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馬克思主義的回家、回歷史、回中國，是時代之潮。有學者正確地看到：如今大學畢業演變為現實的失業后備軍，出現自發研讀《資本論》，研讀《毛選》熱，青年一代正在從“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演變。大道至簡，《資本論》時代性地王者歸來，這是經濟學“文化自信”的表現與使命性所在！應針對“第二個結合”，激發歷史文化版《資本論》的新時代學習熱情。然則，《資本論》必須作為“批判的知識理論”看待。對《資本論》冷淡或者反感的具有不同種類，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和宣傳上的某些知識誤導作用對此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當前學術界的研究存在一種傾向性：將《資本論》從對象上理解為“體系的辯證法”，熱衷于由文本主義的視角來詮釋它的運動和構造，以此尋求解釋學語境中的理解，創生“工作話語權”；這在某種程度上勢必將《資本論》的研究“去特質化”，直至將之理解為單純的一種構造——知識體系或邏輯學的認識論。解決辦法是走出“文本詮釋學”的路徑。在文法上，國人自五四運動以降方始學做西人之章節體文章。這是“形式規范內容”的形式邏輯，工具性強。設若以“革命的形式邏輯”針對“反動的形式邏輯”，發動理解革命，仍舊需要“內容規范形式”的歷史辯證法（條目體的經典著作邏輯）出場。故此《資本論》四卷皆可識別為“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其不獨為純文義上的邏輯組裝。條目體與章節體的工作本位之爭深化了對象和知識的分隔問題，通過引入“一致性”的規定，又在于提醒人們不要忘記內容到形式的工作路徑。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敘述的主觀解釋功能。為了徹底杜絕“西化讀法”，我們應適時推出中華經典和《資本論》的學術對話系列工作路徑。
一、引論：文本詮釋學若干問題辨析
當前學術界的研究存在一種傾向性：將《資本論》從對象上理解為體系的辯證法，熱衷于由文本主義的視角來詮釋它的運動和構造，以此尋求解釋學語境中的理解，創生“工作話語權”。這在某種程度上勢必將《資本論》的研究“去特質化”，直至將之理解為單純的一種構造——知識體系或邏輯學的認識論，以致嚴重漠視歷史維度的《資本論》理論發展以及它的方法論向度的涵義，不利于挖掘《資本論》的“史書”價值以及方法邏輯的民族形式和內涵，由此亦可能抹平由“創造性詮釋”引致的從方法關聯方面所帶來的有益影響，甚至造成不同文本之間根本無法良好的溝通。結局是，這種文本“閉塞癥”必然導致詮釋者不能以民族的語言和時代的心聲“說出”原作者乃至歷史上的詮釋學家所未能說出的話，背離了詮釋工作的本義。
然則，《資本論》被作為“文本的體系”構筑的工作來看待。推而廣之，《資本論》的應用也是“基于文本的應用”，使得文本詮釋學以“馬克思學”研究名義大行其道。從1843年到1867年，“文本詮釋”以無以阻擋的動力一路推展開來：起點是所謂的哲學批判和政治批判，終點是馬克思對“《資本論》結構”的終極性探索，連接兩個端點的是“模塊化的馬克思”——所謂的馬克思不間斷而持久的有關于“經濟學體系”的階段性探索努力。這一行程中，給人的印象是馬克思越來越知識化了：作為越來越具有成熟意義“經濟學家”，在于寫出了經濟學的“知識文本”。這樣，根據這種類型的解讀，《資本論》必然是“文本的結構”和“知識的結構”。而現在留給詮釋者的任務，只是以科學合理的方式來說明上述兩種結構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且在這個過程中，又需要動用“預設性的知識構圖”。
但副標題暗示了馬克思的寫作路徑：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學科規范”，闡明“支配著一定社會有機體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死亡以及為另一更高的有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然而知識態的《資本論》也確實為人們所青睞，因為它在結構上具有“似先驗”的形態。例如，根據這種觀點可認為馬克思的結構大體有三個層面的涵義：對象的結構、思維的結構以及著述的篇章順序的結構;前者屬于馬克思之于對象結構的“新理解”，中者是在思維中把握資產階級經濟社會的“客體存在”，后者則屬于單純的“分篇”的形式結構。這樣講，分明是將馬克思列入“結構世界”視野內予以考察了。①可仔細想來，如此得來的知識規定和波普爾依據“客觀知識論”的知識生產機理又何其相似!
《資本論》歸根結底提供的不是思維，不是思維驅使下的詮釋性文本，而是對于“客觀批判”行動的能動性描述。與之相反，波普爾則是要從理論思維上說明：“理解活動本質上就等于解決問題的全部活動。”②他虛構了一個工作機制：“三個世界形成這樣的關系：前兩個世界能相互作用，后兩個世界能相互作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不能相互作用。”換言之，“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之間以第二世界為中介。”③波普爾虛擬“獨立形態的世界3”，目的是直接建立歷史和概念之間的關系。波普爾的理論企圖“把認識論看成是關于科學知識的理論。”④在這當中，重要的是認識到：上述三套結構和三個世界的帶有定義性質的“劃分”，不外乎是設定了知識生產的目的理性。于是在結構世界中，思維主宰和掌握著一切。而這樣一來，致力于統一解釋學的人的認識傾向是：“馬克思是非凡的天才的理論家”，因而馬克思不斷推動自己的“思維方式的革命”，就顯得尤為重要與迫切。例如，“他從康德、費希特那里吸收了高揚人的主體性、能動性的理想主義精神;從康德(可以上溯到休謨)那里吸收了批判懷疑精神和實證主義地對待一切知識的精神。他全面系統地吸收了黑格爾《邏輯學》中的辯證思維方法;把《精神現象學》當作抽象人本主義，批判地吸收了其中的‘精神’在知識形成中的決定作用。”⑤諸如此類的說法不外乎是提醒我們：背后的問題所系實在是“知識論的幽靈”的規定。于是，我們的詮釋者儼然看到了“結構世界”與“客觀知識世界”的巧妙性對接。言下之意，馬克思的辯證法只要和波普爾式的知識生產結合，也即能夠把“第二世界”牢牢掌控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手中，如此等等。
可馬克思的研究終在于尋求“本質”，本質的規定卻不在文本中。“由于理論割裂了同現實的聯系，文本成為創作的起點和落點”，于是，“‘回溯’者們往往撇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剪斷文本同歷史條件的聯系，以便對文本及其思想進行各取所需的哲學‘剪裁’和‘拼貼’”，最終，“通過把現實問題轉換為文本和思想研究，馬克思主義被知識化”，在這一路徑和意義域中，即“在效果上，‘回溯’路線同‘馬克思學’所謂‘去意識形態化’路線實質上殊途同歸，也算是廣義上的‘馬克思學’。”⑥導致存在諸多懸而未決的問題，例如：“第一，通過運用所謂的辯證方法，標的物是否就會如同認識反映論所主張的那樣看起來像是被反映在一個鏡子中，或者相反，是否像馬克思所暗示的那樣是一個先天的建構?第二，馬克思是否基于認識反映論的任何版本之上，并因此基于馬克思主義的認知武庫中的一個關鍵的物件之上?”⑦但是，通過詮釋學-反映論-再現論，知識和文本仍然被一個巨大的工作循環鏈條統一起來。也就促成了上述“對象-思維-文本”的知識生產結構。這樣，為避免機械的認識反映論，“再現馬克思的獨特思維方法，是問題的核心所在。”⑧
這里，思維無論作為“科學抽象思維”抑或“科學實證思維”，都要作為一種能動的“認識反映法則”予以人格化。并且，對象和它的認識形式之間被完全隔開，聯系它們或者說使它們之間發生作用的是映射法則。波普爾正是以證偽主義的思維理性來把握這個認識映射法則的，例如，他強調：“幾乎所有的主觀知識(世界2的知識)都依賴于世界3，就是說(至少實際上)依賴于用語言表述的理論。”⑨所不同的是馬克思主義體系是作為“對象理性”予以把握的。問題是，盡管對象的理性可能完全不同于波普爾的證偽思維理性，但是，究竟如何處置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相互關系的規定性呢?“我們更需要或者說關注的重點，應該是作為研究方法的辯證法。這在《資本論》中首先直接地、直觀地體現為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由于它的科學性就在于它以類似于科學實驗的實證研究為基礎，我們這里把它稱為‘科學實證主義方法’。當然，從廣義上講，這仍然可以當作一種敘述方法。因為科學認識進程的理論總結總是需要用文字來敘述的。”⑩
上述看法，混同了“研究”和“敘述”。如果說研究是如何準備“材料”的過程和方法，是認識論的“前身”，那么當我們說“研究過程并不直接生產知識或理論”時，它的真實意義是指研究和解決認識論的發生學問題;從而可以說，相比之下，敘述專注于解決知識論的“發生學邏輯”。所以，敘述形式可以說是建基于一定的認識論之上的知識生產形態或理論建構。然則，研究和敘述的原則性區別是：方法邏輯的內容和方法邏輯的形式。以馬克思的工作為例，實踐的辯證法要求《資本論》從批判出發，形成“政治經濟學批判-發生學工作邏輯-勞動二重性”的完整工作鏈條：前兩個環節對應“研究”，后兩個環節對應 “敘述”;同時，這些環節又統一于“認識生產”(以生產“歷史支架”為標志)與“知識生產”(以生產“認識支架”為標志)的兩者對接中。從材料組裝看，這個形式化的工作步驟又可總結為：形式(內容的發展形式)→內容→形式(事物的表現形式)。說到底，敘述方法乃是研究方法的形式，即辯證講述方式和工作形式。
