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到了《集體生產難以調動積極性，單干又缺少凝聚力，農民在想什么？》（今日頭條：寫君字）一文。
作者在文章中說：“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共同富裕，集體生產模式保證了前者，卻無法滿足后者？農業生產責任制并沒有改變集體土地的性質，只不過改變了生產方式，由集體生產變為單打獨斗。無論如何，單干都不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早已經被幾千年歷史所證明。”
單干不能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這的確已經被歷史所證明。要不，大清帝國也不會被一個小小英國打開國門，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亞病夫”，形成百年屈辱史。
但是，單干為什么不能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呢？
一是因為單干生產模式所形成的只是一種落后的生產力，與資本主義的分工與協作為基礎的現代化的生產力已經落后了幾百年。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開始并不就是機器大生產。馬克思在談到協作時說：“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實際上是在同一個資本同時雇傭較多的工人，因而勞動過程擴大了自己的規模并提供了較大的產品的時候才開始的。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指揮下工作，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就生產方式本身來說，例如初期的工場手工業，除了同一資本雇傭的工人較多而外，和行業手工業幾乎沒有什么區別”（《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一章》，第358頁，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75版本）。“如果我們進行更仔細的考察，那末首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終生從事同一種簡單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個身體變成這種操作的自動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費在這一操作上的時間，比循序地進行整個系列的操作的手工業者要少。但是構成工場手工業的機構的結合總體工人，完全是由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組成的，因此，與獨立的手工業比較，在較短的時間內能生產較多的東西，或者說，勞動生產力提高了”（同上書第376頁）。在這里，馬克思進一步說明了“協作是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馬克思歸納了專業化基礎上的合作勞動的主要優點：從活勞動來看，協作使個人勞動取得社會平均勞動的性質；從死勞動看，協作可以節省生產資料。除此以外，1，協作不僅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創造了一種集體力，這種集體力，大大超過了許多單個個人勞動能力的總和，它使單個人無法完成或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未完成的工作得以迅速完成；2，協作使許多人勞動，由于競爭心和精神振奮，提高了每個人的工作效率；3，協作使許多人的同種作業具有連續性和多面性，適應了生產過程整體性的需要，縮短了生產時間；4，協作可以集中力量在短時間內完成緊迫的任務；5，協作可以在很大空間內同時進行勞動，可以適應大型工程的需要并節約生產費用等等。協作基礎上形成的集體形式的生產力，或者說現代生產力，打破了個人局限，是一種新型的生產力，用馬克思的話說，“和同樣數量的單干的個人工作日總和比較起來，結合工作日可以生產更多的使用價值，因而可以減少生產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同上書，第十一章）。當勞動者采用集體勞動方式，結合成為一個整體工人的情況下，會產生比個體工人循序完成各個工序的生產方式勞動生產力。這就是集體生產優于單干生產的地方。
社會主義如果不能采用集體生產方式，就不能與資本主義站在同一生產力基礎之上，這在起始點上就已經輸了一籌，當然是談不上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
在土地和生產資料實現公有制的條件下，采用集體生產方式和單干生產生產方式的第一個區別是節約了生產資料。在以前的文章中，我舉過一個使用脫粒機的例子：譬如一個生產隊，三十戶左右的人家，一百多口人，200多畝耕地，本來生產隊用一大一小兩臺脫粒機（四工位和兩工位的各一臺）就可以解決隊里的脫粒問題。但是，在分戶單干之后，雖然每戶的責任田多的只有五、六畝地，少的是二、三畝地，那30戶人家每戶都要買一臺脫粒機和一只馬達，需要額外多出七、八百元的費用。也就是說，從生產隊到分戶單干的轉變，立馬使農民的每個家庭增加了七、八百元的生產費用。在那個糧價不到兩毛錢的背景下，農民靠幾畝責任田要增產多少斤糧食才能抵銷這一筆開支？
