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19日晚上，我與一位同學正在北京開往成都的火車上，從列車廣播里聽到了蘇聯政變的消息。我意識到，一個時代結束了。俄國十月革命使舊世界的秩序土崩瓦解，激發了千百萬人追求自由、平等、解放的夢想;但是，蘇聯并沒有將烏托邦轉化為現實，而是將理想變成了噩夢。蘇聯既是共產主義運動的空前勝利，也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巨大失敗;既是共產主義運動引以為傲的榮耀，也是共產主義運動難以抹去的污點。
馬克斯·韋伯在去世前不久的演講《以政治為業》中說：“不管是哪一伙人現在表面上獲勝，我們的前面都不是‘夏日將臨’，而是冰冷難熬的極地寒夜。在一無所有的地方，失去權利的不但有凱撒，還有無產階級。”1這是對馬克思啟示錄式的著作《共產黨宣言》中“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這個著名論斷和預言的戲仿與顛倒。韋伯的思考與寫作構成了同馬克思的重要對話，《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與《資本論》具有明顯的對話關系。他們都努力探索資本主義的起源與本質，試圖對資本主義作出自己的解釋。
馬克思和韋伯是現代性的兩位偉大思想家,不論預言前面是天堂還是地獄，他們都坦誠、勇敢地面對必然的命運。蘇聯“現實的社會主義”沒有證實馬克思的樂觀主義，而似乎是印證了韋伯的悲觀主義。我剛進大學不久就讀到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有點宿命的意味，尤其是在《一九八四》之后，緊接著讀到了卡夫卡的《城堡》和《審判》。蘇聯的極權主義及其思想控制很容易讓人想起韋伯“鐵籠”的概念。同時，“鐵籠”這個詞又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卡夫卡那些黑色、絕望的寓言。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以蘇聯為原型描繪了一種現代性經驗。在我看來，《一九八四》不僅像卡夫卡的作品一樣具有寓言性質，而且與卡夫卡的作品一樣，說出了現代重要的秘密。
20世紀80年代初，詩人徐遲著名的《現代化與現代派》一文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壇對現代主義的信仰、崇拜與追求。徐遲的說法充滿“正能量”：“不久將來我國必然要出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最終仍將給我們帶來建立在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兩結合基礎上的現代派文藝。”2事實上，除了產生于沒有經過工業化洗禮的意大利和俄羅斯這兩個落后的歐洲國家的未來主義，現代主義文學的主流，尤其是德國的表現主義具有強烈的悲觀主義和反現代化傾向，卡夫卡是這種悲觀主義的典型。現代主義可以說是工業文明重壓下痛苦的喘息與呻吟，而在“相信未來”的中國文人眼里，卻成了一種夢寐以求的“摩登”與“時尚”。對現代化的片面崇拜使中國新時期的文人能夠把“現代派”理解為和等同于“文學的現代化”。他們一邊品讀著現代主義的痛苦絕望，一邊憧憬著資本主義的溫柔富貴。而在我這個與時代脫了節的另類眼中，這是怎樣的輕佻與精神錯亂啊。
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把《一九八四》當作一部反共反蘇小說，然而，正像董樂山所說的那樣，《一九八四》并不是一部簡單的反蘇反共小說。奧威爾的創作靈感來自他參加西班牙內戰的經驗。保衛西班牙共和國是20世紀反法西斯的第一場重要戰役。3佛朗哥叛軍得到了德意法西斯的全力支持。西班牙共和國孤立無援，全世界只有蘇聯和墨西哥兩個國家支持西班牙共和國。美國科學家愛因斯坦和哲學家杜威等熱愛自由、民主、和平與正義的知識分子呼吁援助西班牙共和國。全世界各國——包括中國——許多素昧平生的人團結在了一起，組成了著名的國際縱隊。保衛西班牙共和國的斗爭產生了光輝的國際主義，獻身于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著名國際主義戰士、加拿大共產黨員白求恩醫生就是從西班牙內戰的戰場轉戰到中國的。美國作家海明威以西班牙內戰為背景創作了著名長篇小說《喪鐘為誰而鳴》。海明威在書中援引的約翰·堂恩的《喪鐘為誰而鳴》充分體現了一種命運共同體意識：
誰都不是一座島嶼，自成一體;
每個人都是那廣袤大陸的一部分。
如果海浪沖刷掉一個土塊，歐洲就少了一點;
如果你朋友和你自己的莊園被沖掉，也是如此。
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損失，因為我包孕在人類之中。
所以，別去打聽喪鐘為誰而鳴，它為你敲響。
全世界包括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在內的各種各樣思想色彩的人和各種各樣不同職業的人紛紛投身到保衛西班牙共和國的戰斗事業，在美麗而殘酷的西班牙，誕生了命運共同體意識和國際主義精神。
不僅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和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源于西班牙內戰的經驗，而且他們都因參加西班牙內戰的經歷，終生受到自己國家情報機構的監視。按照西蒙·黎斯的說法：“就是在西班牙，奧威爾的雙重獻身——爭取社會主義和反對極權主義——得到了雙重性的確認”4。作為一名左翼作家和社會主義者，奧威爾加入了援助西班牙共和國的隊伍，并因此在這里接觸到了蘇聯政治的黑暗與殘酷。在西班牙內戰爆發和與法西斯鏖戰之際，正是蘇聯肅反漸入高潮之時，蘇聯把國內政治清洗的黑暗、血腥、恐怖也帶到了西班牙，許多人懷抱赤誠來到西班牙，卻在這里蒙受不白之冤，甚至丟掉性命，罪名通常是“托派叛匪”。
