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經典《創業史》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經典《創業史》

著名農村作家高曉聲被視為“‘新時期’的魯迅”，他1979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李順大造屋》以史詩性的筆墨描述了主人公悲壯的造屋歷程，以此反映了中國當代農民坎坷不平、起落無常的生活史，高度概括了中國當代農村的苦難，尤其顯示了中國當代歷史的荒誕和悲劇性。《李順大造屋》成為了“新時期文學”的一個重要起點。同時，它也從“新時期”的歷史觀點出發定格了中國當代農村歷史。1990年代，新鄉土作家劉玉堂的中篇小說《最后一個生產隊》從一個鄉村詩人的視角出發，將碎片化的集體化經驗進行了另一種重構。“最后一個生產隊”已經成為了一種民間的記憶。這篇具有濃厚鄉土氣息的小說帶有明顯的幻想色彩和鄉村寓言的特點。它以“文學”的眼光，而不是“政治”的眼光來重新記述人民公社的歷史經驗和精神遺產。

許多人對今天中國農村的貧困、停滯和破敗有著強烈的印象。孫立平談及人民大學洪大用每次回家的一個直覺，農村不僅越來越窮，而且農民面部表情越來越麻木，出現了面部表情呆癡化的傾向。賀雪峰認為，人民公社時期，農民的物質生活比今天艱辛，勞動強度也要大得多，但是那時是改造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生活的“改天換地”的勞動，他們覺得是為子孫后代造福，為民族的崛起而勞作，他們覺得生活是值得期待的。而現在他們在電視里看到的是與他們的世界完全無關的表演和調情，因此，農民不麻木反倒是奇怪的事情。[1]一個良心感到疼痛在農村干不下去了的鄉長李昌平，他著名的《我向總理說實話》那本書說了一句有名的話：“農村真苦，農民真窮，農業真危險。”李昌平的遭遇使我想起《創業史》的故事。在某種意義上，李昌平就是今天的“梁生寶”。

至“文革”前，柳青全家在農村已經住了14年。這使我想起有人說“知青”是歷史的悲劇，因為他們被迫“上山下鄉”。可是，趙樹理和柳青下鄉卻不是被迫的。其實，“知青”到農村去，最初也是主動、自愿的，和趙樹理、柳青一樣。趙樹理和柳青去農村不是他們同情農民。李昌平對于農民的同情并不能使他在農村呆下去。趙樹理和柳青之所以到農村去，是因為他們覺得那里是他們創作的根源，更主要的是他們覺得那里是中國歷史的重心所在。柳青的《創業史》充滿了激情。他把農村的變革提到了民族的高度，他意識到他是在面對一場歷史性的巨變，而他是史詩的紀錄者。

一、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悲歌

多年來，人民公社和集體化已經成為了單純的妖魔化對象。張樂天指出：“或許創建公社所支付的代價太昂貴了，以致于公社日復一日地成為許多人攻擊乃至詛咒的對象。問題在于，自然村落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其制度構架業已十分完善，不付出代價怎么能打破村落制度？公社的全部意義在于超越了傳統的循環，并為最終擺脫‘循環的陷阱’創造了條件。因此，凡想理解中國現代化的人都不能繞開公社，研究公社是把握中國現代化的一個很好的契入口。” [2]中國當代農村集體化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失誤和無數的災難。但是，另一方面，集體化運動中斷了歷史的循環，使中國農村走上了跨越發展的道路。正如魯迅所說的，革命有污血，也有嬰兒。農村集體化充滿了苦難；但是，同時也是一次歷史的解放。

