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圍城——走出革命的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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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經(jīng)文明之痛苦，而這痛苦，就叫做革命。”——在影片中，孫中山先生如是說。這是我見過的，對于革命最好的解讀。使我記起，曾幾何時，國民黨也是一個革命的黨。
久違了，革命二字。在我們身邊，小三們開著寶馬牽著番狗；區(qū)區(qū)縣級干部就敢建起白宮一般豪華的辦公樓；新資產(chǎn)者在華麗的游艇上發(fā)瘋似的一擲千金；同樣瘋狂的還有不斷上漲的樓市……今天是個好日子，天天都是好日子，繁榮與和平的日子會永遠持續(xù)下去。在這個戀愛的季節(jié)，孤獨的人是可恥的。日本種的美國人福山，不就宣布歷史已經(jīng)終結(jié)嗎？而今時今日，居然看到“革命”這件的破舊軍大衣，在繁華的香港招搖過市，難免有些希奇。
在一個精致的20世紀初的香港市井的環(huán)境下，一群真正的市井之徒，卻作出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他們保衛(wèi)的不是孫中山這個人，而是一個希望，甚至連這個都不是，僅是為了一個報恩，為了一個報仇，為了一個托付，為了一股江湖氣，甚至只是為了洗脫罪名，回到故鄉(xiāng)。歷史從來不算細帳，只給了他們一個共同的名字：革命者。
他們中有張學友演的楊衢云，興中會前會長，開場不到30秒就被清廷的殺手爆頭。但他還來得及吟誦出林肯的名句：“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讓我們知道，人民原來是有管理上層建筑的權(quán)利的。
任達華扮演的戲班主方天，他參加革命的目的很簡單，清廷不滅，自己永遠都是叛軍和逃兵，就永遠回不了天津老家。他似乎并不屬于所謂革命的先進階級，他更像一個傳統(tǒng)的中國軍人，更是一個傳統(tǒng)的中國士子，士為知己者死，他用死實踐了這個錚錚誓言。果然，他“保護陳會長”話音剛落，清廷殺手從天而降，他連同三十余名同志，成為孫文來港行動的第一批殉道者。
王學圻演的商人李玉堂，家財萬貫左右逢源，是劇中或許最風光的人物。面前革命，他動搖過，他迷惘過，卻為了一個理想主義的革命目標，慨然走上了最危險的道路，并最終得以解脫，慷慨赴死，“我等了十七年，原來在等這一個小時啊。”
甄子丹扮演的賭鬼，從來不回家的他每晚都蹲在女兒家的樓頂上，默默地看著女兒在那里玩耍，他最后為了保護孫文的離開，直接撞上了刺客飛馳的駿馬，只為延遲一點點刺客前去刺殺的速度。因為她的女人（范冰冰飾）說，如果你答應(yīng)去做（保護李玉堂和孫文），我以后會告訴你的女兒他的父親叫什么。他跟阿四一樣，中國的明天他不知道也看不到是什么樣，他原本只知道孫文是個朝廷通緝的犯人，而且跟他沒什么關(guān)系，他閉上眼看見的只是他心愛的女兒，那是他最后的歸宿和夢。
小謝扮演的車夫阿四，他不認識孫文，他讀不懂孫文的書。他的夢想很卑微——和心愛的女人結(jié)婚。明天他就要和心愛的女人結(jié)婚了，可他還是義無反顧地跟著他的少爺去保護一個他所不認識的人。他被胡老大狂揍的時候還看著少爺?shù)能囎樱浪劳献『洗螅幌胨溃郎贍敳荒芩溃贍斪龅目赡苁菍Φ摹！ ?/p>
然而，少爺做的真的是對嗎？在劇中，王學圻問乞丐（黎明飾）：為了一個女人，值得嗎？黎明反問：為了明天的行動，值得嗎？王學圻無語。
據(jù)報道這部片子費了陳可辛導演十年之功。十年磨一劍，在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值得嗎？已經(jīng)有人說這是香港導演騙內(nèi)地票房而編出的一個催淚彈故事。人真的很善忘，還記得慷慨蹈海的陳天華？還記得少年意氣的鄒容？還記得林覺民的《與妻書》嗎？
