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我們在什么時候失去了梁生寶

我們在什么時候失去了梁生寶

文/韓毓海

　　·編者按·
　　給弱小者以力量使其前行，這是重讀《創業史》新的收獲。
　　因為無所畏懼，弱者在心理上比強者更開放，因為在抗爭中已經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喪失。
　　梁生寶的艱苦“創業”，顯示了雞毛上天的可能。面對梁生寶，我們所要做的不是對他們的指責，而是為他們的前行盡綿薄之力。

　　1951年5月，《中國青年報》創辦者之一，編委、副刊主編劉蘊華(柳青)突然離開了首都北京，自己帶著簡單的行李，踏著最后一場瀟瀟春雨中的泥濘路，來到陜西長安的皇甫鄉安家落戶，直到1967年被強行“趕走”，這位曾經的“團中央高級干部”在鎬河畔神禾原上的古廟里，像一個農民一樣住了14年。
　　著名的“梁生寶買稻種”的故事其實就來自柳青本人。1956年，柳青用自己的稿費和積蓄換來了日本良種稻———矮稈粳稻，在小范圍種植試驗成功之后，第二年秋天，王家斌(梁生寶的原型)勝利合作社的1千多畝水稻獲得了平均畝產710斤的大豐收，創造了陜西地區歷史上最高的糧食生產紀錄。
　　1960年，長篇小說《創業史》第一部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前的一個月，柳青就將所有的稿費一萬六千零六十五元，捐給勝利人民公社，作為公社的工業基建費用，公社用這筆“巨款”修了一座農業機械廠，后來又建了王曲衛生院。為給村里拉電線，柳青更預支了小說第二部的部分稿費(《創業史》原計劃寫四部)，于是柳青的后半生幾乎就是在債務中渡過的，像一切苦行者一樣，這個當代中國“發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去世時很可能一貧如洗，他盛年而逝，并不長壽，終年62歲。
　　2006年，孟加拉國銀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因為長期從事反貧困事業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其獲獎理由不過是：他長期向窮人提供每筆20美元的小額貸款，只是不要利息和抵押而已，像尤努斯博士一樣，柳青的事業更屬于千千萬萬人，而且可以毫無疑問地說，他所作所為比尤努斯更為徹底。

　　1.時間開始了，時間改變了
　　以現代時間觀念來敘述中國農村，乃是幾千年來的第一次，在這個意義上，《創業史》是中國第一部成功的關于“時間”的長篇小說。
　　　　　　
　　作為影響巨大的長篇小說，《創業史》的創新和成就首先在于：它將“現代時間觀念”納入到小說敘事，并將之運用于敘述中國農村。今天看來，這部以中國農村、鄉土為內容的小說，在敘述方式上恰恰是非常現代、乃至非常“西洋化”的。以這樣的時間觀念來敘述中國農村，乃是幾千年來的第一次，在這個意義上，《創業史》是中國第一部成功的關于“時間”的長篇小說。
　　所謂“現代時間觀”，意味著從“當下”的角度去敘述歷史和預言未來，從而將時間納入一個以“當下”為核心的結構中。現代社會的組織方式和現代生產方式本身，極大地促進了這種“現代時間觀”的確立。“讓時間督促我們工作”，或“讓歷史告訴未來”這其中包含著合理地利用而不是浪費時間，以為“未來造福”的工商業精神，正是這種精神，成為構筑工業革命之后的現代世界的支柱。
　　《創業史》伴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8)而誕生，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開始大規模工業化和農村合作化，對于中國傳統生產方式和中國傳統社會的全面改造的標志，這種“全面改造”不僅僅意味著“時間開始了”，而且更意味著“時間改變了”。全面改造，當然包括對于中國人的時間觀的改造，也包括了“勤儉創業”、“勞動光榮”的嶄新倫理的確立。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中國農村和農民祖祖輩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時間觀念被徹底打破了，農民和農村被組織進現代工業化的時間體系中：“工分”完成了農村勞動力的貨幣化，土地在集體化的基礎上被重新配置，在農林牧副漁的現代農業的意義上，勞動的合理分工得以完成。而《創業史》恰恰由于深刻地抓住、或者表現了這一根本性的變革，才成為一個具有現代標志性的作品。
　　如同小說描寫的：千百年來在“春閑天”里無所事事的農民和農村，如今一派忙碌景象，在瀟瀟春雨的田野上，到處都是梁生寶互助組那種進終南山背板、拉掃帚搞副業的漢子，農民們第一次熱衷于“科學”種田(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通過技術來掌握季節和天氣的無常變化)，而“物資交流大會”在暮色蒼茫中還沒有散場，富裕中農郭世富在這個人聲鼎沸的“市場”上與“國家”相遇而在過去，柳青寫到：“從舊歷開頭的整個正、二、三月漫長的春天，當農業生產還沒有高度組織起來的時候，幾乎沒有什么田地里的活路”，農民只能靠賭博、喝酒和“下雨天打孩子”打發時光。