據此，《資本論》四卷都可認識為“內容”與“形式”的統一，而不獨為純文義上的邏輯組裝。從而歸根結底，文字層面的方法就是一種敘述。那種試圖通過馬克思的“文字”總結出“馬克思的獨特思維”的做法，委實繞開了“研究規定”。或者說，其滿足于“格式塔”式的文義變革：既超越了結構主義，又再次陷入文本考據和理解上的“神秘”，所神秘化者恰恰是馬克思的研究規定。即文本詮釋者通常將馬克思的文本區分成兩個部分：一個部分為其能夠認知的所謂“成熟的意義項”，其實是為詮釋者心目中已經設定好了的“思維結構”所接納的有意義的“文本”;對其來說，另一個部分則是相對有些模糊或者存有歧義的所謂“不成熟的意義項”，其實是屬于那些為詮釋者認定的所謂的理想思維形式所拋棄的“無價值的文本”。由于馬克思“天才般地”完成了這項思維，這種理論只能以馬克思的個人特質來命名。隨著馬克思的去逝，后來者所能做的工作似乎就應該是通過“詮釋馬克思”，來達到“還原馬克思”、系統地“再現馬克思”的目的，并且“再現”本身即是應用。
以“敘述文本”為思考終點和以“詮釋在場文義”為終極目標取向的馬克思經濟學研究，所把握的是馬克思的作為思維表現的“體系結構”的形態變化。⑾換言之，就是求《資本論》“章節體”結構的形成歷程。從哲學形態上看，章節體不獨為近代以來西方教科書體裁基礎上形成的一種著作的結構設置形式，它的章節目的形式設置(例如“抽象”和“具體”的結合)其實暗含了“三段論推理”的要求，即一般性原則(大前提)→附屬于一般性原則的特殊化陳述(小前提)→由此引申出的特殊化陳述符合一般性原則的結論的思維設計。⑿因此，如果文本詮釋不以歷史為出發點和歸宿，相反以思維為優先，那么從思維出發，必定陷入“具體”和“抽象”辯證法之煩瑣邏輯。猶如這樣一種爭論：“我們認為，依據馬克思主義的辯證邏輯和認識論，研究方法不能作狹義的理解，而只能作廣義的理解，即指由具體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體的全過程。敘述方法從總體上看，不是敘述這個全過程，而是敘述從抽象上升到具體這一研究過程的后一階段。所以兩種方法在實質上是一致的，區別僅僅在形式上。其實質的一致性表現在：兩種方法都包含從抽象到具體的內容，換句話說，從抽象到具體是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統一;其形式的區別在于：研究方法的起點是感性具體，研究從充分占有材料開始。敘述方法的起點是思維的抽象，敘述從簡單的范疇開始。”⒀
這個爭論深化了對象和知識的分隔問題，通過引入“一致性”的規定，提醒人們不要忘記內容到形式的路徑。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敘述的主觀解釋功能，例如，它把研究視為對敘述邏輯的“客觀規范”和“必要的填補”。但是，形態結構的敘述性研究終歸在于根本忽略或漠視了研究材料的實體性質。比如將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討論工資問題的一個預前的交代，說成是馬克思“從來沒有放棄‘六冊結構’”的一個根據，因為，“這里‘專門研究雇傭勞動的學說’，就是‘六冊結構’中第三冊‘雇傭勞動’的主題。”⒁這個指認當然是從敘述意義的結構體系的完成性上說的。然而，馬克思的本意并不是指示那層意義，他僅僅是說：“工資本身又采取各種各樣的形式，這種情況從那些過分注重材料而忽視一切形式區別的經濟學教程中是了解不到的。但是，闡述所有這些形式是屬于專門研究雇傭勞動的學說的范圍，因而不是本書的任務。不過，這里要簡單地說明一下兩種占統治地位的基本形式。”⒂
就是說，資本主義會計學首先是一門實踐學科，關于工資的各種特殊形式的研究來自這門學科，但在理論科學的形態上，它必然服從于“論資本”，——馬克思認為，這是“忽視一切形式區別的經濟學教程”所不能認識到的。其次，關于工資的特殊形式的研究和歷史材料的結合之所以在資本主義再生產體系顯得更加重要了，在于它打破了“純客觀解釋”和“純主觀解釋”的對峙和兩分，將“精確科學”的決定論說明與“歷史發生”的批判性詮釋現實地、具體地予以內在統一;這恐怕才是原定計劃的《雇傭勞動》要重點研究的內容。總體看，這些內容即使對“社會主義經濟學”而言，也無疑具有積極的建設性作用。它有待于時代性地寫出，但并不沖擊“論資本”的理論主題。然則，馬克思的闡述以異常清楚的語調闡明了“歷史之經濟學”的研究主旨和任務。歸根結底，它努力迫使我們擺脫“波普爾的尷尬”：以科學知識理論反向求索歷史認識論。在此種工作邏輯尷尬局面中，由于預設了“知識世界”的理性終點，全部的航程業已被鎖定，——因為如果沿著這個路徑，無論波普爾主義者，還是馬克思主義者，都注定要把文本看作是“死的定義”，或者以形式邏輯來要求文義，就導致難以解決“材料”和“文字”之間的二律背反的矛盾。跳出這個“死圈”的出路仍然是回到馬克思自己設定的路線：從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工作分野的界說出發，以強大的對于“文本的實踐態”的認知來最終喚醒對于材料的研究內容實體性的高度關注。
二、《資本論》：“批判的知識理論”的生產與表達
不同于從形式到形式的“精確科學”求索法，《資本論》以實踐化的“內容”、“形式”辯證法應對“本體”和“本相”的關系。具體而論，《資本論》的性質體現在它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學科規范的表征上。《資本論》所呈現的工作內容——以研究為體、以敘述為用——使其被稱作“批判的知識理論”，從而確立了研究規范和敘述規范，使政治經濟學批判成為雙重意義上的“科學”，即“研究上的科學”和“敘述上的科學”。關于這一層規定，有三點理由可以考慮：(1)馬克思的“改變世界”觀;(2)《資本論》起點規定的根據;(3)《資本論》的主體的文本特質：研究、敘述高度耦合上的一個綜合。它突出地表現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學科規范的工作品性及其邏輯。但并非“應然的狀況”，而是“實然的狀況”，這要求我們從理論思考上進一步探求此實然狀況背后之規定，解決“政治經濟學批判”規范從何而來規定性問題。換言之，就是透過馬克思工作，達到“中國運用”目的之內在要求。
首先，馬克思以“批判”為學科工作路徑和學科方法，是改變世界的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結果。所以，馬克思面對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改變世界”，是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的發展，或可稱之為有關于“歷史世界”的規定。這樣看來，世界并非什么“固有屬性”構成的，它始終處于變革發展中;所謂“聯系+發展”的世界過程就是為了反對“將認識的生產歸結為由物自體控制的知識生產事件，又把先天知識歸結為物質存在的全體屬性——抽象性，(認為)是與生俱來的世界固有屬性;它不發展、亦不具體存在，不進行任何新的認知活動，停留在純然形式中，是一個標準的死邏輯——絕對真理(即理想性)之存在系統。”⒃康德秉承先驗原則，使認識語言和知識語言等同起來，馬克思為此制訂出的“現實批判”策略。即，“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現實批判學說。”而且，“馬克思的批判經濟學以自己特殊的形式規定區別于傳統經濟學。”“批判經濟學的批判本質，是作為整體的社會發展學說賦予的。”⒄
但是，我們需要補入一種觀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不是純粹的經濟學，而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意義上才成立的政治經濟學。”亦即是說，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即作為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又是“實現自身作為批判的政治經濟學，而不是運用批判的政治經濟學。”⒅如何理解“作為批判的政治經濟學”?這里的論者實際是以實體與工具的統一性解的。要義深藏在《資本論》的標題結構中。馬克思以政治經濟學批判指導“論資本”的研究，并非為了消滅經濟學，亦不是將自身降低為“作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一個反對派”，目的在于促成經濟學的“重生”。其對于資產階級經濟學而言，首先在于經濟學范疇的批判，——“應當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對經濟學范疇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說是對資產階級經濟學體系的批判。”⒆其次，對于無產階級經濟學而言，則在于實現“方法論的批判涵義”，——“基本形式規定是方法論，而方法論的根源是人格規定。”這樣，“通過傳統再批判，馬克思為我們描繪了一條政治經濟學的歷史路標圖。”⒇這是批判工作內置其中的實踐化的經濟學建設之路，也就是馬克思說的，“我要破壞，我也要建設。”(21)
“論資本”的研究在馬克思手中大體是完成了，但“政治經濟學批判”之宏大任務遠未完成。同時，從中可以看出，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學科規范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工作性質上是有差別的。對于前者而言，工作重心是認識論批判，并使方法論批判工作與之內在契合;對于后者而言，首要的任務則在于建設“歷史總體科學”，并使之逐漸能成為認識論與方法論批判的基礎。因此，資本主義批判與社會主義批判的政治經濟學的工作任務相關而不同，其中，后一項任務顯得更為艱巨、更具挑戰，并必然以前一項任務的徹底理論完成為前提。
