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訂閱的《炎黃春秋》第二期剛到，看到刊首有一個叫作“一家言”的欄目，本期刊載了二篇文章。第一篇文章的題目是“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再思考”，作者是應克復，文末注明作者系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第二篇文章的題目為“處理社會關系的新思路”，作者胡德平，他是胡耀邦的兒子。這二篇文章的基本觀點是互相呼應的，既然你們提出這個再思考的議題，那我也只能再認真地思考一下。
所謂的再思考，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分析和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正面挑戰。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個小標題為“‘階級國家’與‘階級專政’在現實中是一種虛幻”，他的主旨是否認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機器不存在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文章中公然宣稱：“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作為一種公器不容某個集團永久占有，各階級、各集團可以通過組織政黨，通過兢選，攫取有限的國家權力。那種把近代以來的西方國家說成是資產階級專政，是難以服人的。”第二個小標題是“無產階級專政對象(客體)的非科學性”。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沒有明確的專政對象，理由是地主、資產階級被剝奪生產資料以后便不存在了，故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專政沒有明確的客體對象，帶有很大的隨意性，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不能成立。第三個標題是“剝奪資本，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其合理性不能成立”。他立論的根據，一是否認馬克思主義關于剩余價值的理論，否認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和掠奪，認為資本是投資風險的承擔者，生產經營的管理者，是社會化大生產的代表，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因此剝奪資產階級的資本，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是不合理的，認為資本主義精神不是什么“唯利是圖”，而是馬克斯·韋伯所言：“誠信、勤儉、敬業、守法，他們為上帝而積疊財富，在臨終之際往往將巨額財產捐獻給教會或慈善機構，他們為事業而生存，不是為生存而經營事業。”第四個小標題是“多數人可以對少數人專政?”即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人對少數人專政這個理論前提不能成立，他認為在民主制度下，少數派應受到保護，因為多數不一定正確，先知先覺者總是少數，因此“保護少數”與“多數決定”同樣重要。第五個小標題是“無產階級專政是臨時的革命措施還是長遠的制度安排?”作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估計是錯誤的，更不能由此而演化為無限期地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應該以政治權力為中心的社會轉變為以公民權利為中心的社會。他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為了要建一個以西方普世價值為標準的“公民社會”，這就是全文的最終主旨。這“一家之言”究竟是哪一家啊?是耶?非耶?值得我們認真思考，這兒先放一放，慢慢再來討論。
這個“一家言”欄目的第二篇文章是胡德平“處理社會關系的新思路”，其實就是他在廣東大梅沙論壇講話轉過來的，那篇講話的題目是“人民民主專政應受法律的約束”，現在只是題目換了一下，思路沒有變。文章中有那么幾句比較典型的話，他說：“我們的憲法和法律還能像列寧說得那樣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到頭來只能使一部分人民受另一部分人民專政，全民也會受到自己專政的迫害。”這里有一個明顯的問題，能夠約束我們憲法和法律的“法律”究竟是哪家的“法律”，憲法是最高法，是母法，其他法律條文都是子法，那么這個居于憲法之上的法律又是什么法律呢?他根據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中“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得出法律不再在人與人之間劃分階級，法是對全民而言，對所有公民而言，那我們的國家應是全民國家，我們的社會應是公民社會了，所以他反對王紹光那篇文章中講的“我國現在仍然處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時代”、“這個時代仍貫穿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斗爭的主線索”的觀點，胡德平認為這種觀點使他聯想到的仍然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主線索。故胡文與應文在基本思路上是一致的，他們要取消“專政”二個字，要建立的是不承認有階級區分的公民社會。