　　其實，《創業史》每一次優美而抒情的景物描寫，也都可以看作這種“人勤春早”的工作時間觀的申訴，毫無疑問，《創業史》雖然寫的是農村，但此農村已非彼農村，《創業史》描寫的農村已經是處于大規模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被組織起來的“現代新農村”。

　　2.“寶娃”與“阿甘”
　　沒有了思想負擔，就具備了常人所沒有的自信與從容，這就是解放思想，其實也就是雞毛可以上天的第一步。
　　
　　《創業史》的主人公梁生寶小名叫“寶娃”，漢語中的所謂“寶”有兩個意思：一個寶貝，另一個則是“活寶”(即類似于“傻瓜”)。
　　梁生寶其實正是這樣一個雙面體：他是千百萬中國新農民和新農村的代言人，同時，他性格中也有“傻瓜”或者“活寶”的一面。對于已經不熟悉1950年代中國歷史的當下年青讀者來說，《創業史》的故事，其實最類似于廣有影響的美國作品《阿甘正傳》(Forrest　Gump)，“寶娃”與“阿甘”的故事，其實屬于同一類型的現代小說敘事(“小上帝”或“小天使”敘事)，這都是“雞毛可以上天”、弱者和小人物辦大事的故事，這兩部作品也都是通過一個小人物，來寫了一個時代，而這個時代就是所謂“現代”。
　　如果用最簡單的詞來解釋什么是“現代性”，那么我們可以說，所謂現代性也就是“可能性”(possibility)。今天的人們，其實可以在“市場”這個隱喻中得到對現代性的最現實的理解，市場意味著風險，意味著沒有保險和最終承諾，在這個意義上，市場其實也就是“可能性”、或者僅僅是“對可能性的承諾”。在市場中，任何人的命運都是相對的———即他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和沉淪。
　　1500年以來的歐洲，現代性是伴隨著迷漫全社會的精神和信仰危機、伴隨著宗教改革運動而確立的，從宗教改革運動、特別是新興的政治經濟學中汲取了靈感的達爾文的“進化論”，就把上帝和命運的青睞加之于強者，這樣一來，上帝“看不見的手”也就只為強者(有權力和財富者)擲骰子，這意味著在“生存競爭”中強者一定會勝出，強者甚至就是上帝的化身。
　　但是，與這種強者的神話相對立，馬基亞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則提出了完全相反的假說。他認為，正因為貧窮和受苦，現實中的弱者和窮人身上才充滿了自我更新和改變世界的不息的渴望和能量(ability　to　renewbeing)，而相對來說，強者和富人則傾向于維護現狀。正因為窮人和弱者命定的熱衷于自我更新和改變現狀，所以“弱者和窮人”比“強者和富人”就更容易傾向于創新和試驗，弱者比強者在心理上更“開放”。
　　這也就是為什么馬基亞維利會認為：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世界上，如同上帝一樣真正具有預言能力的恰恰是窮人和弱者，這不但因為貧窮是一種現狀，而且更因為貧窮意味著“改變現狀的可能性”。貧窮不但是世界本身，而且貧窮也是“世界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路德和加爾文的上帝，其實就是一個窮人和弱者的上帝，甚至可以說：窮人就是“上帝在人間”。
　　也正是基于馬基亞維利對現代性的理解，現代小說中源遠流長的“小人物”或者“小上帝”敘事傳統得以形成：這意味著這樣一種小說模式———上帝化裝來到“現代世界”，他扮演的其實是一個弱者和小人物，他以魔法和神奇和向我們昭示的“神跡”，也就是“雞毛上天”和小人物改天換地、做大事業的“可能性”。
　　對于當代中國人來說，這個“雞毛上天”的意象更是別有深意：1955年9月－12月，毛澤東親自編輯了長達95萬字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資料集，并為每一篇資料加了按語。在一篇題為《誰說雞毛不能上天》的文章前面，毛澤東這樣寫到：“富裕中農說：‘窮光蛋想辦合作社哩，沒有見過雞毛能上天。’雞毛居然上天去了，窮人要翻身了。舊制度要滅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雞毛不能上天’這個古代的真理，在社會主義時代，它已經不是真理了。”而《創業史》和梁生寶，就是產生在這個“雞毛可能上天”的時代。
　　但是，這個“新的世界又是怎樣出世的”呢？Antonio　Negri睿智地寫到：“現代性是在拉伯雷的笑聲中降臨，帶著窮人饑餓的肚子至上的現實主義。”正如《創業史》第一章的開頭，富裕中農郭世富的新瓦房在人們羨慕的目光中平地而起，而梁生寶老弱病殘、饑腸轆轆的8戶互助組，卻在一片嘲笑中登臺，接下來，寶娃這個阿甘式的人物，也正是在一片笑聲中，如落湯雞一樣從瀟瀟春雨中向我們走來，頭上頂著塊麻袋片，身上扛著畝產710斤的新稻種。而在小說結尾，當富裕中農郭世富老漢在糧食自由市場上數著賣高價換來的幾十塊錢，以“龜兔賽跑”的預言嘲笑“寶娃這個寶貨”的時候，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渾身都是麻袋片，如丐幫領袖的梁生寶，此時正和老弱病殘鉆在終南山扎掃帚———而他從合作社里領到的預付款就是750塊“嶄新的人民票”！