其次，馬克思建立“商品批判——資本批判”的辯證敘述體系，在于依托發生學的工作邏輯(形式)。《資本論》不是一個純敘述的體系，這決定它從政治經濟學批判開始，而這個規定必然展開為發生學的全部邏輯，如《資本的生產過程》可以看作是歷史發生學、《資本的流通過程》可以看作是系統發生學、《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可以看作是現象發生學以及《剩余價值理論》可以看作是認識發生學的邏輯，等等。(22)這從馬克思對俄國評論者在《卡爾·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觀點》一文中所發表見解的高度認同這一點可以看出。“抽象規律是不存在的……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一旦生活經過了一定的發展時期，由一定階段進入另一階段時，它就開始受另外的規律支配。”(23)《資本論》中具體規律的轉換路徑可以總括為：價值規律、貨幣流通規律→剩余價值規律、資本積累規律→個別再生產運動規律、社會再生產運動規律→平均利潤率規律、生產價格運動規律→道和德(價值之道、價值之德以及剩余價值之道、剩余價值之德)的認識規律。各種發展形式的接續構成一個“歷史譜系”。這決定理解《資本論》需要運用歷史路徑：將《資本論》同時看作為“研究上的科學”和“敘述上的科學”，——按研究本性來講，這正是馬克思所發動之“辯證法知識革命”工作意蘊。它們超越了狹義上的知識，因而不能用邏輯知識語言予以框定，相反，對它們之間關系的描述乃是形成了“歷史認識(語言)”;后者由于連通了不同歷史經濟形態，又成為歷史形態自我認識意義的“歷史(發展)支架”的規定。且批判工作要從現象開始——從彼此聯系著的現象開始，因為只要抓住了彼此聯系著的現象的發展屬性，相應就抓住了事實的根本，并實現了對事實的批判，——這顯然也是理解的形成。
由此可見，實踐的辯證法從批判工作出發，解決了起點規定“形而上”之問題。商品的起點決不是什么孑然獨立的“邏輯起點”，而是客觀(發展)起點與主觀(批判)起點的高度統一。米克的看法十分地中肯：“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以后經濟研究的出發點……然而，要是說馬克思把唯物史觀看作一種不變的、既定的方案，經濟事實不論怎樣都要符合于它，那就大錯特錯了。相反的，他把唯物史觀作為一種假設，要在應用于經濟事實時加以檢驗。他的一些經濟作品，特別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也許最好看作是這一長期的艱苦的檢驗過程中的一些步驟。”(24)
以上所論突出了馬克思的研究規定：由批判的知識理論生產所要求的“研究”是抽象型和具體型的結合;其不在于把握抽象規律，相反地在于把握各種具體規律，把握規律的具體總體性。拿當代來說，“我們所需要的是歷史唯物主義，是可以將對競爭和不平等的分析與有關階級產生和階級斗爭的組織歷史地聯系在一起的理論。”然而，它極力避免了以下的錯誤工作傾向：“把資本視為協調的、自覺的行動者，用資本積累的抽象邏輯來解釋資本利潤的來源。”(25)簡言之，這也構成了第三點的認識理由。即勞動二重性作為“總體思維”，由發生學的工作邏輯中提煉出來，顯然，這是一次“歷史抽象”的結果。勞動二重性(規定)摹寫商品生產交換史，使得它成為《資本論》創作史中的一個關鍵性因素：“所謂的第I結構、第II結構、第III結構和第IV結構，乃是構成了《資本論》創作的直接結構形式、總和結構形式、一般結構形式和歷史辯證法的形式。”同時，這種思維又必然是全部工作思維的總出發點，故此，“理解高點鎖定在第IV結構”，進一步而言，“《資本論》結構的秘密所在是《資本論》商品章”，“馬克思客觀提取和再現了這個過程，揭露出理論創生、發展的基本軌跡：商品的存在批判——商品的本質批判——商品的概念批判——商品的精神現象批判。”(26)
全部的知識(理論)必須由總體思維予以組裝，以完成“內容-形式”實踐態的結合的辯證法。這意味著，發生學邏輯形式或鏈條將由勞動二重性的“認識支架”所支配，后者成為語言生產總裝置。對于這樣的系統，馬克思特別強調了敘述方法的形式上的與研究方法的不同，因為這里形成的是“知識(范疇)組裝系統”，就好像是先驗的結構了。但馬克思說的是作為知識運用的敘述形式。廣義的敘述不限于此，它涉及對研究-敘述體式的總交代。所以，這一方面的涵義又意味著研究路徑與敘述形態的合一，依從這一講法，馬克思的敘述——按原則來講——也必須是從“政治經濟學批判”開始。敘述從不是孤立的形態，馬克思通過研究-敘述的綜合敘事體的工作手法，旨在全面推行“批判性敘述”，并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學科規范的設置(27)，徹底防止了以“更好的解釋”代替“本原的批判”的工作企圖。
據以上初步的分析可做出結論：《資本論》首章所垂范者即政治經濟學的學科規范，亦即政治經濟學批判規定，以此確立指導學科方法。工作體系是從內容到形式，而不是從形式化(邏輯)到形式化(敘述);為此1873年，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正式提出了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工作分野。有學者論到：在這篇偉大的文獻中，馬克思對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注重對不同經濟學家的‘著作和性格方面’的‘比較研究’，注重對不同國家之間的‘民族對比的起源性’的比較分析”，形成了“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各種流派或者學派比較研究的方法論規定”。(28)其實，構成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重要內涵的是對思維片面性的一種糾偏，因為思維派系主義的做法是拘泥于對思維對象的單向度把握，局限于知識態的構造，故此，“人們對《資本論》中應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這已經由對這一方法的各種互相矛盾的評論所證明。”(29)進一步，作為方法論研究上的制高點，《資本論》二版跋所排除的即是“邏輯優先”的工作規定，從而締造了“批判的知識理論”之特殊建構路徑。它指示了《資本論》實踐化批判的綜合意義——文本的“三個形態”：史書形態、邏輯形態和知識形態。
三、條目體與研究規定：基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一種闡釋
立足系統的“三種形態”合一，在馬克思看來，《資本論》無意于求取對“現實世界”所謂更好的解釋性;辯證法的知識(史書形態→邏輯形態→知識形態)和資產階級的知識理論的不同并非在于比誰對和優，而在于是否對“知識論”采取批判的工作方式，是否堅持走出“碎片化的文義”，回歸事物關系的理解整體。“從研究方法來看，馬克思以辯證法超越了政治經濟學的知性方法，開辟了構建經濟學的新道路。獲得人的‘事實’的過程，不再是知性抽象的過程，而是使‘抽象’恢復‘具體’的過程……古典經濟學也談‘人和人的關系’，但由于它本質上把個人看作原子式的存在，它所涉及的‘人和人的關系’不過是利益聯結起來的機械的關系。馬克思視野中‘人和人’的關系是個人與個人之間交織在一起的深層關系，它不是一個數學結構，而是一個意義的領域，是知性邏輯處理不了的東西。《資本論》的理論對象本身就是被知性方法所拒斥的，因為它超出了知性邏輯的疆域，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什么馬克思堅持‘實證科學’的立場，但卻沒有走一般科學的方法論道路，而是選擇了辯證法。”“所以，《資本論》構建的理論不是精密的數學模型，而是在歷史中敞開著的思想;《資本論》不是為社會生產提供某種安排實案，而是在‘批判’中展現理想和現實的辯證關系;《資本論》不是勾畫了歷史的某種終極形態，而是既承認歷史的客觀性，也為人類的未來留下創造的空間。”(30)
反之，資產階級的知識論(亦可稱作“知識論主義”)，由于僅僅限制自身于事實對象的知識模擬圖像中，陷入“在場知識”難題中;盡管近代西方哲學力圖走出“傳統知識論”，區分知性(科學理智、知識)與理性，并力圖構建超越知識論的理性主義哲學，但以本體論討論知識論的結果(31)，是進一步強化了“認識論預設”，所以也絲毫未能使問題得到消解。(32)在“唯知識論”主義的這一命題下，認識問題就變成“求真理”問題，真理問題亦成了“求知識”的問題。例如：“由于不顧‘實踐地批判’史實，馬克思關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從資產階級理論家的眼中看，其實就是物象化理論，是由商品出發尋求物象結構形式。”知識論進而實現了“實證主義”和“解釋學”的工作聯盟。所以對資產階級工作者來說，建構即等于現象學、等于非批判以及等同于實證。亦即，“資產階級并不是不信仰歷史，實際只信仰一種歷史：抓住表面事實聯系的和作為‘非批判實證主義’的市場經濟史，不是不研究歷史，實際只研究特殊化的物象史，即把握物象形成史和物象發展史。”(33)
可見，《資本論》絕不限于描繪資本的“客觀知識”(客觀邏輯或知識)，而要在指示歷史現實的發展，從中引出批判規定;《資本論》所說“歷史”亦絕非指示“單純的現實歷史(規定)”(即現實本身)，而“《資本論》邏輯的始源規定是史”，這就要求“突出辯證法，而且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34)現在的問題是，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契合的工作體例和著作形式是什么呢?應該就是條目體。這此種體式遵循的是史書體裁，強調通史或斷代史意義的“紀事本末”，在記述上努力實現“縱不斷線、橫不缺項”。馬克思一生寫作時間長達50年，基本工作方式是全方位記述取向的“筆記式研究”，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事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鉆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里只說空話是無濟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35)馬克思關于自己運用的體例體裁，較少加以說明，只是反復強調：“我所追求的不是優美的敘述，而只是寫出我平素的風格。”(36)所謂的“我平素的風格”，就是讓材料說話，以材料邏輯展示思維的擴張力。
