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觀察中國，不要只盯著那幾個發達國家，還要了解更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邏輯。要知道，世界上有70%的人口生活在代議制民主政治之中，過得好的不過就是30來個國家/地區，人口占比不到10%。因此，“回到中國”的社會科學，不但要通過理論“重述”來重新理解和建構既有的社會科學命題，更要通過比較政治研究、尤其是可比較的發展中國家研究，切實更新我們指向未來的知識系統建構。
在中國思想界，已經不約而同地出現了這樣的政治共識：中國需要由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構成的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中國的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并不意味要與既有的話語體系徹底決裂和割舍，事實上沒有必要也做不到，而是要在對話基礎上兼容并蓄，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說話方式和思維方式。作為社會科學最古老也是最基礎的學科，政治學有著不容推脫的責任，為重述、有效建構中國的社會科學作出應有的學科性貢獻。
社會科學的性質與中國經驗的挑戰
由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組成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是先賢們對特定國家的、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經驗的觀念化建構。冷戰時期的國際社會科學更是直白的意識形態學，東西方莫不如此。這樣，問題來了：如何解釋今天的中國?中國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如何判斷中國的發展成就，卻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觀點。一方認為中國錯了，原因是不符合自己所熟悉的一套既有觀念;一方認為中國是對的，但理論上又無力解釋。兩者都反映出我們在觀念和話語上的欠缺，社會科學范式的重建勢在必行。
流行的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個人權利和社會權利為中心的社會中心主義;一類是以官僚制為中心的國家中心主義。在兩類話語體系中，社會中心主義基本上是英、美兩國經驗的產物，其中個人權利和社會權利的核心是商業集團。英國建國當中有兩個因素：戰爭和貿易，其中海外貿易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美國從最早的十三州到西進運動，都離不開實業家集團的力量。美國是先建立醫院、學校、教會，最后才建立政府的。因此，英美的經驗突出了個人權利和社會權利至上，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以個人權利為核心的自由主義理論體系。國家中心主義的話語體系則主要是從黑格爾到馬克斯·韋伯等人以德國經驗為核心建構起來的。法國、德國和日本是一套組織體系，這些國家官僚制非常發達。
應該說，這兩類話語體系對應了第一波和第二波的現代化經驗。第一波現代化是英國和美國，靠商業集團來推動;第二波是19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德國、日本、俄國等，靠官僚制為中心的國家來主導。這些國家的現代化起點都有標志性事件，例如日本的明治維新、俄國的廢除農奴制改革、德國的統一戰爭等。問題在于，在整個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當中，只有第一波和第二波現代化的經驗，沒有后發國家現代化的話語經驗。比如，俄國在1917年二月革命時，國家組織已經癱瘓，是政黨——布爾什維克成為國家的組織者。同樣，現代中國既不是靠商業集團，也不是靠官僚制，而是依靠政黨組織起來的。可以說，政黨組織國家是第三波現代化國家的一個基本路徑。如果基于第一波、第二波現代化國家的話語和理論來解釋發展中國家，那肯定是錯的。
因此，中國的社會科學需要特別重視政黨研究。對此，我曾提出過政黨中心主義的概念。政黨中心主義是個歷史范疇和客觀存在，其內核、邏輯都不是簡單提出問題就算完成任務了，都需要建構。很多西方概念的流行并不是因為它們有多好，而是因為國家強大，觀念是物質實力的副產品。然而，學者中存在很多“觀念戰士”，他們習慣于用來自西方經驗的書本知識比照現實中的所謂對與錯，而對與中國更有可比性的發展中國家視而不見，或者根本不了解。
中國社會科學應“回到中國”
張灝先生把1895—1925年間稱為中國政治思想的“轉型時代”，即西方的各種思想、概念開始搶灘中國思想市場，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式微。從張灝先生劃分的“轉型時代”算起，中國開始引進、發展社會科學就是一百年的事。這一百年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30年：西學1.0版，即從晚清到民國時期。這個時期除了個別概念，比如費孝通的“差序格局”，基本上都是西方社會科學的初步學習者。這一時期的社會科學教授與其說是學問家，不如說是政治活動家，關注的多是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問題。因此，西學中的各種思想在中國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既有德國的馬克思主義，也有英國式的多元主義如基爾特社會主義，“西學”中包含著彼此沖突的思想和學說。
第二個30年：照搬蘇聯模式階段，即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這一時期主要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多是蘇聯專家培養出來的，研究領域也主要集中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大學說，即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對于這一時期的理論工作者而言，詮釋經典作家的經典文本是其主要工作，以意識形態語言來做社會科學研究成為這一時期的典型特征。
第三個30年：西學2.0版，即改革開放以來。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學者大多是“留學生”，要么在西方讀學位、進修，至少讀的基本上是西方社會科學和政治思想的書，西方幾乎所有代表性名著都翻譯到了中國。如果說第一時期的“西學”尚是一個多元的矛盾概念，這一時期的“西學”則主要是自由主義的一家之言。
可以說，沒有自己的概念、理論、方法所構成的“話語權”，構成了百年中國社會科學的總體性特征。這也意味著思想的貧困，進而危及國家安全。在他國化百年之后，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時代應該到來了，“游離中國”的社會科學應該“回到中國”了!這也是我期許的中國社會科學下一個30年即第四個30年的基本方向和定位!
