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政治實體創(chuàng)造文化，都會將自己的價值觀和利益置于文化的中心位置，而且都企圖用這種文化將其他政治實體組織到自己的政治框架和利益框架中來。傳播文化的過程，就是建立權威和謀求利益的過程。這種現(xiàn)象就是文化政治現(xiàn)象。對這種現(xiàn)象進行關注、描述和研究，就是文化政治學。
某個政治實體為了讓自己的利益普世化，而刻意強調自己的文化是普世文化、自己的價值是普世價值，這恰是文化政治學的一點小奧秘。只有像中國五四時賢這樣的精神崩潰的群體，才如此缺乏判斷力，竟然看不透這么一點微不足道的小奧秘。
以蔡元培、魯迅、胡適為代表的中國精英群體主動放棄中國文化，接受并崇拜西方文化，站在西方人的立場上對于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國民性格等等進行卑賤化描述和批判，實際上就是成全了西方的霸權和利益——雖然他們的主觀意圖未必如此。
清末民初那一代文化領袖，他們對于西方社會與西方國家具有文化親緣關系，和價值認同。可是在血緣上和社會組織上，他們又只能屬于中國社會。這種文化認同與民族身份的矛盾，將給他們造成嚴重的精神分裂。
魯迅小說《在酒樓上》、《孤獨者》的主人公，就是這種精神分裂的典型案例。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家長聘請他們給孩子教授子曰詩云等等傳統(tǒng)文化資源，他們覺得是自己的奇恥大辱。他們的長輩逝世之后，他們不得不參加富于中國特色的葬禮，他們卻認為這是中國社會加給他們的最大折磨，并因此而懷有深刻的仇恨。魏連殳作為西方文化的承載者，寒石山村民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承載者，他們在祖母葬禮上那種劍拔弩張、決一死戰(zhàn)的態(tài)度，恰好表現(xiàn)了新一代精英人物精神分裂的程度及其疼痛的程度。
魯迅對于這場葬禮上的較量投入如此大的興趣與熱情，可見他對于魏連殳式的精神分裂體會有多深。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崛起的一代精英人物，迅速成為引導中國文化前途的決定性人物，他們所選擇的文化資源和教育資源，成為日后中國社會的正統(tǒng)和主流。此后幾代國人，都是在這種主流文化和主流教育的培養(yǎng)下成長起來的。寒石山村民所堅守的文化遭到越來越多的批判和掃蕩，他們所承受的文化崩潰的疼痛，并不比精英人物少一些。
一部分精英人物率先體驗到的精神分裂，外化為不同人群之間的文化分裂和社會分裂，中國社會因此而遭遇著廣泛的撕裂與疼痛。當今中國社會日益嚴重的文化認同危機和政治認同危機，就是這種疼痛的升級版。
(《中國的疼痛——國民性批判與文化政治學困境》，摩羅著，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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