俄國十月革命劃出了人類歷史的新時代。十月革命后的蘇聯曾被視為20世紀人類文明的航燈。西方進步知識分子對蘇聯充滿期待和希望;但是，當他們接觸到蘇聯的現實以后，不少人產生了失望和幻滅。紀德具有代表意義。他曾經說：“對法國的革命者乃至一切國家的革命者來說，蘇聯已經成了理想中的祖國;我們屬于它，我們已經準備好為它戰斗。重要的是，熱心地獻身于保衛它的人不能讓自己在道德上感到不安和無力。”51936年，紀德以參加高爾基葬禮的名義訪問了蘇聯。紀德訪蘇前，維多·綏奇從布魯塞爾寫信給他：“我們正在建造一條反法西斯的陣線，但在我們的后方有這許多的集中營，這是多么妨礙了我們前進的道路呢?任務再不是簡單的了，你可以看到，它再不屬于那些專喜簡單化的人了。無論新的國教主義，或什么神圣的誑言，都不能阻止腫瘍的流膿了。保護革命的陣線，現在不再簡單地在維斯土爾與滿洲了。在無產階級國家的內部來保護革命，即反對那反動的統治，不使它逐漸消耗那工人階級勝利品的最大部分，這已成為極迫切的任務了。只有在這一個意義上說來，蘇聯還寄托著我們現代人之最大希望，即蘇聯的無產階級還沒有說出它最后的遺言。”“現在，這一知識階級終于懷著同情轉向到社會主義的革命來了，蘇聯已成為此種革命的化身。那么這一知識階級應該憑著他們的良心，在盲目與明視這兩者之中選擇其一。讓我告訴你吧，誰要是想為工人階級與蘇聯服務，那他就非睜開眼睛不可。”6在《訪蘇歸來》中，紀德直言不諱地表達了他的失望情緒和批評意見，從而受到了包括羅曼·羅蘭在內的許多進步人士的責難甚至攻擊。1937年6月，紀德在《為我的〈訪蘇歸來〉答客難》中說：“我明確告訴你們，我貿然去蘇聯旅行，具有一定的悲劇性。我確信無疑，滿懷激情，去那里要贊賞一個新世界，不料他們為了把我籠絡住，竟然向我展示在舊世界深惡痛絕的所有特權。”7蘇聯沒有擺脫政治專制和等級特權等舊世界的遺產，作為進步知識分子，紀德英勇無畏地擁抱了事實真相并且收獲了孤獨。
紀德寫道：“就在抵達莫斯科的四天后，在紅場為高爾基舉行葬禮時，我在演說中還表明：‘在我們的頭腦里，文化的命運同蘇聯的命運緊密相連，我們將捍衛蘇聯。’”“在我的心目中，還有比我本人更重要、比蘇聯更重要的東西，這就是人類，這就是人類的命運、人類的文化。”“僅限于頌揚，這樣表達熱愛實在糟糕，我認為毫無顧忌，直言不諱，就是極大地幫助了蘇聯，幫助了她所代表的事業。我要提出批評，正是由于我欽佩蘇聯，欽佩她已實現的奇跡，也由于我們還對她有所期待，尤其她還會讓我們產生希望。”“誰能說得明白，蘇聯對我們曾經意味著什么?不只是一個遴選的祖國，還是一個榜樣、一個向導。我們所夢想的、幾乎不敢期望的，但始終致力追求的卻在那里發生了。由此可見，在一片土地上，烏托邦正在變成現實，而且已經取得的巨大成就，讓我們心中充滿渴求。最艱難的事似乎已經做到了，而我們以所有受苦受難的民族的名義，歡欣鼓舞地貿然投入她所進行的這場斗爭。”“假如我不是堅信不疑，這本書就不會發表，甚至不會寫出來：我堅信蘇聯最終能戰勝我指出的特定錯誤，另一方面則更為重要，即：一個國家的特定錯誤，不足以抹殺一項國際性的、全人類事業的真理。謊言，哪怕是默認的謊言，看上去倒可能是顯得很合時宜。堅持謊言也同樣如此;但是，這正中敵人的下懷。而真話，講出來再怎么令人痛心，刺傷也只能是為了治病。”8許多人忽視了紀德對蘇聯的批評與失望是建立在他高度肯定蘇聯的成就和奇跡的基礎上，而那些企圖通過抹黑蘇聯攻擊和詆毀共產主義的人則更是與紀德高貴的靈魂沒有絲毫關系。紀德明確指出，蘇聯的墮落并不能成為抹殺、否定和詆毀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由。1949年，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指出：“今天，根據平等原則否定特權，要求生活秩序和共同工作的所有觀點、傾向和計劃，都被冠之以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當代人類的普遍傾向，它趨向于對勞動和勞動產品的分配進行組織，這將可能使全人類獲得自由。在這個范圍內，今天幾乎每個人都是社會主義者。在各黨派的綱領中都有社會主義要求。社會主義是我們時代的基本特征。”9
1949年，《一九八四》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資助和操縱下出版。此時正是美國發動的冷戰初期，《一九八四》可謂應運而生，甫一誕生就被塞入了反共產主義的宣傳機器。“在大眾心目中，奧威爾是個批判蘇聯的小說家，擅長渲染冷戰時期的價值觀。……這部小說被認為是揭露斯大林式恐怖的代表作。它是無數美國高中學生的必讀書目”。10《一九八四》一直處于西方流行文化的中心，牢牢地鑲嵌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兑痪虐怂摹放c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道成為西方冷戰的經典。伴隨著冷戰自由主義的凱旋與“歷史終結論”的流行，《一九八四》也成為中國大中學生的流行讀物和“思想手冊”。
我在1980年上大學不久就讀到了中文版的《一九八四》。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正好是1984年，因此，《一九八四》于我帶有讖語和宿命的意味。然而，我的《一九八四》的閱讀經驗與大多數人不同。我與《一九八四》的相遇是完全偶然和個人的。當時，它還是不為人知的秘密書籍，還沒有成為暢銷書和流行讀物，漢語世界沒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存在。我讀到它，不是在規定的闡釋情境里，當時既沒有“精神導師”指導，也沒有任何準備好的解釋，完全依靠個人的經驗閱讀與理解。總之，它當時不是作為“公知”訓練營的教科書和訓練手冊，不是作為知識時尚的標配，不是在整個知識界片面地詆毀和徹底妖魔化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時代潮流里，將它與《共產主義黑皮書》一類的反共反蘇宣傳品捆綁在一起推銷給我的。
