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壯大民營經濟，要避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錯誤傾向是否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壯大民營經濟的必要性，否定和弱化民營經濟；另一種錯誤傾向是接受新自由主義全盤私有化的觀念，認識不到民營經濟自身發展存在的不足和面臨的挑戰，無限制放縱資本擴張甚至野蠻生長。這兩種傾向對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都是不利的。
一、不能靠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為發展民營經濟找依據
當前，為了促進民營經濟發展，一些學者主張修改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理論等基本理論，甚至主張不再使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表述，以便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更好條件。
例如，有人認為，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框架下，無論如何說不通為什么要發展壯大民營經濟，所以為了發展壯大民營經濟，就不要再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了，或者修改其中的結論。網上流傳一篇文章，主張為了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放棄“剩余價值理論”，不要再講“剝削”“剩余價值”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
這些看法顛倒了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因而是錯誤的。斯大林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問題》一文中指出：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改變經濟規律，只能尊重和運用經濟規律。而上述這些主張正是顛倒了這個關系，認為我們不光可以運用規律，還可以任意修改客觀存在的規律。
你不去講剩余價值規律、回避剩余價值規律、從課本上刪去剩余價值規律，難道這個規律就不存在了嗎？這就好比，一個人想造輪船，但因為鋼鐵的密度比水大，開始總是沉下去，于是他提出“為了讓鋼鐵浮在水面上，就應該修改關于密度和浮力的物理規律”。一個飛機工程師，因為地心引力的存在，導致飛機難以飛上天，就提出來“為了讓鋁合金制造的飛機飛上天，就不要再講萬有引力定律了”。這樣做的后果是什么呢？只能是船毀人亡、機毀人亡。而只有首先肯定經過長期實踐的萬有引力等物理定律，了解了流體力學、空氣動力學等工具，再利用這些規律去設計出能夠克服地心引力和空氣阻力的輪船、飛機，這才能實現航行和飛行的理想。
在社會主義國家，民營經濟既有占有剩余價值、自發擴張資本的一面，也有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促進高質量發展、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一面。這兩面，哪一面是主流，取決于實施什么樣的政策，也取決于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自身。只有在理論上徹底認識資本運動的規律，才能揚長避短，正確發揮資本的積極作用，抑制其消極作用，從而真正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民營經濟人士健康成長。
二、客觀認識民營經濟遇到困難的原因，不能把民營經濟遇到的困難歸結為公有制，更不能歸結為堅持馬克思主義
當前，我國經濟遇到一些困難，我國民營經濟也遇到一些困難。民營經濟遇到的困難，既有我國經濟總體上遇到困難的因素，也有民營經濟自身的因素。困難并不可怕，應該實事求是地分析其原因，找對病灶、對癥下藥，而不能夠泛意識形態化地把民營經濟困難歸結為“國進民退”“國企打壓”。這里引用一段有代表性的觀點：
“還有一個因素是國企與民企的關系。例如，從房地產業來看，盡管都受到影響，但民營房地產企業受到影響是非常大的，國企受到的影響相對要小。為什么出現這種分化？說明民企的信心更加不足。在數字經濟領域，民營企業實際上是處于領跑位置，現在出現了后勁不足的問題。中央反復強調‘兩個不動搖’，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壯大，但是在現實中，公平競爭原則在國企和民企中還沒有真正落實。因為民企盤子很大，民間投資出現負增長，主要靠政府或國企投資，肯定是頂不上來的。從趨勢上看，如果民營經濟進一步收縮，國民經濟可能會加快下行”。[1]
該文中舉的兩個例子都是為了說明國企和民企之間存在不公平競爭，從而影響了民營企業的信心。但是深究一下，這兩個例子都是似是而非的。
第一個例子，民營房地產企業受到調控措施的影響比國企更大，并非因為國企和民企之間存在不公平競爭，我國并不存在對民營房地產企業的任何歧視政策，消費者購買房子的時候也不會因為購買的是國企還是民企供應的住房而有任何區別。之所以民營房地產企業遇到了更大的困難，根本原因是民營房地產企業盲目擴張、負債經營的問題更加嚴重。國有房地產企業由于決策程序相對規范、對負債經營和盲目擴張本來就有比較嚴格的限制。特別是十八大之后，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資委要求中央企業聚焦主責主業，一批中央企業主動退出了房地產行業，降低杠桿率。而民營房地產企業，特別是個別的頭部企業，實施非理性甚至激進的擴張戰略，違反了中央關于“房住不炒”的定位。