相對于張灝先生所說的“轉型時代”，中國思想的“新轉型時代”即社會科學的自主性時代已經開啟。自主性的中國社會科學無疑是溝口雄三所說的“作為方法的中國”，即以中國為中心的取向，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是“中國的世界”而不再是“世界的中國”。其實，早在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就提出：“我們研究中國就要拿中國做中心，要坐在中國的身上研究世界的東西。我們有些同志有一個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國為中心，作留聲機，機械地生吞活剝地把外國的東西搬到中國來，不研究中國的特點。不研究中國的特點，而去搬外國的東西，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毛澤東的理論自信，來自其領導的中國革命實踐;中國建設實踐的偉大成就，理應賦予我們新的發展時代的理論自信。
比較政治研究：社會科學的增長點
提出問題只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解決問題是一項世代工程，個體化的學術研究工作都是這個“新轉型時代”的一個分母。政治學應該成為一個大寫的分母。
社會科學由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三大基礎學科構成。這三大學科中，政治學產生于古典時期，經濟學是工業革命的產物，社會學則為了應對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晚到的經濟學已經形成“帝國主義”架勢，其對西方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影響無處不在。但是，那種以個體權利為本位的經濟學，畢竟不能回答人類的整體性利益和整體性難題，而政治學的天職則是回答和解決“共同體之善業”。這并不意味著政治學還停留在古典時期，而應當是吸納了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大政治學科。
在政治學科中，對發展社會科學最有價值、但在中國發展得最不好的，則是比較政治研究。比較政治學與政治學理論、本國政治和國際政治的關系不待多言，很容易理解。為國內學術界所忽視的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乃至政治哲學到底是怎么來的?從亞里士多德到西塞羅，從馬基雅維利到孟德斯鳩，從托克維爾到馬克思，以及近代的白芝浩與威爾遜，這些“政治思想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向來都是比較政治學者”，都是針對他們時代的重大政治問題的。因此，我們切不可把這些人的思想視為哲學中的“先驗”，而是歷史語境中的“先驗”，即奧克肖特所說的“先前經驗的理論化”。這就需要我們對“先前經驗”(相對于比較政治研究的當下經驗)進行系統的理解與研究，從而才有能力做到甄別、放棄與吸納，否則我們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乃至政治哲學研究就永遠停留在翻譯、引介和詮釋的初級水平。
社會科學至少是二維的，即理論與現實或者理論與歷史。這里的現實或歷史就是比較政治的經驗研究。研究者如果熟悉比較政治研究中的比較政治經濟學，就可以看到，很多古典思想需要得到反思甚至重構。這是因為，我們所處時代的社會結構，既完全不同于政治化的古典城邦，也不同于近代洛克筆下的二元化結構即政治—社會，今天是政治—經濟—社會的三元化結構。這就是說，“利維坦”不但是政治的國家，還有資本權力這個“利維坦”。考慮到這樣的完全不同的社會結構，無論是古典思想本身，還是基于文本解讀而發展出來的新古典思想(如保守主義政治哲學、新共和主義)，都需要加以謹慎對待，因為很多關于政治、國家、人性的古典命題，都沒有考慮到資本權力這個“利維坦”或波蘭尼所說的“市場化社會”這些重要論域。因此，要真正復興國內的政治學理論，需要尋求研究方法上的“新路徑”。而回到源頭，即比較政治研究與政治哲學不分家的傳統，或許是一個好的選擇。
