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應再躲在學術的“高墻”后面

　　國際著名社會學家、國際社會學會前會長麥克·布洛維（Michael Burawoy）于當?shù)貢r間2025年2月4日在美國奧克蘭市遭遇一起肇事逃逸交通事故，經(jīng)搶救無效不幸逝世，享年78歲。

　　無須多言，布洛維對勞工研究的影響是不可磨滅的。從《制造同意》、《生產的政治》到《光輝過去》(The Radiant Past)，布洛維和他的學生們，足跡遍布了五大洲的工廠。在《生產的政治》中文序言中，布洛維提到他與清華大學的退休教授沈原老師是朋友，沈原老師多次邀請他到中國，卻極力避免他接觸中國的工廠。（沈爺是很不錯的學者，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誤解他）

　　與此同時，“公共社會學”的理念時常被提及。通過這一理念，布洛維試圖凸顯社會學的政治面向。當他不再年輕，身體不再支持他進入制造業(yè)工廠之后，他將“工廠政治”的鋒芒轉向了他自己的工作場所——公立大學。在研究生罷工與巴勒斯坦團結運動當中，他也一直沒有停止自己的發(fā)聲與支持。這篇文章，便是一例。

　　本文原稿曾刊發(fā)于微信公眾號“零號筆記本”。今天與本文譯者之一聯(lián)系時，還得知了另一個小故事。文章發(fā)出之后，布洛維立刻打來了電話，詢問中國朋友為何會關心巴勒斯坦問題與美國社會學的關系。這篇文章發(fā)布尚不足一年，但是我們所處的世界正在進一步滑向深淵。巴勒斯坦的停火并未讓當?shù)孛癖姅[脫殺戮的陰云，而特朗普掌控下的新一屆美國已經(jīng)在國內開始了針對巴勒斯坦團結運動的鎮(zhèn)壓。而在大洋另一端的我們，不必多說，冷暖自知。今天看來，布洛維留給我們的遺產，如今似乎已經(jīng)顯得無比沉重，要肩負起它，我們需要比過去更多的勇氣。

　　文|  麥克·布洛維

　　譯| もも, Yufeng

　　按| 丸久須

　　前言

　　對社會學感興趣的同學，想必都聽說過布洛維。作為現(xiàn)代最偉大的社會學家（之一），他前兩天發(fā)表了一個關于為什么社會學需要支持巴以沖突的永久停火的演講。這個演講擲地有聲，由淺入深，從批判社會學的本源出發(fā)，討論了社會學應該如何回應巴勒斯坦問題。

　　社會學本身在北美最近陷入了一場學科的危機。極端保守派在對美國大學的左派發(fā)起一場攻擊，比如弗羅里達將社會學移除了基礎教育必修課，Critical Race Theory在很多大學被禁止討論。所以很多社會學學者認為，為了“正當化”社會學，社會學家應該避免左傾，少參與政治表態(tài)。而布洛維這個演講，恰恰反對了這種論點。他提出：我們不應再躲在學術的“高墻”后面，現(xiàn)在是社會學家站出來捍衛(wèi)道德正義的時候。

　　一點額外的八卦：布洛維的父母也是猶太人。他們出生于俄羅斯，在二戰(zhàn)期間逃離到了英國。

　　我嘗試著將布洛維的演講稿翻譯成了中文，并且對他的觀點進行了一些簡化。

　　正文

　　巴勒斯坦問題一直在造成美國社會學協(xié)會（ASA）的內部分歧，也是我們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決議屢屢無果的原因。今天，一群名為支持巴勒斯坦的社會學家 (Sociologist for Palestine) 成功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決議，主張（a）保障批評以色列的學術自由，（b）呼吁ASA撤資參與加沙軍事活動的公司（此條被ASA理事會刪除），和（c）支持對加沙的停火。本文將分五個部分探討這一決議的歷史重要性。

　　第一，ASA一直都有對于美國和國際政治事件決議的傳統(tǒng)。據(jù)我所知，第一個決議在1967年，是關于反越戰(zhàn)。這個決議被理事會拒絕，隨后也被會員拒絕。2003年，反對伊拉克戰(zhàn)爭的決議被提出，最初被理事拒絕，但后來獲得三分之二多數(shù)會員的支持而通過。ASA在1986年支持從南非撤資，2022年公開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表明ASA長期對政治問題進行投票，而理事會和會員之間經(jīng)常存在觀點沖突。