據統計，2022年我國房地產負債排名“十強”中，國企4家，民企6家。國企保利發展、華潤置地、招商蛇口、中海地產，資產負債率依次為78.23%、68.48%、67.91%、59.15%，分列排行榜五、八、九、十位。而民營企業中的中國恒大、融創中國、綠地控股、碧桂園、萬科、龍湖集團，資產負債率分別為132.61%、91.74%、87.59%、82.18%、76.7%、70.36%。其中，中國恒大2022年末負債合計2.44萬億，資產總額1.84萬億元，已經資不抵債。這種盲目擴張導致的財務狀況惡化，才是一些民營房地產企業遇到比國有企業更大的風險和困難的根本原因。不能把這個鍋扣到國企頭上。
第二個例子，“在數字經濟領域，民營企業實際上是處于領跑位置，現在出現了后勁不足的問題”，這也不能歸結到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我國無論法律還是管理政策，都沒有實行對民營數字企業的歧視政策。2021年以來，一些民營互聯網平臺資本無序擴張，有的金融互聯網平臺在金融消費者保護、參與銀行保險機構業務活動、從事支付結算業務、履行反洗錢義務和開展基金銷售業務等方面存在違法違規行為，有的傳媒領域的平臺制造“飯圈”文化誤導青少年，如此等等，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對互聯網平臺予以規范，屬于行業監管措施。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只要違反了這些行業規范，都要受到處罰（例如國有企業中國郵儲也同樣受到過處罰）。我們要支持民營數字企業發展，但任何企業都沒有超越法律監管的特權。把民營數字經濟企業“后勁不足”歸咎于沒有處理好“國企和民企的關系”是沒有道理的。事實恰恰相反，只有較好地解決民企自身過度投機、無序經營的問題，才能真正做到“給民企吃定心丸”。如果為支持民企發展而縱容資本無序擴張、縱容投機行為，結果只會讓民企發展積累更大的風險。
其實，從政治經濟學的原理很容易理解，民營經濟遇到的困難同所謂“國進民退”、“打壓民營企業”無關。如果民營企業遇到的困難是由于國企或政府打壓造成的，那么勢必表現為生產困難、供給不足，而目前民營企業遇到的困難主要是由于產品賣不出去造成的，是生產能力過強的結果。生產能力已經超過了市場需求，這怎么能說是政府和國企打壓民企造成的呢？
如果經濟下行是由于“打壓民營經濟”造成，那么西方國家私有制經濟比例比我們高、其政府不會打壓私營經濟，那么這些國家的經濟應該比中國增長更快、更有“活力”才對呀！
近年來，不少民營企業家有這樣的感覺：現在生意太難做，民營企業日子難過。很多老板都在懷念上世紀90年代，認為那時候賺錢較容易，而現在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很多老板在90年代賺到第一桶金，實現財務自由，而這些年又把積累的財富虧了回去，很多甚至背上了很大債務。
那么，出現這種感覺是因為我們黨對民營企業支持的政策變了嗎？根本不是，而是由于市場經濟自身存在的周期。你要享受市場經濟帶來的紅利，就要接受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汰，接受市場經濟發展深化之后必然出現的經濟周期。
民營企業家現在遇到的困境，恰恰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出現的現象。網上一些聲音，把政府依法查處一些民企違法違規經營行為說成是對整個民營企業的打壓，把一些媒體人批評個別民營企業說成是“反對改革開放”，讓廣大民營企業家失去了信心，這些都是不符合事實的。再如，有些人把房地產領域的民企遇到的困難歸結為“三條紅線”[2]，這是顛倒了本末。事實上，“三條紅線”出臺之前，房地產企業的負債率已經很高了。國家已經三令五申，多次提示房地產商的高負債風險，但是仍有大量企業我行我素。如果不出臺“三條紅線”，這些企業將進一步非理性擴張，貸更多的款，負更多的債，在我國住房實際需要的增速下降的情況下，這必然導致震級更大的經濟金融危機。我國政府能夠及時制止資本的非理性擴張，這是我國的制度優勢，正是這種制度優勢才真正有利于理性合法經營、有利于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
關于民營企業遇到困難的原因，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的“11·1”重要講話中已經做了完整的闡述：
近來，一些民營企業在經營發展中遇到不少困難和問題，有的民營企業家形容為遇到了“三座大山”：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轉型的火山。這些困難和問題成因是多方面的，是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等多重矛盾問題碰頭的結果。
一是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的結果。一段時間以來，全球經濟復蘇進程中風險積聚，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明顯抬頭，給我國經濟和市場預期帶來諸多不利影響。民營企業占我國出口總額的45%，一些民營出口企業必然會受到影響，那些為出口企業配套或處在產業鏈上的民營企業也會受到拖累。