人們普遍直觀、簡單地把1980年代中國農村的繁榮和發展理解為消極地解散人民公社和分田單干的結果，絲毫沒有意識到相反它主要是受惠于解放后二十多年來農村在集體化過程中從物質到精神全面革命、改造和提升的結果。1980年代的糧食增產恰恰是建立在集體化時期大規模的農村基本建設、化肥的使用、以雜交水稻為標志的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等基礎上。有人說：“1980年代是一個吃老本的年代，但沒有人感覺到老本的存在，水利特別是農田水利這個龐大的事業被整個社會忽視了，也被國家忽視了。”[3]集體化改變了農業的生產方式，提高了農民的協作能力，使得農民增強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和改進農業生產技術成為可能。黃宗智以北京附近的沙井村為例說明集體化對于農村的影響：“位于北京以東的大型密云水庫，是一個在國家投資和領導下建造的水源，它對沙井村的影響重大。今日在村莊的居民點和農田之間，有一條混凝土渠道，供水給田地里的分支水渠，形成一個嚴密的灌溉系統。解放前沒有人工灌溉的冬小麥，今日可灌水三次。國家在水利上的投資，又為化肥的使用創造了條件（土壤無水，不能吸收化肥）。”[4]相反，今天，集體化時代所修建的水利設施由于這一體制的崩潰而無法維持，使以前依托水利的農田無水可灌。“水利是一項只有組織起來才可以建設的事業，這些年村級組織普遍負債，小水利也組織不起來，有些農戶已經不得不在過去可灌溉的耕地里種植旱作物了。”[5]這也就是1980年代中國農村的繁榮在90年代難以為繼的原因。

黃仁宇和黃宗智等學者指出，中國在宋代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生產水平；但是，從此一直停滯不前，沒有孕育和產生發展和突破的契機。而農村集體化破壞了傳統的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尤其是社隊企業為農村歷史性的轉折提供了出路。張樂天認為，人民公社的制度創新，使中國農村走上了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黃宗智從長江三角洲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1980年代以來農村改革中“真正的質變性發展是通過大多是集體所有的鄉村工業和副業的發展而實現的農業的反過密化”。[6]人民公社的制度創新和社會動員，打破了傳統的均衡，創造了新的發展道路。黃宗智指出：“中國農村在五十年代之前經歷了六個世紀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但仍未得到發展，人口的絕大多數仍束縛于糊口水平的種植業生產。中國農村如果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的經濟組織，會面臨比以前更大的問題”。[7]

僅僅從物質資料的層面，從這種物質資源上的過分透支和衰耗等方面還是遠遠看不到集體化組織結構崩潰對于農村發展的損害，更為嚴重的是，組織結構、思想和精神上的全面退化所導致的嚴重后果。農村組織結構的潰散，使得異常艱難地組織起來的農村大面積地重新向小農經濟和一盤散沙的狀態退化。

農村合作化的根本目的是改造小農經濟和避免階級分化。這也成為了考驗革命中國的重要問題。因此，農村合作化成為了中國當代文學最重要的題材之一。黃宗智說：“我們不可忽視中國革命在冀—魯西北地區的基本社會經濟背景：一個經歷數世紀之久，在內卷和階級分化雙重趨勢之下形成的貧農經濟。”[8]這是中國革命的基礎，也是革命中國必須面對的困境，也就是如何避免重蹈宋代以來小農經濟的歷史覆轍。

1953年李準發表的短篇小說《不能走那條路》最早提出了解放后農村的重新兩極分化的問題。以消滅階級剝削為鵠的的革命很快就面對社會新的階級分化這一問題。如何彌合這種意識形態的裂縫？這篇作品在《人民日報》等幾十種報刊轉載，并且改編成話劇和地方戲等多種藝術形式而廣泛傳播。解放后中國農村何去何從，這一思考確實在當時引起了人們普遍的反響。1955年出版的趙樹理的《三里灣》是第一部描寫農村集體化的長篇小說。《三里灣》將合作化和興修水利作為了自己描寫的主題。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組織起來》中就指出：“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9] 農村合作化和集體化的一個重要的歷史任務就是改造和消滅小農經濟及其思想。這種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及其小農意識對中國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阻礙、束縛和制約。如果不消滅小農經濟，中國就只能在宋代以來的這種歷史怪圈中不斷循環。中國歷代都是封建皇權和小農結成同盟，打擊地主豪強及其土地兼并。農民一旦失去土地，成為流民，就會從根本上危及封建統治的基礎，因此，封建皇權總是努力阻止和延緩豪強對于小農土地的兼并。但是，另一方面，這也造成了中國歷史的長期的循環和停滯。如果中國革命停留在土地革命的階段，不繼續革命和將革命推進到新的階段，改造小農經濟，共產黨所領導的現代革命就和朱元璋所領導的農民起義就沒有任何根本的區別，就會陷入“打江山，坐江山”的簡單循環。因此，和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反映土地革命的小說相比，周立波的《山鄉巨變》和柳青的《創業史》中農村敘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推進到了新的層次，體現了中國革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進展。《暴風驟雨》和《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描寫的是斗地主、分田地，是對于地主階級的革命，而《山鄉巨變》和《創業史》則是對農民小生產方式以及私有觀念的革命。《創業史》里的郭振山就是《暴風驟雨》里的趙玉林，他是在革命進展過程中人物停滯的結果，從而成為了新的革命的對象。郭振山本身并沒有退步，而只是革命已經前進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前進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新的歷史階段。因此，《創業史》展示的是新的矛盾斗爭，是社會主義的新人梁生寶和蛤蟆灘的趙玉林——郭振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矛盾沖突，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道路和個人發家致富道路的矛盾沖突。