“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云，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司馬青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吾愛汝至，所以為汝謀者惟恐未盡。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
齊豫曾以林覺民的事跡作一曲，其詞曰：
“你的不得不舍和遺棄都是守真情的堅持
我留守著數(shù)不完的夜和載沉載浮的凌遲
誰給你選擇的權(quán)利讓你就這樣的離去
誰把我無止境的付出都化成紙上的一個名字”
齊豫是以烈士之妻陳意映的視角寫的，凄怨哀婉，頗具女性意識，但并非對烈士的深責。因為她知道，責任不在于烈士如何決擇，而在于逼迫烈士作出這一痛苦決擇的人。但是，今天的賢者，卻連一小小女子也不如。在他們看來，革命就是原罪。顧準說：
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國——建立一個沒有異化、沒有矛盾的社會。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jié)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么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革命者本身最初往往是民主主義者。可是，如果革命者樹立了一個終極目的，而且內(nèi)心里相信這個終極目的，那么，他就不惜為了實現(xiàn)這個目的，而犧牲民主，實行專政。（顧準《從理想主義到經(jīng)驗主義》）
不錯，楊衢云、孫中山，都許諾了一個美好的明天。那是在1906年，根本沒有人知道滿清能夠推翻。更沒有人知道，推翻滿清后，是中國四分五裂、軍閥混戰(zhàn)的更糟糕的局面。連王學圻都覺得自己是個蹈人入死地的大騙子！
但是，縱然革命者是理想主義的，但是，革命本身并不是理想主義的！我們有必要清算革命理想主義，有必要跟黑格爾主義劃清界限。但是，不能把革命等同于理想主義，因而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腳。革命有它自身的歷史邏輯。革命從來都是多元主義的，是現(xiàn)實主義的。革命不是教人死，而是教人活。
革命有其自身的邏輯，不是在人間實現(xiàn)天國，而是以社會主義的方式，實現(xiàn)資本主義的任務(wù)。革命有它現(xiàn)世的、世俗的使命，卻不得不戴著光環(huán)出現(xiàn)！這是歷史的產(chǎn)物，正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是歷史的產(chǎn)物。這些革命家們，無論有多么偉大的人格，多么遠大的理想，都不過是充當了歷史的自覺或不自覺的工具。大巴演的商販，小謝演的車夫，真子彈演的賭鬼，還有真實歷史中，淮海戰(zhàn)場上那些推著小車上前線的農(nóng)民，他們沒讀過馬列，可是，他們并不笨！只有自命清高而又百無一用的教授們，才會認為他們上了革命的當！
革命有它自身的發(fā)展邏輯。歷史發(fā)展的不平衡，使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阻礙了落后國家的現(xiàn)代化之路，并且在其國內(nèi)產(chǎn)生失衡、脆弱的社會結(jié)構(gòu)，從而使之跨越資本主義成熟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shè)。這些國家選擇了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道路，這并不因為它們的經(jīng)濟已經(jīng)首先成熟到可以進行社會主義變革的程度，而是因為不能再在資本主義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了。生產(chǎn)資料社會化已經(jīng)成為使國家擺脫野蠻狀態(tài)的一個必要條件。