我們再來看進行脫粒作業在集體生產環境下和在單干環境下的效率區別。集體生產時七、八社員相互配合、流水作業，兩個人或四個人上機操作、前面有清理亂草的人，后面有添加稻棵的人，旁邊有專門堆放稻草的人，一般當天收上場麥子或稻子，當天開夜工完成脫粒。第二天曬場。而分到戶之后進行脫粒作業，常常是一個人要完成脫粒的多道工序，去上稻棵時，就不能上機脫粒，清理機前亂草時，只能讓脫粒機空轉，而且即使是兩工位的脫粒機，也常常只能是一個人上機作業，無論是機械利用效率、電能的利用效率還有整個作業效率，都是不能與生產隊時作業組的流水作業相比的。
在許多人看來，糧食多打了，就表明發展了生產力。這種看法顯然是錯誤的。當我們說到發展生產力時，是指同樣的勞動所形成的生產力的增長，或者說是同樣的費用投入得到了更多的產出。從生產隊到分戶單干，即使糧食產量增加了，也未必就說明發展了生產力。如果投入的成本費用大幅增加而形成了增產，而投入產出能力卻比過去降低了，那不叫發展生產力，而是浪費生產力。例如上述所舉的例子，從生產隊到分田單干，僅僅生產方式的變化導致的增加配備脫粒機械的這一項開支，就需要7、8百元的費用。如果按照0.20元一斤糧食的價格計算，那就要增產4000斤糧食的收入才能抵銷800元的費用。一家三、四畝的責任田，增加4000斤的產量，按照每年增加500斤產量計算，也得要8年時間吧？
二是單干不能發揮公有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妨礙了提高老百姓生存和發展能力的公共產品的供給。
說到人民公社，大家都說窮。特別是吃不好、吃不飽、穿不好等等。但是，為什么在人民公社那種以人力和畜力為基礎的生產力水平上，兩個勞動力可以養活一個七、八家之口，可以負擔三、五個孩子到成家立業？
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孩子讀書不用操心，生了病也不用擔心看不起，即使家里勞動力不夠，但隊里的口糧總會有分。這是有一個公共產品的基礎供給。從人民公社開始到結束，從農村沒有電到通電，從沒有學校到普及中小學教育，從缺醫少藥到醫療衛生系統的全面普及，從靠天吃飯，到排灌系統的建立等等，事實上人民公社的存在和發展，為我國農民在生產和生活條件方面的改善是根本性的。沒有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農村的通電、農業生產的水利化，農村教育和醫療衛生系統的建立等等，這一系列的使農村和農業生產的根本性變化是不可想象的。
從生產隊到單干的“生產方式的改變，從某種意義上說確實提高了農民種地的積極性。就算是半年辛苦半年閑，吃穿用住是不成問題的。”但這里有一個必要前提，那就是因為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發展已經為我國農業生產從根本上改善了條件：這種生產條件的改善不只是表現在農田基本建設和農業水利工程的大量開始，更重要的是教育體系的建立和普及使我國農業人口文化素質的根本轉變。這才是真正的生產力發展的關鍵要素。如果不通電，你還是用腳踏的脫粒機脫粒，如果田地沒有平整和格式化，仍然七高八低的，如果沒有有效的灌排系統，一場暴雨就到處是水塘，如果沒有成長起來的有文化的農業勞動力，你最有積極性，也增加不了糧食的產出？
人民公社對農民來說，它使農民得到的不只是生產隊分配得到的糧食和現金，同時也包括了醫療、衛生、供銷、金融、農技、農村等公共服務方面的供給。按勞分配的分配，除了補償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消耗之外，另外的兩個部分，一個是滿足勞動者的個體消費方面的收入，另一個就是滿足公共需要項目的扣除。這公共需要項目的應用，既有滿足擴大再生產需要的方面，又有滿足公共消費和服務需要的方面。而這一方面的發展構成了農民生活提高和生產發展的重要基礎和環境。
我們看一看在生活環境方面，生產隊時，一家有個三、四、五個孩子在學校讀書，這是很普遍的現象。但社員并不因為孩子多就有壓力，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上學的費用極低，我們這里，即使是讀高中，一個學期書雜費加起來5元錢，家庭有困難的還可以減免一些。相反，在單干之后，教育市場化了，孩子上學，靠種田的農民收入有限，就供養不起了；別說三、四個孩子，即使是一個孩子，他們供起來也非常吃力。教育是這樣，醫療同樣如此。
我們再來看生產環境的變化。在單干之后，農民用大半年時間養的豬，賣給殺豬賣肉的得到的收入，還不如賣肉的一兩天賺的錢多。因為你是單干，你沒有議價能力，所以養豬人的辛苦錢，大部分進了賣豬肉的人的口袋里了。再譬如農民種的豆類去榨油，種的山芋去做粉，那加工費貴到你不敢相信。集體組織的解散，不僅導致了土地的碎片化，而且使農民成為了一盤散沙，從而也成為了市場中的韭菜，只有被人割的份。
人民公社解散之后，教育、醫療等等一步一步走向市場化，原來本來是為老百姓提供服務的公共部門變成了搜刮老百姓錢財的盈利機構。譬如過去公社的醫院，在公社解散后自負盈虧，開始千方百計撈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把醫療費用與醫生的收入掛鉤。原來感冒了，配個幾塊錢的中成藥就可以了，但現在醫生為了增加個人收入，就幫你開個幾十元錢的藥；后來則增加到百元以上，再后來，讓你打吊針，讓你化個幾百元甚至上千元。
三是單干妨礙了公有制所具有的生產資料整體性優勢的發揮和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從而限制了農民收入的增長。