更重要的是，除了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我同時還讀到了著名的“反烏托邦三部曲”中的另一部重要作品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如果說《一九八四》是以蘇聯為原型的話，那么《美麗新世界》則是以美國為原型?！睹利愋率澜纭分v述的是美國——“福特帝”的故事，并且采用了特別的紀年方式——“福特紀”。福特是美國汽車大王，福特主義代表了美國工業文明和美國生活方式。在冷戰自由主義的詞典里，反烏托邦被簡單地、單純地解釋為反蘇、反共、反理想主義。而在我無所拘束的閱讀經驗里，“反烏托邦”不是冷戰自由主義控制的定向思想爆破和他們定制的反共反蘇的洗腦程序，而是對現代文明和現代性的診斷與思考。
不是簡單的反蘇聯反共產主義，而是反思現代性，這才是奧威爾重要的思想視野和《一九八四》真正的思想意義。之所以取名為《一九八四》，是因為這部小說寫作于1948年。奧威爾將寫作的時間稍作顛倒用作了書名，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一九八四》中影射蘇聯的大洋國也可以說是美國的顛倒。11不僅蘇聯的歷史是悲劇性的，而且斯大林的家庭也是悲劇性的。12斯大林的妻子自殺身亡。由于斯大林拒絕納粹德國用他的兒子交換一位德軍元帥的要求，他的兒子雅可夫死于納粹集中營。1967年，他的女兒斯維特蘭娜叛逃出國，后來到了美國，在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的天堂同樣沒有找到她所追求的幸福。1984年，她在接受英國《觀察報》記者采訪時說：“我今天要向所有潛在的變節者說，不要忘記在河的另一岸是相同的人類，他們也包括了一些不完美的、沉悶的、無能的、背叛的、癡呆的人，一如你們所離棄的那些人。我十七年前所不懂的，就是兩個超級大國在好的和壞的方面竟是這樣相像。”13她所揭示的美國與蘇聯相互顛倒、互為鏡像的關系，當時給我這個剛睜開知識的眼睛的青年以巨大沖擊與震撼。
在1999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為紀念《一九八四》出版50周年舉行的討論會上，愛德華·S.赫爾曼指出：“雖然《一九八四》是一部彰顯蘇聯威脅的‘冷戰文學’，而且主要被用作與冷戰有關的政治目的，但此書同樣可能成為美國及西方某些做法的寫照。奧威爾本人在隨筆《政治與英語》中就提示了這種可能性。他在《動物莊園》一篇鮮為人知的序言中，更是對此直言不諱。其實，雙重言論及思想控制在西方的重要程度，遠遠超出了奧威爾所見。它們一般表現得不太明顯;但它們的殘酷程度有時與《一九八四》不相上下。”14
西蒙·黎斯在《奧威爾論》中的閱讀提示能夠打開被堵塞和阻斷了的理解通道：“把《如此歡樂童年》和《一九八四》放在一起來讀，你就會清楚地看到，正如中國山水畫家能在觀察一塊小石子后創作一座大山一樣，奧威爾很可能在他上的預備學校中找到了他后來的大噩夢夢境的第一個顯微縮影胚胎。”15雅各比提醒讀者，《一九八四》“很多要素都暗示了資本主義的英國，而非共產主義的蘇聯。那些‘無產階級’或者工人，住在陰暗的郊區，除了工作，成天以賭博、電影和足球來消磨時光。他們玩飛鏢，看‘滲透著性’的電影。他們也讀充斥著犯罪報道、占星術和體育新聞的垃圾報紙。這些沒有一樣似乎是真正反映蘇聯工人階級的。”同時，他援引了艾薩克·多伊徹的看法：“奧威爾非常清楚，這種報紙在斯大林主義的蘇聯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而且斯大林主義的新聞所犯的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種錯誤。”16“反烏托邦三部曲”中的另一部作品《我們》同樣也融入了作者扎米亞京在英國的生活經驗。
1946年，奧威爾在《我們》的評論中明確指出，《我們》寫的不是俄羅斯，它同當代政治沒有直接關系，“這是一部關于二十六世紀的幻想故事。”他認為，扎米亞京的《我們》與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寫的都是人的純樸自然精神對一個理性化的、機械化的、無痛楚的世界的反叛”。“札米亞金的目標似乎不是某個具體國家，而是以文明作為隱含目標的。……他有理由不喜歡他所生活的政治體制，但是他的書并不是簡單地表達一種不滿。它實際上是對‘機器’的研究”。17奧威爾有關《我們》的評論為《一九八四》提供了重要的閱讀啟示。奧威爾把“反烏托邦三部曲”納入到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所開創的科學幻想小說的傳統之中?！陡ヌm肯斯坦》是第一部科幻小說，同時也是一部反烏托邦小說：科學給人類帶來的不是幸福和進步，而是災難和噩夢。如果我們注意到奧威爾提供的這一線索，那么，《一九八四》批判和反思現代性的意義就變得異常顯豁了。
扎米亞京的《我們》是“反烏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啟發了赫胥黎《美麗新世界》和奧威爾《一九八四》的創作。“反烏托邦三部曲”都令人震顫地表現了人的物化主題?！段覀儭分杏羞@樣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寫：“人們像一架大機器的杠桿，按照泰羅的方式，沉穩而又迅捷地、節奏嚴整地時而彎腰，時而直腰，時而轉身。我們手中的管子閃著火光，那是在用火焰切割和焊接玻璃的壁板、角板、肋片、肘板。我看到，一臺臺像個怪物的透明玻璃吊車，正在玻璃軌道上緩緩滑行，并且也像人一樣循規蹈矩地時而轉身，時而屈身，把各種器材送進‘一體號’船體內部。怎么稱呼它們都一樣：人化了的機器，或者是完美的人。”18