　　烏龜竟然爬過了兔子，而雞毛就是在這樣一片哄笑聲中上天去了。
　　沒有了思想負擔，這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其實也就是雞毛可以上天的第一步。既然“沒有丟人不丟人的問題”，也就具備了常人所沒有的自信與從容，既然智商比別人短半截，因而笨鳥就必須先飛，當阿甘為逃命被迫跌跌撞撞跑起來的時候，種地搞不過富裕中農的寶娃，也被迫去搞新稻種、去扎笤帚搞副業。于是，在上世紀的50年代，太平洋兩岸的這兩個傻小子，被自身條件所逼迫，就這樣不約而同，從搖搖晃晃、步履蹣跚，到健步如飛，如風如電，在漫天風雨中他們跌倒爬起，終于給我們留下了奔跑不止的“現代英雄”形象。
　　我想，這也許就是《創業史》中的寶娃與那個既得利益者郭振山的根本區別。既然寶娃本來就是大家嘲笑的對象，本來就是“喜劇人物”，所以他就沒有什么面子問題。而郭振山作為土改中的“轟炸機”，卻從來就是威嚴和權力的象征，結果，他害怕丟失的東西就太多太多，壇壇罐罐，哪一件都舍不得丟手。郭振山的“在黨”，那是因為黨是權力的象征，郭振山羨慕富農，那是因為人家是財富的榜樣，郭振山愛當官，是因為官才是威嚴和面子的集合。但是，寶娃跟共產黨走，是因為黨憐貧恤孤，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對寶娃來說不是空洞的信仰，而完全是咕咕叫的肚子的選擇。
　　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毛澤東如此感慨地寫到：“社會主義是這樣一個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經過同舊事物的嚴重斗爭才能實現的。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在一個時期內，是那樣頑固地要走他們的老路。在另一個時期內，這些同樣的人又可以改變態度表示贊成新事物”。《創業史》扉頁上鄭重地引用了這段話，這引用并不是為了跟隨政治形勢，而是因為恰是這段話表達了對于現代性的最為透辟、根本的理解：現代性是對“新事物”的追求，現代性其實就是“可能性”，正如毛澤東所說：“一定會有兩種前途，兩種可能性。”
　　這當然意味著，社會主義這個新事物道路艱難，一定會遇到挫折，只有那些不怕挫折，不怕失敗，志向遠大者，才會絕處逢生。社會主義是窮人的事業，是勇敢無畏的小人物的事業。而在另一些人看來，它卻是傻子們關于“雞毛上天”的幻想。

　　3.《創業史》的另一種可能性　　
　　面對蹣跚前行的“梁生寶”，我們應該為他們的重生歡呼吶喊，匯入他們之中，為爭取“雞毛上天”的可能性去盡一把綿薄之力。
　　
　　打開1960年第一版《創業史》，映入眼簾的首先是三個字：“創業難。”———柳青的感慨，當然也是屬于每個中國人的感慨。
　　1982年，柳青的三個子女來到皇甫村，睹物思情，他們流下了熱淚。在柳青的骨灰面前撒下熱淚的，本應該是所有高尚的人，而不僅僅是他的子女。然而，真實歷史和人事變遷，卻遠比房倒屋塌、物是人非要來得更加殘酷，以至于作為后之來者的我們今天重讀《創業史》，竟不知道從哪里開始，正如今天重新面對柳青，我們一時竟不知從何說起。遠隔滾滾紅塵，對于這部今天的年青人也許會感到非常陌生的杰作，我們甚至不得不從一個看來最驚心動魄、最讓人揮之不去的部分開始我們的重讀。
　　在長達505頁的《創業史》第一部的中間部分(257－258頁)，作者精心安排了一場歷史預言般的轉折式對話，見慣了世事變遷的梁三老漢固執、突兀地追問生寶的“貼心人”盧明昌書記的一個問題：如果進終南山砍竹子、搞副業出了事故，你們是否會追究梁生寶的責任？如果互助組、合作社沒有辦成，或者辦起來之后最終還是頂不住壓力，散掉了，那么梁生寶作為領頭人，是不是要進班房(“承擔刑事責任”)？當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受挫或者垮臺，梁生寶是否會成為替罪的羔羊？
　　正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去看，半個多世紀前小說里的這段“關于梁生寶未來命運”的對話或者“打賭”，讀來竟是如此令人驚訝不已：“唉！”老漢嘆口氣，說，“人，只能往吉慶處思量嘛！萬一出了啥岔子，實在受不了。是他領的頭嘛，他坐班房，我們家里人難受……”
　　盧明昌忍不住大笑，“看你說的啥？生寶為啥坐班房？出了事情，也是俺共產黨的事情，怎么能叫生寶一個人坐班房呢？你不是說我們全姓共嗎？”
　　梁三老漢放下了心中的負擔，笑了。他站起來，說：“是這，我回呀！要是有三長兩短，你們黨里頭高抬貴手。”
　　盧書記忍住笑，把老漢送出大門洞，攙著他下高臺階，說：“你只管放心！啥事想不通，你尋我來，咱叔侄倆談敘！”
　　然而，這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在梁三老漢農民式的“遠見”和盧書記的“只管放心”的“包票”之間，似乎給出的是一個奇妙而近乎殘酷的結論。