土地革命使廣大農民從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土地革命改變了農村的生產關系，打破了地主的土地集中和壟斷，農民獲得了翻身解放。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中國進一步陷入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之中。土改后造就了億萬擁有小塊土地的小農，因此，在推翻地主階級以后，改造小農的任務反而變得更為艱巨了。四億多農民變成了小土地所有者，使得農村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更加破碎，國家必須和廣大分散的小農進行交易，因此加大了交易成本，無法適應當時國家資本主義和國家工業化發展的需要。中國或者以資本主義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英國“羊吃人”運動）或者以社會主義農村合作化的方式改造小農經濟。柳青對小農經濟的歷史命運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在1972年的一個報告中寫道：“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確立是工業革命的前提。國會以立法的方式通過三次法令，消滅了小土地所有制，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勞力和市場。”[10]

農村集體化一個重要的、直接的外部起源就是國家工業化的需要。農民從主要是生產者也變成了普通的消費者，因此導致了糧食剩余的減少。薄一波在1953年秋寫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過去山區農民一年只吃上十頓的白面，現在則每個月可以吃四五頓、七八頓，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這是國家收購小麥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農民而不僅僅是地主也成為了糧食的消費者，這使得新中國一建立就面臨糧食產需供求的尖銳矛盾，并且和國家工業化產生了直接的沖突。這也就是1953年國家實行統購統銷和農村合作化運動的背景。“如果說尖銳的糧食產需矛盾是促進大規模開展農業合作化的動因之一，那么，1953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則是當時糧食供求矛盾發展的產物。”[11]

農村集體化的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汲取農村剩余，為國家工業化提供積累。1953年統購統銷以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擴大，成為了對于農民一種隱蔽的和方便的剝奪，農民為國家工業化作出了巨大的、看不見的犧牲和貢獻。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通過海外殖民掠奪和國內剝奪農民（“羊吃人”運動），雙管齊下。而中國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既不可能通過海外殖民掠奪，又希望避免資本主義殘酷的剝奪方式進行原始積累。當時政府采取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通過集體化的組織方式穩定、持續地汲取農村的剩余，為國家工業化積累資本。黃仁宇說：“蔣介石和國民黨創造了一個高層結構，使中國當時能在世界里立足，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改革了中國的農村，創造出一個新的低層結構，使農業上的剩余能轉用到工商業。”[12]中共的這一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引起了梁漱溟等民主黨派人士的批評。這也就是后來“九天九地”說法的由來和所謂“大仁政”與“小仁政”的沖突。

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存在著明顯的分歧。1951年5月7日，劉少奇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通過農業合作社直接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不可能的，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要依靠工業”。毛澤東認為，“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的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13]毛澤東認為生產關系的革新本身也能夠創造新的生產力，并且毛澤東的這一看法最終獲得了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認同與信服。