通史乃至斷代史意義的紀事本末的基本體例要求是條目體。中國人有史志的區別，如論及史書則言“統合古今，方為完書”，而論及志書則言“一方之全史，門類須齊全”。因為史書是學術性著述，注重于“述史”，尋求規律，而相反，志書是資料性著述，功能在“存史資治”。相比之下，馬克思的“筆記式研究”與“草稿”是兼顧兩者的，從而大量采用了述、記、傳、圖、表等多種體裁形式。一般而言，這是“學科綜合體”(百科全書)所要求的規定。《資本論》的學科綜合尚不同于一般意義百科全書，它在研究意義上要超出“資料匯編”，追求“史志結合”。(37)如在中國，章學誠一般性地倡導了志書編寫的學術化和歷史化問題：在史著方面，強調“史義”、“史德”、“史體”、“史事”、“史文”的有機結合;在志書方面，強調用“志義”、“志體”、“志事”、“志文”、“志德”來嚴格規范方志的編纂。(38)這里可借助系統“三種形態”的知識生產路徑引出和說明歷史研究的三個層級：發生學層面上的歷史研究、歷史學意義的歷史研究以及一般層面上的資料匯編和整理，這同時可詮釋為“綜合史書觀”。唯物史觀顯然對應了第一層級，它的目的是求“歷史學規律的方法”，于是可以說，馬克思的思維“特質”集中體現于為歷史“代言”;第一層級的歷史研究用今天通俗的話是“歷史研究的頂層設計”，在于實現“歷史域”、“理論域”、“問題域”和“知識域”的全貫通。第二層級的歷史研究是社會歷史現象的根據研究，最高目的是求“理論”和“實踐”的統一、貫通。相比之下，第三層級更加注重“技術涵義的歷史研究”，然而，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環節”。從中可以明顯地找到《資本論》和“中華史書”學術傳統的對接性所在：兩者均立足在“歷史記述性”體例之上，都在于求取歷史研究的“全息影像”;兩者的差別在于，《資本論》通過整合人類已有的歷史研究類型，而能夠牢牢站立第一層級的“科學高點”之上，通過建立整全的歷史概念，遠遠超出歷史編纂學。
馬克思將政治經濟學作為“批判的歷史研究”看待，這是他的偉大貢獻，籍此提升了經濟學科的理論解釋力。盡管如此，馬克思在具體決定他的統一歷史科學的學科基礎的研究形式時，仍然更多采用“黑格爾式百科全書”的工作體式，以此幫助搜集、整理和加工材料。(39)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定格的“狹義的研究”指示的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到發生學工作邏輯的環節，而且工作重心始終置放于此點：“馬克思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填補黑格爾辯證法的內容空白，目的是把‘哲學態的時間規定’還原為歷史生活的實踐批判(即對‘歷史批判’之規定予以客觀呈現)，以及相應地，同樣將‘哲學態的空間規定’予以現實還原，定格為有關于社會生活實踐的‘總體批判’。”(40)僅僅從該種論述中就可看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絕非來自哲學批判的轉化規定性，或者對黑格爾法哲學研究的簡單“顛倒”，更或是對資產階級經濟學施行反思的一個結果。最后，關于“哲學批判”，則要指出，馬克思的基本態度是：(1)哲學是批判(規定);(2)對哲學實施批判，是實現哲學意義的“揚棄”。很顯然，這是實踐化的“消滅哲學”之路，它內在于政治經濟學批判規定性之中，因而無論如何，哲學批判不可能構成學科規范意義的批判規定的來源，相反，僅可能成為其工作組成。此外，盡管政治經濟學批判可籠統地稱為“社會批判”，但仍然不能和一般性的市民社會理論研究相混同，也不宜和“市民社會批判”劃上等號。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落腳點既然是“人的全面發展”，那么“開辟未來”所指就既是客觀批判意蘊也是主觀批判意蘊的取向;據此確認“人類史前時期的社會科學研究(始終)服從于政治經濟學批判工作邏輯”，強調“政治經濟學遵循‘廣義→狹義→總體’生長運動規律，遂遵循一致化的學科方法”，并始終“以‘生產關系的客體批判’為工作領銜”，恐怕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蘊含的真義。(41)
歸根結底，《資本論》的寫作始終是馬克思研究的最高點。它的成功借助了六冊結構計劃工作條目初步實施的經驗。商品、貨幣條目的撰寫經驗使得馬克思第一次掌握了客觀批判與主觀批判的關系，由此有了“理論部分→歷史部分”工作步驟設計，使前者專司“客觀批判之記述”、后者專司“主觀批判之記述”。商品和貨幣由知識統屬關系轉換為歷史發展關系，“商品-貨幣”形成為闡釋價值規律的“歷史支架”。進一步推展開來，以《資本論》第一卷為例：歷史支架總體建立為“商品-貨幣-資本”，前兩個環節啟動了價值規律，后兩個環節啟動了剩余價值規律;并且，歷史發展的轉化關系具體化為：①商品→貨幣，②貨幣→資本，③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生產，④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工資，⑤簡單再生產→資本主義積累(擴大再生產)。其中，①序列中包含了價值形式的演化關系，即簡單價值形式→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一般價值形式→貨幣形式;③序列中包含了資本主義協作的歷史更替關系，即簡單協作→分工和工場手工業→機器和大工業;④序列中包含了資本主義工資的前后發展關系，即計時工資→計件工資，等等。這些歷史支架構成了“認識支架”的生產基礎，使知識理論整體越出純邏輯控制之知性范疇范圍。有了研究-敘述的內部的結構轉換性，以及有了形式上的顛倒——諸范疇通過“勞動二重性”加以知識組裝，六分冊并列的條目撰寫計劃被終止，替代以“四卷結構體式”。很顯然，它側重了“辯證敘述”。可見，“主客觀批判的合流和社會主觀批判之工作并入社會客觀批判體系，則深刻表明了‘作為原理的《六冊計劃》’的不復存在性。”(42)
于是不管怎么說，應當認定《資本論》是從《六冊計劃》升華出來的研究與敘述相統一的一個藝術結構。不獨“資本”是巨型條目，“資本的生產過程”也是，“資本的流通過程”也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同樣也是;這樣的路徑是方便了刻畫資本對象在學科形態上演化的全過程——史書形態、邏輯形態、知識形態，是為條目體的“工作領銜”，突出生產方式→生產關系 →交換關系的運動和構造的完整結構。第一卷側重史書把握的“演化態”，第二卷側重了經濟學的“內科(機理)”分析，第三卷側重了經濟學的“外科(手術)”分析。這樣才有“質-量-形式-規律”內在融通之架構，而又可能將此架構歸屬于實踐化的“廣義歷史學科”條目體的體例。專此而論，“《資本論》可以說是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史書)，同時又是一部書寫生產關系的‘特殊歷史書’。”(43)《資本論》“12部史”的工作規定，即轉化史 I、轉化史 II、資本生產史(第一卷三部)和運動史 I、運動史 II、資本流通史(第二卷三部)以及生活史 I、生活史 II、資本積累史(第三卷三部)和范疇史 I、范疇史 II、資本認識史(第四卷三部)，這是從中國視角入手揭示的《資本論》體系與體例方法的當代中國意義，是為“中國人”的閱讀、研究《資本論》(它把“模型”引入歷史文化中)。關于此點，有學者這樣論述，“‘資本內在否定性’是馬克思辯證法在《資本論》中的具體表達”：“在形式上，這種表達可區分為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在內容上，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又以‘資本內在否定性’為軸心而統一成一體。”于是，“《資本論》的研究方法可以看作是‘資本內在否定性’的邏輯發展”;“《資本論》的敘述方法可以看作是‘資本內在否定性’的歷史表達。”(44)所謂“資本的內在否定性”，是對客體批判性質的集中闡述。說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既要繼承《資本論》的方法論，堅持“物的批判”路線，強調商品的起點(45)，同時堅持社會生產的歷史發展向度，著力刻畫主體維度的生產力對于商品社會的“歷史瓦解力”，強調勞動的起點(46);此二者本質上“道路互補”，是為有關于“勞動通史”之政治經濟學批判。這有別于《資本論》之作為“資本通史”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學科規范，工作目的服從于在“兩個重構”(財產重構與身份重構)基礎上的歷史跨越發展的實現。
