰的腚，按字論價也可，按職論價也行，既批發也零售，公平交易，童叟無欺，“笑貧不笑娼”，“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實惠第一。有實惠就是成功，成功就是一切。第二，獲取權力，持權搶劫。當然，他們既無膽量也無能力靠自己的犧牲奮斗來建立政權，全部戰略就是搬嘴弄舌“空手套白狼”，“騙出一個體制來”，“騙出一個政權來”。他們沒有自知之明，以為憑自己的絕頂聰明足以包打天下，不需要集體的努力，不需要別人的配合，自己的生存和成功跟國家存在不存在沒關系，跟人民生存不生存沒關系。他們沒有人性良知，只要有利可圖，賣國就賣國，亡國就亡國，民族滅絕就民族滅絕，只要能達到目的，哪怕親娘老子也可以當破爛賣。
這一切決定中國文匪“精英”必須靠邪門歪道不勞而獲混日子，必須禁止任何人阻撓自己的胡作非為，必須死死抓住“自由化”做掩護，必須堅持無組織狀態，必須堅持“狀態性劣等”——自己是“狀態性劣等”，就決不能允許廣大人民群眾處于“狀態性優等”，否則就沒法欺負老百姓了：散兵游勇怎么敢惹組織起來的人民群眾？只有獲取權力，用“私有化”使老百姓“去組織化”、“去優等化”、重新處于無組織狀態、重新回到“狀態性劣等”才可以任意宰割：強制拆遷、土地流轉、買斷工齡……
“存在決定意識”。文匪“精英”的“狀態性劣等”的客觀存在決定他們要生存、要不勞而獲、要飛黃騰達就必須奪權，必須賣國，必須使中國人處于無組織狀態，必須使中國人處于“狀態性劣等”，必須使中國四分五裂。以此為綱觀察文匪“精英”全部主張，一切立刻一目了然。
——要奪權，必政變。借口是“政改、政改、政改”，實際是“政變、政變、政變”。
——政變兩大法寶：街頭政治+引狼入室。街頭政治——唆使誘使驅使國內傻瓜上街替自己賣命推翻中國政府，讓自己坐享其成。引狼入室——勾結鼓動引誘外國勢力打進來替自己賣命推翻中國政府，讓自己坐享其成。無論是哪種情況，文匪“精英”都要“空手套白狼”。
——“言論自由”為的是造謠自由。能自由造謠才能制造混亂，才能破壞人們的信心和信任，才能瓦解一個組織，才能使人從“狀態性優等”變成“狀態性劣等”，才能推翻政權實現政變。
——拼命鼓吹“普世價值”、“民主化”、“自由化”、“顏色革命”、“人權”是街頭政治、唆使誘使驅使國內傻瓜上街替自己賣命推翻中國政府的需要。
——拼命鼓吹“人權高于主權”、“獨裁者沒有內政”是引狼入室、勾結鼓動引誘外國勢力打進來替自己賣命推翻中國政府的需要。
——歡呼埃及、突尼斯“民主運動”是假，借題發揮煽動中國人上街鬧政變是真（文匪“精英”怎么現在對埃及、突尼斯的事突然不大肆報道了？因為真正的興趣是政變，對政變之后的事絲毫沒興趣。現在對那里的情況只字不提，證明實際情況的進展對文匪“精英”的政變鼓動不利）。
——歡呼利比亞“民主運動”是假，借題發揮鼓吹“人權高于主權”、引狼入室勾結外國勢力打進中國是真。
——文匪“精英”本能的無組織狀態，天然的“狀態性劣等”，沒有任何凝聚力，不肯做任何艱苦奮斗流血犧牲，根本不可能憑自己的努力獲取權力。只有靠“多黨制”、“自由競選”才能充分發揮自己三寸不爛之舌的優勢“空手套白狼”，“騙出一個政權來”。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文匪“精英”們煞費苦心編造出來的“民主萬能”、“小政府、大社會”之類神話被日本的3．11大地震、大海嘯、核災難的無情現實打了個粉碎。