黃宗智在對長江三角洲的研究中發現，中國走出了一條獨特的工業化道路，而這樣一條道路的出現又與農村集體化的歷史密切相關：“自上而下的工業化模式在第三世界國家是常見的，這是從帝國主義入侵后開始的。中國鄉村發展的獨特之處不在于自上而下的模式，而在于村、鄉集體組織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一般地說，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農村人口都在消極地等待城市工業的擴張，將他們吸收為勞動力。工業幾乎全部設在都市或城鎮，工業的發展總是伴隨著大量人口從農村外移。這種情況與當今長江三角洲頗不相同，后者的農村集體組織在農村工業化的積累中起了主導作用……集體工業實際上是長江三角洲以及中國大部分地區鄉村工業組織的主體。正是這種生產組織形式推動了發生于70、80年代的大部分鄉村工業化，并且使中國的鄉村工業化有別于多數第三世界國家。”[14]

1950年代中國的農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運動，組織起來，改變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及其心理，挑戰幾千年來的私有制度和私有觀念，使古老平靜的農村深刻地卷入了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之中。農村集體化是中國歷史上一場重要的革命和試驗，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篇章。柳青將這場轟轟烈烈的農村變革置于廣闊的歷史進程和視野之中來進行描寫。

“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小農意識是最理性，同時也是最短視、最狹隘的。小農一方面充滿了狂熱的致富幻想，另一方面又經常處于破產的邊緣，有道是：“三月桃花滿樹紅，風吹雨打一場空。”實現合作化，必須改造小農意識，必須創造適應集體經濟的新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擴大農民的眼界和視野，使廣大農民看到長遠利益，認識到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一致性。薛暮橋回憶說：“我國農業合作化雖然發展較快，但起初并未受到農民的反對……說農民早已普遍存在合作化的強烈要求，也是不符合歷史情況的。”[15]趙樹理說：“一般說，無產階級的私有觀念不大，自從這個階級產生起就是這樣。鐵路工人不會產生分火車頭、分鐵路的想法，不會想分上一個車頭、分上一段鐵路回家自己開，而農民就想把地分回去自己種。農村中新和舊的斗爭非常激烈，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新的東西，常常微妙地絞合在一起，應該注意到這一點，否則就不會是真實的。”[16]柳青充分認識到農民并不天然地具有社會主義思想，決不可能自發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柳青的《創業史》和肖洛霍夫《被開墾的處女地》都突出地描寫了農民對于私有財產的強烈感情。《被開墾的處女地》描寫了中農康德拉脫把牲畜交給集體農莊以后的復雜感情：“不管你怎樣舍不得，也得把牲口送歸公有，雖然它們是在家里的泥地上跟孩子一起長大的。這種舍不得私有財產的卑劣感情，一定要克制，不能讓它在心里作怪……”“他睡不著覺，因為有條自私的毒蛇在他心里作怪，他舍不得財產，舍不得牲口，雖然他自愿放棄了這些東西……”[17]在《創業史》里，柳青描寫了梁三老漢由于私有財產觀念而產生的對于合作化運動的抵觸和自發反抗。《創業史》真實地描寫了農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艱難歷程。盧支書說：“由不實心到實心，得幾年哩。和尚剛剃了頭發，就有了道行了嗎？還不是要在寺院里修嗎？”毛澤東認為：“教育農民是嚴重的任務”。列寧曾經指出：“改造小農，改造他們的整個心理和習慣，這件事需要花幾代人的時間。”[18]對于廣大的小生產者來，放棄小生產者的思想意識，接受社會主義思想，這是一個痛苦和艱難的過程。社會主義思想不僅不是自發的，而且從根本上是和他們的思想意識相對立的。《創業史》的主題就是改造小生產者及其思想意識，引導他們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建立對于社會主義集體的認同，使他們成為自覺的社會主義勞動者。

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典范

柳青在陜西省長安縣皇甫村親身經歷了合作化運動的過程，親眼目睹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變革這場歷史巨變。1959年，《創業史》第一部在《延河》雜志連載，1960年出版單行本。按作者的計劃要寫成四部連續的史詩性的長篇巨著。《創業史》是我國當代文學中以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中最優秀的，也是整個20世紀中國最優秀的作品之一。

柳青說：“我們這個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社會制度。……我寫這本書就是寫這個制度的新生活，《創業史》就是寫這個制度的誕生的。”[19]作者自覺地將寫作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工程的一種使命。作者滿腔熱情地謳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描寫了社會主義的必然歷史趨勢，是對于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重要貢獻。《創業史》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最杰出的典范作品。