二是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結果。當前，我們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經濟擴張速度會放緩，但消費結構全面升級，需求結構快速調整，對供給質量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必然給企業帶來轉型升級壓力。在結構調整過程中，行業集中度一般會上升，優勢企業勝出，這是市場優勝劣汰的正常競爭結果。市場有波動、經濟有起伏、結構在調整、制度在變革，在這樣一個復雜背景下，部分民營企業遇到困難和問題是難免的，是客觀環境變化帶來的長期調整壓力。對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一樣都需要逐步適應。
三是政策落實不到位的結果。近年來，我們出臺的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很多，但不少落實不好、效果不彰……當前，我國民營經濟遇到的困難也有企業自身的原因。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一部分民營企業經營比較粗放，熱衷于鋪攤子、上規模，負債過高，在環保、社保、質量、安全、信用等方面存在不規范、不穩健甚至不合規合法的問題，在加強監管執法的背景下必然會面臨很大壓力。
習近平總書記講到的上述幾點原因，沒有一條是由于“國進民退”造成的，而是由于我國發展階段、經濟運行自身規律和民營經濟自身存在的缺陷所造成的。
民營企業遇到的這些困難，和中國經濟總體上面臨的困難一樣，是不可能靠西方式現代化，即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解決的。那么，民營企業遇到的這些困難是不是就沒法解決了呢？不是的。解決的方向就是，克服西方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弊端，做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創造人類歷史上新型的民營經濟，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建功立業。這是中國的民營經濟發展的最大舞臺。
三、歷史證明，做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是民營經濟最大舞臺
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歷史經驗充分說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在強大的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民營經濟才能發展壯大、健康發展、充滿活力。如果喪失了這些條件，那么民營資本是沒有力量和國際壟斷資本抗衡的，只能夠淪為附庸地位，自身也必然命運多舛。
發展民營經濟，首先要在理論上解決“為什么要發展民營經濟”“民營經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是什么地位”的問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社會上有一些觀點把堅持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發展民營經濟對立起來，把發展國有經濟和發展民營經濟對立起來。在我國民營企業又遇到困難的情況下，這些觀點很容易影響到一些民營企業家的認知。澄清這些問題，需要深化對以下幾個歷史問題的認識。
第一，認識為什么舊中國的民族經濟始終處在孱弱和依附的狀態，以及新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然性。
鴉片戰爭后，歷史給了中國的民族資本100多年的發展時間，但是民族資本并沒有促使中國啟動工業化和現代化，民族產業也處于風雨飄搖的境地。這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之后，一切落后國家的共同命運：民族資本受封建制度和國際壟斷資本雙重壓迫，不可能走上現代化道路，只能做人家的附庸或買辦，寄人籬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的1936年，中國生鐵產量97%、銅產量83%、機器采煤量66%、鐵路運輸量90%被外資控制，是典型的依附式經濟。1936年，以給蔣介石五十壽辰祝壽的名義，國民黨發起“獻機祝壽”運動，但國民黨信奉“造不如買、買不如租”，雖然籌集了足以購買上千架飛機的資金，但是自己的航空工業沒有任何發展。1949年以前，中國靠私營企業在市場經濟中拼命了上百年，也沒能建立起自己的工業體系。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漫長歲月，雖然有大批艱苦創業、愛國愛鄉的實業家孜孜以求，但是由于當時的政府在政治上依附、經濟上凋敝的狀況下，這些實業家并沒有施展能力的空間。一大批愛國的民族企業家，在這種社會環境下，也難以實現自己實業救國的理想。只有依靠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和公有制，才能打破這一宿命。所以，當時很多人都認識到，沒有強大而獨立的工業體系，是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源，從而提出建立國有經濟、集中力量實現工業化的設想。