——20天了，很多僥幸逃過地震、海嘯、大火的避難民眾一直處于缺衣短食的困境，更有數十人因寒冷、饑餓、缺少藥物在避難所死亡。
——電視臺的采訪車能紛紛到達現場拍攝并采訪，救援物資卻不能輸送。
——日本政府要求中國將救災物資“自行運送”到災區。
——有個國家表示要援助幾萬床毛毯，但日本政府卻指定毛毯尺寸必須是80厘米見方才可以。有的國家要派出救難犬，但日方卻表示救難犬在機場檢疫要花一個月時間。有的國家想送食品，但日本政府稱：如不張貼日文標簽就沒辦法接受。
——菅直人在日本繁瑣的法律、條條框框面前無能為力，指揮能力受到極大限制。
——菅直人作為首相幾乎調動不了自衛隊和地方應急力量，只能向有關方面提出請求協力援助。菅直人15日要求自衛隊出動直升機，支援福島核電廠的滅火工作，卻遭到自衛隊拒絕。直到菅直人第二次“請求”，自衛隊16日才派遣運輸直升機執行任務，最后卻是無功而返。
——如果按規定工作，每個工作人員只能作業幾分鐘乃至十幾分鐘就得撤離。就算是沒有完成任務撤離出現場也是合法的，督戰的長官也沒法強求，包括菅首相在內。
——自衛隊隨身攜帶的輻射強度報警器一響，一個個跑的比兔子還快。
——日本自衛隊國難面前竟敢和國家元首“據理力爭”、“討價還價”。面臨危機，精銳部隊都不敢上，還要發牢騷。中央特種核部隊說核輻射太強，立刻退了出來。為此國防部長還埋怨東京電力高層：“他們說里面安全，我才派出了部隊，早知道這樣，我是不會派的”。
——福島核電事故期間，自衛隊的各直升機駕駛員在空中灑水不超過一次；可是當年在切爾諾貝利事件中蘇軍有些飛行員一天飛越反應爐33次。自衛隊的飛行高度在100米以上；可是當年蘇軍的飛行高度有時低于20米。最后直升機以空中停留方式，把一袋袋水泥往下投放，以石棺方式封住反應爐，完成了任務，卻也有27位空軍人員為此付出了生命。在切爾諾貝利事件中，蘇軍動員了10萬以上的部隊，包括最精銳的防核輻射部隊；可是福島核電事故期間，幾乎沒有看到自衛隊防核部隊的身影。
——任何核電事故，首要任務是降低爐心溫度，必須爭分奪秒。可是日本防衛省卻整整延遲了3天才行動。福島核電3號機發生氫氣爆炸是在3月14日上午，當時保護頂被掀開，這種情況一旦出現，首先應該即刻想到的就是從空中投放冷卻水。能夠完成這一使命的當然是自衛隊。然而直到3月17日上午9時54分，自衛隊的2架CH－47運輸直升機才開始動作，從空中向第3、4號反應爐降水，這是明顯的、十分遺憾的延誤。CH－47在幾乎100米以上的高度，慌慌張張以慢速飛行的方式實施降水，明顯大大偏離了目標，而且沒有持續進行。這樣的工作屬十萬火急，自衛隊卻任由時間一分一秒的浪費掉。如果當時就采取24小時不間斷地空中灑水、降溫措施，福島核電事故也許不至于發展到目前這樣的災難性結局。
——核泄漏的處理由東電主導，而不是政府。民主黨其實是一個弱勢政府，管不了東電。其實日本的所有的政府都是弱勢政府，不管是自民黨還是民主黨，真正有實力的是財閥。
——那些核電站雖然很多并不屬于東電，但屬于共同的財閥。如果東電這次的處理，導致了其他核電站不得不停止運行或者逐步停止運行，這種結果，財閥是絕對不允許的。