柳青要使《創業史》成為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面鏡子”：“這部小說要向讀者回答的是：中國農村為什么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回答要通過一個村莊的各階級人物在合作化運動中的行動、思想和心理的變化過程表現出來。這個主題和這個題材范圍的統一，構成了這部小說的具體內容。”土改基本上得到了大多數農民的支持，農業合作化以及隨后的人民公社運動卻很難得到大多數農民的自發支持，《創業史》集中描寫了這樣一次艱難的歷史否定過程。

《創業史》以非凡的氣勢，精巧的構思，嚴謹的結構很好地實現了作品的主題和作者的意圖。小說的《題敘》充分反映了作者巧妙的構思和史詩的特征。《題敘》敘述了梁三老漢一家三代在舊社會滿含血淚的創業史。梁家祖孫三代的創業史，也就是整個中國貧苦農民的創業史。《題敘》將敘事延伸向歷史的深處，使《創業史》所描寫的當代社會主義革命和中國農民的歷史聯接起來，大大增強了作品的歷史感。

渭河平原下堡村佃戶梁三，原來創立家業不成，連續遭到死了牛、死了前妻的災禍，終于連種的地都租不到了。在1929年的大災荒中，娶了一個逃荒的寡婦，寡婦還帶著一個前夫的兒子，這就是后來的梁生寶。梁三重新結婚后，興致勃勃，想重整旗鼓，再創家業。但是梁三的創業計劃依舊失敗了。兒子梁生寶長大后，繼承繼父“自家喂牛，種自家地”的創業理想，繼續奮斗。梁生寶比繼父有氣魄，敢于用自己辛苦掙得的五塊大洋買地主呂二的剛死了母牛的牛犢回來養，以實現“自家喂牛”的理想，使梁三自嘆不如。牛養活長大了，梁三一家又租了地主的地，重創家業有了一點希望。但是，有氣魄的梁生寶照樣還是沒有創起家業，交地租，交稅，抽壯丁，把他家的血汗吸干了，梁三老漢徹底失去了希望。解放后，在土改中分了地，梁三老漢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可是，梁生寶入了黨，對集體事業的熱心超過了個人的創家立業。梁生寶忙于辦互助組，父與子發生了尖銳的矛盾。《題敘》最后說：“于是梁三老漢草棚里的矛盾和統一，與下堡鄉第五村（即蛤蟆灘）的矛盾和統一，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幾年里糾纏在一起，就構成了這部‘生活故事’的內容。”《創業史》在國家工業化這樣廣闊的歷史背景下，以下堡村從互助組到合作社的發展過程為基本線索，全面、深刻地反映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社會風貌。作者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合作化過程中各種人物的思想、心理變化和錯綜復雜的矛盾斗爭，歌頌合作化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表現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逐步放棄私有制、擁護公有制曲折艱難的歷程。

《創業史》第一章從梁三老漢夫妻吵架和郭世富新房上梁寫起，一開始就扣人心弦地將敘事集中在從一個家庭擴展到整個社會的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和個人發家致富兩條不同道路的矛盾沖突的焦點上。梁三老漢夫妻吵架是因為梁生寶熱心于集體事業，與梁三老漢發家致富的愿望形成了沖突。梁家草棚院的吵架具有濃縮的社會意義，作者通過郭世富蓋樓房進一步渲染放大，從整個蛤蟆灘的范圍內，顯示了富裕中農的榜樣力量。富裕中農郭世富新房上梁，展現出來的是一幅傳統致富創業的圖景。新房上梁的鞭炮聲，吸引了蛤蟆灘所有的莊稼人。富農姚士杰，在土改以后，重新挺起了胸脯，他的神氣好像是說：“甭看共產黨叫你們翻身呢，你們蓋得起房嗎？”土改時的帶頭人郭振山與他的仇人姚士杰一起成為了郭世富家的座上客。而一輩子受苦的貧農梁三老漢，則被別人的成功發家羨慕得兩眼通紅。這是一個無聲的挑戰，它顯示了富裕中農走個人發家道路所能取得的成就，并且以它的存在，向蛤蟆灘的廣大農民散發出巨大的吸引力。這樣形成了一個點和面相統一的圖畫，顯示了當時農村的形勢，提綱挈領地把小說的基本內容給讀者以概略的一瞥。這就是土改后的中國農村的面貌，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起點。這個開頭充分顯示了作者的立意，作者一開始就將農村習慣的自發的發家致富的道路展現在人們面前。小說的主人公梁生寶要到第五章才出場，前幾章的描寫為主人公的出場和矛盾沖突的展開作出了充分的鋪墊，創造出典型人物出現的典型環境。而柳青認為，“典型環境就是典型沖突”。