　　1997年，皇甫鄉農民集體創業的帶頭人、創造了陜西水稻產量紀錄的勞動模范，當年的“梁生寶”———王家斌在孤獨中去世，由于如今的年青人都已經奔馳在出外打工的道路上，村里剩下的是“389961部隊”，據一篇感情真摯、題為《尋找梁生寶》的文章的描述“當時天下著雨，村上沒有一個鄉親來送行，棺木是用拖拉機拉到墳地的。蛤蟆灘仍活著的當年一批共同創業者如今只剩下高增福的原型了。”王家斌的命運，讀來令人不勝唏噓。
　　其實，早在1983年5月，一位負責農村改革的領導視察陜西，在一首懷念柳青的詩作中，就發出了“尋找梁生寶”、“柳青魂兮歸來”的萬千感慨：“下堡凄涼，生寶潦倒，長使故人心折。魂夢難與君會，想忙與村中父老、畫長策。總算爭得了，莊上晚來春色！風暖稀釋秦嶺云，魄歸應念州月；情無限，意難說！”
　　此后凡11年風風雨雨，當“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再次成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讀書》雜志2004年第6期武春生的文章《尋找梁生寶》，又一石激起千層浪，起碼使“知識界”的人們重新、再次想起了柳青和《創業史》，想起了王家斌和梁生寶。而對于知識界特別是文學界來說，一個更為切膚的問題或許是：我們究竟是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失去了柳青，我們又是在什么意義上與梁生寶擦肩而過的？
　　還是讓我們用另外一個“寶娃”的故事繼續我們對失去的梁生寶的尋找吧！因為這是一個與柳青的《創業史》相同、但又不同的故事。1929年，另一個中國“寶娃”出生在江陰一個貧農家庭，他的名字叫吳仁寶。14歲時的一場大饑荒，寶娃的父母不得不把他的弟弟賣了，為的是換了幾個活命錢。吳仁寶的故事與《創業史》題序中梁生寶完全相同，是上世紀前半葉中國農村數不清的悲慘故事中的一個。而從此后，吳仁寶就鐵心跟共產黨走，成為當地土改的帶頭人。1952年，這也就是王家斌互助組成立的那一年，吳仁寶領著華西村全村最窮的13戶人家成立了當地第一個“互助合作組”。1953年吳仁寶入黨并當上了村長，自1957年華西村成立黨支部以來，他就一直擔任黨支部書記。
　　1950年的華西村，是當地最窮的村子，而如今的華西村，卻是中國農村的一個奇跡、一面不倒的紅旗。今天的華西是“中國第一村”。
　　像許許多多從中國泥土里涌現出的梁生寶一樣，吳仁寶和華西村的故事，給了柳青的《創業史》另外一種結尾的“可能性”，也給了我們另外一種歷史的結論，這個結論也許就是吳仁寶這個樸實的農民所說的：“集體主義救華西，社會主義救中國”。
　　探索一條中國農村發展的道路，這是幾代中國人的堅定意志與不可動搖的信念。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沒有糧食增產和豐收，連吃飯都談不上，談何發展；而僅僅依靠種糧食，農民卻不可能增收致富，甚至難以脫貧。對于那些主張將糧食生產交給市場的“郭世富的子孫們”來說，他們或許根本不懂得增產不增收，谷賤傷農的道理，他們也可能完全不懂得單純地依靠變化莫測的“市場”，會給農民帶來怎樣的滅頂之災。
　　同樣的，對于中國來說，不搞現代化、不搞工業化、不搞市場經濟，就不能發展，從根本上說也就沒有出路。但是，在現代化和市場化的過程中，如果不保護弱勢群體，扶助老弱病殘孤，而是聽任他們被毫無保障地被拋入工業化、市場化的波濤洶涌中，那么工業化、市場化就不能成功。
　　組織起來，走集體創業、共同富裕的道路，以農業產業化和農村工業化的形式去應對城市工業化和市場化的挑戰，這就是幾億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幾代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洞庭波涌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里盡朝暉。”我們今天難道不需要這樣的想象力，難道不是更需要為這樣的“可能性”而不懈奮斗下去嗎？
　　無論多么幼稚、無論多么不成熟、無論世事艱難、多么難以平衡和容易摔跤，我們的前人，不正是這樣步履蹣跚，披荊斬棘，一步步地向我們走來的嗎？
　　“一個年青莊稼人，頭上頂著一條麻袋，身上披著一條麻袋，一只胳膊抱著麻袋包著的鋪蓋卷，出現在渭河上游的黃土高岸上了。在雨里帶雪的春寒中，他走得滿身是汗。因為道路泥滑，他得全身使勁，保持平衡，才不至于跌跤。”
　　“春雨又下起來了，晰晰漓漓地……”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我們的主人公梁生寶，正是這樣肩扛稻種在瀟瀟春雨中向我們走來的。今天，我們是舉起雙手歡呼他，還是搖唇鼓舌批判他呢？是為他的重生和復活搖旗吶喊，還是為他的“死亡”感傷懷舊、乃至興高采烈呢？是站在他們頭上指手畫腳，說什么農民素質差，人口數量多，中國農村乃至中國根本無辦法，還是匯入他們之中去，為爭取“雞毛上天”的可能性去盡一把綿薄之力呢？
