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曉原：中國轉基因主糧爭議的科學政治學分析

        原載于《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2卷4期（2014）

　　摘　要：農業部頒布的抗蟲轉基因水稻和轉植酸酶玉米許可證，引發各界從技術、安全、監管、倫理和政經等視角對基因工程作物，尤其是轉基因主糧的激烈爭論。轉基因主糧技術并非單純的抗饑、扶貧和救災項目，在涉及種業技術本身的先進性，種植過程與終端出品對人體健康和生態穩定的安全性，以及項目立法監管、社會生存倫理和國家政治經濟的治理決策諸方面，蘊含現實漏洞與討論空間。珍惜與維護理性思辨的氛圍，才能用創新型精準技術造福未來。

　　關鍵詞：轉基因，科學政治，生物技術，糧食安全

　　導言：轉基因主糧爭議與社會及科學倫理

　　自2010年初起，針對農業部是否應該，或者是否有權，從法律意義上許可轉基因主糧種籽商業化種植、加工、銷售的爭論，貫穿于從草根到精英、從學府到企業等不同社會階層和利益集團。極力支持與堅決反對兩種意見不斷碰撞，當下正在日夜發酵，愈演愈烈。引爆這場社會大爭論的誘因，是農業部2009年5月批準，但直到年底才經由媒體披露的,包括世上首批轉基因水稻生產應用安全許可證頒發。[3] 法律上，這批三張轉基因主糧許可證僅具象征意義，不得據此獲取經濟效益。也就是說，行政主管部門只不過從立項監管層面，放行了轉基因主糧種籽的中試規模種植，但繼續嚴禁該種籽的全面產業化種植和商業化流通。由于主糧種籽兼具直接食用特征，所以該類農產品不具備出現在食品加工、市場銷售和餐飲制作環節的合法性，相關安全許可有待衛生食藥行政主管部門依法審批，至今未予放行。上述農業許可證的有效期2014年即將終止，為此“挺轉”和“反轉”雙方不斷提升各自的訴求分貝，試圖最大程度影響主管決策部門。短期來看，觀察上述許可證有幸繼續生存，還是調整取消，似可作為判斷這場短短五年之爭的暫時勝負節點，并且隨著臨界點的接近，主管層方面不斷釋放漸趨明朗的走向暗示。[4]

　　但是，縱觀人類農業的漫長歷史，轉基因主糧被廣泛欣然接受的時代，恐怕還是遙遙無期。[5]

　　抗蟲轉基因水稻和轉植酸酶玉米項目，因涉及廣大公眾的日常主糧，且系由納稅經費資助，就必然要接受社會倫理與科學倫理的充分質疑。

　　轉基因主糧項目討論的范疇大大超越技術本身，涉及錯綜復雜的綜合問題。政府高層官員在轉折關口主動介入該項目的未來預測，以及多年來的該爭議項目所涉及的話題范圍，更加證實它兼具科學政治的特征。在學術層面上，該項目也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模式下，考察各方利益平衡的研究范例。作為典型的科學政治項目，又事關國計民生，允許各行各業不分專業背景，充分表達利益訴求，這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原則。從科學政治學的學術角度出發，通過洞察糧食安全治理工程，研究技術精英與壟斷資本、市場利潤和行政許可的關系，則是科學史與科學文化學科建設直接融入社會發展的歷史使命。

　　本文擬按照科學政治學評價原則，對技術升級的社會環境，技術本身的先進程度，技術帶來的安全漏洞、技術研發的人員素質，以及技術監督的有效管理等層面，進行評估、分析和論述。

　　一、轉基因主糧爭議與許可證頒發權位及程序質疑

　　轉基因主糧的特殊性在于，純科學層面的常規實驗室技術，竟然與涉及國家穩定的口糧安全產生了瓜葛，社會關注的焦點自然迅速從“基因”轉移至“主糧”，兩者結合掀起的社會沖擊，波及傳統科學范式之外的，與現代科技孿生的價值判斷。

　　過去幾年，轉基因棉花、轉基因木瓜面世，也曾掀起一波倫理研討，但兩者在國民經濟和民生保障中的戰略高度與威脅廣度，與轉基因主糧不具可比性，無緣成為當下深入討論轉基因主糧項目的參照標桿。必須強調的是，自20世紀中葉DNA基因概念確定，倫理界針對基因技術包括轉基因技術的質疑，基本限于理論層面，[6]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社會公眾和行政立法機構達成基本的社會共識，并不反對轉基因技術的科學研究。[7]