鄧小平同志在1979年10月4日“關于經濟工作的幾點意見”一文中，對于不同意見，“我主張采取辯論的方法，面對面，不要背靠背，好好辯論辯論，真理就是辯出來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問題，是一個帶有根本性原則的問題，當然應該辯論清楚。這兩篇“一家之言”的文章之思想鋒芒很清晰，不僅僅是對著王紹光那篇文章，實際上是對著鄧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這個講話的題目便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認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原則是有機結合在一起的，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堅持其他三條原則的根本保障。在整個八九十年代，如果查一下《鄧小平文選》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及《鄧小平年譜》，鄧小平對此在各種不同場合反反復復地講了幾十次，在個問題上鄧小平同志是始終不渝堅持到底的。1992年鄧小平八十八歲，在那年的一月十八日到二月二十一日，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時的講話要點，二月二十八日中央第二號文件下發。他強調黨的基本路線的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是以經濟工作為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個是堅持改革開放。兩個基本點都是為一個中心服務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障社會主義的方向，改革開放是為了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發展經濟這個中心服務。這兩個基本點缺少任何一方，那么發展經濟這個中心任務就得不到保障了，而黨的堅強而正確的領導，是實現一個中心與二個基本點的火車頭。反對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便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與之相連的也必然否定社會主義的方向，否定黨的領導，否定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那么離開了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把國家的經濟政策建立在“華盛頓共識”的基礎上，這在觀念上便是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指導下的完全市場化、徹底私有化、普遍自由化，取消對國際金融資本的一切限制，其結果是放棄國營經濟，取消社會主義國家對社會經濟的任何掌控，那么不受任何限制地無限放大資產階級法權，只能導致資本主義取代社會主義，把無產階級專政蛻變為法西斯的資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官僚資本與國際金融資本對中華民族的專政，使國家分裂，內亂不斷，霸權主義可以在中國肆無忌憚地任意橫行，其結果是中國重新回到比過去半殖民地更加悲慘的地位。今天北非的利比亞、中東的伊拉克、敘利亞和阿富汗就是一面很好的鏡子，那會使中華民族重新陷于萬分苦難，不知何日再能翻身得解放的境地。故《炎黃春秋》今年第二期開卷的二篇文章挑戰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觀念，實際上是對黨基本路線的挑戰，也是對鄧小平理論的挑戰，對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理論的挑戰。
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它是由如何正確認識階級與國家這個問題衍生而來的，為了正本清源，我們還得從階級與國家的關系這個老問題說起。國家機構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機構是否定如應克復所言超越于各個階級或集團之上的東西?1919年7月11日，列寧作過一篇題目為“論國家”的演講，他簡單明白地把國家形態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性質問題作了清晰的闡述。關于國家的形態，列寧說：
“國家一直是從社會中分化出來的一種機構，一直是由一批專門從事管理、幾乎專門從事管理或主要從事管理的人組成的。人分為被管理者和專門的管理者，后者居于社會之上，稱為統治者，稱為國家代表。(朱注：孟子將其概括為社會分工的產物，即勞心與勞力的區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這里統治者勞心，被統治者勞力，由被統治者供養統治者，統治者吃用都是由被統治者供養，并認為這是天下之通義。這是孟子對國家管理人員的理解，與列寧的概括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個機構，這個管理別人的集團，總是把持著一定的強制機構，實力機構，不管這種加之于人的暴力表現為原始時代的棍棒，或是奴隸制時代較為完善的武器，或是中世紀出現的火器，或是完全根據現代最新技術造成的二十世紀的奇妙武器，反正都是一樣。使用暴力的手段可以改變，但是只要國家存在，每個社會就總有一個集團進行管理，發號施令，實行統治，并且為了維持政權而把實力強制機構、暴力機構、適合于每個時代的技術水平的武器把持在自己手中。”
簡單概括列寧的這一段話，就是說明國家是一個擁有強制手段不再從事生產勞動而專門從事國事管理的統治集團，這個集團是食于人者，即由生產者來供養的人群。而各個時代的社會屬性又決定了國家的屬性。在階級社會，國家只能是維護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統治的機器。那么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是否就成為社會的公器了呢?列寧在演說中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他說：
“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在民主共和國特別是像瑞士或美國那樣一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國里，國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現、全民決定的總匯、民族意志的表現等等，還是使本國資本家能夠維持其對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統治的機器?這就是目前世界各國政治爭論所圍繞著的基本問題。”
所以我說，應克復在文章中提出的問題，是過去早就存在，并已有明確答案的問題。列寧在演說中明確回答了這個問題，列寧說：