比如，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就提出發展國有資本、實行計劃經濟建設的思路。也正因為如此，從舊中國走過來的榮毅仁等愛國資本家也真心實意擁護共產黨，擁護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和社會主義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缺乏重工業和基礎設施等基礎，民營企業很快就遇到了原料、市場等困難。實行“公私合營”的起因，并不是要消滅民營經濟，而是只有建立強大的國有經濟，才能為私營企業解決機械、能源、原材料等問題。1949年后中國靠國企在西方敵對勢力的封鎖和打壓之下，僅僅經過幾個五年計劃就做到了。因此，“公私合營”并不是國有經濟要吃掉私營經濟，恰恰相反，是因為近代以來的歷史證明，對我們這樣一個落后的農業大國來說，民族資本無法承擔起啟動現代化、建立工業體系的任務。只有依靠國有經濟迅速建立完整的基礎工業，獲得了在全球競爭中的產業獨立性，才能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廣闊空間。作為對比，世界上大量發展中國家就是因為沒有國有企業，始終跨越不了貧困陷阱。理解這個歷史邏輯，就可以理解今天在激烈的國際斗爭面前，我們為什么要堅持“兩個不可動搖”。
第二，正確認識民營經濟在改革開放中快速發展的原因。
改革開放之后發展私營經濟，看起來是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否定之否定”，但實際上，這時的私營經濟所面臨的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30年基本建設和公有制經濟的建立，為民營企業發展提供了新的歷史條件。國家政治主權和經濟體系的獨立，可以使民營經濟不再需要依附外部勢力和國際資本，一大批民族企業家得到了施展的空間。這個發展過程告訴我們，不能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公有制與私營經濟對立起來。今天中國的私營經濟，已經同舊中國的私營經濟、西方國家的私營經濟有著顯著的區別。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我國改革開放之后創造的經濟奇跡，既歸功于發展市場經濟和多種所有制經濟，又離不開改革開放前30年公有制經濟奠定的產業基礎、物質基礎、技術基礎和人才基礎，也離不開黨和政府強有力的宏觀調控和公共政策，離不開國有企業在基礎性、戰略性領域彌補市場失靈，而不能把民營經濟的發展單純歸結為民營經濟自己的努力。否則，世界上大多數私有化程度比中國還高的國家的經濟，應當比中國發展得更好才對。
第三，要客觀認識民營經濟自身的不足。
網絡上的一篇文章說：“今天絕大部分民營企業最擔心……歷史出現驚人的重復：漸漸的國進民退，政府的手越來越長，越來越忙，傳統意識形態強勢回歸。近幾年，山西的煤業整合，河北的鋼鐵整合，以及房地產領域的去市場化等等，都令人似有歷史再現的恐懼”。這段文字里渲染的幾個例子，實際上都體現了民營經濟過去自身的不足：一些民營煤炭企業在安全生產方面欠賬較多，一些房地產企業過度擴張、風險很大。有關部門推動煤炭、鋼鐵行業整合，按照“房住不炒”的趨勢調控房地產，是對一切企業都執行的，而絕不是僅僅針對民營企業的。過去不少涉足房地產企業的國企，也按要求退出了。之所以民企在這些調控措施面前感到了壓力，是因為民營經濟自身存在著不適應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方面，有過度擴張、風險控制不力、過度投機等問題。資本主義國家的私營企業無法靠自身解決這些問題，最終釀成危機。中國的民營企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能夠認識到并且解決這些問題，這是應當慶幸的。
四、為什么說《共產黨宣言》的“消滅私有制”和我們發展民營經濟并不矛盾
有人擔心，《共產黨宣言》里說要“消滅私有制”，但是在現實中又要發展民營經濟。怎么看待這個矛盾呢？對此，如我們前面所述，有些人的觀點是“干脆不要讀《共產黨宣言》”了，“干脆不要講剩余價值理論了”，甚至前些年還有人認為共產黨干脆改旗易幟搞全面私有化得了。當前這些觀點仍然存在，只是在公開媒體上不太敢站出來說了而已。如果接受這些做法，中國就會重蹈蘇聯亡黨亡國的覆轍。中國共產黨奮斗的目標是共產主義，這是從馬克思開始就說清楚了的，即使不說，也是盡人皆知的。如果連這個都不敢理直氣壯地說，那么到頭來不是迷惑了別人，而是迷惑了自己。試想，如果一個政黨連自己的初心都不敢公開宣布，那么民族資本會心悅誠服地跟黨走嗎？
但是，為什么《共產黨宣言》的“消滅私有制”和我們發展民營經濟并不矛盾？這是個重大而嚴肅的理論問題。黨員干部希望搞清楚，民營企業家也希望搞清楚。
首先要說明，一些學者試圖通過論證“消滅私有制”是翻譯錯誤，應該翻譯成“揚棄”，以此來說明我們發展民營經濟的合理性。這種努力也可算 “用心良苦”，但是沒必要，因為這個詞沒有翻譯錯。馬克思的本意就是“消滅私有制”，這個詞的中文翻譯是準確的[3]。還是我們前面說的道理，無論是“消滅私有制”，還是我們今天發展壯大民營經濟，都是光明正大，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可以堂堂正正說明白的事情，沒有必要用這種方式遮遮掩掩、拐彎抹角地去論證。