　　糧食安全作為立國之本，歷來是世界各國的決策基石，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關注焦點各有側重。迄今為止，我國糧食總量保持10年連續增產，小麥、稻谷和玉米的進口量不到自產谷物的2.7%，即中國口糧97%來自本土。國家持續糧食進口是市場價格和品種調劑的策略，并非糧食短缺(腳注4)。現階段，中國糧食安全的主要威脅來自耕地荒廢流失、重金屬和化學污染，水資源減少，生產流通成本和腐敗浪費等因素，有關宏觀環境與制度建設的主要問題，2013年末以來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及其2014年一號文件中，均做了詳盡表述。

　　在這樣的局面之下，農業科技界某些人士，極力推動技術上尚欠完善，安全性尚留疑慮，經濟上回報存疑，戰略上漏洞無數的轉基因主糧，試圖將轉基因主糧商業化實質性地轉化為國家農業規劃。此舉既非雪中送炭，也非錦上添花，實屬忙中添亂。最為蹊蹺的是，“挺轉”精英始終欠缺一個直截了當的理由：為何國泰糧足之際，中國必須立即實施轉基因主糧商業化?

　　現代政治作為一種平衡藝術，旨在緩解社會矛盾，調整導向偏差。將此運用于現代資本捆綁下的科學技術決策，即成科學政治的藝術。2009年農業部轉基因主糧安全證書出臺以來，社會各界從不同視角，直指農業部頒布證書的程序與實質瑕疵。面對爭議，代表“華恢1號”和“Bt汕優63”安全證書獲得方的華中農業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張啟發院士依舊表示：不知為什么那么多人反對轉基因。并對該證書的前景表示悲觀，流露出批評農業部行政不作為的牢騷情緒。[8]

　　如果換一個角度來解讀，這恰恰說明當下國家農業最高決策層，對農業部當年頒布的轉基因主糧證書及其后續社會反應，開始予以重視，并采取審慎的態度。2010年設立的“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作為國家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層次議事協調機構，由15個部門構成。此委員會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授權，“國務院農業行政、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等有關部門應當向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提出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的建議，并提供有關信息和資料(第十五條)”。也就是說，未來由農業部獨自定奪轉基因主糧出臺的程序將被糾正，以避免行政紕漏。

　　對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信息公開有關規定，農業部組織的轉基因安全審批人員構成相當片面，以系統內部人員為主，利益傾向明顯，至今未見結構調整。如今農業部公開信息欄目，仍列有2004年“全國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構成名單，參見下表：[9]

　　表1全國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標準化技術委員(SAC/TC276)成員構成

　　這份統計分析名單提供了值得關注的問題：1、農業部官員直接擔任主任和委員，標準制定與監督裁判合二為一，計主任1名，副主任1名，正、副秘書長各1名，委員4名，占20%;2、來自農業部直屬單位的委員占了50%;3、直接監管消費者健康安全的委員僅4名，占2%。6名主任委員中，僅一名農業部以外的食品安全監督部門官員。未見環保機構專業人員，社會倫理等人文學科專家的意見更是無從表達。可見，“全國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嚴重輕視主糧質量、消費者健康安全、環境保護與文化傳承，是公信力極其有限的咨詢機構。由其審核并蹊蹺出臺的安全證書，越位越權，壟斷了涉及全國民眾饑飽、健康和環境全局的頭等大事。

　　二、僅靠陳舊粗糙的技術無力參與國際政經博弈

　　抗蟲轉基因水稻和轉植酸酶玉米等轉基因作物的技術實現路徑，主要依靠抗蟲、抗旱、抗藥、功能蛋白等特定基因片段，在傳統主糧基因上克隆或者修飾。該分子生物學思路并非農業科研原創，在上世紀70-80年代在基礎生命科研中已經成熟，我國也有大批理論與技術勝任基因改造的研究機構和研發人員。

　　90年代起，轉基因作物如番茄、木瓜、大豆、棉花的人工育種和大田應用趨于完成，至今仍在跨國公司的注冊專利保護之中。[10] 2013年11月，以安德生(Anderson; Heather M.)為主的7名美國孟山都公司(Monsanto Technology LLC，St. Louis, MO)雇員再次重新補充，并且重申了對Bt 基因在玉米種植上下游產業鏈中的技術更新和專利保護(美國專利局登記號USP# 8,581,047)。

　　據本文作者之一在美國的調查，目前，孟山都公司僅在美國專利局，就擁有與Bt 基因有關的有效專利87項。孟山都公司的主要市場對手杜邦公司，也在美國專利局獲得74項有效Bt 基因專利保護。在其他國家專利局中，跨國公司早已將自己的利益登記在冊，隨時啟動司法訴求。

　　就目前的“華恢1號”和“Bt汕優63”水稻而言，即使水稻原株土生土長，但抗蟲基因顯然缺乏自主技術產權，隨時會遭遇外強挑戰。除非我們在此研究基礎上，再接再厲，開創性地發現本土抗蟲基因并且在植株上克隆修飾成功，具有廣泛殺滅各種害蟲的實用特性，真正名副其實地積聚中國創新能量。在此之前，所有夸大其詞地宣傳我國轉基因主糧將有效應對未來糧食危機的戰略口號，都為時過早。