著名的自由主義哲學家伯林《蘇聯的心靈》一書為理解《一九八四》提供了幫助：“我們最好把蘇聯看成一個教育機構。它不是監獄——那是一種曲解。它的公民感覺就像學校里的孩子，而學校的主要目標就是盡快把俄國人培養得和西方人一樣。很重要的一點是，通常俄國的官員也承認，俄國人是尚未完全開化的野蠻人，他們不得不弄明白西方的文明和文化價值。這在一所擁有兩億學生的學校里僅靠和顏悅色是不可能做到的。它遵循著與傳統的英國中小學校長一樣的原則：要把這些乳臭未干的孩子培養成人，就必須經常地敲打他們;否則他們就會被他們的成年伙伴帶壞。”“斯大林對知識分子有一句著名的且非常耐人尋味的描述，稱他們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個說法完全出自馬克思主義的假設。知識分子的使命就是在對歷史和社會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闡明正確的社會目標;然后，通過各種教育或‘熏陶’的手段，使他們的同胞協調思想，像一臺調試準確、運轉高效的機器的各個協調部件一樣，把握已揭示出的真理并按要求行動。類似的說法列寧也曾經在他非常著名的政治理論著作《國家與革命》中提到過，根據他的論述，嶄新的自由社會，擺脫了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壓迫，看起來就像一個工廠或車間，工人們在其中勞動，完全擺脫了機器的束縛，這完全是一幅技術官僚勾畫出來的生活圖景。”19伯林把蘇聯比作一所嚴苛的英式學校，把蘇聯的共產主義體制納入到西方現代偉大的啟蒙傳統之中，是一種深刻的洞見，揭示了蘇聯的一個重要方面。
現代管理技術興起于美國，作為現代管理技術的泰羅制和福特制是美國現代文明的結晶與精華。這讓我想起?？略凇兑幱柵c懲罰》中描述的邊沁的全景敞視監獄的高度合理化與效率化。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產生于美國的泰羅制、福特制和誕生于俄國的民主集中制是20世紀工業文明開出的花朵，代表了20世紀最先進的人類社會的組織、管理與規訓技術。韋伯把我們置身其中的現代理性社會比作“鐵籠”，“反烏托邦三部曲”可視為對現代“鐵籠”的研究與描寫。80年代初，我的《一九八四》的閱讀經驗與卡夫卡的閱讀經驗混合在一起。后來90年代初，?？鲁蔀槲易钣虚喿x快感的思想家，而福柯的閱讀快感又同我80年代奧威爾、卡夫卡的閱讀記憶深深、緊緊地連在一起。在我這里，奧威爾、卡夫卡和?？鲁蔀橄嗷ヂ摻Y的思想鏈條，他們一起構成了現代性的幽黯圖景。
五四時期，羅曼·羅蘭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發表著名的《超乎混戰之上》和《精神獨立宣言》進入了以《新青年》為中心的中國新知識分子的視野。這個對舊世界深刻絕望并與之徹底決裂的大勇者將蘇聯視為新文明的燈火。1931年，他在《向過去告別》中描述了自己告別舊世界、擁抱新文明的心路歷程：“要是時間允許，我有一天將敘述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零年的旅行的全過程。那將是一份懺悔錄，西歐即將垮臺的一個階級，即資產統治階級的整代人，如果他們不怕看到自己的嘴臉，都可以在這份懺悔錄中照一照。我們自己將致力于摧毀這個統治階級的腐朽思想，使之讓位于一個新世界的生機勃勃的幼芽。”2020世紀，蘇聯作為新的文明的火光，寄托著人類的夢想與希望，受到進步人士，尤其是進步知識分子的支持。但是，最后，理想的光芒在長夜中漸漸黯淡熄滅。這里有著復雜的歷史原因。
19世紀許多人將美國和俄國視為未來的兩個新興大國。美國經過19世紀60年代殘酷悲慘的內戰之后迅速躍升為世界第一強國。蘇聯在經過20世紀20年代同樣殘酷悲慘的內戰之后崛起為與美國并駕齊驅的強國。蘇聯建立在極其野蠻落后的政治、經濟、文化基礎上，一個國家不可能一夜之間突然改變其社會性質，正如美國革命沒有能夠消除罪惡恥辱的奴隸制一樣。高爾基在《不合時宜的思想》里寫道：“但是革命畢竟推翻了君主制!然而，也許這意味著革命只是把表面的病癥趕到了軀體的內里。決不應該由此而認為，革命在精神上治愈了或豐富了俄國。有一句古老的并不愚蠢的話：‘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國家在理智上變得富有的過程是一個極端緩慢的過程。因此這一過程更是我們所必需的，所以革命應該通過它的領導力量，現在就立即負起創造那些能夠頑強而毫不拖延地致力于國家的理智力量發展的條件、機構、組織的責任。”21
缺乏言論空間和不容許批評是蘇聯最大的失敗。由于缺乏思想和言論自由，恐怖支配了蘇聯的政治乃至日常生活，政治虛偽、思想僵化、奴性諂媚慢慢成為了這個國家最刺眼的習性，整個民族的思想呼吸被迫停止了?！墩胬韴蟆烦闪颂K聯一種莫大的諷刺。高爾基在《不合時宜的思想》中駁斥了《真理報》所謂“高爾基在用工人階級的敵人的語言講話”這類誣蔑和攻擊：“這不是真的。我要對工人階級的最有覺悟的代表們說：狂熱分子和輕浮的幻想家們在工人群眾中喚起了在目前的歷史條件下不可能實現的希望，把俄國無產階級引向毀滅和死亡，而無產階級的毀滅將在俄國引起長期的、黑暗的反動。”22高爾基的警告和預言已經成為歷史事實。奧威爾也與高爾基一樣頑強地要說出真相，并且因此成為“不合時宜的思想”?？墒?，高爾基、紀德和奧威爾努力說出真相，目的是為了捍衛和拯救社會主義的理想。
冷戰自由主義徹底抹殺蘇聯政治的理想主義內容與積極的世界歷史意義，把蘇聯變成單純妖魔化的對象，甚至給蘇聯貼上“邪惡帝國”的標簽。將蘇聯妖魔化為“邪惡帝國”令人聯想起美國17世紀的塞勒姆女巫案和歐洲中世紀漫長的驅巫傳統。將蘇聯妖魔化正如將蘇聯神圣化一樣都是一種低劣的意識形態。扎米亞京在1924年所說的一段話對于我們認識真實的蘇聯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真實——這首先是當今文學欠缺的內容。有些作家信口雌黃，有些作家過于小心謹慎，習慣于看著別人的臉色說話。因此，目前文學難以完成歷史賦予它的甚至是最簡單的任務。即全方位觀察我們這一光怪陸離、無與倫比的時代，這一時代既有丑惡的一面，也有美好的一面，應原原本本地記下這一時代的風貌。”23有人認為自己代表了革命，終結了真理。扎米亞京拒絕這樣的說法。他反對教條、停滯和僵化，主張思想的絕對自由：“革命無處不有，無所不在，它是無窮盡的，最后的革命是沒有的，最后的數字是不存在的。”“科學、宗教、社會生活、藝術之中的教條化——這就是思想的熵。”“異端都是醫治人類思想之熵惟一的苦口良藥。”241931年，他在著名的致斯大林的信中寫道：“我從不隱瞞我對文學上的卑躬屈膝、巴結奉承、粉飾太平的看法：我認為，我始終認為，這種狀況既凌辱了作家，同樣也有損于革命。”他請求斯大林把他流放到國外，但是，他將自己與反動派區分開來：“我知道，在國外生活并不輕松，因為在那兒我不會與反動陣營為伍，我的過去充分說明這一點。我知道，如果在此由于我照例憑良心創作，而不是因為聽命他人而被告之是正確的話，那么在國外，根據這一點，我或早或晚會被視為布爾什維克。”25