——首相官邸正式下達開閥命令。然而，經產省下屬的保安院卻認為：最終是否開閥，首先應該由東電自己決定。理由是：在國家要求各大電力公司提交的文件中明文規定重大事故對策是“事業者的自主措置”。官邸要求東電立即打開閥門。但是，東電沒有動。理由是：條令上的確有這一條，但在日本的核電史上未有先例。而這導致一定量的放射物質散發到外部。
——菅直人面對東京電力這樣的怪獸公司的無奈，在核泄漏問題上，從自衛隊，到警察廳，再到現在的消防廳，每一個部門的出現都要相隔一定時間，都反映出這樣一個問題：在大災難面前，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協調各方力量，恢復日本癱瘓已久的官僚體系。（閭丘露薇：日本歸來）
……
日本政府是很符合文匪“精英”的“普世價值”、充滿“權力制約”的“民主政府”，結果就是該干的什么也干不了。
許多日本人說，他們早就不記得這些年換了多少首相，不記得誰是誰，不記得有這個首相與沒這個首相有什么不一樣。
許多美國人說，他們根本不認為這個黨上臺與那個黨上臺有什么根本區別，不認為這個人當總統與那個人當總統會有什么兩樣。
這就很可笑了：不一樣才用得著選擇。如果都一樣，那還選個什么勁？誰需要在兩粒沙子里選一粒？誰需要在兩泡狗屎里選一泡？
從客觀的角度來看，兩泡狗屎選哪一泡都一樣，但從狗屎的角度來看，被選上與沒被選上大不一樣。文匪“精英”也如此：對老百姓來說“多黨制競選”無非是在一堆騙子里選出一個騙子來，結果沒什么不一樣，但對文匪“精英”來說則不然：你上臺跟我上臺當然不一樣。為了文匪“精英”個人的這個不一樣，所以要逼著整個國家搞“都一樣”，所以要大肆宣揚玉中求瑕、屎里覓道的學問，所以要煞費苦心告訴人們狗屎與狗屎大不一樣——我這泡狗屎與眾不同，屬于高級狗屎，別有風味，回味無窮，味道悠悠長，令人三月不知肉味，機會難得，百年不遇，諸位千萬不可錯過……等下一輪狗屎競選，一切又從頭再來一遍。
為什么要“民主”？據說是為了“制約權力”，防止濫用權力。為了防止濫用權力，所以讓權力辦不成事；為了防止濫用武器，所以讓武器殺不死人。殺不死人的武器有等于沒有；辦不成事的權力有等于沒有——這實際是以“民主”的名義消滅了權力，等效的結果就是無政府主義，也可以說非常“和平”、非常隱蔽地消滅了政權。
這才是文匪“精英”的“民主化”、“多黨制”、“自由選舉”的真正目標：消滅中國政府。
文匪“精英”以“改革”的名義出了無數餿主意：下崗、買斷工齡、國有資產流失、ＭＢＯ、ＧＤＰ、產權重組、醫療產業化、房地產投機、教育產業化、強制拆遷……所有這些使中國社會矛盾空前激化，再也捂不住了。
藥家鑫因為自己的過錯傷害了一個人。為了避免被追究責任，便起了殺心，干脆用硬刀子把這個人消滅掉。
文匪“精英”因為自己的過錯傷害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為了避免被追究責任，便起了殺心，干脆用“軟刀子”把整個國家和民族都消滅掉。
鼓吹“中國人素質低劣”，就可以“普世價值”，就可以“國際接軌”，就可以“民主化”、“多黨制”、“自由選舉”，就可以“和平”政變、“和平”消滅中國政府。
連閭丘露薇都悟到了一個真理：“在大災難面前，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協調各方力量”——在大災難面前，文匪“精英”鼓吹的“小政府、大社會”、“制約權力”、“多黨制民主政府”種種理論徹底破產。