　　綠色和平組織近年連續發表報告，警示中國轉基因水稻中的外國專利問題，例如2013提交的報告《雙重風險下的轉基因水稻研究》，主要結論認為：目前中國國內的三種轉基因稻種，不僅涉及孟山都公司的專利，而且還涉及先鋒公司和拜耳公司的專利。這些專利可能會對中國的糧食自主權、中國農民的生計、中國的糧食價格等方面產生負面影響。[11]

　　作為我國現代生命科學分支的農業基礎科研，在分子生物學整體水平中起步晚、理論弱，目前尚處消化、吸收、模仿學科成熟技術的階段。至于生命科學要求配套實施的科學倫理，更是長期滯后，缺乏重視。近年來，政府從糧食安全和基礎保障考慮出發，投入上百億的公共研究經費加強農業基礎研究固屬必要，但科研的主導方向，首先應該著眼彌補基礎斷層，其次突出成熟技術應用指導，再次趕超世界先進學術目標。上述農業科研發展優先順序的定位中，研究主體的內在意識起了決定作用，研發人員要擺脫急功近利的利益考慮，行政部門擺脫好大喜功的政績羈絆。

　　2013年，哈佛大學等機構的最新植物分子生物學研究，包括在人工設計的小分子RNA上，自主調控目標基因的開、關程序，未來的轉基因作物將按照人類目的，產生精確、高效、及時的終極產品。[12] 諸如此類的研究方向和技術儲備，國內農業科研資金最充沛的院士級實驗室，尚無公開發表。主要農業科研機構發表的研究成果影響力有限，與大部分國產學術數據結局類似，研究成果缺乏同行引用，遠離實質貢獻。[13]

　　比較而言，上海交通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在轉基因植物表達數字化分析上，尚屬領先一步。[14] 而農業部許可的轉基因主糧樣本，不過原始轉基因技術的同質重復。一代轉基因作物依托基因槍技術，隨機將基因片斷插入目標作物，已被發現潛伏重大缺陷，比如基因活性逐年遞減、非特異性未知蛋白意外分泌等。國內某些號稱轉基因主糧領軍人物者，其學術專長與技術優勢，與分子生物學研究前沿相距幾何?即使在同行聯盟和科研立項中占據優勢，但在國際上轉基因理論拓展和技術創新的競爭中，仍難免捉襟見肘。故即使轉基因主糧研發有誘人前景，欲蒙其利則路尚遙遠。

　　三、目前轉基因主糧有嚴重缺陷，當下絕不應在國內推廣

　　轉Bt基因主糧作物分泌各種不同分子結構的CRY抗蟲蛋白，直接毒死對其敏感的部分農作物害蟲。據此，部分轉基因主糧理論上被間接解釋為減少農藥用量，增加產量，從而獲得經濟效益。由于主持方至今未公布轉基因主糧大田種植基本數據，上述觀點缺乏科學數據的有力佐證，有關信息只能作為理論假設，對轉基因主糧遠景有所期待而已。

　　曾有中科院遺傳與發育所研究員在基因農業網上撰文，[15]2011年中國抗蟲棉種植面積達到390萬公頃，占全國棉花總種植面積的 71%，目前自主抗蟲棉品種已占中國抗蟲棉市場的95%以上。至2011年，全國累計種植抗蟲棉約2500萬公頃，14年的應用，減少農藥用量80多萬噸，新增產值440億元，農民增收250億元。單因種植抗蟲棉，每年減少的化學農藥使用量，相當于中國化學殺蟲劑年生產總量的7.5%左右;棉農的勞動強度和防治成本顯著下降，棉田生態環境得到明顯改善。但以上描述缺少基本數據支撐，如年度種植面積與用藥量的關系，年度棉花市場價格，當年其他非轉基因經濟作物與農藥關系等等，因此難以就此得出成績歸功于轉基因作物的結論。

　　在中國基層總體統計數據不準的情況下，國務院寧愿通過用電量估計各地GDP實況的背景下，即使上述棉業數據計算無誤，但在缺失統計學指標的方式下非但難以證明農藥減少、增產量加，反而暴露出統計素質的低下。類似的困擾，一直影響到中國頂級農口院士的形象。[16]

　　對轉基因農業描繪的誘人前景，必須有清醒認識，并考察已規模化種植的南美諸國和印度國民經濟發展現況。在目前的技術水準和市場格局下，上述國家先行轉基因種植十幾年，饑餓與貧困依然同行，向中國大量出口轉基因大豆、轉基因玉米，是他們緩解農業困境的強國戰略。[17] 顯然，轉基因主糧未能擔當農業救濟手段，糧食安全的危機在發展中國家具有政治共性。[18] 法國卡遜獎得主羅賓的《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轉基因神話及其破產》陳述了重要觀點，[19]轉基因技術的安全漏洞，和跨國資本的種業壟斷陰謀，應該作為兩個極端重要的科學政治學視角。主權國家切忌匆忙實行轉基因主糧種植。