所以革命并不是幾個瘋子在實驗室里制造的一次實驗。革命從不稀罕從教授專家手上領(lǐng)取一紙出生許可證。革命使被奴役的民族站起來，實現(xiàn)了民族獨立；革命使被侮辱和被損害的民眾第一次有了發(fā)言權(quán)，并以對平等、公正的號召，激起民眾參與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熱情；革命政權(quán)通過把生產(chǎn)資料集中到國家手中，得以集中力量辦大事，迅速實現(xiàn)工業(yè)化；革命理論有效地抵制西方文化侵略，造就了國家和民族的空前團結(jié)。因此，盡管革命之路上有曲折，有黑暗，但它作為落后國家現(xiàn)代化的捷徑，作為對平等、正義的訴求，其價值將永不磨滅。
十月圍城，確實不是一個輕松的話題。革命是殘酷的，甚至是殘暴的。可以想象，如果影片中的真子彈、小謝、大巴沒有死，革命勝利之后會是如何？以他們的文化水平，和對革命的理解，只怕會做出一些事情，令我們不忍面對。想想蔣，他會是這些小人物的明天。孫中山先生，廣東人給他起過一個外號，叫“孫大炮”，其義可想而知。我讀大學時，曾經(jīng)從史料中發(fā)現(xiàn)，資助孫先生革命的，就有意在分裂中國的日本秘密組織黑龍會。然而這于孫先生清譽何損？一戰(zhàn)后德國用火車送列寧回國參加革命，也是沒安好心，但難道就能因此否則十月革命？
特別是，革命本來是翻天覆地、顛倒上下的意思，因此，當革命是由當權(quán)者自上而上地發(fā)動的，它的真正動力就有點可疑了。如果你能夠進行比較深刻的社會行為分析，就能讀出字縫里的字來，就會發(fā)現(xiàn)當時革命者積極性的真正動力，即并不僅是一種被意識形態(tài)所激發(fā)、喚起的神圣激情和狂熱。在這種熱情之后，也同樣具有相當現(xiàn)實而世俗化的利害動機。
十月圍城還原了革命的原貌。斯大林當初不也是一個小人物嗎？革命往往讓人想想他那張毫無表情的臉，甚至列寧和托洛茨基也不清白。1935年，托洛斯基通過兒子廖瓦把部分文件賣給了在阿姆斯特丹的國際社會主義歷史研究所。這些文件是1917-1922年的通信的影印件。廖瓦寫信告訴托洛斯基說，他把列寧的三封電文抽掉了。下面是這三封電文的一些內(nèi)容：（1）“可以用賄賂的手段，也可以用恐嚇的方法。”（2）“如果他們縱火，就把他們?nèi)刻幩馈！保?）1919年6月8日列寧寫給斯克良斯基的談到耶夫斯克的電報全文：“請以我的名義給梅爾尼昌斯基，告訴他，猶豫不決，對曠工行為不執(zhí)行處決是可恥的。”大家想想看。
托洛茨基手上也沾了血。1937—1938年冬季諾維也夫，伊斯特曼、塞爾日、蘇瓦林等人提出了托洛茨基在1921年鎮(zhèn)壓喀瑯施塔得暴動中的責任問題，他們試圖以此證明，斯大林主義的產(chǎn)生就出現(xiàn)在1921年對暴動的鎮(zhèn)壓中。
托洛茨基的答復是：“我不知道…（在喀瑯施塔得事件中）是否有無辜的犧牲者…我愿意承認，國內(nèi)戰(zhàn)爭不是人道行為的范例。理想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永遠都在為’過火行為’而指責革命。事情的本質(zhì)在于’過火行為’來自革命的根本特點，而革命本身就是歷史的’過火行為’。誰愿意，誰就以這個理由去否定革命吧，我決不否定它。”
是的，光榮屬于永恒的革命者，他們身上體現(xiàn)著普羅米修斯的取火思想，是推動人類走向完善的思想的精神的繼承人，這些思想不僅體現(xiàn)在他們的思想中，而且體現(xiàn)在他們的感情里面，甚至體現(xiàn)在下意識的領(lǐng)域里。他們的堅強來自對人類理性的信念，他們是點綴在深遂的夜空中的星辰。
假使自由平等不過是海市蜃樓，革命僅僅是以一種剝削與壓迫的形式代替另一種，而且不可能有別的選擇，那么，革命者也應(yīng)該獲得偉大的烏托邦主義者與夢想家理應(yīng)獲得的那份尊敬與同情。我相信，革命是人民生而有之的權(quán)利，它代表了人類對平等、公正、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任何人也不能判定它是空想，任何人也不能宣布它的死亡。就算在可以預(yù)見的將來，歷史為人類準備的仍是官僚奴隸制度，我仍舊站在奴隸一邊。我不會為新的剝削者鼓掌吶喊，不管新的剝削制度怎樣是“歷史的必然”，不管新的剝削階級是怎樣地“代表了先進生產(chǎn)力和先進文化”。
20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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