“國家的統治形式可以各不相同：在有這種形式的地方，資本就用這種方式表現它的力量，在有另一種形式的地方，資本又用另一種方式表現它的力量，但實質上政權總是操在資本手里，不管權利有沒有資格限制或其他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和國，反正都是一樣，而且共和國愈民主，資本主義的這種統治就愈厲害，愈無恥。北美合眾國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國之一，可是，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那樣(凡是在1905年以后到過那里的人大概都知道)，資本權力即一小撮億萬富翁統治整個社會的權力表現得如此橫蠻，采用賄賂手段如此明目張膽。資本既然存在，也就統治著整個社會，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選舉制度都不會改變事情的實質。”
以上是列寧在近一百年前所作的論斷，那么這一百多年來事實的發展是證實了列寧的論斷，還是仍然難以服人呢?我們用不到列舉很多例證，去年8月間，在美國弗格森市的警察威爾森槍殺手無寸鐵的黑人青年布朗后，當天在弗格森市引起了大規模的騷亂。11月24日，密蘇里州的大審判團宣布槍殺黑人的白人警察威爾遜免于起訴的裁定。此裁定一出，弗格森市及其他城市相繼爆發抗議示威活動。在此前還有一件事，是去年7月17日，幾名紐約警察在斯塔滕島地區巡邏時，懷疑43歲的加納出售未繳稅香煙，在抓捕過程中24歲的警察科爾用胳膊緊緊勒住加納的脖子，使其窒息而死。12月3日，一個龐大的陪審團作出對白人警察丹尼爾·科爾免予起訴的裁定，結果使美國黑人對這個種族歧視的裁定再次掀起抗議的怒潮，使華盛頓、紐約、費城、加利福尼亞及弗格森市所在的路易斯安那州再次出現成千上萬的抗議人群。在種族歧視背后，實際上是階級的壓迫和斗爭。從事態的發展過程看，警察和法院，還不就是國家暴力機器的象征，種族歧視背后，反映了不同族群的貧富差異。在美國，黑人的失業率要高出白人二倍以上，黑人受教育程度要比白人落后四年以上，發生白人警察無故殺害黑人青年的地點，都是黑人的聚居區，形式上是族群差異引起的種族歧視。3月13日早晨，我在電視上看到弗格森市有人對警察開黑槍了，二個警察受傷。這還不是以暴制暴嗎?在事件的背后還是階級關系的反映，美國的司法機關和警察還是為美國壟斷資產階級服務的。美國民主共和國的形式，黑白混血兒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并沒有改變美國國家的本質。在美國，工人階級或者無產者，是不可能通過組織政黨、通過兢選這個和平的方式奪取國家權力的，美國兩黨競爭的背后都有大資產階級的支持，說到底美國還是由金錢和資本統治的帝國。從弗格森事件及紐約鎖喉事件可以看到，在美國，這個國家機器始終是一小撮億萬富翁對全社會實行專制統治的權力，在這一百多年來，始終表現得如此蠻橫和兇殘。
應克復的另一個重要觀念，便是挑戰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學說。剩余價值的學說以及可變資本、不變資本的論述，并非馬克思的首創，在古典經濟學從亞當斯密到里嘉圖都早有論述了，馬克思不過是把這個問題表述得更加清晰明白而已。如果作者有時間去讀一下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史》便應該明白了。在《剩余價值學說史》的第二編，有這么幾段話：
“第一，活勞動是對象化在一個生產物，一個屬于勞動者的商品內;第二，這種商品，會再與一個包含等量勞動的別種商品交換。”
這里等價交換是商品交換的基本原則，但這種交換只要涉及到活勞動，情況便發生變化了，那就是：
“在資本和工資勞動的交換上，在對象化勞動和活勞動的交換上，一般的法則是被破壞了。”
“像里嘉圖所說，他也許一定會得到相反的結論。”
“亞當斯密也很認識了，再生產勞動力和維持勞動力所費的時間，和勞動力本身所實行的勞動，是極有區別的。”
這里無非是要把勞動力的價值與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區分開來，資本是死勞動，它不創造新的附加價值，創造價值的是活勞動，而剩余價值便來自活勞動所創造之價值的一部分。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是在資本本身包含的勞動量之外，還常常能夠購買“一個追加量”的活勞動，當作資本的利潤。那就是說，它會無代價地占有活勞動的一部分，而不支付它。亞當斯密強調地極力說明了，這種變化是和資本主義生產一同開始的，這是亞當斯密強過里嘉圖的地方。換一句話說，資本是掌握在勞心者手里，活勞動是勞力者的化身，這里也是資本統治著勞動，死勞動統治活勞動，用孟子的概念便是勞心者統治勞力者，不勞而食是他們的本色。那么剩余價值論就根本不是什么一個理論假設，而是對資本主義社會這幾百年來客觀存在的一個概括。至于作者在文章中說的馬克斯·韋伯概括的“資本主義精神”，是整整一個世紀，中國人沒有發現的新大陸，更是無稽之談了。在我的書架上亦還有幾本馬克斯·韋伯的著作，我也多少翻過一下，你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也不過出現在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那一章中的幾句話，它所闡述的不過是禁欲主義清教徒的觀念，如何成為資產階級追求經濟利益的源泉，事實上現世的成功反過來又破壞禁欲的生活方式。馬克斯·韋伯曾引用約翰·衛斯理的一段話：“因為宗教必然產生勤儉，而勤儉必然帶來財富，但隨著財富的增長，傲慢、憤激和對現世一切細微末節的喜愛也會增長。”故在馬克斯·韋伯心目中，這種清教徒禁欲主義的資本主義精神，在資產階級身上也只是曇花一現，它是不可能持久的。資本掠奪的剩余價值，在資本家手上，最終必然給社會帶來奢靡之風。勤儉節約的風氣在富人那兒不可能代代相傳，富不過三代嘛!如今在富二代那兒我們可以看到不少敗家子。再說，清教徒們發展資本主義，也是一個非常殘酷的歷史過程，《資本論》第一卷之二十四章所謂原始積累，第六節工業資本家的產生，對英格蘭的新教徒在北美如何建立資本統治是如此描述的：
“那些謹嚴的新教大師，新英格蘭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們的立法會議上決定，每剝一張印第安人的頭蓋皮和每俘獲一個紅種人都給賞金40鎊;1720年，每張頭蓋皮的賞金提高到100鎊;1744年馬薩諸塞灣的一個部落被宣布為叛匪以后，規定了這樣的賞格：‘每剝一個12歲以上男子的頭蓋皮得新幣一百鎊，每俘獲一個男子得105鎊，每俘獲一個婦女或兒童得50鎊，每剝一個婦女或兒童的頭蓋皮得50鎊!’”
