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這句流行歌詞似乎可以用在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身上。1989年柏林墻倒塌，福山發表文章提出“歷史終結論”，給西方捧上一杯興奮劑。1991年蘇聯解體，似乎把“歷史終結論”坐實了。但歷史發展并非如其所言。最近，福山發表《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一文，出版新書《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從“歷史終結論”到“美國政治衰敗論”，福山眼中的美國政治制度正在褪色。
“歷史終結論”的內外“敵人”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一提出，其哈佛大學的老師亨廷頓就告訴美國人，冷戰結束了，但自由民主并非一統天下，歷史遠沒有終結，還存在“文明的沖突”。不久，就發生了“9·11”事件。此后，反恐戰爭改變了美國人生活方式，影響國際形勢至今。其實，“文明的沖突”只是“歷史終結論”的外部“敵人”，“歷史終結論”還有一個更強大的對手——自由民主本身，正是自由民主終結了“歷史終結論”。
何出此言?在亨廷頓所說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家”大幅增加，但成功者寥寥。有的國家陷入內戰和分裂，如阿爾及利亞、南斯拉夫、烏克蘭等;有的國家陷入周期性的政治動蕩，如泰國、埃及等;有的國家陷入長期的“無效的民主”，即國家治理效率很低。面對很多國家“民主的回潮”，有競爭性選舉而無西方期許的政治自由，美國人又拋出一系列說法，即所謂“無自由的民主”“選舉式威權主義”“競爭性威權主義”等，想撇清這些國家轉型失敗與自己主張的自由民主的關系。其實，這正說明把黨爭民主當作核心標尺的自由民主在理論上已經破產。
自由民主理論的硬傷
西方鼓吹的自由民主其實是一種政治制度意義上的政體理論。政體是什么?政體從城邦國家時期的統治權即亞里士多德所說的“誰統治”，逐漸演變為現代國家的“如何統治”問題，不但包括行政關系、政治經濟關系，還包括中央和地方關系、國家與社會關系。政體實際上是權力關系的總和，是國家建設中諸多維度權力關系的總稱。
以競爭性選舉為核心標尺的自由民主論，只是政體的一個維度，即國家與社會關系中縱向的選舉民主問題。國家建設是綜合性的制度建設，抓住一點不計其余，必然導致權力關系扭曲。諸多轉型國家的實踐表明，把選舉式民主當作國家建設的全部關系，以為有了競爭式選舉就有了民主、有了民主就有了一切，是錯誤的，并不能帶來有效的國家治理。
幾十年來，當西方學者和政治家懷著“使命感”推廣民主的時候，其所謂民主只是競爭性選舉。然而，美國憲法是“審議民主”即我們所說的協商民主的結果;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所講的美國的民主，也不是競爭性選舉，而是作為人民主權實現形式的鄉鎮自治即社會民主。
否決型政體導致美國“政治衰敗”
福山所說的政治衰敗，作為一種政治危機不只是今天的話題。早在上世紀70年代，三邊委員會就委托亨廷頓等人寫過《民主的危機》，多元民主的代表人物羅伯特·達爾也寫下了《多元主義民主的困境》。
如果說“歷史的終結”是當年福山被“勝利”沖昏頭腦時的放言，那么，他最近在《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一文中，通過觀察美國政治的內在邏輯所得出的結論，即否決型政體導致美國“政治衰敗”，則已經接近故事的真相。
為了防止集權，美國設計了一套分權與制衡體制。在這個看上去超級穩定的結構中，分權與制衡使美國的最高權力分散到國會、行政和法院，這就為黨派和利益集團提供了廣闊的活動空間。自里根總統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以來，美國黨派之間已經很難合作，黨派斗爭趨于極化。民眾選舉出來的政府或者總統也難以有所作為，例如，醫保改革幾乎流產，高鐵計劃束之高閣。可見，說美國實行的是“否決型政體”，并不為過。
否決型政體的主要參與者是利益集團。美國的政策被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所主導。美國大學有一項最新研究：從1779項政策議案的決策過程來驗證，美國的政治性質究竟是精英主義、大眾主義還是利益集團?結果表明，美國是一個寡頭政治國家。其中一個例子是，美國槍支泛濫。在民意調查中，要求控槍及對買槍的人進行背景調查的曾高達90%以上。但是，這么高比例的民意卻得不到體現和落實。
不能體現民意，該做的又做不了，這樣的政治在福山看來就是典型的“政治衰敗”——其老師亨廷頓曾以此形容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現象。福山認為，即使曾經很優越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與時俱進地修正自己，如果解決不了應該解決的問題，因而失去競爭力，也就意味著“政治衰敗”。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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