第一，馬克思承認資本既有積極的一面，又有消極的一面。馬克思并沒有抽象地反對一切資本，而是首先高度肯定資本主義的歷史進步性，他說“資產階級在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然而，馬克思不同于西方庸俗經濟學家之處在于，他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沒有把資本主義私有制看作是永恒不變的東西，而是認為一切社會制度都是歷史的產物，要一分為二地看待私有制。資本主義創造了很大的生產力，但不受約束的資本擴張，則將導致資本的集聚、生產的無政府主義擴張、無產階級相對貧困化，最終導致經濟危機。當資本主義自身解決不了這種危機的時候，就是資本主義的終結。解決問題的方向，那就是改變私有制，建立真正的社會所有制，由勞動者共同掌握生產資料。這是馬克思關于“消滅私有制”的必然性的認識，這個認識迄今為止依然成立。既然資本有發揮積極作用的一面，今天我們發展民營經濟就是有依據的。
第二，生產關系要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所以“消滅私有制”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不是一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就要通過暴力的方式消滅私有制。當前社會上關于《共產黨宣言》中“消滅私有制”表述的討論，無論是支持的還是反對的，都有一些觀點簡單地認為，好像是否消滅私有制是可以隨著人的主觀意志決定一樣，這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本意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
這段話已經十分清晰地解釋了將來“消滅私有制”應該如何發生，即當生產關系變成生產力桎梏時，社會革命就會發生。具體地說，就是當私有制不能夠再容納生產力的發展時，“消滅私有制”就會發生。消滅私有制的正是私有制本身，是私有制自身的缺陷最終導致自身的毀滅。這就可以引導出來兩個方面的結論：
一方面，在當前私營經濟對促進生產力仍能發揮作用時，人為地用暴力的方式“消滅私有制”是做不到的，這就是我們黨仍然要鼓勵、支持發展民營經濟的依據。
另一方面，“消滅私有制”也不是一個晚上就實現的過程，而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18、19世紀那種野蠻的私有制，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消滅了。而當前的私有制經濟，在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有著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一面，例如非理性競爭導致生產力的破壞、產權分割導致創新難以形成協同、片面追逐利潤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提供公共產品積極性不足等。發揮公有制的優勢來解決這些問題，限制私有制的弊端，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消滅私有制”。從這個意義上說，“消滅私有制”一直在進行。這就是我們黨要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加強對民營經濟政治引領、引導民營經濟做社會主義建設者、引導民營經濟人士健康成長的依據。這樣做，對民營經濟的健康成長也是有利的。
第三，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是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階段，在這個階段社會中還存在資本主義的因素，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充分發揮這些因素的積極作用，引導其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和將來共產主義“消滅私有制”的目標并不矛盾。那么，社會主義階段是多長時間呢？按我們黨的說法，可能要“幾代人、十幾代人、幾十代人”。也就是說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階段，都是公有制為主導、同時鼓勵和引導民營經濟發展的階段。因此，今天的民營企業家也完全不用擔心哪一天就會用暴力“消滅私有制”。同時，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是要毫無限制地任由私有制經濟發展。因為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也沒有無限的權力，也要受到法律、政府和社會的許多限制。那種無限自由發展的私營經濟，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利于經濟健康發展的。
今天我們要看到民營企業的積極作用，也要看到民營企業的不足和缺陷。更應該讓民企認識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不是限制了民營經濟的發展，而是更有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為民營經濟創造了更好的發展環境。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不僅為民營經濟更好地發展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而且能夠限制和約束資本和市場的盲目性，歸根到底對民營經濟有利。