馬克斯·韋伯的《經濟史-社會-經濟通史綱要》早在1927年便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此書當時取的書名為《世界經濟通史》，在北京大學的圖書館有它的保存本。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與馬克斯·韋伯的《世界經濟通史》進入中國知識界的時間相差不遠，這許多年來中國人民歡迎什么的問題不是非常清楚了嗎?何來“整整一個世紀，中國人卻沒有發現‘資本主義精神’的新大陸”之說呢?
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究竟是什么的問題，作者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的客體，在定性上缺乏科學性，如果相對于資產階級專政而言，“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認為這難道不是一種“階級復仇”嗎?那豈不是有違于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信念嗎?至于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作為專政對象，豈不是對專政一次次泛化與濫用嗎?故作者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的客體缺乏科學的定性。
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百多年來，無論理論和實踐都有一個發展的過程。馬克思最早提出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是在1852年3月5日，他在給魏德邁的信中，敘述自己在理論上的新貢獻時這樣說：
“我新的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所以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說：“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換一句話說，在全世界進入共產主義階段以前，是否承認階級斗爭與無產階級專政，是鑒定一個人是否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要標準。馬克思的一本著名的著作《法蘭西內戰》是他總結巴黎公社經驗的重要著作，恩格斯在1891年為發行《法蘭西內戰》單行本寫了一篇導言，他闡述了馬克思所總結的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恩格斯在序言中說了這么一段值得注意的話：
“公社一開始就得承認，工人階級在獲得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還應當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來保證他們自己有可能防范他們。以往國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會起初用通過簡單分工的辦法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機關來保護共同的利益。但是，后來，這些機關，而其中主要的是國家權力，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的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宰。這種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襲君主國內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國內也同樣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國，‘政治家’比在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加厲害地構成國民中一個特殊的和富有權勢的部分。那里，兩個輪流執政的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又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收入豐厚的生意，拿合眾國國會和各州議會的議席來投機牟利，或是以替本黨鼓動為生，而在本黨勝利后取得相當職位作為報酬。”
從這里可以看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如何防止掌握國家機器的人，從社會的公仆變成社會的主人。而這一點也正是歷史上一切國家機構的通病。巴黎公社奪取巴黎政權以后，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呢?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有一段很生動的描述：
“當巴黎公社親自領導起革命的時候，當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自己的‘天然尊長’的管理特權，在空前艱難的條件下虛心、誠懇而又卓有成效地執行這一工作，并且他們所得報酬的最高額，據科學界一位權威說，還不及倫敦國民教育局一個秘書所得最低薪額的五分之一的時候，——舊世界看見象征勞動共和國的紅旗在市政廳上空飄揚，簡直氣得發瘋了。”