　　這引出了我的第二點。ASA明確支持它所稱的“公眾參與”的理念。比如，ASA準備給最高法院發(fā)友情狀，反對弗羅里達州威脅學術自由的立法。ASA總是為平權而發(fā)聲，支持社區(qū)建設。簡而言之，作為一個組織，ASA承諾過，不僅捍衛(wèi)社會學，還要有廣泛的政治參與。這說明，社會學家本身也是社會中的一員，我們不可能躲在所謂冷靜客觀的學術的高墻里。在當今美國，政客可以解雇大學領導，取消社會學的基礎教育地位，禁止社會學書籍，廢除多樣性招生政策，單靠“科學”來自我標榜只是無力的抵抗。

　　我們不應再躲在學術的“高墻”后面。我們正在目睹大學自治和公民社會的危機。現(xiàn)在是社會學家站出來捍衛(wèi)道德正義的時候。社會學是一個基于道德原則的學科—— 馬克思(Marx)想要推動的平等和自由；涂爾干(Durkheim)想要推動的團結和平等；韋伯(Weber)想要推動自由民主和個人自治；杜波依斯(Du Bois)想要推動的種族正義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想要推動女權和生育正義。

　　正是如此，我們才會被社會學深深的吸引。正是對正義深深的承諾，社會學的研究才不斷前進。正是這般正義感，我們追尋的真相才有了重量，我們對正義的承諾才有了深度。道德和正義不僅不是科學的敵人，而是讓我們對身處的世界進行科學審視的武器。而只有學術自由，我們才能做到這一點。韋伯說過，正因為科學與政治在邏輯上緊密相連，他們才需要在體系上被分離。

　　基于社會正義的批判社會學源起于1960年代。始于反越戰(zhàn)的思潮，美國社會學開始思考：社會學是否可以真的去政治化。貝克在(Howard Becekr)在1966年的著名演講中問“我們站在誰的一邊？” 他的答案是：無論為了政治還是為了實踐，社會學家必然持有政治立場，大多數(shù)時候，我們站在弱者一邊。即使研究強者，我們也是從弱者的視角出發(fā)，探究弱者如何抵抗壓迫。比如，我們研究巴勒斯坦人如何回應一個世紀的暴力、剝奪、驅逐和捂嘴？

　　古爾德納（Alvin Gouldner）挑戰(zhàn)了貝克的觀點。他說，我們往往不知道誰是弱者，弱者創(chuàng)造自己的弱者，就像強者也有著自己的內部等級制度。他說貝克太專注于指責那些近在咫尺的強者，而錯過了真正的罪魁禍首 —— 雇傭這這些人來監(jiān)視窮人的國家。而且，國家還經(jīng)常以資金和工作的形式，來誘導社會學家來控制弱者。所以，現(xiàn)在很多社會學家選擇的立場，是“夾帶私貨”的。比如說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很多社會學家已經(jīng)成為了以色列國的共犯（因為以色列給他們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基金和工作崗位）。而因為美國持續(xù)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讓加沙戰(zhàn)爭無休無止的進行，并且讓加沙人民饑餓的同謀，我們也都成為了這場戰(zhàn)爭的共犯。為此發(fā)聲，是解除我們共犯身份的第一步。

　　古爾德納和貝克的假設是一樣的：社會學家必須用專業(yè)知識來決定立場，但他們倆關于如何執(zhí)行有著不同的見解。古爾德納把弱者看作對于強權的抵抗者，而不是適應者。這種對強權的抵抗成為了弱者的一種“歷史能動性”。當然，有時候弱者的掙扎，可能和強權的壓迫，一樣殘酷。因此，我們不應該太糾結于支持哪一方，而應該思考我們支持哪種道德原則。對于古爾德納來說，我們的原則就是盡量減少不必要的痛苦。