現在人們普遍把作為抽象程序的自由、民主視為最高價值，且為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西方形式化、程序化的自由、民主而感到遺憾;然而，在我看來，中國傳統中的實事求是是一個極其寶貴和偉大的傳統。“實事求是”首見于《漢書》第53卷《河間獻王傳》，顏師古的解釋是：“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26實事求是與自由、民主相容，而與專制、獨裁不相容;與科學、真理相容，而與虛偽、謊言不相容。蘇聯把無產階級專政理解成思想控制，理解為對自由、民主的排斥與否定，結果，阿諛奉承代替了事實和真理。中國漫長、強大的實事求是傳統是現代自由、民主深厚的資源與有力的支援。甚至，自由、民主可能腐化并墮落為空洞、虛偽的形式，而實事求是則能遠離教條僵化，保持生命活力。
柏拉圖《理想國》中色拉敘馬霍斯強權即正義的觀點體現了西方政治的本質。被中國的“公知”稱頌不已的英國現代歷史，羅素在《權力論》中提取了其精髓：“英國為了保存自己，須要挫敗天主教的西班牙，于是采取了劫奪西班牙金銀運輸船這種愉快的自衛方式。”27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把自己的價值稱為“普世價值”，把自己的歷史視為“普遍歷史”，把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稱為“光榮革命”，把英國資產階級的海盜行為叫做“愉快的自衛方式”。不同于歷史上以往任何革命如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美國革命的國父們都是奴隸主，法國革命將保護資產階級財富置于首位，俄國十月革命是一場“剝奪剝奪者”的革命，要求把自由與平等推向每一個人，于是，從根本上威脅到了白人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封建貴族，尤其是資產階級的利益，十月革命和蘇聯也因此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敵視、攻擊和妖魔化。
以巨大的勇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極度瘋狂的民族主義狂流中發表了著名的《超乎混戰之上》的反戰宣言的羅曼·羅蘭面對整個世界的敵視與蘇聯站在一起。羅曼·羅蘭1935年發表的《莫斯科歸來》客觀地記述了訪蘇觀感，對蘇聯提出了善意的批評。1936年，蘇聯宣布已經消滅了剝削階級，階級斗爭已經結束，并頒布了新憲法，但是，在這之后卻反而發生了大規模的肅反和清洗。羅曼·羅蘭封存了五十年才開啟的《莫斯科日記》，為蘇聯提供了一份不同于今天流行觀點的備忘錄。1938年，羅曼·羅蘭這樣寫道：“上述筆記我寫得過于倉促，而且總是被其他事情打斷，但我是用最大的誠意和真摯之心寫就的。重讀這篇篇筆記，我真擔心有人會覺得寫得太苛刻了，恐怕它會傷害待我像兄弟一樣的人。我希望不會發生這種情況，希望讀到這些文字的人會覺得我對他們尊重并且懷著深厚的愛意，與此同時，我把分析他們的個性看作我的義務(我的分析可能是錯的)。我不希望這些批評或意見沒有如實地反映出我真實的想法。我最終所作的總結，無論對蘇聯，還是對斯大林的政策都是有好處的。不管是蘇聯，還是斯大林的政策，目前兩者都有失敗之處。這是在所難免的，況且誰都會出錯(‘人孰無過’)，但功勞遠遠大于失誤。世界最美好、最可靠的希望必將同蘇聯的勝利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我對此毫不懷疑。”28不管蘇聯在20世紀投下了多么濃重的陰影，使多少人幻滅和絕望;然而，人類在20世紀所取得的所有社會進步幾乎都離不開來自蘇聯的原動力。自古以來，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曾經如此慷慨無私地援助過另一個大國，那就是蘇聯——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一片空白之上奠定了國家工業化的基礎，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
大多數人都是通過冷戰自由主義的濾色鏡來看蘇聯的。以卡爾·波普爾為代表的冷戰自由主義把妖魔化蘇聯當成自己的職業和事業。根據《二十世紀的教訓：卡爾·波普爾的訪談演講錄》一書，波普爾在1991年的訪談中表達了對蘇聯“氫彈之父”物理學家薩哈羅夫的深仇大恨。由于氫彈的發明，使得蘇聯與美國在軍事上處于均衡狀態，因此，即使薩哈羅夫主張世界和平，反對使用核武器，是蘇聯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成為西方最重要的反蘇工具，并因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為蘇聯的崩潰作出了巨大貢獻，西方冷戰自由主義者仍將他視為十惡不赦的惡魔，決不寬恕。事實上，氫彈并沒有像美國發明的原子彈一樣成為實戰武器，僅僅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優勢?？墒牵硪环矫妫M管美國發明的原子彈在二次大戰結束前被用于攻擊非軍事目標，對無辜平民造成了大規模、滅絕性的集體屠殺，我們卻沒有聽說波普爾仇恨和詛咒美國原子彈的發明者。尤其不要忘記，即使像羅素這樣代表了“西方的智慧”和良心的哲學家也曾經毫不猶豫地贊成用原子彈預防性地攻擊蘇聯，先發制人地把蘇聯從地球上抹掉。