中國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多災多難中國需要的是能迅速行動的強有力的中央統一的政府，而不是只能夸夸其談什么也干不了的“權力制約”。
文匪“精英”的私利需要使中國人處于“狀態性劣等”，需要里應外合肢解中國。中國要生存就必須避免“狀態性劣等”，就必須保持有組織狀態。只有堅持毛澤東立黨為公路線的共產黨才能使中國人永遠處于有組織狀態，才能避免“狀態性劣等”，才能保護中國。天然脫離群眾、天然劣等的文匪“精英”永遠不可能象毛澤東的共產黨那樣建立起與群眾的密切關系，也就永遠不可能凝聚起中國人。就憑這一條，文匪“精英”就休想與共產黨競爭，“多黨制”在中國就休想行得通。只要共產黨不“改旗易幟”自我了斷，只要中國存在，共產黨就必然萬歲，也必須萬歲。
附錄一：《我看見了八路軍》（節選）
附錄二：和一個美國護士的對話
附錄一：《我看見了八路軍》（節選）
（原載《中國文化》第2卷第3、4期，1940年11月25日、12月15日）
“自紅軍改編八路軍過山西抗日以來，部隊便處在更多的物質引誘的包圍里了。這時，他們旅里面有個團長張少東，被漢奸和敵探引誘得腐化起來，開始醉酒色，貪愛銀錢，而正當上級要撤掉他的職務，準備跟他作思想方面的斗爭時，他竟聞風先逃了”“張少東收買了一群極少數政治上落后的戰士與下級干部，組成了他逃跑的隊伍……”
“張少東逃跑后，帶著他的私人隊伍從山西撞到河北、山東，不久便大大發展了他的勢力。他有時也和日本人作戰，借此才號召了許多游兵散勇——但多數時間還是用在搶劫上。同土匪一樣，做頭目的張少東變得非常之豪富。”
“不過，短時期以后，張少東龐大的隊伍崩潰了。”
“張少東的手下，一群一群地，用張少東從前帶領著他們離開八路軍的方法，離開了他。因為他們都知道了，要發財，要謀一己的利益和發展，最好是自己做頭子，不必跟著別人走。”
“從這時起，張少東才苦痛地想到他為什么不能夠長久掌握他的部隊，鞏固他的部隊的間題。他回憶起紅軍在江西受五次圍剿而從不分裂，長征走雪山草地猶無人動搖，去另尋個人出路的這些往事。……重新檢查他離開八路軍，首先是自己做錯了。”
“漸漸地他認識出：一個部隊的組織，如果其目的不是建筑在一個絕大多數人合理的、長遠的、平等的利益之上，而只是依靠每個人目前短暫的、不合理的利欲的要求而結合起來的時候，這個部隊將是無從掌握，也無法鞏固。”
附錄二：和一個美國護士的對話
黎陽
有一回我做飯不小心，一鍋滾稀飯沒端住。結果一只腳脖子二度燙傷，一個月多不得不天天上醫院換藥。就這么著一來二去跟門診處置室的幾個護士大嬸混了個臉熟。
一個周末下午我又去換藥。太太想順便買菜，把我送到醫院后就離開了。我進去時還有一個亞洲面孔手纏紗布的男士坐在處置室門口等著換藥。幾句話一扯，敢情大家不僅是同胞，而且還是“同病相憐”，都是大老爺們做飯，都是“人有漏手，馬有失蹄”，都是“不幸光榮負傷”：我是熬稀飯不小心熬到了腳上，他是炸油餅不小心炸到了手上。有了共同話題，兩人就聊了起來。等護士大嬸過來招呼那位老兄時，我倆正起勁地交流如何“洋為中用”、用美國超級市場里賣的洋玩藝做中餐，比如用烤餅干的罐裝發面團炸油餅做包子。
護士大嬸把那位老兄領進對面的房間交給另一個當班護士，然后又跑回來笑迷迷地說：“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我說：“行啊，什么事？”
