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密戰》——“得”于生活，“失”于生活
《密戰》放完了，好看，亦較健康。值得稱道處有三：
一，將現代諜戰手段融入故事，同類題材中堪稱第一部，令人耳目一新。
二，與時俱進，摒棄傳統的敵特間諜身份模式，由前30年的“階級敵人”型，到后30年否定前30年而事實上回避現實付之闕如，到塑造出佟副秘書長和羅隊長，以及“外籍華人”的曹經理和蝴蝶、銀狐等間諜形象，《密戰》是直面現實、從生活出發實事求是的。
這一間諜身份類型的歷史性轉變，有其必然性，連空軍指揮學院的院長們都甘心淪落，金融界和經濟智囊以及一些國家職能部門賣國牟利早趨之若騖，買辦階級的得勢和買辦思潮甚囂塵上，正是間諜大量產生的沃土。佟、羅們是觸法的剛性間諜，如寬泛軟性一些，那心甘情愿賣國事敵、認賊作父的隊伍，就不好說了。《密戰》中的相應形象，在豐滿和典型化的程度上雖然存在諸多可議之處，但第一次在藝術上實現這一角色的歷史轉變，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其實，過去的“階級敵人”模式并不是概念化，它是生活的產物。如今的間諜，何嘗不是“階級敵人”，因為是主流價值觀念的產物，他們的身份也多屬于統治階層，加之階級斗爭理論又被妖魔化了，故誨言之也。他們與買辦階級本屬同一階級，因跨越了道德與政治的最后底線，乃墮落成為國家民族罪人，對于人民大眾來說，他們同時也是“階級敵人”。
三，間諜未曾標明國籍，但不言而喻，人們都會指向某方——這與事實上的“伙伴”、“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說起來有點悖論，但囿于生活，它只可模糊，卻無法改變。
這三者都得益于生活，故曰“得于生活“也。
《密戰》的不足，也“失于生活”。
為制造懸念的需要，不讓敵人很快落網，一個蝴蝶，千呼萬呼始謝幕，銀狐更是拖到最后一刻，在他們寥寥幾個人面前，我們的反諜人員，顯得相形見絀。如果換個位置，他們倒像以往我們搞地下工作孤膽英雄。這一現象，既有藝術創作方面的原因，也是生活本身局限的結果。銀狐有一句話說得精彩：“我從事諜報工作30年從未失手”——作者也許是不自覺，但這句話卻歪打正著——準確地反映了“特別是”年代的反諜工作狀況。在“韜光養晦”大旗下，認敵為友、媚敵事敵成為時髦之際，談何保守國家秘密！在這個意義上，它也是“失于生活”的。
再者，該劇雖著眼現實，但在創作過程中，似不是由“力拓”、與劉廣智和沈某們的生活真實概括典型化而成，更像是據諜戰故事和現代技術生發虛構的產物，所以，它雖然好看，但不夠厚重，許多情節經不起推敲。比如，公安局可以成功地破獲間諜發出的衛星基礎數據，但對間諜間毫無掩飾的明語通話，為什么就無能為力監聽？再如，臺灣間諜登機前如此囂張，安全部門無能為力，賴佟秘書長最后的良心發現才得以解決。其實，利用并不復雜的“現代技術”，只要查一下有關人的通話記錄，不是簡單得多嗎？在這個意義上，《密戰》也是“失于生活”的。
（0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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