　　而這就是擺在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面前的課題，這也就是我們重讀《創業史》的當下意義所在。

　　(作者系學者、作家。曾任普林斯頓大學和九州大學訪問研究員，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特任教授。)

附：尋找梁生寶

 武春生

《讀書》2004年第06期

　　去年冬天到西安，特意到長安縣的皇甫村小住了幾天。“關中自古帝王都”，八百里秦川，能傍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名蹤勝跡可謂是不勝枚舉。皇甫村和它們不搭界，吸引我到這里來的，主要是小村莊漫長的歲月里和陜西著名作家柳青糾纏在一起的那一段歷史。一九五三年，柳青舍棄西安城里繁華舒適的生活，拖家帶口到這里，在農民中一住就是十四年，和農民一起感受著時代的心跳。感謝他，給我們留下一部《創業史》。
　　《創業史》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曾風靡一時，即使是今天讀來也魅力不減。建國初，劉少奇曾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重要思想并寫進了黨的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通過的《關于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新民主主義”是我們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創立的相當成熟的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有八年抗戰三年解放戰爭期間在解放區成功的實踐，操作起來自然是得心應手。《創業史》第一部所反映的一九五三年春天的蛤蟆灘，正是把此經驗推向全國后該村一段短暫的、健康的、向上的“新民主主義”生活。互助組、合作社那時候在廣大剛剛解放的新農村是燈塔一樣的新生事物，以后的“人民公社”為不少人所詬病，但互助組、合作社似應不在此列。堅持這樣說，是因為任老四和他的婆娘，死去的任老三的寡婦和兒子歡喜，還有早先瞎了眼的王老二的兒子栓栓和栓栓媳婦素芳這些最底層的勞苦大眾是互助組的基本群眾，即使今天讓他們單獨依靠自己個人的力量富起來也是相當不容易的，讓他們單槍匹馬一人一戶地去和知本家、資本家競爭更是不公正的。遑論當時？
　　隆冬時節，站在皇甫村外幾近干涸的鎬河也即《創業史》中的湯河灘上南望，可看見小說中多次描述過的終南山山影嵯峨。關中人視為親娘的八百里秦川山河依舊，不同的是，小說外的世界變了。當年的蛤蟆灘，九十九戶農民只有富農姚士杰一家能住上青磚到頂的四合院，其余的莊稼人只能瑟縮在用泥巴壘起的稻草棚里，春天害怕大風揭去棚頂的稻草，秋天又擔心淫雨泡倒遮風避雨的土墻，一到青黃不接的春三月還要相互“活躍借貸”。如今，他們當年幻想的“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社會主義早已變為現實。在當年的蛤蟆灘如今的勝利村青年農民王乃利家里，主人一邊在我的本子上留電話號碼，一邊不無得意地指給我看屋后蓋了一半的兩層樓房——“明年你再來，就能住到新房里了。”
　　誰還能想到，他們就是《創業史》中那個為一群娃娃嗷嗷待哺而發愁的農民任老四的后代！（王乃利的父親當年也是從外鄉跑到蛤蟆灘的稻地里給人家扛長工的。）和父輩相比，如今的任老四們已經不滿足于讓娃娃們頓頓有白米飯吃了。王乃利每年得空都要到城里打工，據說，現在每年離開農村到城市淘金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有九千萬，蛤蟆灘自然難逃其外。我身后，金潮鼎沸，市場喧囂，從蛤蟆灘走出去的年輕人身在其中混得還好嗎？
　　我趕到皇甫村的時候已經是下午的三點，一路勞頓，還沒有吃中午飯，在皇甫村那個多次出現在柳青筆下的大十子街上想找一家飯店填一填肚子。先進了兩家飯館，但一進門主人的邋遢以及環境的衛生狀況就讓我望而卻步又退了出來，尋到第三家，一個六十歲上下的老漢聞聲出來招呼我，他那一身干凈的衣褂以及不俗的談吐先給我一個好感。在我點了兩個菜要了一壺酒犒勞自己期間他一直手腳不閑，小飯店被他整治得窗明幾凈，水清灶白。
　　我趁他忙完也端了碗到我鄰桌吃飯的時候和他閑聊起來，憑感覺，我對他這一生的經歷心里大概已經有了一個自信不會錯的估摸，一問，他果然是五十年代的初中生，而他家以前的成分也果然高。
　　“我們家以前是做生意的，臨解放時，買了一點地，成了地主了。像那樣游手好閑，能富起來嗎？”
　　他指的是此時窗外大十子街上一群站著無所事事的村人。這又一次印證了我以前的一個發現：改革開放后，在底層，率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中以前家庭出身不好者占據了一個很大的比例，而已經被“大鍋飯”養慣了的貧下中農似乎特別不習慣“競爭”、“雙贏”、“自己救自己”這些市場經濟生存必備的素質。