她說：“能不能告訴我，你們中國太太們到底有什么訣竅，能讓丈夫給自己做飯？”
我一下給問楞了：“什么？訣竅？什么訣竅？”
她說：“是啊！讓丈夫給太太做飯的訣竅。”
我還是摸不著頭腦：“訣竅？丈夫做飯還要訣竅？從來沒聽說過。難道美國丈夫不做飯嗎？”
她說：“我是從來沒聽說過哪個美國丈夫給太太做飯的。”
我有些奇怪：“不會吧？我看美國丈夫干家務的挺普遍呀！割草掃衛生修房子帶孩子我見過不少啊！”
她說：“美國丈夫干家務是不假，但給太太做飯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更糊涂了：“幫太太做飯不也是家務嗎？干這樣跟干那樣有什么不一樣呢？”
她說：“那可不一樣。帶孩子是法律規定，小孩必須有大人看著。太太忙不過來丈夫想不帶孩子也不行。別的家務可以不高興就先不干，等高興了再說；太累了就先不干，等歇過來了再說。做飯就不然。不管我上白班還是上夜班，不管我班上處理了多少病人累成啥樣，也不管我高興還是不高興，回家都得做飯，不然丈夫孩子沒飯吃還不得干仗呀？”
我說：“我倒真不知道做家務還有這么大區別。不過丈夫既然別的家務能干，那幫太太做做飯也沒什么不得了，至于那么難嗎？”
她說：“別提了。我丈夫就當年追我的時候給我做了個蛋糕，其實就連這也是偷他媽的。等把我搞到手就再也沒給我做過飯。這二十多年全是我做給他吃。”
我說：“也許就你們家是這樣，別人家不這樣呢？”
她很肯定地說：“我所知道的人家都這樣。我當了這么多年護士，經手的傷病人多了，哪國的都有。但因給太太做飯而受傷的人只有中國人。算上今天你們倆，這樣的情況這個月我都碰上三起了。還有一個是個年輕小伙子。可見中國人給太太做飯的不是一家兩家，也不分老年中年青年。這種情況我過去從來沒有遇見過。不但沒見過哪個美國丈夫給太太做飯，而且也沒見過其他任何國家的哪個丈夫給太太做飯。就你們中國人例外。”
我疑惑地說：“不對吧？我參加過不少美國人的燒烤聚會，男的掌勺的挺多的呀！再說我看美國飯挺容易做的，往微波爐里一放誰不能干哪？”
她笑了：“燒烤聚會是大家湊熱鬧，微波爐快餐是臨時湊合，這跟平常過日子丈夫正經給太太做飯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說：“是嗎？但我實在搞不懂，不都是家務嗎？當丈夫的既然別的家務能干，為什么不能給太太做飯？”
她說：“我也說不上來。反正我丈夫別的家務肯干，就是不肯為我做飯，好象一做飯就多委屈他似的。”
我這才有點回過味兒來。怪不得上次我向擅長做糕點的女同事烏娜請教乳酪蛋糕的配方和做法時她的神情那么古怪，活像眼前突然冒出個大熊貓似的，還挺認真地問我是不是在開玩笑。看來這位護士大嬸說的不假，肯經常給太太正正規規做飯的美國丈夫大概是不太常見。其實我當時只想著買乳酪蛋糕太不合算了，干嘛不請教請教美國人自己學著做呢？看來是糊里糊涂在人家眼里當了回稀有動物。想到這里便說：“你這么一提我倒好象有點明白過來了。大概有些丈夫干太太干不了的家務就挺自豪，覺得有機會能上一把；但讓他們干太太干得了的家務就挺別扭，覺得掉了份了。是不是這樣一種情況呢？”
她說：“也許吧。所以我很想知道你們中國太太們究竟有什么訣竅能讓丈夫給自己做飯，也好讓我閨女學點乖。”
