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的本質是交換，是在交換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并沒有那么神秘，無非就是以“交換”為中心形成的買賣關系、買賣經濟。而這種交換的前提是人情、是關系、是背景、是權力。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既不能“有效配置資源”，更不可能“實現優勝劣汰”，是真正的“烏托邦”，這已經被許家印之流所證明。他們鼓吹“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通過瓦解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建立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抽掉人民當家作主的經濟基礎；同時通過假冒偽劣、金融詐騙、販毒吸毒等，渾水摸魚，巧取豪奪，抽干、吸干、榨干人民的血汗，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滿，動搖共產黨執政的群眾基礎。
最近一個叫李孔岳的人，大言不慚地聲稱“只有市場經濟才能實現共同富裕”，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這種鬼話如果放在30年前，大多數中國人是不會懷疑的。然而，幾十年鐵一般的事實告訴中國人民，造成今天嚴重貧富懸殊的，恰恰是推行了幾十年的“市場經濟”本身。《中國財富報告·2023》披露的數據顯示，占中國人口0.3%的人口，擁有67%的財富，而占中國人口92.6%的人口，只占6.98%的財富，遠超世界基尼系數警戒線。試問：如此巨大的貧富懸殊，舊社會沒有，新中國前三十年沒有，偏偏實行市場經濟后出現了，又如何解釋？應該說，“市場經濟”是改開以來最大的“成果”，然而這個“成果”并沒有給中國老百姓提供生活的避風港，相反，多如牛毛的改革卻把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推入市場的不確定性和各種風險之中，背上無休止的種種負擔，以至于到了生不起、活不起、養不起 、學不起、老不起、死不起的程度，而另一邊卻涌現出許家印之流的豪紳巨富，好像又回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舊社會，難道這就是所謂的 “市場經濟”所要的結果嗎？
對這樣一個結果，中國的經濟公知及官僚買辦集團是滿意的，而中國的勞動階級是不滿意的。因為他們懂得一個基本的道理，當年跟隨共產黨鬧革命所建立新中國，是勞動人民自己的國家，而不是少數權貴的國家；是消滅了剝削和壓迫，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而不是讓中國人民重新生活在三座大山之下的國家。正因為如此，毛主席一再告誡全黨：“黨群關系好比魚水關系，共產黨是魚，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沒有魚，魚永遠也離不開水”，“如果我們把老百姓惹翻了，是要垮臺的”。
誰都清楚，在毛主席領導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高的關系就是“魚水關系”，這種“魚水關系”所激發出的強大力量，是任何敵人都感到害怕的。中國的經濟公知很清楚，要動搖這種“魚水”關系，動搖共產黨的執政根基，從政治、軍事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從經濟上和文化上入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們做到這一點的突破口，就是所謂的“市場經濟”，因為他們知道，在社會主義國家，全民所有制和集體經濟制，是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經濟基礎，失去了這個經濟基礎，所謂的“當家作主”就是一句空話，“魚水關系”就是空中樓閣；失去了這個基礎，共產黨就會失去中國普通老百姓的普遍擁護和支持。
他們所說的“市場經濟”又是什么貨色呢？三十多年前，中國的經濟公知包括官方告訴全國人民，“市場經濟”可以“有效配置資源”“實現優勝劣汰”。然而，全國人民看到的卻是它既不能有效配置資源，更不能優勝劣汰。從資源配置看，以恒大為代表的房地產業，到以安邦、解直錕為代表的金融業，再到以四大銀行為代表的國有企業，全部是巨額負債，如果說能夠有效配置資源，難道這就是所謂的“有效配置”嗎？從優勝劣汰看，既然優勝劣汰了，保留下來的應該都是好的，為何這些企業普遍會出現如此巨大虧損，難道這就是所謂的“優勝劣汰”？從道理和邏輯上說，這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再從配置結果看，上面提到的這些企業，因“市場”配置占據了巨大的社會資源，然而這些資源所產生的利益又都進了誰的腰包？而當時宣傳的是“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映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今天再來看這種膚淺的論斷，是多么的荒唐和可笑。