　　北美從1996年開始大規模種植玉米、大豆、油菜籽這幾種作物的轉基因品種，而在西歐，法國、德國、荷蘭、奧地利、比利時、盧森堡、瑞士等國家是不準種植轉基因作物的(西歐只有西班牙允許種)。新西蘭Heinemann教授等5人，比較了數十年來北美和西歐這幾個作物的種植，旨在考察同樣的作物，具體到種植轉基因品種和非轉基因品種，到底孰優孰劣。他們的研究結果發表在2013年6月的《國際農業可持續性》(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雜志上，[20]　已被廣泛引用。在該論文中，詳細數據和圖表都清楚表明：無論是在種轉基因品種的北美，還是在不種轉基因品種的西歐，上述作物的產量都在上升，農藥的使用量都在下降。但是西歐的產量上升得比北美的快，在農藥的使用上更明顯地比北美下降得多。所以，轉基因品種能夠增產和減少使用農藥這兩個神話，至少在這項研究中，是完全破產了。

　　Heinemann教授的論文還強調了一點：凡是種植轉基因品種的地區，可供種植的同類作物的品種就會急劇減少。換言之，實際上轉基因品種會破壞當地環境的多樣性。而對于轉基因品種的這一有害之處，推廣轉基因主糧的人從未向公眾提及。

　　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佟屏亞研究員最接近農業科研核心內層，他提供的數據厘清了中國轉基因農業進程的前世今身，學術界至今沒有獲得糧食增產基因;所謂殺蟲可以減少農藥使用，只是理論計算;Bt蛋白不能對所有自然界的昆蟲起作用，況且還有昆蟲抗藥反應。他的原話令人震撼，國際跨國種業巨鱷布局十年，滲入民族種業，從人才培育到市場壟斷，都已大有斬獲，有關情形令人觸目驚心。[21]

　　四、以史為鑒，在轉基因主糧爭論中實踐民主協商機制

　　2010年初，本文作者之一率先從學術角度挑戰“轉基因主糧技術有助解決我國糧食危機”的觀點，從科學政治學的研究角度，開始探尋現階段實質放行轉基因主糧的“科學倫理底線在哪里?”。[22] 此后幾年，本文作者一直近距離關注這場涉及生命科技畸化的爭論，[23]　到目前為止，這場爭論中政府運作記錄所表現的開明姿態，最值得稱道。幾年來各方利用報刊、電視、網絡、講座和街頭示威等各種方式，表達觀點訴求，[24] 他們往往從技術層面切入，直面轉基因主糧產業化導致的產品安全問題。但爭議的深層其實涉及國家政策制定、行政執法困境、民生危機根源、集團利益掠奪等重大政治元素。

　　這是一場源于技術爭論的意外公民實踐，實為科學政治學的極佳研究范例。在我國轉基因主糧爭議中，也不乏利益部門及其代言人物，試圖將激烈、平等的爭論焦點，貼上政治歸類標簽，拖入“阻礙科學發展”，“造謠生事”等意識形態邊緣，[25]　所幸目前結果顯示，高層決策與實施部門相對開明，這種運動式慣伎并未得逞。我國科技思想探討園地尚留一方凈土，使之得以按照自身的發展規律求生、進化。

　　現代文明進程中曾有過科技清明階段的純真年代，回顧歷史，可知開創和培育去意識形態化的寬松環境，是促進科學技術健康發展的先決條件。

　　二次世界大戰前后，DDT在傳染病控制和糧食增產上確實起了很大作用，但戰后長期累積和普遍噴灑DDT引起的環境毒害和健康危害，日益顯現并逐步得到技術實證。至上世紀60年代，有關DDT與環境危害的爭論，被罹患乳腺癌的弱女子卡遜《寂靜的春天》點燃后，反對DDT陣營中，加入了《紐約客》這樣文藝時尚的大眾媒體，雜志居然將該書關鍵文字，以一線記者報道的形式，連續三期原文刊登。而支持DDT陣營的論點，則延續一貫的冠冕堂皇，高談“民生溫飽”、“國家利益”和“全球戰略”，他們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維持慣用的思維定勢，以政治正確占據輿論高地。

　　如果我們查閱60-70年代有關DDT生產、使用和爭論的原始記載，有關專家、政客、媒體從不同視角發表的未來發展憧憬和當下危機證據，繼而比較今日發生在我們身邊的轉基因主糧爭論，歷史就是如此輪回相似。