我又傻眼了：“老實說，我還真不知道世界上這么一種訣竅，使上它就能讓人心甘情愿去做本來不情愿做的事，除非是魔術和迷幻藥。可誰家能老靠著魔術和迷幻藥做飯過日子啊？我跟太太是誰先回家誰做飯，大家早做早吃早休息，誰上班太累了誰就少干點，不舒服了就歇著，男女平等，大家都一樣。挺簡單的思維邏輯，哪有什么訣竅？”
她說：“別的中國家庭也都是這樣嗎？”
我說：“別人家的情況我說不好，但象我這樣兩口子都做飯的中國家庭挺平常的，起碼我熟悉的中國人好象都見過丈夫下廚房。我想人的心情規律都差不多，兩口子如果一個下班回家就閑著啥也不干，專等另一個做飯伺候，要是我也肯定氣不打一處來：憑什么我下了那個班累得賊死還得接著上這個班，而你回了家就當甩手大爺專等著吃現成的？那還不得整天吵架呀？”
她說：“昨天我還跟我丈夫爭論了半天。我說中國女人真幸福，下了班還能有老公給做飯。他說中國男人才真幸福，一家好幾座房子，每座房子外邊一個大紅燈籠，里邊一個太太，而且還能跟所有的太太圍著一個桌子吃飯。如果真是丈夫給太太做飯怎么可能做得過來？我說我親手換藥親眼看見的病人還能有假？他說中國人自己拍的電影還能有假？爭來爭去誰也說不服誰，正想問問你誰對誰錯呢！”
我忍不住笑了，說：“你們倆誰都沒說錯，但誰都沒說全。你丈夫在電影里看到的那種情形是我奶奶那個時代的事，而且還是特別有錢的人家的事，現在早就不那樣了。即便在那個時候普通中國人也根本沒有那么多房子，沒有那么多太太。而且那個時候的女人都是小腳，跟電影里演的不一樣。”
她說：“什么小腳？”
我說：“女孩子幾歲時母親用布帶子把她們的腳緊緊纏住，纏得腳骨頭都斷了，從此再也長不大，于是就成了小腳。標準的小腳只有三寸長，叫‘三寸金蓮’。”
她嚇了一跳，說：“那不等于殘廢了嗎？怎么這么殘忍哪？這不是侵犯人權嗎？家家都這樣嗎？”
我說：“這是中國過去的壞風俗，我奶奶她們那一代人以前都是這樣，從我媽媽這代開始才漸漸不這樣了。那時中國人里最多的漢族差不多家家都這樣，越是上流社會人家越徹底。不這樣的大概是一些比較窮苦的人家和少數民族。那時候中國女人根本就不算人，哪有什么人權？人權是到了我們這一代才流行起來的詞。”
她說：“即便不講人權也用不著好端端地把女人腳都弄殘廢呀！弄成個殘疾人怎么工作？連丈夫也不好找啊！當母親的為什么這么狠心？”
我說：“這可是一言難盡了。你有工夫聽嗎？”
她說：“今天就剩你一個等著換藥了。如果你不介意說的話我倒很想聽聽。”
我說：“謝謝你的興趣。我也很高興有機會說說，省得你丈夫以為中國人現在還是‘大紅燈籠高高掛’，一人一大堆老婆，而且還個個裹小腳。”
她也笑了，說：“是啊，否則我們倆都弄不清該羨慕中國人什么：是羨慕中國女人可以有丈夫做飯，還是中國羨慕男人可以同時有一大堆太太？你接著說吧，為什么要裹小腳？”
我說：“為了能找丈夫唄。好象是一千多年前的一個中國皇帝專門喜歡腳小的女人，說小腳女人走路搖搖擺擺的樣子特別好看。于是皇宮里的女人們紛紛把自己的腳纏小來討好皇帝。有些文人就寫詩把小腳女人站不穩的樣子描繪得美得不得了，就這樣裹小腳變成了時髦，整個社會都興起了女人裹小腳風。先是上流社會的人家娶媳婦不是裹了小腳的不要，到后來沒裹小腳的女人找丈夫都難了。結果就形成了這么個壞風俗，一傳傳了一千多年。”
她說：“想不到你們中國古代也有追星族，而且還這么瘋狂。”