然則，《資本論》從“知識態”上看，固然可視為從交換關系場域中直接提取出來的規定;從知識的追索看，《資本論》毋寧說就是記述商品生產關系的一部資本主義史書，如此方可妥帖說明“演化的路徑+內在的解剖+外在的知識”的馬克思路線圖。實踐批判-系統批判-內在批判-認識批判，馬克思以極大的學術勇氣閱盡“資本通史”的各個條目，全方位探索經濟學的著述形式與工作體例。這個架構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性的敘述”和“歷史性的研究”，即所謂的“通史”與“通志”。(47)馬克思一生筆記無數，閱史無數，且在晚年又有了人類學、歷史學筆記留世，這充分說明馬克思根本上持有的是“廣義的研究路徑”。但在確定下這個結論之前，也必須先解決一種對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術攻訐。《拉薩爾》的作者赫爾曼·翁肯曾說過：“他們不是從歷史研究出發，而是從哲學經濟學的體系出發，因為他們研究的不是歷史，而且一直沒有研究歷史。”對此，德國學者漢斯-彼得·哈斯蒂克說：作為歷史學家，“馬克思是現實科學社會學的創始人……馬克思作為黑格爾派認為，‘經濟理論與經濟史，是在統一體內逐漸完成的一個過程的兩個因素’。在國民經濟學較早的歷史學派那里，基本上只是綱領性的東西，馬克思和恩格斯卻寫成了既是經濟理論的同時又是經濟史的著作……馬克思通過與恩格斯一道創立的通史方面的歷史觀‘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學史冊’，這一歷史觀把歷史理論、經濟史和社會史、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等等都看成統一體。”因此，“一般來說，馬克思對于在歐洲中世紀里居主導地位的這一分支學科所作的文獻摘錄證明，他有意地以法的歷史和制度史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經典觀念為出發點……馬克思的歷史觀念，不僅要從黑格爾、早期社會主義和古典國民經濟學來認識和闡述，而且要從馬克思的廣泛的歷史研究來認識和闡述，這一點現在可以說是普遍的見解!”(48)
《資本論》的知識框架需要由歷史路徑去理解。“只有把馬克思的研究對象理解為從歷史的結構中出來的規定，即遵循《六冊計劃》的把握路徑，并且用于邏輯批判的結構和程式，才能根本說明‘副標題’的產生。”同時，伴隨著分冊計劃的“其他5個條目”從敘述形式上的開始瓦解(作為“抽象歷史類型”的歷史支架作用的瓦解)，“鎖定了‘資本’的巨型條目體的體例構造：史書工作背景的‘資本之道’、‘資本之德’的批判性記述，說詳細點，亦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邏輯與史書工作體例之統一。”(49)解決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工作規定的源頭問題，使我們有資格將《資本論》確定為一種特殊類型史書，以淘汰謬見，使我們于此有足夠的認識度：“最為不幸的事件是，馬克思本人一再地不被作為‘關于歷史的研究者’，相反，被熱議或熱捧為‘關于歷史的敘述者’!”(50)同時，追求史書邏輯意蘊的科學作品表述：既將《資本論》看成“史書意義的科學作品”，又將其視作“科學作品意義的史書”。(51)然而，政治經濟學批判必須作為特別的學科方法的規定予以處理，從中引出人類經濟形態之認識論議題，據此說明“必須重新研究歷史”乃是學術保衛行動蘊含的實質意義。其包含三層含義：一是重新研究全部歷史，重構中華歷史和世界歷史基于開放結構和語境的統一關系;二是以“歷史”為總的工作本位，且遵循“歷史-學科-科學”的路徑，逾越抽象歷史觀，把握具體社會歷史發展類型與生活類型;三是基于廣義而總體路徑，重新樹立“勞動的政治經濟學”的地位。
四、東西方文明的“裂谷”與“縫合”：明清學術傳統、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異同關系”附議
每個民族國家的歷史都具有獨特性，但除開獨特，中國史尚具有典型性。“道”，顯示了中國人由來已久的主體行動立場。行動本位是對身份本位與人本位的工作統一。從“對象”到“研究對象”的行知邏輯。中國人以特殊方式統一自然、人文和社會，這就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行動邏輯，可以說，“中國以人為本的價值傳統，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基礎上的。”(52)
I. 統一的行動科學(天人合一)——身份二重性(陰和陽)——中華“天下”思維系統
II. 統一的歷史科學(邏輯歷史一致)——勞動二重性(抽象和具體)——西方“世界”思維系統
對照兩個歷史思維的發展系列，“抽象力”隸屬了完全不同的兩個系統。對于商品生產和交換史，馬克思通過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索到這些形式的“內在關聯”：資本-土地所有制-雇傭勞動-國家-國際貿易-世界市場。但“論資本”理論任務的完成使得關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學科方法探索推進到更深領域。而能否依據新的研究資料對上述歷史支架予以補充或糾正(例如土地、國家問題)，抑或能通過此途徑獲得更加新型的“歷史支架路徑”。“縱觀馬克思晚年的研究，與前期的理論研究側重點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在早期，他側重唯物史觀的建立與發展，側重于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從而透視未來社會的發展，為工人運動提供科學的理論指導。馬克思在晚年，孜孜不倦地研究人類歷史，要從歷史研究中探討新的生產力、新的生產關系、階級關系、交往關系、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社會形態等是如何具體形成和發展的，重在探討它們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發生作用的條件和規律，以及各個民族國家具體的社會發展道路。”(53)而同時，“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夏天，章學誠和戴震之間發生了一場關于修志問題的激烈爭論。這場爭論……在中國方志學史上卻具有標志性意義。正是這場爭論促使章學誠更加堅定地走‘文史校讎’之路，創立了與戴氏迥然有別的學術體系——‘以史載道’的史學和方志學，章氏也因此成為中國方志學的奠基人。”(54)這些行動總的來看均給我們留下極深和極其廣闊的思索空間。它突出了對條目體式著述形式的特征與內涵的探索，并從民族志方面提供了學科融合的可能性，又以此路徑極大地貫通思維和語言，疏通了不同歷史學科間的理解通道。
要之，《資本論》從何而來的規定需要從歷史結構上對待，不單單是個思維發生學的問題，更不是純粹思維方式革命的問題，它關乎政治經濟學的學科規范的“準確定位”。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關系通過對“批判規定”的澄清而得以澄清。一般而言，哲學受領于“解釋世界”，——這是以知識改造世界所帶來的認識問題。哲學批判委實肇因于資產階級“物的解釋學”(它的頂峰形態就是“拜物教批判”)，物象性知識形成了對于客觀批判的“認識迷霧”，資產階級理性認識的癥結是“二律背反”，社會歷史根源則是“經濟必然性”。批判哲學始終滿足于認識的自我反思活動，至多是將“自覺批判”建構為認識的終極任務。這就造成了市民階級的工作觀念以及相應在認識論上的訴求。所以，黑格爾認為：“哲學的任務在于理解存在的東西，因為存在的東西就是理性。就個人來說，每個人都是他時代的產兒。哲學也是這樣，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妄想一種哲學可以超出它那個時代，這與妄想個人可以跳出他的時代，跳出羅陀斯島，是同樣愚蠢的。”(55)
以此觀之，將哲學從歷史考察活動中暫時拿掉，恰恰是去除“知識論束縛”的強有力手段，同樣是實現一個較為純凈的研究概念的工作抓手。基于這一領地，我們強調明清學術傳統與《資本論》的貫通，能夠突出歷史研究工作的統一性。因為，“1857-1858年手稿”已經表明：“馬克思的學科期望是歷史”，它的決定性意義在于“打破了哲學-經濟學認識互譯，將方法論建構引入實踐議程。”(56)實施哲學退卻的結果，是使馬克思更加從容進入歷史，以歷史把握現實，由此，批判必須作為方法論意義的“發展的規定”，以建立對“聯系”的有機的理解。大體說來，這就是《資本論》完稿以后，馬克思重新返回類似“1857-1858年手稿”的語境，以一系列歷史研究筆記(《人類學筆記》和《歷史學筆記》)對反映人類原始共同體狀況的“古代社會史”(古代民族的社會形態、東方社會及人類學的相關研究)，以及對歐洲從1648年起上溯至公元前1世紀的1700多年的歷史進行系統整理、耙梳軌跡的內在動因。兩大筆記的結合可能會消除“事件記錄”的認識雜亂性，而試圖從中升華出“事的科學”線索。(57)這是一次全新而系統化的歷史研究的深航活動，“歸納起來看，這是‘整史+全史’意義的文獻整理，同樣是‘全史+整史’意義的全新追溯，從而需要中國史書的方法與之對應，那就是條目體的記述與章節體的論說之結合體例。”(58)歷史形態的經濟學的特別意蘊在于此，可見，回到“1857-1858年手稿”的再創作，其實就是充分肯定政治經濟學批判乃是深層次追尋歷史學科的“方法”和“范疇”規定。它同時打破了人們對于“《導言》第四節”看不懂的認識頑癥，因為它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附錄”，更加是由于：“人們沒有充分認識到：《導言》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真正的出場，它記錄了歷史唯物主義產生與發展的曲折歷程與豐富內涵。 一方面，《導言》確立的‘物質生產’對象，是為了從中抽出‘生產力’、‘生產關系’規定，使‘物’提升為‘事’，這就可能摒除‘物的科學’，相反地奠立‘事的科學’;另一方面，《導言》原則性地區分了‘對象’和‘研究對象’，盡管如此，它還是沒有恰當地和明確地宣告二者之間的‘母子的’內在聯系，——而缺少這些區分和內在聯系，就可能導致讀者在對待‘歷史和邏輯統一’方法的闡述方面，顯得難以把握和無所適從，并且難免不會盲人摸象。”(59)