　　有關DDT對環境與健康危害的思想、作品，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才開始被有識之士逐步介紹、出版。其中，代表作《寂靜的春天》被認為是近50年最有影響力，改變了科學技術與人類生存關系的扛鼎之作。“多數人希望通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來解決這些問題，而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恰恰根源于我們現代性的存在方式。”[26]，[27]

　　《寂靜的春天》的思想性，長期沒有在中國達成共識，這一方面是因為盲目崇拜科學技術的風氣濃烈，另一方面是唯利是圖的初級市場對科學技術已經告別純真年代的實況視而不見。　　20世紀下半葉，國際社會開始思考“增長的極限”、“只有一個地球”等問題。[28]美國前副總統、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戈爾為1994年版《寂靜的春天》作序說：“作為一位民選政府官員，給《寂靜的春天》作序有一種自卑的感覺，因為它是一座豐碑，它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強大提供了無可辯駁的證據。” [29]　我們希望更多隊國家科技決策具備影響力的精英階層，關注和審視當下中國的轉基因主糧化產業進程。

　　五、轉基因主糧“試吃”活動的合法性問題

　　按照中國食品分段管理制度，農業部的轉基因主糧許可，應嚴格控制在種籽產業范圍內。所有關于試吃、人體試驗和營養毒性的話題，都超越了農業部門行政許可范圍。中國衛生食藥部門至今沒有頒發任何轉基因主糧加工、流通和餐飲行政許可，即使轉基因產品的科學實驗，也在美國塔夫茨大學私自來華開展黃金大米人體試驗事件中，[30] 被醫學主管單位一再否認曾經立項。現階段，法律禁止任何境內的轉基因主糧加工、烹飪和流通，上述行為均涉嫌違法。

　　這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明文規定的法律條款為據。該法第4條：國務院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依照本法和國務院規定的職責，分別對食品生產、食品流通、餐飲服務活動實施監督管理。第36條：食品生產者采購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劑、食品相關產品，應當查驗供貨者的許可證和產品合格證明文件;對無法提供合格證明文件的食品原料，應當依照食品安全標準進行檢驗;不得采購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劑、食品相關產品。等等。[31]

　　但是，由于留種稻谷和玉米均可直接食用，農業部轉基因主糧許可證問世之后，有關專家有意混淆農業許可與食藥許可的區別，混淆基本毒理學評價概念，罔顧科學倫理，欺騙并誤導公眾，實屬主動突破倫理底線，違紀、違規和違法的行為明證。

　　2013年10月19日，《北京晚報》和《南方都市報》等記者被邀出席在武漢華中農業大學國際會議報告廳舉行的“全國首屆黃金大米品嘗會”，[32] 現場提供轉Bt基因大米制作的月餅、米糕、米粑和豆皮;另有10公斤“黃金大米”(轉胡蘿卜素基因，連農業安全許可證也沒有的試驗產品)熬成米粥。張啟發院士當場作了題為《作物育種的主要發展趨勢》的演講。

　　當公眾質疑上述活動組織者將尚未通過生產、流通和衛生許可的中試樣品，提供非特定人群食用，有重大違規、違法嫌疑，呼吁行政、執法部門嚴肅查處時，11月9號，黃大昉研究員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為該活動掩飾，聲稱是“網民、消費者自發組織的一些轉基因食品的品嘗。”試圖以此規避法律與道德追究。然而，普通網民和消費者從何處得到轉Bt基因大米和“黃金大米”?并可公然占據重點大學國際會議廳從事涉嫌違法的聚眾事件?公眾還強烈要求張院士公開其聲稱的61名院士的集體“挺轉”文字和名單，則至今未見答復。

　　其實按照科學共同體規范，即使品嘗實驗階段的產品，也必須遵循人體實驗的倫理和技術程序。依靠大眾媒體報道，訴諸再多的“口感好、香氣濃”之類溢美之辭，依然不具任何科學價值，缺乏統計學設計與分析的數據，展示不了任何學術結論。

　　某些技術精英的欺騙性在于，他們通過改裝的科學共同體專業話語，隨意歪曲和偷換概念。比如“國內大部分人吃過轉基因食物”的說法，就有意混淆食用油和食用主糧攝入人體數量上的幾何級差別，攝入質量也本質區別，前者主要由提純脂肪構成，后者則為全成分食品，含有更多未知成分。再如“轉基因食品無毒”的言論，只是簡單表述了沒有腹瀉、發熱等90天急性毒性實驗結果，有意回避教科書上被學術共同體重點討論的慢性毒性試驗、致畸、致癌、致突變等為期數年，甚至幾代的動物實驗、人體實驗、流行病學回顧實驗和隊列前瞻實驗。[33]　類似的經典工作，老一輩食品衛生工作者皆親力親為，本文作者之一30年前作為大學生志愿者，也曾參與國家為期數年的輻照食品人體實驗。再看現在“試吃”活動中的某些專家，他們沒有能力向國際學界提交數據確鑿的毒理學和統計分析論文，卻在國內大眾媒體上公開誤導公眾，真讓人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