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市場”僅僅是商品交換的場所，并非是一種什么經濟。從嚴格意義上說，市場本身就是社會的一部分，市場不是社會全部，更不是主導社會的唯一力量。市場的本質是交換，是在交換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也沒有那么神秘，無非就是以“交換”為中心形成的買賣關系、買賣經濟。而這種交換的前提是人情、是關系、是背景、是權力。然而“經濟公知”在鼓吹“市場經濟能夠有效配置資源、有效率”的時候，是不是應該想到，這種“配置”“有效率”，必須是在一種沒有爾虞我詐、沒有勾心斗角，不靠關系、不靠人情，每一個人都是“君子”的前提下，即是說，必須是在一種非常理想的狀態下才能做到的。拋開這樣一個大前提，所謂的有效資源配置、效率高，只能是變了味的資源配置，變了味的高效率。試問，今天那些得到巨大資源的人，他們靠的是什么？如果他們當初沒有關系、沒有背景，沒有利益輸送，可能會拿到那么多項目、那么多資金嗎？他們會拿到那么多資源嗎？也就是說，我們所搞的市場經濟，不僅要靠關系，靠人情，而且還充滿了各種爾虞我詐、巧取豪奪。對于這一點，“經濟公知”們從來不告訴人民，只會胡吹什么“有效配置”、“高效率”，好像市場經濟可以不受任何條件限制，有了它，就能“有效配置”、“高效率”。“經濟公知”們曾經嘲諷“共產主義”是烏托邦，難道他們這套東西不就是一種真正的烏托邦嗎？
他們如何做到這一點呢？一是混淆社會主義，搞亂人們的思想。什么是社會主義本來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們故意污蔑馬恩列斯毛沒有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目的就是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塞進自己的私貨。二是推行所謂“產權制度改革”。他們以“產權不清晰”為借口，為瓦解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尋找理論依據。正是在這一外門邪惡理論引導下，幾十萬、上百萬國營和集體企業的資產被巧取豪奪，數千萬國營企業、集體企業職工的國家主人翁地位被剝奪。尤為可笑的是，他們今天居然罔顧歷史，把以犧牲無數國營企業、集體企業為代價換來的民營企業（實質是私營企業）的泛濫，吹捧為“一二三四五六七”的貢獻。這是何等的蠻橫和無恥。
他們所說的“市場經濟”又給全國老百姓帶來什么呢？除了貧富懸殊，數座大山，道德崩塌，腐敗叢生，社會平等遭到踐踏外，人們礦產資源遭到掠奪，假冒偽劣屢見不鮮、食品和藥品安全得不到保障，食物鏈從田間到餐桌受到全面污染，人民生命健康時刻受到威脅，傳銷、校園貸、高利貸等金融欺詐讓無數家庭欲哭無淚，賣淫嫖娼、吸毒販毒、拐賣人口等曾經在新中國絕跡的東西死灰復燃，所有這些，難道這不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嗎？深受其害的廣大中國人民，會歡迎這些東西嗎？人們會由此而擁護共產黨嗎？然而，中國的經濟公知從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可見，他們是多么的虛偽和無恥。
現在看來，所謂的“市場經濟”，只不過是國內的經濟公知、資本家及其與之相勾結的外國勢力，與共產黨爭奪經濟領導權的遮羞布而已。他們要搞的“市場經濟”，早已經不是當年鄧小平心目中的“市場經濟”。鄧小平的 “市場經濟”，是把它看做與西方好的技術、好的經營管理方法一樣的東西來看待的，引進“市場經濟”的目的，是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而絕對不是要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搞資本主義。只不過由于鄧小平在理論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局限、片面和主觀臆斷，讓經濟公知們鉆了空子，變成了他們真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的蠢蠢欲動。他們要搞的“市場經濟”，就是要徹底奪取中國經濟的領導權，按照他們的路子轉向資本主義，把中國變成西方附庸下的資本主義國家，徹底瓦解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和群眾基礎。
三十多年的實踐已經證明，丟掉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個基礎，無論口號說的多么漂亮，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是根本保不住的，只能淪為資本的奴隸、市場的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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