我說：“是啊，瘋狂得可怕，居然讓一千多年里的中國女人都成了半殘廢。每個女孩子裹小腳時都疼得又哭又叫，可自己當了母親后又親手弄得自己的女兒也又哭又叫。但為了女兒將來能嫁得出去又不得不這樣狠心。其實最壞的是帶頭把女人小腳當娶媳婦標準的那些‘精英’男人，既不講法律也不講人性，光憑一個‘美’字就把這么多婦女變成了殘廢。說是裹小腳為了美，其實依我看是就好比是給牛穿鼻子馬上套，免得自己養的牲口不聽話。女人裹了小腳成了殘廢就哪兒也去不了，只好老老實實在家做飯干家務，男人要她怎樣她就只好怎樣了。”
她說：“那不也就沒辦法出去工作掙錢了？”
我說：“那個時候哪有女人出門工作的？女人走出家門被別人看見都是很沒身份很丟臉的事。當時罵人很厲害的一句話就是：‘女人家拋頭露面，不知羞恥’，意思是說這家男人沒本事沒家教，居然讓自己家的女人跑到社會上來了。至于掙錢，那不是靠工作來掙的。那時的女孩子就是拿來換錢的。男人娶媳婦其實跟花錢買東西差不多：錢多的多買，錢少的少買，沒錢的就只好互相換親：我把女兒嫁給你兒子，換來你女兒嫁給我兒子。所以有的地方窮人流行一句話叫：‘大姑娘不對外，二姑娘論斤賣，三姑娘XX塊’。意思是生的第一個女兒要留著‘內部銷售’，給自己兒子換親用；第二個女兒是‘上市商品’，要過秤按斤計價，一斤多少多少，總價多少多少，明碼實價，公買公賣；第三個女兒要賣個好價錢，不管高矮胖瘦都一個最高價，不賣到多少多少錢就不干。”
她疑惑地問：“論斤賣，越胖越值錢，那不就不用減肥了？”
我說：“這里說的是窮人家的孩子。中國過去管富人叫‘肉食者’，意思是吃得起肉的人。窮人吃不起肉，只好當‘素食主義者’。窮人家女孩子一年到頭沒肉沒油水的，想長胖都不容易。買家買女人要按斤計價，大概是怕花高價卻買了個皮包骨頭的。要是現在還論斤賣，恐怕是買家不干，而賣家情愿了。”
她說：“難道女人自己愿意被別人這樣賣來賣去的？”
我說：“現代的人當然不愿意了。但那個時候的女人就象美國當年的黑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沒辦法。整個社會環境就是那樣，大家都認為那樣才是正當正常，天經地義。就連女孩子自己也覺得自己的命都是父母給的，父母把自己賣了換錢沒什么不對。整個社會從上到下，從精英到普通老百姓，大家都認為女人在男人面前不算人，一切就應該由男人說了算，叫作‘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就是說，女人沒結婚時一切要聽爸爸的，結婚后一切要聽丈夫的，如果丈夫死了一切要聽兒子的。要是沒兒子呢？生不出兒子的女人算不得好女人，丈夫有權把她趕走再娶幾個。那時理想的女人不僅應該‘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一心在家好好伺候丈夫，而且應該對丈夫恭恭敬敬，恭敬到做好了飯不但要用盤子給丈夫端過來，而且端的時候要把盤子舉得高高的，高得跟自己眉毛一樣齊才算合乎規范，叫做‘舉案齊眉’。要是哪個女人不肯‘三從’就不得了，在當時人看來大概就象現在的人看恐怖主義者差不多。”
她說：“我原來還羨慕中國女人呢，想不到當中國女人這么可怕。那你太太可太幸運了。”