對馬克思而言，堅持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發才有實質意義的“研究”。于是，“書寫歷史，要在顯露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全部工作邏輯。”并且，“基于客觀批判與主觀批判的結合以及中華道統的必然延續，明清以降的中國革命可歸結為‘學科革命’類型，這從中國地方志的學科熔爐的工作性質上可以看得出(如對‘縱不斷線’、‘橫不缺項’條目體的確認等等)。”(60)從中可引出論題：明清學術傳統與歐洲資產階級文藝復興運動的文明思潮性質不同，但卻分別適應了世界學科發展的不同潮流。從比較的視角看，中國明清時期學術貢獻的突出特征是著述形式上的創造創新，即尤為強調了“歷史記述性”工作體例(以史書體例領導中國式百科全書建設);與之相反，由文藝復興運動所引導的“歐洲革命”則在“知識邏輯性”的體例建設上取得長足進步。依此看來，所謂中國地方志，即有關于歷史記述性的綜合類學科的建設活動，是為“中國史書意義之百科全書”，而所謂歐洲之“復興的運動”，則是有關于“將人設立為自然”的學科建設活動，是為“邏輯科學意義的百科全書”。兩者的共同部分是“學科建設”，但一為“隱”，蓋因是歷史知識著述，一為“顯”，因為它直接發展了自然科學。兩者在理論旨趣上可以說“和而不同”，但分歧主要是方法論性質的，又分別以“記述中心的認識”和“知識中心的認識”的不同認識觀形態而彼此對立。
由此可見，《資本論》是兼容了章節體和條目體的綜合類著述，創造性地保留了形式邏輯。在學科定位上，馬克思更強調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的解釋力”。表現在：對前者馬克思把握以“唯物主義反映論”，對后者則以“辯證記述”統領。如第一卷中，凡涉及對“知識邏輯運動”的安排，馬克思一般均采用“質-量-形式-規律”的敘述體式，即先以“質”和“量”闡述事物的內容規定，再以討論其“形式規定”，最后從事物運動和發展過程方面引出規律性認識。這是對“事”的綜合反映，因為：“物根本上是主體對對象的間接的抽象，一個物，在向人展示出它的物性的同時，背后隱藏著的，卻是其關系性存在……而事物則是在人的實踐活動中實現出來的，因而在實踐理性的階段里，物就已經不再作為一個意識的對象了。”“在對資本本質的分析過程中，馬克思批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庸俗性，這種庸俗性的根本在于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僅僅停留在‘物’的層面上，而無從看到掩蓋在物之下的‘事物’，即一種社會關系。”因此，“正是在這里，物與事物的區別已經得到了最清楚的呈現。”(61)從事而不是物出發，馬克思把握工作條目的方式是“抽象與具體”的統一。一般而言，工作條目在命名上為求“歷史抽象類型”而設(如“價值形式”的立目其實是探求交換價值的歷史上下一貫的發展)，但其記述內容則是辯證具體的，就是說，條目內容記述的是具體歷史發展類型;綜括起來說，一個獨立性條目本身只在于實現抽象與具體的歷史類型生活的統一。馬克思把兩種體裁予以結合，把握的中介仍然是“事的規定”，從中可能突出研究的“主體性”。(62)
歐洲“文藝復興”的基本精神是提倡科學文化，反對神學和蒙昧主義。如果說文藝復興運動的一個文明產物在于極大地突出了“物的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63)，——結局是，“啟蒙學者們試圖建立超驗永恒、普世皆準的真善美標準，認為普遍性的‘理性’必將戰勝民族性(地方性)的歷史、習俗和偏見。他們否定不同民族的不同歷史和特性，轉而在超歷史、超民族的個人基礎上，建構世界主義理想。”(64)那么在此基礎上，馬克思試圖展示的是“人對事物的依賴性”(65)，這明顯是一種“新啟蒙”。(66)通過以研究為體、以敘述為用，表明：馬克思的學術乃是沉潛于完整意義的世界文明體系中了。一方面，通過將《資本論》歸結為“史書”，從史書體例和科學作品結合的高度審視，這合乎文藝復興運動以來的一般傳統。例如，強調馬克思經濟學的“結構”概念，是為了探索科學文獻的“結構發生學”。(67)更確切地說，這符合了文藝復興運動以來的歐洲學術傳統，因此，所謂“啟蒙”的資產階級科學研究多具有“個人主義”傾向性，用郝敬之的話說，這叫做“科學的期望和同化生成”。因此，所謂馬克思的“博采眾長”，不過是說一種理論結構化的過程，——“在理論生成的同化過程中，存在兩種相互對立的作用：一是期望(原有結構)的同化作用，它具有把外部對象和積累的知識納入這一結構之中的傾向;二是外部對象對于原有結構的調整作用，它具有用新的事實(外部世界)改造原有結構的傾向。同化和調整凝結在一定結構中，這個結構就是經過同化過程而生成的理論體系。”(68)從另外的情況看，中國明清地方志及相關大型文獻學術活動則多具“官修性”。馬克思的工作在歸類上應恰好介乎兩者之間。(69)
另一方面，從勞動二重性可實質性地擔當顧海良教授所指出的“第二層面涵義的結構規定”結果看，定格為研究規定的“科學文獻”一定具有綜合類或專題學科的歷史著述性質。基于此點，中國地方志，特別是清代以來的地方志編纂實踐，由于較少受到拜物教批判指向意義的觀念等問題的束縛，更由于其直指“事物內容”的研究特質，容易和“馬克思意義的工作條目”對接。如中國方志的性質被概括為“記述地方古今各個方面或某一方面情況的科學文獻”，且同時承認：“地理書、資料性著述、地方文獻、行政管理學、百科全書，只是方志演變過程的不同階段或不同側面的表現，是方志易變的、不穩定的、次要的質;地方史才是方志比較深刻的、相對穩定的、主要的、根本的質，是方志區別于其他學科的特殊的本質。”(70)這種認識和馬克思晚年對為做研究而準備的“材料”的期許是暗合的。同時，也體現出馬克思對于資產階級人文主義文化進行內在“工作超越”的強烈訴求。“對此可茲證明的是馬克思曾研究使用了大約14冊歷史資料集和單本文獻(其中一小部分系馬克思的私人藏書)，另外還有整整30種論述18世紀歐洲史的著作。”哈斯蒂克為此寫道：“‘和歷史學作家通常的做法相反’，馬克思寫論文的時候，不‘先寫通論，而先寫事實’，他不想‘使眾所周知的材料具有新的意義’，而是想‘提供新的材料，以便對歷史做出新的說明’。”(71)
總之，馬克思的工作可以說在于突出中西方學術思想和治學理念的“異同關系”，深化人們對于“百科全書”的把握。嚴格來說，這才是馬克思對“歐洲近代科學精神”的真正繼承。(72)例如，馬克思強調了邏輯和歷史是有中介規定的具體統一。而這又可能意味著范疇具體再現了歷史進程、趨勢與社會共時結構，展示了范疇的結構邏輯：作為“歷史范疇”、“邏輯范疇”和“知識范疇”，與歷史發展的過程、客觀趨勢以及社會結構的相統一。就理論建構品性來說，“馬克思視域中的‘本質’與西方近代哲學意義上的本質主義存在著根本差別。西方近代哲學在本質上都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本質主義，它們運用思辨邏輯架空了整個生活世界，把所有現實存在最終歸咎于觀念本質，后者不僅是虛構的，而且是永恒不變的。”馬克思的“歷史本質”，因而“并不像黑格爾那樣虛構一種永恒不變的形而上學‘本質’，而是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內在矛盾入手，通過對特定社會形態的物質生產所呈現出來的根本特征的科學分析，來實現對特定社會歷史形態的本質抽象。”換言之，“馬克思語境中的‘本質’決不是藏在一塊帷幕背后的‘現成的、給予的、不依賴于人的活動而存在’的永恒本質，而是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中不斷生成的”，“是現實歷史自我運動的結果，是一種歷史發生學意義上的歷史-生成本質論或本質的歷史化運動。”歸根結底，“這種本質論與近代以來的所有理性本質主義存在著根本差別，是對后者的徹底顛覆。”(73)
最后，《資本論》在西方世界沒有獲得應有的發展，反倒在中國有充分的發展，這本身就可說明西方學術傳統及其新進展和《資本論》之間具有相當的異質性。故此，馬克思卓有成效的“研究”毋庸置疑地在中西學術系統(尤其歷史研究著述)之間支起一架有機聯系的工作橋梁。《資本論》作為“經典中的經典”，要義在于優先作為“歷史作品”，次之為“科學作品”，達成“歷史之用”。馬克思于歷史域內對“人的自然本位”實施超越的研究努力，啟發我們：究竟該怎樣搜集資料，我們的研究工作又究竟該提供怎樣的文獻，這些資料的“研究文獻的樣態”最終決定了文獻工作的性質;它要求越出文本詮釋學，解決研究規定是什么的問題。看來單純的知識理論導向的研究已不敷需要，它需要我們以巨大的毅力與勇氣重新穿越中西方的各種“百科全書文獻”，檢視認識與知識生產的狀態，以期獲得再次出發的動力。
五、結語：《資本論》中的“知識二重態”
《資本論》中，馬克思以“勞動二重性”作為生產商品經濟理論的“特殊歷史知識”，使得這種知識類型并不主要反映“知性邏輯”的內涵，具有邏輯的二重態：作為“邏輯定義”的知識和作為“批判對象”的知識。換言之，“知識形態”需要從兩方面予以思考：正面的概念構造和反面的邏輯批判。這種知識二重態的“辯證敘述”由馬克思重新倡導的強大的研究規定所支持。因為，勞動二重性來自歷史運動，知識單元實際上既受到認識支架的語義的約束，同時也受到歷史支架的運動邏輯的約束，而歸根結底是受到了歷史支架的根本性束縛。拿價格來說，它不僅僅是“價值的貨幣表現”，而更加要體現“商品-資本”的歷史運動趨向性，所以，它不如說是一項社會歷史意義的客觀知識。價格的歷史知識規定使得它成為“非獨立的概念”，這解釋了在馬克思主義體系內為什么難以有新古典經濟學意義的“價格理論”。
《資本論》文本的形成主體是“史書形態”，這是一個獨立的維度;文本構造的客體分別是“知識形態”以及“邏輯形態”，分居另外的兩個維度。這表明：起點固然是知識，但運動軌跡指向歷史。從實際呈現的文本效果看，《資本論》的“知識”實現了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內涵的完美統一。因此，依據“知識的二重態”表述上的特有限制，馬克思主義的知識理論必須以“批判”為導向，處處體現“研究工作”的在場性，為“不在場知識”的開放性生長結構預留空間。在邏輯理解上，《資本論》要義是：“理論域中的方法論形態不過是對實踐域中的方法論活動的映照。從而，這里的出發點不是構造本身，而是歷史和存在的合一規定，不是認識本身，而是實踐，乃至不是認識的實踐活動，而是實踐活動本身。”(74)從而，從發展內容在歷史形式中的“存在”到發展內容在社會生活形式以及認識形式中的“存在的諸規定”，內容和形式結合的“實質層面的辯證法”使我們能夠強調：中華學術文本是研究與敘述的天然統一。它尤為強調了“條目體”在發揮作用。