蘇聯政治和日常生活缺乏自由和高度壓抑，與極其惡劣、殘酷的外部生存環境有著直接關系。從蘇聯誕生起，就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武裝干涉，并長期受到整個資本主義文明世界的敵視、攻擊、包圍與封鎖，長期處于高度戒備與生死危機的狀態。斯維亞托斯拉夫·雷巴斯和葉卡捷林娜·雷巴斯在《斯大林傳》中寫道：“‘二戰’之后，斯大林曾有過通過和平的議會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想法，這與1936年蘇聯憲法草案中的議會制思想是一致的。但也正如1936年那樣，最終被迫于環境只能放棄這種想法。而他在試圖建立一個中立的德國中遭受的失敗則啟動了歐洲的分裂。”2930年代，德國納粹主義打著反共的旗幟崛起，并與意大利、日本建立了反共軸心，一直受到西方的支持和鼓勵。二次大戰后，英美又率先發動了冷戰。
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并不僅僅發生在德國。1929年市場崩潰和世界經濟危機發生以后，法西斯主義成為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一種潛在的普遍傾向與潮流。比如在80年代初中國的大學校園里流行的威廉·曼徹斯特《光榮與夢想——1932—1972年美國實錄》一書就指出，像德國一樣，法西斯主義也成為了美國的一種重要趨勢。與德國納粹主義打著反共產主義的旗號崛起一樣，隨著冷戰以后反共潮流的高漲，美國也產生了臭名昭著、歇斯底里的麥卡錫主義。例如，因《摩登時代》和《大獨裁者》等電影享譽全球的著名電影演員查理·卓別林，長期受到美國情報機構監視，在麥卡錫主義的殘酷迫害下，1952年被迫移居瑞士。冷戰自由主義僅僅把極權主義這個污名用在攻擊蘇聯上，把蘇聯與納粹德國毫無根據地相提并論。30他們把這種意識形態宣傳變成一種單純針對蘇聯和共產主義的仇恨的激情，而使人們對于這個世界普遍潛在的極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危險喪失必要的思想警惕?；舨妓姑枥L的那個怪物列維坦——現代國家，被許多哲學家和思想家視為現代極權主義國家的原型。我們應該警惕國家之惡，而不應該僅僅是誹謗蘇聯。馬克斯·韋伯指出，現代國家壟斷了所有合法暴力。因此，安東尼·吉登斯認為，所有現代民族國家都具有極權主義性質。
奧威爾不是一位簡單的反共反蘇作家，而是一位忠誠、勇敢的左翼作家和社會主義者?！丁磩游锴f園〉烏克蘭文版序》中的一則寓言鮮明地體現了他對被壓迫階級的同情及其社會主義情懷：“我看到一個小男孩，大概十歲，趕著一匹拉車的大馬在一條狹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馬一想轉彎，那男孩就用鞭子抽它，這使我想起，如果這些牲口知道它們自己的力量，我們就無法控制它們，人類剝削牲口就像富人剝削無產階級一樣。”31奧威爾明確地站在反抗階級壓迫和剝削的立場上?！兑痪虐怂摹凡⒉皇菫閷ⅰ蹲x者文摘》等各類心靈雞湯作為“精神營養”的、無聊的中產階級消閑者準備的。我們應該從冷戰自由主義骯臟的傳銷團伙手中救出奧威爾，恢復他左翼進步作家和社會主義者的本來面目。
像奧威爾、扎米亞京一樣，赫胥黎也具有社會主義傾向。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權力追隨著財富，是一條政治公理。如果真正相信民主，就應該盡可能廣泛地分配財富。他指出，通過恐怖手段進行統治是一種失敗的統治，通過馴服來統治才是一種更有效的方式：“總體來看，政府并不能更好地通過恐怖治理社會，相反，通過非暴力的方式操縱環境，操縱個人(包括男人、女人還有孩童)的思想、情感，如此治理社會，收效甚佳。”“整齊劃一的社會組織、系統的種姓制度、自由意志的消失(通過馴化)、奴役式的說教(通過睡眠教育課程)……凡此種種，終將成為現實”32。如果說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描繪的是一個明顯的壓迫性社會的話，那么，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所表現的則是一個表面上的“自由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八四》里，黨的成員們被迫服從一種性愛倫理，甚至比清教徒的還要嚴酷苛刻?！睹利愋率澜纭放c之相反，所有人都可以無限制地享受性愛。……《美麗新世界》描述的世界是一個‘萬國邦’，戰爭早已消滅，統治者們的首要目標是不惜代價肅清臣民中的搗亂者。他們做到了，方法是允許性自由，如此一來確保了‘新世界’里的人們自覺反對任何破壞性或創造性的情感沖動。”33“這些權力精英直接雇傭幾百萬勞動者，遍布于工廠、寫字樓、商店;又通過供貨使更多的人購買商品從而控制他們;再通過控制大眾傳媒，事實上影響了每個人的思想、情感和行為。套用溫斯頓·丘吉爾的一句話：‘從未見過如此之少的人以如此之手段操縱如此之多的人。’”34在創作了《美麗新世界》27年之后，1958年，赫胥黎在《重返美麗新世界》中寫道：“在當今世界，巨大的客觀勢力正在導向極權政治和管制社會。雖然個體通過基因控制成為標準化的人目前仍然不大可能，但是大政府和大財團已經或即將掌握我在《美麗新世界》里描述過的那種‘思想操縱法’，還有其他一些邪惡手段，我那貧乏的想象力是無法預見的。”35赫胥黎預言了權力高度集中的“頂層設計”時代的來臨：“二十一世紀將會是世界元首們的時代，科學化的種姓制度的時代，也將是‘美麗新世界’的時代。”36