蛤蟆灘三大能人之一的郭振山是土改英雄，是蛤蟆灘第一個共產黨員，在村里享有很高的威信。革命進入了新的階段后，他仍然停留在原來的思想水平上，一心撲在個人發家的“小五年計劃”之中，“給自己當家，不給貧下中農當家了”。從郭振山的變化，可以看到從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到柳青的《創業史》，中國農村敘事的進展。在某種意義上，郭振山就是蛤蟆灘的趙玉林。在趙玉林和郭振山之間并沒有本質的區別，趙玉林們沒有退步，而是革命和時代前進了。《創業史》通過郭振山買木料來安排他的出場。郭振山買木料，同郭世富蓋房的情節有著內在的聯系。郭振山和郭世富雖然處于對立的地位，但從本質上他們并沒有什么區別。他們的利益和思想越來越相一致。第四章有這樣一段描寫：“郭振山街門外的土場上，一條大黃牛懶洋洋地站在拴它的木樁跟前。它有時向左邊，有時向右邊彎曲著它的脖子，伸出長舌頭，舔著它的閃著金光的茸毛。大群溫柔的雜色母雞，跟著一只傲慢的公雞，在土場上一個很大的柴垛根底，認真地刨著，尋著被遺漏的顆粒。這儼然已經接近大莊院門前的氣象了。”實際上，郭振山已經成為了共產黨內富裕中農利益的體現者。

小說描寫了具有高度典型意義、內涵極為豐富的農民形象——梁生寶的父親梁三老漢。他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舊中國農民的形象。他勤勞、刻苦，一心一意要朝富裕中農的方向“發家”。他是《創業史》中在藝術上最成功、最具有深度的形象。作品通過大量真實可信而又具有典型意義的細節、內心矛盾、人際間的糾葛，既充分寫出了他性格中固有的勤勞善良、務實耿直，相信共產黨，傾向社會主義，又寫出了他作為一個小農生產者的自私、落后、保守。他與梁生寶堅決地拋棄自發道路而致力于合作化的想法之間的矛盾是必然的。小說細致地展示了這一矛盾沖突過程，作者以善意的嘲諷、幽默詼諧的筆調寫活了梁三老漢性格中的這種兩重性所造成的行為的矛盾，作家以最充分的筆墨寫出了梁三老漢的轉變。農民作為小生產者，他們狹隘、保守，看不到長遠利益，看不清自己真實的利益。他們對于集體化自發地頑強反抗。梁三老漢經過事實的教育，終于相信了梁生寶的事業：“梁三老漢，經過了買稻種的事實，進山割掃帚的事實，面對著兩戶退組而不動搖的事實，他對兒子從心底里服氣了。‘在黨’可以把一個莊稼人小伙子變得這樣強大，窩囊受氣一輩子的梁三老漢，有什么話說呢？”

梁三老漢這一形象受到了評論界的關注，認為梁三老漢這個形象“高度概括了這類農民的復雜矛盾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充分揭露了個體農民創業的生活和精神的‘恥辱史’，從他的自發傾向里生發出廣泛聯系著小私有者的充滿矛盾的性格，使它成為整個農民舊歷史的寫照”。嚴家炎認為：“也許從作家的主觀上說，梁三老漢并不是他所要著力刻畫的人物，實際上，由于這一形象凝聚了作家豐富的農村生活經驗，熔鑄了作家的幽默和諧趣，表現了對農民的深切理解和誠摯感情，因而它不僅深刻，而且渾厚，不僅豐滿，而且堅實，成為全書中一個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當深廣的社會歷史內容的人物。”嚴家炎有關梁三老漢的評論在當時可以說是一種卓識。