我說：“我一再強調那都是過去的事。現在中國的情況完全不是那樣了，那種環境早就沒了，習俗也跟著變了，連語言稱呼也跟著變了。就拿裹小腳來說吧。我奶奶那個時代中國還有皇帝。那時的女人都裹小腳，如果誰不裹反而不正常，人們會不稱呼名字而直接稱之為‘X大腳’。我奶奶也是小腳。第一次看見她洗腳時露出小腳的樣子把我嚇壞了，以后一見她洗腳就躲得遠遠的。我媽媽的時代中國沒有了皇帝，裹小腳在城市不時興了，但在農村仍然流行。于是就有了‘女人’和‘小腳女人’兩種稱呼。我媽媽比較幸運，沒當上‘小腳女人’。到我這一代有小腳的女人差不多都是上了年紀的，所以人們只說‘小腳老太太’，不再說‘小腳女人’。現在在中國可能連‘小腳老太太’都見不著了，‘小腳’這個詞變成了歷史名詞。年輕一代如果不看歷史不讀書大概就根本不知道中國還曾有女人裹小腳這么一回事。對女人稱呼的變化都這么大，習俗也一樣。有什么樣的環境就會有什么樣的習俗。如果我是在我奶奶那個時代的環境中長大的，我想我不會比那個時代的男人好到哪里去，大概不會給太太做飯，反而會欺負老婆，會要求太太對我畢恭畢敬。但我生長的時代跟我奶奶那個時代完全不一樣。我奶奶生長的個時代興的是男女不平等，我生長的時代興的是男女平等。時代不一樣，所養成的習慣自然不一樣。跟我同時代長大的人象我這樣肯跟太太一起做飯的男人很多，并不是只有我與眾不同。”
她說：“從你奶奶到你只有三代人，怎么中國的風俗變化得這么大？”
我說：“因為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比你們美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更徹底——比如如今中國女的結婚都不改姓，而你們美國婦女結婚就得改成丈夫的姓，直到鬧起婦女解放運動才開始不這樣，是不是？”
她說：“是。不過這樣激進的女的不多，一般人還是改姓。希拉莉一直不肯改姓，但克林頓要競選了她就不得不改了，不然要丟選票。”
我說：“中國過去女的結婚也都得改姓，不過是把丈夫的姓加在自己名字前面。有的女的甚至沒有自己的名字，名字就是丈夫的姓加自己父親的姓，然后再加上個“氏”字，比如父親姓王，丈夫姓劉，這個女的就叫‘劉王氏’。所以過去一看名字就知道結婚沒有。如今不行了，從名字上看不出中國女的結婚沒有，因為女的結婚都不改名字，除非來自臺灣香港。”
她說：“看來你們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很徹底。”
我說：“這在美國反而給我帶來了麻煩。因為我太太沒改姓，所以老有人問我們是不是還沒結婚。有幾次碰上比較嚴格的保險公司看到我們倆登記表上的姓不同，就特別要看我們的結婚證。有一次我太太去看病，醫院在保險名單上查不到她的名字，說她沒買保險，不能報銷，弄得她莫名其妙。最后才發現是保險公司自動在她的名字之后加上了我的姓，費了好大勁才說清楚。而我學編數據庫時一開始都沒考慮到美國女的結婚要改名的情況，忘了給‘曾用名’留地方。后來知道了，又以為留五個名字的地方也該夠了。沒想到教授說他知道的記錄是22個——一個女的結婚離婚再結婚22次，每次都改姓。這樣的情況簡直能把程序員氣瘋。”
她笑了，說：“如果美國的婦女解放運動也象你們中國那么徹底，這些麻煩就全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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