　　又如，2012年，美國塔夫茨大學在湖南涉案黃金大米人體實驗，既違背科學倫理，更有趁人之危的惡劣事件出現后，預防醫學領域的專家除了急欲自證清白，絲毫沒有就“黃金大米”所代表的轉基因主糧和人體試驗現實危機公開深刻反省。

　　在某些人看來，轉基因主糧項目預示著未來巨大的商業機會和資本利潤。即使真是如此，地方政府的食藥監督管理部門對這種面向非特定人群的社會活動，理應及時核查許可文件，對違規、違法行為公開予以取締、懲戒。而公眾對此提出任何高標準的、哪怕是苛刻的技術挑剔和道德質疑，也絕對是應有的權利。

　　六、遠離商業經濟誘惑，轉基因研發需要倫理約束

　　另一方面，轉基因主糧項目面對著巨大的研究經費誘惑。農業是根本，隨著國力的強盛，加大農業扶持，改變我國現代農業起步晚，農業科研投入少，農業院校招生難，技術成果最零碎的現狀，也是中國夢的一個片斷。但是，實際操作中的現況依然不容樂觀，在農業部網站嵌入“2012年科研經費總數”的查詢，電腦搜索結果為“零”，其管理方式之落后可見一斑。農業部網站掛出的人民日報觀點《別讓腐敗捆住科技創新之翼》，更加觸目驚心。[34]揭示有“造假也能過審批”、“不論證也可立項”、“沒條件也得資金”、“未完成也過驗收”等科研監管漏洞。

　　基于科研項目的公眾透明度極差，我們只能參考農業科研內部人士的數據，分析轉基因農業的框架。佟屏亞披露，“在跨國公司策動下，轉基因種業規劃未經廣泛聽取意見，農業部科教司每年下達項目。比如支持種子企業發展生物育種共5個億，明確規定培育轉基因品種，41家申報單位獲1200萬到600萬不等，當年1200萬花完，滾動再給1200萬，這樣滾動三次。外國公司穩步滲透，不僅科研單位，中國主要的水稻為主的企業都進去了。為什么會這樣?因為第一是有錢，這十年當中，由張啟發帶頭的十位專家給原國務院負責人的一封信很起作用，240個億就下來了。生物育種比常規育種要多出十倍上百倍的資金，有錢就好辦，就能拉攏一部分人。”[35]

　　難怪轉基因主糧利益搶占中，勇夫泛濫，重賞之下，自私的基因和人性的懦弱雙重發酵。在上百億科研經費追逐中，轉基因主糧的研究意義必須膨脹到拯救農業命運、拯救民族命運的救世主層面，方才名至實歸。筆者在研究過程中，希望核實或者反駁上述數據，此事唯有賴于農業官方部門及時提供更新確鑿的數字依據，向全社會納稅者澄清。而更高的層面上，必須反思科技轉化的現實動力和遺留弊端，促使科學研究回歸技術貯備的創新基石角色，發揮厚積薄發的潛在能量。

　　因科技人員在技術發展活動中的核心地位，遭受該人群的生理、心理和利益的潛移默化，影響和決定項目的未來走向。因此規劃相應的制衡設計，即利用法治社會的司法約束，為科研活動劃定紅線、底線，從科研立項、經費審計、技術評審和司法懲戒諸方面，建立最優化監督管理，從中逐漸調適新時代的科學倫理觀念，使之更加符合人類社會健康生存與進化的終極理想。

　　轉基因主糧事關民族口糧與農業技術，但單純相信“科技解決一切”最終很可能事與愿違。其實，拯救人類社會共同危機的理性方案，在于各領域科學技術與人文成果的溝通、尊重與合作。經濟落后、制度缺陷和慈善缺乏的復合糾結，才是造成當下社會貧困與饑餓的關鍵因素。農業科研精英如能分出一點點參與轉基因主糧“試吃”鬧劇的熱情，直接加入扶貧行動，對國家更有幫助。也能夠為農業科研爭取時間空間，有助于資質淺薄卻雄心勃勃的農業研究隊伍靜下心來，不是急于推出導致嚴重爭議的產品，而是研究精準的、自主的未來農業技術。

　　【注釋】

　　[1] 方益昉：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兼職研究員。聯系方法：[email protected]