小說的主人公梁生寶直到第五章才以“梁生寶買稻種”遲遲出場。小說以抒情的筆墨描寫了梁生寶另一條與“蛤蟆灘三大能人”以及傳統農民不同的創業道路。梁生寶形象是我國當代長篇小說中第一個比較成功和豐滿的農村社會主義新人形象。從這一點來說，無論《三里灣》里的王金生、王玉生，《山鄉巨變》里的鄧秀梅、李月輝、劉雨生，都不能與他相比。梁生寶是作者從生活出發，經過高度的藝術創造，塑造的一個既平凡又崇高、既腳踏實地又富于理想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作者在塑造這一形象時，既著力刻劃了作為梁生寶性格核心的共產主義優秀品質：大公無私，對黨無限忠誠，甘于自我犧牲；又以充滿感情的筆觸，描寫了他作為一個普通人的純樸善良、喜怒哀樂。“莊稼人都是務實的人嘛！不保險不干。嘿，耳聽為虛，眼見為實——這是莊稼人的口頭話。莊稼人眼見過小家小戶小光景，沒見過社會主義嘛！就拿俺爹說吧！俺父子在一口鍋里舀飯吃，我做夢，夢互助組；俺媽說，俺爹做夢，夢他當富裕中農哩！”梁生寶對他的父親有著深厚的感情，充分尊重農民的發家思想：“富裕中農的光景，在他眼里再美沒有哩嘛。社會主義他沒見過，咱不能強迫他相信。咱只能做出樣子給他看。可是俺的樊鄉長說俺的爹扯后腿，對不起共產黨，是忘恩負義，是沒良心，根本不像個貧雇農樣子。俺爹為啥不像貧雇農樣子？土地證往墻上一釘，就跪下給毛主席像磕頭，這是沒良心嗎？……他太把俺爹不當人了！俺爹是好農民。”

在寫作長篇小說《創業史》之前，柳青出版了特寫集《皇甫村的三年》。從《皇甫村的三年》我們可以看到《創業史》構思的過程。《皇甫村的三年》中的王家斌是長篇小說《創業史》中梁生寶的原型。但是，梁生寶又是作者在人物原型上的提高和升華。他們的經歷、性格和某些事跡非常相似；但是，小說又并不局限于生活原型。作者在梁生寶的身上集中了當代英雄的先進事跡，創造了一個比生活原型理想化的人物。作者創造主人公的過程是一個從生活原型提煉、升華的過程。為了創造理想化的人物，作者并沒有拘泥于生活真實。梁生寶的原型王家斌曾經有過買地的念頭。為了塑造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在《創業史》中，柳青略去了生活原型想買地的情節。作者把這樣的小農思想主要集中到了梁三老漢等其他的人物身上。作者在塑造梁生寶這個形象的時候充分體現了革命浪漫主義的特點。竹可羽批評作者40年代創作的另一部長篇小說《種谷記》時說：“如果能夠不局限于他周圍的生活，能夠站得更高……或者說，如果作者當時已經能夠自覺地掌握了革命浪漫主義的話，那是一定不會滿足于現在這樣子的寫法的。”[20]而《創業史》則克服了《種谷記》的這種弱點。

嚴家炎認為，梁生寶形象的塑造中存在著“三多三不足”（“寫理念活動多，性格刻劃不足；外圍烘托多，放在沖突中表現不足；抒情議論多，客觀描寫不足”），“作家在塑造梁生寶形象方面似乎并不是時刻緊緊抓住人物的性格的氣質特點的。為了顯示人物的高大、成熟、有理想，作品中大量寫了他這樣的理念活動：從原則出發，由理念指導一切。在后發展的國家，資產階級的“現代性”不是“自然生長”出來的，而是通過知識分子的“啟蒙”而發生的。同樣，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階級意識也不是自發的，不僅作為小生產者的農民不會自發地產生社會主義思想和無產階級意識，而且工人階級也同樣不可能自發地形成階級意識。無產階級階級意識是從外部灌輸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列寧在《怎么辦？》中要求把工人運動的自發性提高到社會民主黨的自覺性，認為其途徑就是將社會主義思想意識從外部灌輸給工人群眾。