21世紀，隨著現代生物技術和人工智能的發展以及大數據的出現，既可能使馬克思意義上的共產主義成為可能，也可能相反，使權力和財富集中到極少數人手中，導致絕對的壟斷與極端的專制，絕大多數人成為“多余的人”，成為絕對意義上的“垃圾人口”。我們已經能夠聽到“后人類”與“后人道主義”時代的跫然足音。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1780—1950》一書以奧威爾的一章作為結束，并且借用奧威爾評價狄更斯的一句話來評價奧威爾：“與其說這是一部書，不如說這是一個范例。”他把奧威爾《一九八四》的悲劇結局視為一個重要象征：“民主、真理、藝術、平等、文化：所有這些都只存在于我們腦袋里，而街上到處都是惡風。偉大而人道的傳統是一個蹩腳的玩笑：在書本里它還有些用處，但是等你放下書本，環顧四周——與其說會幻滅，不如說這就是我們生活其中的現實世界。”37啟蒙的美麗的圖畫降落到地面，成為了一幅歪曲、悲苦的諷刺畫。
羅素在《奧威爾的〈1984〉癥候群》中指出：“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是一本令人毛骨悚然的書，使讀者一面讀一面感到不寒而栗。但是它并沒有產生作者原來所想要的效果。……有人頗為欣賞書中描述因恐懼而引起的顫抖所帶給自己的驚駭，于是心想：‘好啦，當然這世界永遠不會像他所說的那么糟，除了在俄國!作者顯然欣賞憂郁的樂趣;而我們也是一樣，只要我們不必太過于認真便行。’人們以這種輕松的妄語撫慰自己之余，繼續以自己的方式前進直到奧威爾的預言成真。就這樣一點一滴地，一步一步地，這世界正朝著向實現奧威爾的夢魘而齊步前進;然而由于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因此人們還沒有理解到他們在這條毀滅性的道路上已經走了有多遠。”38把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僅僅理解為對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攻擊，這是一種簡單、狹隘、愚蠢而又危險的意識形態閱讀。
華勒斯坦認為，冷戰的結束是美國的失敗，將導致美國霸權的衰落和現存世界體系的危機。39在拉圖爾看來，1989年柏林墻的倒塌不是冷戰的勝利，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象征著資本主義的終結”：“柏林墻的倒塌與可無限征服的自然的終結這兩者之間是多么完美的對稱，只有那些富人們的西式民主才看不到這些。那些強大的西方國家能夠通過摧毀其他國家并將其人民推入赤貧的深淵，來挽救自己的人民和鄉村。因此，這是一個雙重慘?。呵吧鐣髁x國家以為可以通過模仿西方社會來解決它們的這兩個問題;西方世界認為它已經擺脫了這兩個問題，并堅信為其他國家提供了榜樣，盡管它使地球及其人類陷入困境。西方世界認為它是世界上唯一的聰明人，并認為這會使得它無限地獲得成功，殊不知它很可能已經失去了一切。”40
20世紀末以來，詆毀烏托邦成了一種全球性的思想流俗。冷戰自由主義把烏托邦等同于極權主義，通過詆毀烏托邦來妖魔化共產主義和理想主義，實際上，烏托邦、共產主義、理想主義與極權主義沒有任何關系。“反烏托邦三部曲”的三位作者都是理想主義者，并且具有明顯的社會主義傾向，這一事實就足以駁倒與刺穿那些用反烏托邦小說來詆毀烏托邦以及馬克思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流俗觀點和低級謊言。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把自己稱為科學社會主義，恰恰是建立在對烏托邦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的批判和否定的基礎上。“反烏托邦三部曲”的三位作者，無論是奧威爾，還是扎米亞京、赫胥黎，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沒有單純地把解剖刀對準蘇聯，沒有用極權主義來簡單地污名化蘇聯，更沒有用極權主義來污名化共產主義，他們的寫作是對整個人類共同命運的關切與思考。
2016年11月30日初稿
2017年6月15日修改
1 馬克斯·韋伯：《以政治為業》，《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三聯書店，2005年，第117頁。
2 徐遲：《現代化與現代派》，《外國文學研究》,1982年第1期。
3 1937年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后，擔任駐美大使的胡適在美國的演講中將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中國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并將1936年佛朗哥叛軍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引起西班牙內戰以及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德國吞并奧地利和入侵捷克等事件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鏈條。
4 西蒙·黎斯：《奧威爾論——政治的恐怖》，見喬治·奧威爾：《我為什么寫作》，董樂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第41頁。
5 轉引自赫伯特·洛特曼：《左岸：從人民陣線到冷戰期間的作家、藝術家和政治》，薛巍譯，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81頁。
6 《維多·綏奇自布魯塞爾致紀德的信》，鄭超麟譯，安德烈·紀德：《訪蘇歸來》，李玉民譯，東方出版社，2015年，第13-14頁。
7 安德烈·紀德：《訪蘇歸來》，第129頁。
8 同上，第5-8頁。
9 卡爾·雅斯貝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魏楚雄、俞新天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197頁。