　　[2] 江曉原：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

　　[3] 許可證分別是抗蟲轉基因水稻“華恢1號”、雜交種“Bt汕優63”和轉植酸酶玉米“BVLA430101”。

　　[4] 2014年1月22日國務院新聞辦農業問題記者會上，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代表中央農業最高決策層，就轉基因農產品明確表態：①轉基因是世界先進前沿技術，中國不能落后。②轉基因農產品能否上市銷售，必須經過嚴格安全評價。③要讓消費者有充分知情權，買與不買由消費者自己決定。http://news.sohu.com/20140122/n393975620.shtml。目前中國的口糧97%來自本土，糧食連續十年增產。http://roll.sohu.com/20140122/n393964956.shtml

　　[5] 農業發展史表明，人類從采集漁獵社會過渡到農業定居社會，花費了幾十萬年。現代多元化社會特征在于允許體現不同價值觀的生存方式，科技進步不是快速滅絕生態多樣性的托辭。有關歷史參考游修齡著《中國農業通史·原始社會卷》中國農業出版社 2008年

　　[6] 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不僅從生物技術層面，而且從社會行為層面詮釋了基因的潛能。見盧允中等翻譯的中信出版社30周年紀念版。本文作者以“基因自私，人更貪婪”為題撰寫書評，討論了轉基因技術，載《文匯讀書周報》2013年7月23日

　　[7] 小布什總統行政期間，嚴格限制聯邦經費資助人類胚胎干細胞研究。

　　[8] 2013年10月20日《南方都市報》采訪：張啟發院士對轉基因水稻在中國的前景表示悲觀，“2009年5月，在11年的爭取之后，我們研究的兩種轉基因水稻，華恢1 號與Bt汕優63取得了國家所頒發的安全證書，當時我比較樂觀，但現在4年過去了，這兩張證書也將在明年失效，但轉基因水稻商業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遙遠了。”張啟發透露，今年7月，我國61名兩院院士聯名上書國家領導人，請求盡快推進轉基因水稻產業化。同時院士們指出農業部的不作為。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10/20/content_1954195.htm

　　[9] 農業部信息中心：http://www.stee.agri.gov.cn/biosafety/gljg/t20051107_488652.htm

　　[10] 僅美國專利局電子數據庫中，孟山都公司對Bt基因的有效專利就有87種，最新專利注冊于2013年11月12日(專利號USP#8,581,047)，最早相關專利可追溯到1983年(專利號#USP4,370,160)http://patft.uspto.gov/netacgi/nph-Parser?Sect1=PTO2&Sect2=HITOFF&u=/netahtml/PTO/search-adv.htm&r=1&f=G&l=50&d=PTXT&s1=monsanto&s2="bt+gene"&co1=AND&p=1&OS=monsanto+AND+"bt+gene"&RS=monsanto+AND+"bt+gene"。杜邦公司擁有對Bt 基因的有效專利也有74種，最新專利注冊于2013年5月7日(專利號USP#8,436,162)http://patft.uspto.gov/netacgi/nph-Parser?Sect1=PTO2&Sect2=HITOFF&p=1&u=/netahtml/PTO/search-bool.html&r=1&f=G&l=50&co1=AND&d=PTXT&s1=dupont&s2="bt+gene"&OS=dupont+AND+"bt+gene"&RS=dupont+AND+"bt+gene" 最早相關專利可追溯到1993年(專利號USP# 5,218,104)

　　[11] 文佳筠：養活中國必須依靠轉基因嗎?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報告》總第78號(2013年12月)。

　　[12] Li JF, Chung HS, Niu Y, Bush J, McCormack M, Sheen J.，Comprehensive protein-based artificial microRNA screens for effective gene silencing in plants. Plant Cell. 2013 May;25(5):1507-22.

　　[13] 2011年中國科技人員發表的國際熱點論文數量，超過加拿大，排在美國、英國、德國和法國之后，位居世界第5位。2001-2011十年間，中國科技人員發表的國際論文總數為83.63萬篇，排在世界第2位。http://www.people.com.cn/h/2011/1203/c25408-2250063430.html 但2009-2011兩年間，最有影響力的百篇中國論文中，被引用不足10次的占31篇，被引用超過100次的僅2篇。其中一篇共9位作者，外籍占了7位。詳見http://www.istic.ac.cn/ScienceEvaluateArticalShow.aspx?ArticleID=91495。

　　[14] Rao J, Yang L, Wang C, Zhang D, Shi J. Digital gene expression analysis of mature seeds of transgenic maize overexpressing Aspergillus niger phyA2 and its non-transgenic counterpart.GM Crops Food. 2013 Apr-Jun;4(2):98-108.