　　但，五十年前的任老四們在梁生寶的帶領下可絕不是如此游手好閑。和他談著話，《創業史》中那一幕幕蛤蟆灘貧雇農為了改變落后窮困面貌腳踏實地苦干的場面不時浮現在我眼前。有時候我想，建國初，我們黨要是真能夠按照劉少奇同志主張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走下去該有多好啊，新民主主義社會給共和國每一個公民都提供自由馳騁的天地，共和國允許姚士杰、郭世富們只顧自己率先富起來，而共產黨則把屁股堅決坐在弱者一邊，組織任老四這樣的窮人走共同富裕，來一場競賽！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誰有本事誰就顯，出水再看兩腿泥！
　　開場的鑼鼓，自然是《創業史》第一部里最重要的情節——梁生寶買稻種。從第一章主人公悄然離開蛤蟆灘起，到后來互助組在梁生寶帶領下傾巢出動結伙到終南山割竹子扎掃帚以及育秧止，《創業史》第一部幾乎所有情節都是圍繞著買稻種這件事展開的。梁生寶買稻種是個什么概念？是發展生產！莊稼人，盡管他們中有先進有落后有聰明有愚笨有誠實有奸詐有勤奮有懶惰十個指頭伸出來不一般齊，但愿意多打糧食、愿意增加收入是他們的共同點。“百日黃”在蛤蟆灘的莊稼人中間引起了多么廣泛的興趣，在一片“我要二升”“給我分上二升行嗎？”“咱一升就行”的爭奪聲中，梁生寶互助組不知不覺在莊稼人中建立起了威信起了發展生產的示范帶頭作用，不但吃不飽飯的任老四們在共和國的天空下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機會，已經“富起來”的姚士杰、郭世富們也感到了失去往日“地位”、“榮耀”的威脅：“莊稼落到蛤蟆灘的窮鬼后頭，就沒臉過河那岸去了！沒臉從下堡村大十字過！”姚士杰、郭世富，蛤蟆灘兩座四合院的當家人在稻地里商量著聯合起來去郭縣買稻種的時候，一場比賽誰能打更多糧食的競賽已經激烈地悄悄拉開了帷幕。
　　梁生寶，當他懷揣著鄉親們七拼八湊好不容易弄下的錢到郭縣去買稻種的時候，當他和歡喜走在黃堡街集上，按照區委書記幫他一同制定的生產計劃籌備著到終南山割竹子的資金的時候，他是意氣風發斗志昂揚的！互助組的組長對互助組的豐產計劃充滿信心，而且也堅信自己在這場競賽中一定能勝利。“有黨的領導，我慌啥！”郭世富，當他賣掉糧食，把厚厚的一沓子鈔票裝進懷里，志得意滿地走在黃堡街上去買“肥田粉”的時候，他也是躊躇滿志氣宇軒昂的。想到這時候正領著蛤蟆灘的一幫子貧雇農，為了互助組的豐產計劃在終南山的苦菜灘扎下營盤一身臭汗死熬苦戰割竹子的梁生寶，他覺得自己更有力量！“嘿嘿！咱兩個較量較量！看你小伙子能，還是我老漢能！日頭照你互助組的莊稼，可也照我單干戶的莊稼哩……你互助組的地里下雨？我單干戶的地里也下雨哩……共產黨偏向你，日月星辰、雨露風霜不偏向你……天照應人。”
　　從財富上講，從經營莊稼院和土地的經驗上講，梁生寶是劣勢。但他有共產黨的支持和窮人擰成一股繩的力量，梁生寶經常說的口頭禪是“有黨的領導，我慌啥！”小伙子不顯山不露水地踏踏實實做著對大伙有益的事情，得人心。
　　世界上沒有一個在精神上與人民群眾為敵的人是真正厲害的人，不管他手里掌握的是財產，是政權，還是軍隊。姚士杰，當他獨自一人在他的四合院張牙舞爪欺負栓栓媳婦趙素芳的時候，當他面對栓栓、增榮等一個個跑來向他借糧的窮人的時候，他覺得他力量大得可以咬銅嚼鐵，但是，一旦讓他面對群眾的時候他就覺得自己什么也不是了。他知道，窮人，“他們單獨一個一個地，好對付，湊在一塊很厲害”。幾十年后，有人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人類第一次出現了窮人領導富人的政治經濟‘異構’”（林炎志：《笑迎挑戰》，河南人民出版社，49頁）。不準確，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共和國也曾有過一段窮人領導富人的經歷。而且還相當成功！
　　如果說故事照此發展下去，蛤蟆灘乃至全國就必然是“公私倉廩俱豐實”，中國人民可能要提前幾十年進入各種產業競相發展的繁榮富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小康社會。即使是姚士杰們贏得了勝利比互助組打的糧食多一些，（按當時的社會風氣，談何容易！）不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口大鍋里？可惜是劉少奇同志的正確主張一九五三年夏被批判一通后即被丟棄在歷史的角落，隨之而來的是這一年冬天也即《創業史》第一部尾聲描寫的糧食統購統銷，糧食統購統銷是共和國第一次不是靠經濟規律而是靠行政手段靠群眾運動來經略經濟。柳青情不自禁地議論說，“要知道，好多歷史事件，都是逼出來的，譬如，不搞五年計劃，不一定會有糧食市場緊張；糧食商人不搗我們的亂，不一定在一九五三年實行統購統銷；不實行統購統銷，互助合作不一定會一下子結束逆水行舟的階段而快馬加鞭。歷史巨人的腳步并不亂。沒有上帝！是辯證法同志決定：舊勢力在滅亡以前囂張和瘋狂，讓它刺激我們，逼使我們很快地發動消滅舊勢力的斗爭，義無反顧！”（《創業史》，492頁）