2018年爆發了兩輪圍繞“消滅私有制”的輿情。我個人判斷，這些輿情“醉翁之意不在酒”，都是由主張私有化的人士挑起的，即通過制造極端的觀點作為“靶子”并批判，來反對和妖魔化我們黨強調理想信念、增進“四個自信”、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等主張。特別是在國際斗爭形勢日益嚴峻的情況下，要防止有人故意操縱“國進民退”的議題，離間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團結。
五、從華為的成長看民營企業的方向
在我國眾多民營企業中，華為集團是優秀代表，比較全面地體現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民營企業的方向。具體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華為的思想理念深受中國共產黨的理想信念和作風的影響。華為的創立者任正非，曾經在人民軍隊服役，年輕時長期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熏陶，注重研讀《資本論》和《毛澤東選集》等著作，并將其思想精華創造性地用于企業管理。他自己說：“華為的文化某種意義上講不就是共產黨文化嘛，以客戶為中心不就是為人民服務嘛；為共產主義理想沖鋒在前，享樂在后，不就是奮斗者文化嘛”。華為在內部有例行的民主生活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華為在最初走上國際市場時，受到“農村包圍城市”的啟發，首先在第三世界國家開拓市場，最終實現占領全球市場。
第二，華為在分配和管理上體現了全體職工的主體地位，促進共同富裕。不同民營企業的股權設置、分配方式有不同性質。華為是民營企業，但是在股權設置和分配方式上已經十分接近集體所有制企業，具有相當的公有制的因素。據華為公司網站介紹[4]，華為100%由員工持有。1987年，任正非籌集人民幣2.1萬元（6名初始出資人每人出資3500元），在深圳創立華為。公司發展過程中，公司員工逐步參與員工持股計劃，其他5位初始出資人陸續退出持股。2003年，華為形成了沿用至今的股權結構，華為控股工會作為員工持股平臺，2003年有15061名持股員工，2018年持股員工為96768人，其中自然人股東1人（任正非），持股1.01%，同時任正非也參與員工持股計劃，其總出資占公司總股份的比例約為1.14%；在職持股員工總計持股88.94%；退休及業務重組持股員工10.05%。在管理上，華為同樣體現了勞動者的主體地位。持股員工代表會是公司最高權力機構，由86514名有選舉權的持股員工，一股一票，選舉產生。持股員工代表會選出董事會和監事會成員。華為公司“以客戶為中心，為客戶創造價值”是公司的共同價值，是集體領導的靈魂，各治理機構都要從不同方面踐行和維護[5]。華為與采取傳統股份制的其他私營公司不同，后者往往股權集中、一股獨大，經營中賺取的絕大部分收益由企業投資者即所有者獲得。華為公司在全球市場上的卓越表現充分證明，這種帶有鮮明集體所有制性質、有利于共同富裕的股權結構，有利于調動廣大職工積極性，創造性。
【圖：華為公司股權結構、治理結構】
第三，華為堅持愛國主義，專注實體經濟和科技創新，敢于打破國際壟斷資本的封鎖打壓。華為的市場戰略，體現了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靈魂。特別是在國際市場上，堅持獨立自主，絕不依附國際資本，更不會為企業利益做違背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決策。上世紀90年代，面對國外巨頭把控的交換機和數據卡技術，華為即開始自主研發產品。在國內和國際都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迅速擴大市場，大幅降低通信設備價格。1995年，華為便大膽預測3G將是未來技術發展的前沿并投入巨資研發，比工信部為我國三大通信運營商頒發3G牌照提早了14年；2009年投入5G技術研發，終成目前全球唯一5G供應商。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布的數據，2017和2018年華為公司的國際專利申請量均位居世界第一。其中，2018年華為公司提交國際專利申請5405件，這也是有史以來一家公司創下的最高紀錄。2018年以來，面對中美貿易戰，華為從容應對美國政府的打壓，不斷突破前沿技術瓶頸。
華為的經驗代表著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光明前途，表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條件下，民營企業完全可以避免西方私營企業存在的弊端，成為優秀的社會主義建設者，成為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力量。
六、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著力點
基于上述分析，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發展民營經濟，關鍵是要通過各方共同努力，使民營經濟成為社會主義建設者，克服私營經濟自身的弊端，堅持社會主義生產目的，適應中國式現代化的需要。