10阿博特·格里森、瑪莎·努斯鮑姆：《〈一九八四〉與我們的未來·引言》，阿博特·格里森等編：《〈一九八四〉與我們的未來》，董曉潔、侯瑋萍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1頁。
11《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國能夠讓人聯想到1627年培根逝世后出版的烏托邦作品《新大西島》和1656年哈靈頓的《大洋國》，大西島指美洲，大洋國指英國。
121967年，斯大林叛逃的女兒在美國用英文出版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這樣回憶斯大林逝世時的情景：“最后，人人都明白了，男人、女人，每一個人都又重新哭了起來，我哀痛欲絕地哭著。略使我寬慰的是我不是孤獨的，所有這些人全知道剛發生的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情，而且他們都和我在一起哭泣。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真誠的，沒有一個是在故作忠誠或悲痛的表演。他們彼此多年相識，他們也都知道我，都知道我是一個壞女兒，我父親是一個壞父親，也知道盡管如此他還是愛我的，正如我愛他那樣。這屋子里的人沒有誰把他看成上帝或超人，看成天才或魔鬼。他們愛他、尊敬他是由于他那最平凡的為人品德。這種品德是好是壞，只有他的仆人才是最好的判斷者。”見斯維特拉娜·阿利盧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王作民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頁。
13《斯大林女兒的自述：沒有一個變節者是自由的》，石波摘譯自英國《觀察家報》，《世界博覽》，1984年第8期。
14愛德華·S.赫爾曼《從英社、新話到美資、美國正義論與商話》，阿博特·格里森等編：《〈一九八四〉與我們的未來》，第120頁。
15西蒙·黎斯：《奧威爾論——政治的恐怖》，奧威爾：《我為什么寫作》，第17頁。
16拉塞爾·雅各比：《不完美的圖像——反烏托邦時代的烏托邦思想》，姚建斌等譯，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3-14頁。
17奧威爾：《評札米亞金的〈我們〉》，《奧威爾文集》，董樂山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第535、538頁。
18扎米亞京：《我們》，范國恩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8頁。
19以賽亞·伯林：《蘇聯的心靈——共產主義時代的俄國文化》，潘永強、劉北成譯，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譯林出版社，2010年，第91、128-129頁。
20錢林森編譯：《羅曼·羅蘭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283頁。
21高爾基：《不合時宜的思想》，余一中、董曉譯，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11—12頁。
22同上，第231頁。
23葉·伊·扎米亞京：《論當今的和當代的》，《明天》，閆洪波譯，東方出版社，2000年，第87-88頁。
24葉·伊·扎米亞京：《論文學，革命和熵》，《明天》，第120-121頁。
25葉·伊·扎米亞京：《致斯大林的一封信》，《明天》，第129、133頁。
26班固：《漢書》第8冊，中華書局，1962年，第2410頁。
27羅素：《權力論》，吳友三譯，《羅素文集》第5卷，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94頁。
28羅曼·羅蘭：《莫斯科日記》，袁俊生譯，東方出版社，2014年，第197頁。《莫斯科日記》充滿了對斯大林個人崇拜和蘇聯共產黨蛻變為特權階級的憂慮。
29斯維亞托斯拉夫·雷巴斯、葉卡捷林娜·雷巴斯：《斯大林傳——命運與戰略》下，吳昊、張彬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02頁。
301936年10月25日，德意兩國在柏林簽訂協定，結成政治、軍事同盟，形成柏林—羅馬軸心。1936年11月25日，德日在柏林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反共法西斯軸心集團由此形成。
31奧威爾：《〈動物莊園〉烏克蘭文版序》，《奧威爾文集》，第269頁。
32阿道司·赫胥黎：《重返美麗新世界》，莊蝶庵譯，時代華文書局，2015年，第5、3頁。
33同上，第25頁。
34同上，第18頁。
35同上，第95頁。
36同上，第26頁。
37雷蒙·威廉斯：《文化與社會：1780—1950》，高曉玲譯，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第300—301頁。
38伯蘭特·羅素：《奧威爾的〈1984〉癥候群》，《羅素回憶錄——來自記憶里的肖像》，吳凱琳譯，希望出版社，2006年，第171頁。
39伊曼努爾·華勒斯坦：《自由主義的終結》，郝名瑋、張凡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9頁。
40 布魯諾·拉圖爾：《我們從未現代過——對稱性人類學論集》，劉鵬、安涅思譯，蘇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0頁。“兩個問題”指人對人、人對自然的剝削與奴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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