比較政治研究的發現，對既有的社會科學命題很有沖擊力。在很多人的觀念中，“歷史終結”了，即自由民主已經徹底勝利了。但現實如何呢?世界上人口過億的國家有12個，其中3個是早工業化國家——美國、日本和俄羅斯，它們靠掠奪和戰爭才得以發展，比如美國對印第安人的滅絕式掠奪，日本和俄羅斯就更不用說了;其他9個則是發展中國家——中國、印度、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印尼、菲律賓、墨西哥、巴西和尼日利亞，其中除中國實行民主集中制之外，其他8個國家都是代議制民主即自由民主。這9個國家有相同之處，都曾是西方國家“分而治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力量較弱，實行代議制民主則造成更加地去國家化。應該說，所有的后發國家是需要組織化的，但只有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政體能把整個國家有效地組織和統一起來。因此，代議制民主政體和民主集中制政體都需要在比較視野中加以深入研究。
放眼廣大發展中國家，應該看到，很多國家有了經過黨爭民主而獲得的授權，即所謂合法性，但是國家治理如何?有的甚至因選舉而使國家和社會分裂。很多國家也有了憲法法院，但是非但不能維護民主，反而成為動亂之源。與合法性理論密切相關的是，流行的西方治理理論給出的“善治”標準就是社會參與、公開透明、責任和合法性。這個藥方具有道德上的優勢，誰能否定公共參與和公開透明以及由此而達成的合法性的價值呢?但是，價值之善就一定是實踐之福嗎?世界上很多欠發達或發展中國家確實按照世行的標準去治理了，公民社會活躍起來且無比發達了，結果如何呢?地方自治需要負責任的公民社會，更需要強大而有責任的政府去協調公民組織。美國人孔飛力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指出，一旦超出縣域范圍，自治的鄉紳們便不再合作。而在印度，恰恰是民主社會最發達的二十幾年來，其治理變得更差，出現了奇怪的“托克維爾悖論”：“1947年的最初幾年里，民主政府運轉順暢，恰恰因為它不是發生在一個民主社會中;隨著民主社會的慢慢出現，加上真正的政治平等意識的傳播，它已經使民主政府的運轉更加困難”。這實在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結論，卻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當一個群體最終安定下來并決定按規則行事時，其他新興的魯莽群體則以平等的名義公然違抗規則。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非守法性”文化，即使在已經發生民主轉型并得以鞏固的拉丁美洲國家，行政權遠遠大于議會的權力，通常是以行政法令繞開憲法。更嚴重的是，民主化之后的巴西、墨西哥，依然有高達75%的百姓相信警察是為有錢人服務的，隨時可能對百姓濫用暴力。
其實，雖然同樣叫公民社會，但是具有多樣性，有好的公民社會，還有意大利南部的壞公民社會，而在發展中國家更多的是印度式碎片化公民社會、菲律賓式封建制公民社會、尼日利亞的部族式公民社會，結果導致“無效的民主”。鑒于此，曾經放言“歷史的終結”的福山，最近在著名的《民主雜志》上發表《為何民主表現得如此差勁》，反思治理理論中的社會參與—公開透明的無效性問題，而績效上的無效性必然傷害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在我看來，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不但重要而且必須，但地方政治公共性之和并不等于全國政治的公共性，而將地方自治協調起來進而變為行動能力的，非要強大而有責任的政府不可。這就是比較政治研究要告訴我們的基本結論。
觀察中國，不要只盯著那幾個發達國家，還要了解更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邏輯。要知道，世界上有70%的人口生活在代議制民主政治之中，過得好的不過就是30來個國家/地區，人口占比不到10%。因此，“回到中國”的社會科學，不但要通過理論“重述”來重新理解和建構既有的社會科學命題，更要通過比較政治研究、尤其是可比較的發展中國家研究，切實更新我們指向未來的知識系統建構。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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