從1983年算起，分田單干至今已經有四十年了，那這分田四十年的農民生產率有什么提高嗎？從蘇南地區看，因為每家幾畝責任田的政策幾十年不變，因而農民的勞動生產力幾乎沒有什么提高。你一直就種那幾畝地，哪來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呢？而沒有勞動生產力的提高，那農民的收入又如何提高？
田還是那幾畝責任田，而糧食的價格上升有限，相反，化肥、農藥、機耕費用等各種成本費用卻不受限制地上漲，這就導致了種田的人，度個溫飽尚可，但要想解決看病、養老、培養孩子等問題就困難了。這也是年輕人拋妻離子，外出打工的原因所在。
在1974年，還在我讀初中時，學校曾經組織我們到江蘇連湖農場去參觀。那時農場上已經實行了機械化作業。那正好是一個麥收時節，我們進入農場時，恰好是大型聯合收割機在收麥子，那機器收割寬度正好與垅寬相同，一次即收割一垅，脫粒好的麥子由收割機上的輸出管輸出，旁邊則是垅上開行的卡車邊開邊接裝輸出的麥子，然后直接運到曬谷場上。百畝的大田塊，2小時左右即收完。與農場員工交流，得知他們職工平均每年種植的田畝數達到百畝以上。那時候，我們生產隊剛有手扶拖拉機。我們隊里200畝左右的田，30個左右的勞動力，平均每年種植的田畝數為6、7畝地。如果人民公社不解散，從1974年開始，再用20年左右的時間，公社普遍實行機械化，人均種植田畝達到百畝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就像通電、辦學校和普及醫療系統一樣，在公社體制條件下，在我國已經實現工業化的條件下，為農業生產裝備大型機械完成全面的機械化是完全可能的。
而農業生產的全面機械化的實現，必然會引起以下幾個轉變：
第一是，農業生產全面機械化需要土地需要大面積的平整，需要形成百畝田塊，就需要歸并自然村落，建立新的生活小區；
第二是，機械化的實行導致從事種植工作的社員大幅減少，更多的社員將會轉移到副業和工業的生產上來，因此，機械化的發展必然促進農村工副業的發展；
第三是，實行農業機械化及工副業的大發展，必然使社員的收入水平有很大的提高；
第四是，農村工副業的大發展，同時也會促使公社為社員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從而會促使農村家庭生活的社會化發展；
第五是，自然村東的歸并，必然會形成以公社所在地為中心的城鎮化趨勢。
事實上，周家莊、南街村等那些保持集體經濟的農村，確實也實現了人民公社沒有實現的全面機械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幾個發展階段，真正實現了共同富裕。
社會主義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而公有制的實現形成了生產資料整體性的特點。這種特點決定了社會主義可以在較大范圍內進行生產資料的按需分配和按效益流動。這一方面形成了社會主義經濟在宏觀上的優勢，從而能夠通過這種按需分配避免供需失衡，杜絕經濟危機的發生；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實現，客觀上消滅了人格化的資產者，從而使勞動者成為唯一的生產主體，公有制的實現消除了人們在資產所有方面的差別，從而使產權在公有制生產過程中失去了意義，從而為體現勞動所有權鋪平了道路。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勞動者在經濟上當家做主和按勞分配提供了必要條件，只要建立相應的勞權制度，公有制企業存在和發展與公有資產保值和增殖就會處于互相依賴、相互促進的良好發展狀態。在宏觀上供需平衡、勞資協調發展，沒有生產過剩的危機，在微觀上因為勞權制度與公有制相匹配而能形成以勞動收入波動為特征的按勞分配經營機制，勞權企業比資本主義企業具有更強大的動力和適應市場的活力。這就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優越性。
在《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提出了科學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本概念：“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資本論》第一卷第832頁）。在這里，對社會主義社會所有制，馬克思講得很清楚，那就是土地和生產資料必須是公共所有；其次是必須是在協作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在分工基礎上的集體生產方式；第三是要體現勞動者的勞動所有權（即重建個人所有制，就是通過按勞分配體現勞動投入的個體所有的特點）。這三個要求是缺一不可的。社會主義既然是比資本主義更先進的社會生產方式，那它一定是建立在分工與協作相結合的、而且是體現每個員工勞動所有的基礎之上的。因此，作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形態，除了個別適用于個體作業（例如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某些銷售店、服務行業等）外，基本都應該是集體經濟，都應該是社會化的生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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