第一，增強民企信心的根本途徑是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認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非公有制經濟要健康發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要健康成長。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也要認識到這一點，加強自我學習、自我教育、自我提升。不要聽到這個要求就感到不舒服，我們共產黨內對領導干部也是這樣要求的，而且要求得更嚴，正所謂‘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我們都要‘自強不息，止于至善’”[6]。只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打破“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制度和西方的不同，只有這條路才能引導中國走向復興，民營企業也只有服從和服務于這個大局，克服資本自身的盲目性，才能夠使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廣大民營企業才有事業發展的空間。
第二，幫助民營企業適應高質量發展需要，提高發展的戰略性。當前關于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大量是短期的、應急的，主要著眼于解決民營企業眼下存在的困難。在此基礎上更需要長遠的發展轉型規劃。過去幾十年，不少民營企業有明確的戰略并堅定實施（如華為），但是也有大量民營企業出于對短期利潤的追逐，發展缺乏戰略性。這樣的企業，在水漲船高、水大魚大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固然可以獲得發展機遇，但是面對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就必須引導民營企業進行自身轉型。筆者在調研中感到，有些民營企業仍然習慣過去那種政商關系，希望通過和地方官員進行利益交換獲得增長空間；有的對房地產等已經存在很大泡沫的行業的調控措施不理解，希望重復以前的發展格局。這些觀點都是不利于民營企業自身健康發展的。要讓民營企業認識到未來的定位和方向，在自主創新、綠色發展、產業整合、共同富裕、鄉村振興等方面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實體經濟上，充分發揮國有資本引導作用，引導閑散民間資本進入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符合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的領域，加強民營企業黨的建設，培養一批發自內心認同馬克思主義、擁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企業家。
第三，進一步構建新型的政商關系。在這個問題上，目前主要的關注點還是領導干部個人怎樣和民企打交道，將來應該進一步制定關于黨和政府如何領導民營企業的規范性文件，把民營企業如何在政治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把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的要求融入企業治理，引導民營企業遵循產業政策，遵守法律約束，避免市場的盲目性和過度逐利；在政府和私營資本之間構建“親”“清”的新型關系，讓資本不得介入政治權力，同時政府又能及時為民營企業解決現實問題。
第四，認真總結民營企業發展的成功經驗，幫助民企解決實際問題。認真總結華為等優秀民營企業發展的經驗，幫助民營企業加強黨的建設、提升管理水平。解決黨建和業務工作“兩張皮”的問題，把黨的建設轉化為民營企業的競爭力。提高民營企業管理水平，建立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
第五，加強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業之間的互學互鑒和業務融合。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之間依然存在廣闊的優勢互補空間。應通過混合所有制、行業協會等渠道，加強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業之間的互學互鑒。國有企業發揮其在規模、技術、人才、融資和社會責任等方面的優勢，拓展產業鏈的韌性和完整性，民營企業發揮其機制靈活、貼近市場的優勢，同國有企業優勢互補。
注釋：
[1] 要給民營企業吃長效“定心丸”，恢復信心。《中國新聞周刊》2023年7月7日。
[2] 2020年8月，央行、銀保監會等機構針對房地產企業提出的指標，即剔除預收款項后資產負債率不超過70%、凈負債率不超過100%、現金短債比大于1。
[3] 顧錦屏：《共產黨宣言》中關于“消滅私有制”的譯法是正確的[J]，經濟學動態，2003(03):24-25.
[4] 華為公司官網：https://www.huawei.com/minisite/who-runs-huawei/cn/。
[5] 華為公司官網：https://www.huawei.com/minisite/who-runs-huawei/cn/。
[6] 習近平：毫不動搖堅持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健康發展[N]，人民日報，2016-03-0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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