嚴家炎有關梁三老漢和梁生寶形象藝術成就的有關看法之所以引起強烈的反應，實際上并不僅僅限于有關藝術形象的具體評價問題。周天認為并不能孤立地、簡單地比較梁生寶和梁三老漢形象塑造的高下。有關梁生寶的形象的塑造必須放到作品的整個藝術構思上來看。“而嚴家炎的文章，因為沒有接觸到構思問題，文章的客觀效果便是相當漠視這些成就，而且也因此造成了批評不能擊中要害的狀況。因而，文章存在的弱點也容易引導人們離開問題的實質。”[21]《創業史》只有通過梁生寶這一形象才能真正表現作品的主題。梁三老漢與郭振山等人，在思想意識上沒有脫離封建農民的范圍，他們沒有形成社會主義新農民的真正自覺。在某種意義上，梁三老漢、高增福、郭振山與富裕中農郭世富、富農姚士杰并沒有本質的不同，甚至與土改中被鎮壓的楊大剝皮、呂二細鬼都沒有什么真正的區別。高增福是想發家因運氣不好而發家不成，梁三老漢的夢想是做“三合頭瓦房院的長者”，郭振山的“五年計劃”是趕上富裕中農郭世富，因此，雖然他們現在還處在貧農或中農的地位，但在思想意識上與地主富農并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沒有超出封建剝削的思想意識。因此，梁生寶指出，不管梁三老漢他愿意不愿意，走“自發”的道路就是想變成財東去剝削窮人。

盡管梁三老漢的形象在藝術上比梁生寶形象更成功更出色，但我們仍可以說，梁生寶的形象是《創業史》最大的成就，才真正體現了《創業史》的藝術構思。也只有通過梁生寶的形象，才能真正表現《創業史》的主題。這個形象的成功與否，直接關系到《創業史》的成敗。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形象，比塑造其他人物具有更大的難度，一些新人的優秀品質和精神在生活中往往還只是以一種萌芽狀態潛存于人物身上，必須依靠作家敏銳的發現。梁生寶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因為他是一個全新的形象。解放的意義對于多數農民來說，只意味著自己的解放，自己可以從地主那里分到土地，還可以在訴苦會上訴說自己的故事，可以從自己的故事出發對地主算賬。而梁生寶已經不是為自己追求富裕的道路，而是為廣大農民追求富裕的道路，這就是他回答梁三老漢勸他退黨時的那句話：“你那是個沒出息的說法”的含義。高增福對郭振山走資本主義道路反感，他從郭振山對困難戶的冷淡中感到：“郭主任專心發家啰，對工作心淡啰。……唉，誰能給郭主任提醒提醒就好哩。可惜！可惜！郭主任是個有能耐的好莊稼人啊！”梁生寶擔心郭振山沿著富裕中農的道路發展下去，下堡鄉的工作會受到嚴重損失，“這首先是黨和人民的損失！”“人民”、“黨”這些抽象概念已經成為了梁生寶的生存出發點。忠誠厚道、勤勞儉樸可以出現在每一個傳統農民身上，以這些特點說明不了新農民的真正品質。馮牧說：“在梁生寶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嶄新的性格，一種完全是建立在新的社會制度和生活土壤上面的共產主義性格正在生長和發展。”而“新時期”以來，農村政策發生了變化，有的學者認為《創業史》是左傾政策的產物，沒有真實地反映當時的農村生活，因為以今天的觀點看，梁生寶這位“創業英雄”實際上是個悲劇人物，而蛤蟆灘“三大能人”姚士杰、郭世富、郭振山在今天是“當代英雄”。這種評價自有其道理。但是，它的合理性是在“今天”，即我們已經改換了一套新的敘事話語來重新講述我們的故事的時候。

有人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規范和新古典主義規范相提并論，尤其是它們的理性主義特征和描寫上的諸多規范。我們既要看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帶來的限制，又要看到它對柳青創作的提升。尤其是與《種谷記》相對照，可以明顯看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給柳青所帶來的積極意義。《創業史》把抒情、議論和心理描寫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充滿了激情，使作品具有宏偉的氣魄和強烈的抒情特征。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