正是由于巧妙運用了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一體貫通，在條目體中馬克思完成了《資本論》的“史書形態”和“邏輯形態”，同時使我們深刻了解了《資本論》獨特的“知識形態”;而又由于對條目體和章節體結合的實際應用，得以從工作邏輯形式上巧妙構造了知識形態的“二重性”，使知識成為辯證法工作語境中的“抽象”的具象化。從而，《資本論》的方法必然和“中華史書”工作方法及邏輯內在契合，因為《資本論》的“知識”正是指向中華的知識概念——行知(陰陽互動模式內的抽象與具體統一)。它使知識“游走于”諸學科，而不是局限在學科邊界之內，不是成為學科劃界的依據，因為學科劃界標準并不是知識本身，而是“歷史”。社會主義批判繼承“物”批判的路線，同時凸現自身的“通史”特質，在理論實踐中亦必然突顯出“條目體”的工作重要性。“以此把握《資本論》史的結構，可整體顯露‘事的科學’的性質，即‘專業史’和‘總史’的事的統一，以及相應地，以‘批判’為內置工作結構的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按學科建設看，這又是將史書和理論體系的建構加以合并，形成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總體學科規范的內在要求。所以歸根結底一句話，“其整體要求將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學科方法’看待，以歷史-思維-語言的體式具體把握學科之發展邏輯，以期從中升華出系統性的‘邏輯科學’”，此為“《資本論》的‘中國之用’”。(75)
注：
①其解釋如下知識邏輯進程：“第一層面涵義與第二層面涵義結構之間的關系，實質上就是政治經濟學中作為對象的客體同作為思維的主體之間的關系。第二層面涵義與第三層面涵義結構之間的關系，實質上就是‘思想總體’的內在規定與外在的呈現形式之間的關系。其中，第二層面涵義結構對第三層面涵義結構起著主導作用，前者是后者形成和變化的根據，后者是前者必要的外在的表現形式。”(顧海良，2016：《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和結構的科學探索及當代意義——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讀解》下，《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第1期)
②③④⑨波普爾：《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舒煒光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頁，第165頁，第116頁，第79頁。
⑤⑧⑩羅雄飛：《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論思想——以科學實證主義為核心》，經濟日報出版社2017年版，第2頁，第86頁，第85頁。
⑥王幸平等，2017：《馬克思主義“回溯”現象的反思與超越》，《學術論壇》第1期。
⑦湯姆·洛克莫爾，2017：《馬克思與認識反映論》，方博譯，《浙江學刊》第4期。
⑾在國內，顧海良教授是這方面探索的代表性人物。
⑿這是純粹的以概念形成為支撐的“知識的結構”。
⒀程恩富，1984：《怎樣認識<資本論>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關系》，《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
⒁顧海良，2014：《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結構的變化》，《光明日報》1月29日第15版。
⒂(23)(29)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3頁，第21頁，第19頁。
⒃(33)(42)(58)(60)許光偉：《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修訂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46頁，第185頁，第18頁，第19頁(寫在前面)，第679頁。
⒄(20)(68)郝敬之：《整體馬克思》(修訂版)，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272頁，第271頁，第8頁。
⒅鮑金，2015：《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重新理解<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真實意蘊》，《改革與戰略》第6期。
⒆(35)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頁，第598頁。
(21)(3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97頁，第138頁。
(22)許光偉，2015：《<資本論>的邏輯究竟怎樣煉成?——兼談如何寫<保衛資本論>》，《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第8輯。
(24)米克，1979：《勞動價值學說的研究》，(中譯本)，商務印書館，第162頁。
(25)利奧·帕尼奇等，2016：《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戰略：走向進步》，喬瑞譯，《現代哲學》第6期。
(26)許光偉，2017：《馬克思勞動二重性理論思想史再發掘——兼析<資本論>結構發生的秘密》，《東南學術》第2期。
(27)在此點規定上，馬克思亦絕非執意要使自己的體系成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一個“固執的糾錯者”，毋寧說，他作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者，乃是提升“批判”為一切(經濟)學科之工作規范達成的。這同時是把握“學科綜合體”(規定)的一個實質方面的考慮因素。
(28)顧海良，2017：《<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與馬克思經濟思想史的研究——紀念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發表150周年》，《當代經濟研究》第5期。
(30)路紅芳，2017：《何謂“經濟事實”——兼論<資本論>的“科學性”》，《哲學研究》第1期。
(31)在這里，本體論承擔“元理論”即認識論的作用。
(32)應當說，西方的知識理論經過了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思維改造之后，這一工作傾向性越發強烈了。
(34) (43)(49)(75)許光偉，2017：《<資本論>史書工作意蘊再解析——中國語境與中國運用》，《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第5期。
(37)這突出體現為條目體的采用，而后用于指導知識理論的生產，遂有章節體和條目體的結合。
(38)關于章學誠和維柯的作品中都同樣“包含著一種真正的歷史主義的態度”，有評價說：“在章學誠六經不再是脫離了器的不易之常道，不再具有至高的權威和永恒的價值，它本身就是歷史的產物是有限和特殊的，所以六經皆史也，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歷史中一切都在運動和變化，‘文有一時體式，今古各不相襲。’”同樣，“在維柯那里，也是既要消除那種認為古人有無比智慧的偏見，也要避免從已經開化的人類狀況去評價古人，在歷史中不存在理性主義所相信的確定不變的真理，一切都處于發展變化之中……因此，維柯宣稱‘諸天神的寓言就是當時的歷史’，就像章學誠倡導‘六經皆史’一樣。”于是，“在章學誠和維柯的歷史的運動變化中，理性主義的不易之常道和古人的權威都被消解了。”(陳銳，1999：《章學誠與維柯歷史哲學之比較》，《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第5期)
(39)這明顯是受到了當時歐洲的歷史哲學觀的傾向性影響，請看馬克思的這個說法：“朗格極其天真地說，我在經驗的材料中‘以罕見的自由運動著’。他根本沒有想到，這種‘材料中的自由運動’只不過是對一種處理材料的方法即辯證方法的詮釋而已”，而且，“同一個朗格在談到黑格爾的方法和我對這種方法的應用時所說的話實在是幼稚。第一，他完全不懂黑格爾的方法;因而，第二，也就更加不懂我應用這個方法時所采取的批判方式。”(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頁)
(40)許光偉，2017：《<資本論>辯證法的三個認識維度——兼析馬克思思維的發生學研究》，《經濟縱橫》第8期。
(41)許光偉，2017：《生產力研究維度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新——兼析“客體批判”的研究性質》，《當代經濟研究》第2期。
(44)沈斐，2013：《<資本論>在何種意義上與我們同時代——<資本論>的方法及其當代發展》，《經濟學家》第6期。
(45)周紹東等，2017：《<資本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邏輯起點與體系構建》，《馬克思主義研究》第5期。
(46)榮兆梓，2017：《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綱要——以平等勞動及其生產力為主線》，《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第4期。