　　但，你可以強迫人家賣出多余的糧食，你卻無法強迫更多的糧食自己從地里生長出來。人都是事后諸葛亮，一帆風順中，誰曾會想到共和國已經走到了一個危險的歷史的三岔口，不但有“右”，“左”的傾向也在一個勁兒向已經組織起來手握大權的窮人招手呢！本來，糧食的緊張毫無疑問會刺激糧食的生產，糧價上漲了，市場這只無形的手自然會調動農民生產糧食的積極性。但我們卻逆客觀規律而動并把每一步遇到的經濟問題都想靠調整人與人的關系來解決。結果是一大二公，強迫命令。把所有的勞動力都裝進一只籃子里弄得社會鴉雀無聲。結果呢？餓死人！“我們黨丟掉了搞新民主主義的想法開始批判五種經濟形式并存”也正是滑向極左的開始，自此后再也收不住腳，以致釀成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大饑荒并最終導致“十年浩劫”。撫今追昔，讓人感慨，我們這個民族本可以少走多少彎路啊！
　　三年災害讓蛤蟆灘稍微上些年紀的人至今心有余悸。“手中沒把米，叫雞都不來。”人活著，吃飯問題是第一件大事。莊稼人出身的梁生寶怎么會忘記了這根本呢？精明的灰頭發老漢郭世富只對全家二十幾口人的生活負責任，如履薄冰，小心翼翼，里外照應，把三慢、三快加三勤奉為一生信條，生怕一不小心做出什么大錯事。合作化后上下河沿百十戶莊稼人過日子的當家人梁生寶身上的擔子和他相比不知道要重多少倍呢！可惜，從一九五三年的冬天起，燈塔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梁主任就對生產關心少而對社會活動投身多了。一個人，當他把自己的一腔熱血一顆心都交給群眾和他們同生死、共艱難的時候，當把自己的命運和群眾的命運混淆在一起分都分不開的時候，群眾會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幾十年后我在想，那時候，梁生寶梁代表如果把他的威信不是用到統購統銷、反右派，而是用到發展生產以及其他許多急需的正經事上，例如計劃生育，又會如何呢？
　　黃永玉老先生曾經把知識分子這一個時期前后的遭遇稱作是作繭自縛，其實，何止是知識分子，梁生寶甚至位置比他高出許多的其他人的所作所為何嘗不是作繭自縛呢？又過了十年，小伙子自己也成了運動的對象。作為“文藝黑線”的標兵，文化大革命中梁生寶想逃過一劫豈不近于想登天。柳青也難逃厄運，陪伴他在皇甫村生活了十四年的妻子馬原在運動中忍受不了凌辱折磨跳塘自殺了，他本人也在一九六七年被趕出他深深熱愛的皇甫村。
　　受傷害的不僅是肉體，更嚴重的是精神。當轉了一圈，我們又回到一九五三年春天那樣“一個迷人的春天”（一九七九年四月，《人民日報》有詩，《迎接一個迷人的春天》，作者艾青集中表達了那一時期中國人民的思想感情），重新開始當年被打斷的歷史進程的時候，已物是人非。“人生七十古來稀”，“梁生寶”如果還活著，如今該是將近八十歲的老人了，他將如何面對如何感慨這幾十年的滄海桑田！
　　找到他的家，一個六十多歲的老漢接待了我，聽介紹是他的上門女婿。老人已不在，留下的舊跡只剩下墻上當年柳青送他的照片以及年輕時他和其他勞動模范的合影，我好不感慨！據說，他在改革開放后一度也曾想有所作為，打井，辦配種站，似乎都失敗了。當年一度叱咤風云的人物似乎已經跟不上時代的步伐。我不知道這里面深藏的含義以及歷史的必然是什么。他一九九七年前后去世的遭遇更讓我不勝唏噓——下著雨，村上沒有一個鄉親來送行，棺木是用拖拉機拉到墳地的。蛤蟆灘仍活著的當年一批共同創業者如今已只剩下高增福的原型了。
　　故人已星散，而年輕的一代卻像離離原上草一樣蓬蓬勃勃生長起來，拔也拔不凈。有一天，我在賓館里碰到一位年輕人正在津津有味地讀《松下幸之助傳》，這是當前的新流行，工人階級當然需要有千百個自己的比爾·蓋茨和松下幸之助。我一直深深思考的卻是另一個問題：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曾經深情地回顧過俄國知識分子當年苦苦向西方尋求真理，經過千辛萬苦終于找到馬克思主義的歷程，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也回顧過一百多年來中國的先進分子苦苦向西方尋求真理，經過千辛萬苦才終于找到馬克思主義的歷程。當年，這一大批年輕的知識分子——瞿秋白、何叔衡、劉少奇、周恩來——他們本來已經是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了，他們出身于大家，是公子、少爺、小姐，本可以子承父業，舒舒服服地繼續做其地主、資本家，做其人上人，但是他們不，他們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階級，舍棄一切，提著腦袋干起了革命，這是為什么？他們的選擇又告訴了今天的我們什么？今天，當各色人等都在爭先恐后不擇手段地爭著搶著想擠上“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這駕馬車的時候，救中國、救窮人還是不是我們年輕人一代又一代不悔的選擇？
　　我們可以指責《創業史》以及當年的政策中某些地方“左”，但，卻不能指責那時候把屁股坐在窮人一邊的一系列基本安排。一九五三年的春天，在因為忙公眾的事務而耽擱了收獲的自家那一畝三分荸薺地里，梁生寶曾質問他繼父，為了自己能活好而不惜拔人家的鍋，叫人家活不成，“你好意思嗎？爹！”這就是那時代的道德標準！一大批能夠自己率先富起來的共產黨員卻把自己的命運和任老四這樣的吃不飽飯的窮人的命運綁在一起。區委書記王佐民一到蛤蟆灘就鉆進窮人的草棚屋，忍受著蚊蟲的叮咬和任老四們一起制定互助組的生產計劃。他為什么不鉆到姚士杰的四合院和富農一起稱兄道弟就著豬頭肉喝酒“傍大款”呢？