　　[15] 儲成才：中國轉基因作物研究回顧http://www.agrogene.cn/info-418.shtml

　　[16] 作為轉基因主糧爭論雙方共同爭取的話語對象，袁隆平院士一再聲稱自己愿意試吃轉基因主糧，2014年1月10日，袁隆平接受記者采訪，再次聲稱愿“身體力行支持轉基因技術的發展，自己也愿意試吃轉基因作物。” http://finance.sina.com.cn/consume/20140110/133817913824.shtml

　　[17] 最新消息見鳳凰網2013年11月10日報道，《全球三大轉基因玉米生產國玉米全獲批進入中國》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110/11044736_0.shtml，2013年12月21日《中國退回54.5萬噸美轉基因玉米》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12/21/32357613_0.shtml

　　[18]《陳錫文：中國糧食政策面臨兩難選擇》http://china.caixin.com/2013-12-31/100623750.html《李國祥：為何中國要強調糧食安全》http://opinion.caixin.com/2013-12-25/100621509.html

　　[19] 瑪麗-莫尼克·羅賓著，吳燕譯《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轉基因神話及其破產》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年8月。此書為國內首部科學政治學系列叢書中的一冊。

　　[20] Jack A.Heinemann，Melanie Massaro，Dorien S.Coray，Sarah Zanon Agapito-Tenfen，文佳筠：Sustainability and innovation in staple crop production in the US Midwes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2013.6.18.)。

　　[21] 佟屏亞：中國沒有必要率先種植與推廣轉基因水稻，載《我們的科學文化·科學的畸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10月32-42頁。作為農業科學技術專家，佟屏亞研究員的觀點被新華網、環球網等媒體轉載報道。http://finance.huanqiu.com/data/2013-10/4492898.html

　　[22] 方益昉：《轉基因水稻：科學倫理的底線在哪里?》東方早報整版特稿2010年3月21日。《上海書評》五周年佳作精選轉載于《流言時代的賽先生》，譯林出版社，2013年7月。

　　[23] 方益昉、江曉原.《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vol19 (2).《新華文摘》2011年第13期作為封面文章全文轉載。該文提出的“生命科技畸化”概念，起源于生物學中誘導染色體質量和數量變化從而發生畸形和死亡的專用概念，在此特指當下生物科技異化現象。科學政治重在探討影響科學發展所有相關因子的平衡藝術。哈佛大學教授克爾·桑德爾則從哲學層面長期探討生命科學技術突破超越社會價值觀調整速度帶來的生存危機，見《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中信出版社，2013年6月。

　　[24] 街頭抗議作為草根民眾最直接表達利益訴求的方式，近年來首先出現在轉基因食品的主題上，并被新華網、環球網等主流媒體所公開報道。http://health.huanqiu.com/headline/2012-01/2368264.html

　　[25] 2013年10月17日，農業部新聞辦公室以答記者問形式，將轉基因食品致癌、影響生育、導致土地報廢等爭論焦點，直接定性為“謠言”、“說事”。相關背景則是有關農業部某副部長曾任職美國杜邦公司高層的傳言不絕于耳。見農業部官方網站http://www.moa.gov.cn/zwllm/zwdt/201310/t20131017_3633155.htm

　　[26] 吳國盛：《寂靜的春天》英文評點本序，《寂靜的春天》英文評點本，科學出版社2007年

　　[27] 方益昉：“農藥DDT命運的爭議”《科學》雜志39卷2期141-144頁，1988年

　　[28] 李克強：《建設一個生態文明的現代化中國——在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2012年年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12年12月12日http://www.gov.cn/ldhd/2012-12/13/content_2289232.htm

　　[29] 蕾切爾卡遜著，呂瑞生，李長生譯《寂靜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第9頁

　　[30] 新華網2013年9月報道，美國塔夫茨大學就科研人員私自來華，從事轉維生素A基因“黃金大米”非法人體實驗事件致歉。無論出于種何動機，任何科研項目的程序與倫理失序，直接導致結果的有效性和正義性。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18/c_117425514.htm

　　[31]《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6條：縣級以上衛生行政、農業行政、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加強溝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職責分工，依法行使職權，承擔責任。第28條：禁止生產經營下列食品：第一款，用非食品原料生產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劑以外的化學物質和其他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物質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為原料生產的食品;

　　[32] 《300網友武漢試吃“黃金大米”》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0/21/30491198_0.shtml。類似的違法活動2個月后再次舉行，包括食品安全專家到場背書。《首屆轉基因食品嘉年華，院士當場辟謠破解誤區》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2/01/31706064_0.shtml

　　[33] 作為農業部直屬機構，中國農業科學院農作物分子生物學重點實驗室主任的黃大昉研究員目前是最活躍的代言人，發表大量轉基因救國、轉基因無害的言論。最新言論見其2013年11月9日接受《新京報》記者的原始記錄。 A17版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11/09/node_8.htm

　　[34] 楊凱《別讓腐敗捆住科技創新之翼》人民日報2013年10月15日，農業部官網轉載http://www.moa.gov.cn/sjzz/jcj/llyd/201310/t20131015_3629955.htm

　　[35]　佟屏亞：中國沒有必要率先種植與推廣轉基因水稻，載《我們的科學文化·科學的畸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10月32-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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