(47) 要之，馬克思是將研究熔爐于敘述中予以把握的，使得經濟學的“文化自信”王者歸來。斷代史含于通史記述，這正是《資本論》的學術貢獻。這種縱橫貫通的筆法，使得史書形態、邏輯形態在歷史條目中得以考訂，——此可視為東西方思維和語言的一個可共通之處。說明“通”的結果是肯定《資本論》是史書，并且是“通史體裁”之史書規定。同時又啟發我們要適時創設和推廣“中國批判”范疇，深度挖掘中華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中國原創”的工作規定。
(48)(53)(71)李百鈴：《馬克思<歷史學筆記>研究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版，第316-333頁，第111頁，第329頁。
(50)許光偉，2016：《〈資本論〉在何種意蘊上是“史書”——兼析〈21世紀資本論〉的歷史書性質》，《江漢論壇》第5期。
(51)整體看，這是《資本論》體現出來的章節體和條目體的“完美結合”，——從內容和形式結合方面看的邏輯規定性，這使之具有了特殊的知識意蘊。它的思想源起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提出的“分篇設想”。按照馬克思當時的想法：每一篇都是“歷史和邏輯的統一”，居首安排“一般的抽象的規定”，以突出“章節體”規定;余下分列有若干條目(突出“條目體”規定)，其變化形態則導致了后來著名的《六冊計劃》。很顯然，五篇結構體系成型充分表明：馬克思的偉大航程是“從《導言》開始”的，于是，《導言》寫作成功即意味著《資本論》結構的“最初成型”，作為邏輯誕生的秘密地。
(52)(64)高德步：《中國價值的革命》，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頁，第585-586頁。
(54)孟慶斌，2008：《重論章學誠與戴震的修志之爭》，《中國地方志》第2期。
(55)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等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序，第12頁。
(56)許光偉，2012：《馬克思經濟學原生地考察——兼評“1857-1858年手稿”的學科性質》，《江漢論壇》第1期。
(57)因為，“從方法論研究來看，流行的解釋模式將‘歷史’簡化為‘歷史進程及事件的次序性’，因而就把‘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等同于‘邏輯與歷史相一致’”，但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史域內，“‘歷史’表現為三個層面：歷史進程、歷史趨勢與社會共時結構，這三者統-于歷史的客觀邏輯。”“因而，問題的關鍵在于，對‘歷史規律’要有具體的、總體的理解。”(郗戈等，2015：《重新理解“邏輯與歷史相統一”——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為中心的分析》，《馬克思主義研究》第1期)
(59)許光偉，2015：《〈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邏輯解析——文本問題、“科學抽象法”的反思及其他》，《當代經濟研究》第7期。
(61)李乾坤，2015：《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的“物”與“事物”——對物化和事物化概念的一個文本考察》，《現代哲學》第1期。
(62)這種結合安排在第四篇的《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結構形式上突出地表現出來：居首的“相對剩余價值的概念”是總說(求“知識邏輯”)，余后遞進排列了“協作”、“分工和工場手工業”、“機器和大工業”三個獨立條目，委實是實現對統一化的歷史類型生活的能動描繪。就主體性的“激活”而言，例如它導致了奈格里的著作《〈大綱〉：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1979)。奈格里指出：“與充斥著客體主義的《資本論》不同，《大綱》完全‘是一個確立革命主體性的文本’，其中到處充滿了對抗。如果說在價值和貨幣階段，這種對抗還是潛在的，那么，經過剩余價值階段，這一邏輯最終在‘機器論片斷’中徹底成熟。因此，如果說《大綱》是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頂點，那么，‘機器論片斷’則是《大綱》的頂點。‘《大綱》是以機器論片斷……結束，因此馬克思論證的邏輯性達到完滿’，這一片斷‘可能是在馬克思所有著作中所能找到的運用矛盾而且建構辯證法的最高級例子’。在這里，奈格里重點抓住了馬克思關于勞動與生產過程的分離所導致的資本主義崩潰理論，并由此引出了他的自治主義哲學。”(孫樂強，2017：《超越“機器論片斷”：<資本論>哲學意義的再審視》，《學術月刊》第5期)
(63)“除了人以外，自然也成了人文主義文化的另一個對象……從而使自然成了人文主義文化的又一主要內容。”“此外，我們也應當看到自然知識作為一種世俗學問，本身也是與教會經院哲學的學問對立的，因此，它既是人文主義的內在標志，也是人文主義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張黎夫，1998：《歐洲文藝復興特點述評》，《湖北電大學刊》增刊)
(65) 所謂人對物的依賴關系中的“物”，并非一種感性對象意義的物，而是一種由人的活動建構起來的客觀關系性存在。并且，“毫無疑問，這種事物的聯系比單個人之間沒有聯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緣關系和統治從屬關系為基礎的地方性聯系要好。同樣毫無疑問，在個人創造出他們自己的社會聯系之前，他們不可能把這種社會聯系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如果把這種單純事物的聯系理解為自然發生的、同個性的自然(與反思的知識和意志相反)不可分割的、而且是個性內在的聯系，那是荒謬的。這種聯系是各個人的產物。它是歷史的產物。”(參閱張一兵：《回到馬克思——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話語》，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頁)
(66)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新啟蒙傳統確實是獨樹一幟的，他強調這種知性選擇的現實化。或者可以說他確實將康德所強調的理論與實踐的融通引入社會現實，而現實情境遠比在理論中想象的現實更復雜，這也使人們反思啟蒙的價值和限度。”于是，“所有這一切的啟示在于，當啟蒙的時代終結時，啟蒙并沒有結束，而以不同的方式在后來以致在今天仍然存在的爭論中延續。”(洛克莫爾等，2016：《啟蒙的路徑與馬克思政治哲學的觀念資源》，《北京行政學院學報》第6期)
(67)顧海良教授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所指示的馬克思本人對政治經濟學“結構”的“三個層面的涵義”的把握，終歸是“唯物主義反映論上的范疇”，但是，它強調了思維結構的前后沿承性。
(69)馬克思很重視利用官方公布的資料，同時注重結合研究集中體現了自己研究中形成的社會歷史觀點和理論邏輯方法的那些論著和優秀作品。
(70)程方勇，2009：《20世紀80年代以來方志性質研究概述》，《中國地方志》第3期。
(72) 就是將自然科學作為“搜集材料的科學”、“關于既成事物的科學”轉變為“過程的科學”。這樣，自然界如同人類社會也被承認為歷史發展過程了。其指示事的批判工作規定。
(73)孫樂強，2012：《重新理解<資本論>的哲學意義及其歷史地位》，《哲學研究》第11期。
(74)許光偉，2012：《論歷史方法和數學方法的結合——實踐邏輯域中的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問題》，《中國經濟問題》第3期。
文章提要：從方法論和學科規范入手，需要將《資本論》提升為“史書”高度予以看待，從而全面審查“史書意義的科學作品”工作體例，乃是為了求取“研究規定”。條目體領銜的體制指示了《資本論》文本的“三個形態”：史書態、邏輯態和知識態，而促成研究工作對“文本詮釋學”的整體走出。引出下列研究動議：其一，研究方法構成馬克思主義批判的“本真態”;其二，條目體與章節體是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工作分野的不同表現形式;其三，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最終引發的“唯知識論”的主義是對形式邏輯敘述過于關注的結果，并為資產階級工作者利用;其四，與之相反，我國明清學術傳統中具有“天然的”條目體與章節體結合的傳統;其五，《資本論》批判的知識理論建構路徑本質上是行動路線，根源于歷史行動之思維力，最終生發知識的“新型的意義”。然則，《資本論》并非描繪唯物主義反映論意蘊的“客觀知識體系”，而在于譜寫“實踐化的”馬克思主義批判之路，由《資本論》奠基的知識的二重形態指示了歷史現實發展的“邏輯字母”意義的批判規定。
關鍵詞：《資本論》 條目體 政治經濟學 批判 學科規范 研究 敘述
文章出處：《經濟學動態》2017年第12期。文章原名“《資本論》與條目體——兼析政治經濟學的學科規范”
本文受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資本論》與中國經濟學實踐創新研究”(15YJA790073)資助。感謝審稿人極富洞見的建設性的修改意見，但同時，作者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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