　　和谷苗一塊長起來的，有莠草；和稻秧一塊長起來的，有稗子。不幸，這種情況也超出了自然界，共產黨內也不是純而又純。我很注意郭振山這個人物。總感覺，與其研究王秋赦，不如多多關注郭振山，郭振山這一類人物在我們黨內黨外多之又多，他們總的一個特點就是“現實主義”者，庸俗的現實主義，如果碰上文化大革命，綽號“轟炸機”的這個精明的莊稼人會不會是蛤蟆灘第一個造反派？而現在，蛤蟆灘那棟最好的院落里住的是不是就是他郭振山的子孫呢？黑格爾在《法哲學》里說，市場經濟社會有一種驚人的力量，把個人從他們原屬的集體或群體中拉出來。一九五三年春天郭振山所表現出的只顧自己發家的能干和精明可讓人窺視到他五十年后的脈絡。“他面面上是共產黨員，心底里是富裕中農了”，官渠岸的貧雇農積極分子高增福對他的評價一針見血。
　　長江后浪推前浪，地球少了誰都照樣轉。當年當郭振山可恥地放棄了自己的責任時另一個共產黨員梁生寶站了出來，一呼百應，領導著蛤蟆灘的窮棒子們硬是要讓雞毛飛上天。郭代表郭主任當年還不成氣候，梁生寶、王佐民、渭原縣委楊副書記如果也再嫌貧愛富，就沒有了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任老四們的活路。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共產黨之所以有力量，正在于它所依靠的不是資本不是權力而是直接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毛澤東說，“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人民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得民心者得天下！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的并迅速見成效，而家庭聯產承包制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核心。它成功的秘密是什么？依我看，不外有二：一、國家從對土地的經營中退出來，把土地交給農民一家一戶自主經營。（而實行承包制后也有一些干部計劃經濟老腦筋舊病復發，插手經營，強迫農民種這個、種那個，結果往往沒有不失敗的，也從反面證明了國家從對土地的經營中退出來的正確。）二、家庭是一個天然的經濟利益共同體，家庭成員之間利益是扭在一塊的，容易形成團隊精神。這兩條核心的秘密其實都是對過去錯誤的糾正。一九八五年后把改革的經驗引入城市，在一些企業推行承包制，但結果往往不理想，若細究，可發現缺少的恰恰是這兩樣。但是，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入后一家一戶的單獨經營遇到新的困難，暴露出一家一戶小團隊在市場經濟的海洋中仍然有自身難以克服的局限。不但在分田單干后各自獨立的農戶間客觀上存在著超家庭聯合的必要性，進城的打工族和城市工人也需要團結起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自己救自己。
　　新的合作組織或許是一條引導群眾走上共同富裕的出路。
　　這種新的合作并非過去曾經有過的形式的簡單翻版，而是工人農民在今日條件下生存并且活得好的盡心盡力的自發需要。誰最關心最需要把承包地種好？是農民！因為那幾畝地確確實實是他一家老小的飯碗；誰最關心最需要把工廠搞得紅紅火火蒸蒸日上？是工人！因為工廠是他們安身立命之地。受共產黨“一根筷子容易折，十根筷子折不斷”教育多年的工人農民何嘗不知道團結起來力量大？群雁高飛頭雁領，窮人們現在最需要的是梁生寶這樣的帶領他們致富的帶頭人——一、公道；二、能干。
　　我是懷著這么一顆紛亂復雜的心在一片朝霞中離開皇甫村的。聽說，柳青的墓就在皇甫村北的塬上，臨走前，我去向他告別。柳青墓坐北朝南正對著塬下他深愛著的皇甫村，那里，炊煙裊裊，幾天來我碰到的任老四們正搖搖晃晃地和全國人民一道奔小康。他們匆匆的腳步顯得有點凌亂、遲滯、力不從心。如何處理好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不能與之相適應的那部分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使社會的絕大多數公民在向富裕文明的新生活進軍中都能看到希望看到出路有奔頭有動力？我也像五十年前改霞離開蛤蟆灘時那樣心情難以平靜，在微微寒風中對著看不見的梁生寶，對著看得見的蛤蟆灘，默默說，祝愿你們成功！祝愿你們勝利！祝愿你們早日走上富裕路，我，走呀。
　　（《創業史》，柳青著，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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