　　可這也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我們可以比較以色列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嗎？1200名猶太人被殺害了，200多人被劫持了。這種痛苦，和35000名巴勒斯坦人被無差別屠殺，在加沙的監(jiān)禁，和從1917年（或1948年）開始的剝削相比，是更多還是更少呢？猶太人對大屠殺的回憶和對第二次大屠殺的恐懼，能夠正當化他們對另一個種族的滅絕嗎？如果我們譴責納粹的大屠殺，我們又怎能不譴責以色列過去75年對巴勒斯坦的殖民行為？還是說，大屠殺的痛苦程度已經(jīng)超過了任何其他的苦難？

　　我的第四點是，社會學是一門基于道德的科學，這也是ASA理事會用來反對決議的理由。理事會用一個抽象的“學術自由”概念來反對這個決議，這種行為不僅是空洞且無情的，也背離了社會學的根本。巴勒斯坦的學生和教師的學術自由早已被侵犯，現(xiàn)在以色列更是在破壞巴勒斯坦的大學，殺害其教師，這不是對學術自由的進一步侵犯嗎？如果社會學是研究不平等的學問，理事會怎能對巴勒斯坦的學術自由之被蝕無動于衷？而且，以色列自身的學術自由也在不斷侵蝕，因為以色列的大學正在被他們的國家武裝化。

　　最后，關于停火問題。

　　W.E.B. 杜波依斯說過，自由的代價遠小于鎮(zhèn)壓的成本。激進廢奴主義者約翰·布朗在1859年被處決，但他的死卻成為了南北戰(zhàn)爭兩年后的催化劑。今天的巴以沖突，會不會和約翰·布朗將有一樣的歷史重要性呢？

　　比較歷史社會學證明，只有停火，戰(zhàn)斗的雙方才可能實現(xiàn)和解。例如，1980年代的南非曾在極端暴力的邊緣，但最后通過談判避免了流血事件。作為社會學家，我們必須思考：這是怎么發(fā)生的？當時南非的大型罷工造成了很大的經(jīng)濟影響，蘇聯(lián)也沒有為南非提供武裝支持。最關鍵的是，美國國會在1986年通過了反種族隔離法案（雖然里根用了總統(tǒng)否決權）。

　　最開始，美國覺得南非的反隔離運動是一個恐怖組織。但后來，又覺得這是一個解放運動。但這種轉變既不是憑空出現(xiàn)的，也不是因為國會的頓悟，而是民間社會動員的產物，最重要的是大學校園的動員。而在當年，社會學家沖在校園運動的第一線。環(huán)顧今天的校園，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相似之處。而結果是否會相同，歷史還沒有做出決定。

　　讓我們不要忘記，美國在1967年和1973年的戰(zhàn)爭中曾經(jīng)告訴以色列提前結束戰(zhàn)爭。但是今天的美國卻和其他西方大國一起，遲遲不對以色列實施制裁。美國已經(jīng)成為了一個對自己的利益視而不見、被自己的傲慢而困住的國家。今天的美國寧愿放棄一切，也要在中東以及遠東地區(qū)展示自己的優(yōu)越感。皮埃爾·布迪厄會說：統(tǒng)治者也被他們的統(tǒng)治所統(tǒng)治。

　　社會學告訴我們，我們必須停火。不僅為了保護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也是為了拯救以色列，還是為了世界的猶太人。因為這些借用了猶太人的名義而犯下的暴力，讓反猶主義在全世界冉冉升起。南非很清楚，想要停止狂妄自大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互相廝殺，外部干涉是唯一方法。所以南非才會在國際法院控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以色列非常清楚這些外部壓力的能力，所以它尋求通過更多的暴力來去鎮(zhèn)壓，來提高自由的代價，從而威懾所有的反對者。

　　比起國際法院上對以色列種族滅絕的指控，ASA決議可能看起來微不足道。有些人會憤世嫉俗地說“誰在乎社會學家怎么想，怎么做？”。我要告訴他們，社會學家在乎；我們在乎我們站在誰的一邊；我們在乎盡量減少人類不必要的痛苦。歷史已經(jīng)告訴我們，如果社會學關心世界，世界也會關心社會學。畢竟，社會學的黃金年代，也是我們批判性參與的年代。這個年代是否即將回歸？有的社會學家可能只想管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但我們不能夠只顧自省。呼吁加沙停火的呼聲正在日益高漲，我們怎能不加入他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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