從巴黎公社失敗的經驗教訓，可以知道它的教訓是巴黎的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以后，沒有利用緊迫的時間堅決鎮壓被推翻的資產階級政權，隨后而來的是他們的瘋狂反撲。其經驗是奪取政權以后，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那么為了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無產階級必須擁有自己的軍隊，馬克思在共產國際成立七周年的慶祝大會上講：“無產階級專政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軍隊，工人階級必須在戰場上爭得自身解放的權利。”同時還必須防止自己建立起來的國家機構的相關成員從社會的公仆變成社會的主人，也就是從勞力者的角色轉化為統治者的角色，這個變化就表現在工作中究竟是從管理者方便的視角還是從人民大眾的需要之視角去處理問題。當然，國家機關公務人員薪酬待遇的安排，那還得根據形勢，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它與工農群眾基本生活的狀況不能相距太遠，它的職務是為了奉獻，決不能只是為了“管”，更不是什么升官發財的機會。列寧把這一點說得更加具體了，他在《國家與革命》中說：“要完全消除升官發財的思想，就必須使國家服務機關中那些無利可圖但是‘光榮’的位置不能成為在銀行和股份公司內找到肥缺的橋梁，像在一切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內所經常看到的那樣。”這種情況我們在今天現實生活中還可以看到不少高官們若前商業部長之流讓自己的子女到銀行和上市公司，甚至到海外資本主義國家如摩根大通那樣的財團去謀求高薪的閑職，從而成為霸權主義者挾制我們國家的人質。從而由此必然會逐漸改變國家的性質，這個問題在無產階級國家建設的實踐上，有很多深刻的歷史教訓。上述這二點便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必不可少的歷史使命。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也集中在這二點上。關于其中的一點，列寧說：
“鎮壓資產階級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對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這方面做得不夠堅決。但在這里實行鎮壓的機關已經是居民中的多數，同過去奴隸制、農奴制、雇傭奴隸制時代的情形完全相反。”
關于另外一點，列寧說：
“把國家所有公職人員的薪金減到‘工人工資’的水平。(前一時期報道的原財政部長吳波的事跡，便是我們學習的榜樣。)這里恰巧最明顯地表現出一種轉變：從資產階級民主轉變為無產階級民主，從壓迫者的民主轉變為被壓迫階級的民主，從國家這個對一定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轉變為由人民的多數——工人農民共同的力量來鎮壓壓迫者。”
在這里附帶說一下，文章的作者應克復在文中抽象地提出反對“多數人可以對少數人實行專政”的問題，他回避了階級關系講多數人與少數人的關系，結果是把資產階級專政說成是最完美的民主制度，把無產階級的民主說成是專制制度，這不完全顛倒是非了嗎?掩蓋了事物的本質。保護少數是人民內部不同意見爭論的問題，與敵對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是二回事。作者在這個問題上模糊事物的本質關系，通過掩蓋矛盾的本質特征而混淆是非。
作者提出的另一個問題，便是“無產階級專政是臨時的革命措施還是長遠的制度安排?”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它不決定于我們的主觀愿望，而是決定于國際國內的客觀形勢。在社會主義階段，有關國家消亡的問題，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的第五章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論述。列寧說：
“國家正在消亡，因為資本家已經沒有了，階級已經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什么階級可以鎮壓了。但是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因為還要保衛容許在事實上存在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要使國家完全消亡，必須有完全的共產主義。”
列寧這樣說的理由是什么呢?那是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現按勞分配的原則，這個分配的原則是建立在商品等價交換的原則上，但實際上每個人的勞動能力是不等的，而以同一尺度的勞動來計量，形式上的平等背后存在著實際上的不平等。最簡單的道理，勞動的能力，對男女老少是不等的，這種建立在商品等價交換基礎上的按勞分配原則之上的平等權利，實際上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這個情況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有非常具體和清晰的分析，所以就按勞分配這一點來說，資產階級法權仍然占著統治地位。因此，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正如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所指出的：
“‘資產階級法權’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經實現的經濟變革的范圍內，也就是在生產資料的關系上取消。‘資產階級法權’承認生產資料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社會主義則把生產資料變為共有財產。在這個范圍內，也只在這個范圍內，‘資產階級法權’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卻依然存在，依然是社會各個成員間分配產品和分配勞動的調節者(決定者)。”
“馬克思說，這是一個‘缺點’，但是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陷入空想主義，那就不能認為，在推翻資本主義之后，人們立即就能學會不需要任何法權規范而為社會勞動，況且資本主義的廢除不能立即為這種變更創造經濟前提。”
從上面列寧的這些論述，便可以知道在社會主義時期，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是什么臨時的革命措施，而是長遠的制度安排，而且是在消滅資產階級以后長遠的制度安排。無產階級專政的時間不僅要考慮國內的因素，還要考慮國際的因素，只要國際顛覆因素，無論武裝挑釁和干涉還是政治及思想因素的滲透存在，我們還不能放松階級斗爭這根弦。
作者還提出，“經過土地改革，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地主的土地及家財、資本家的資產都被剝奪了，地主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資本家也成了普通的市民，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對他們專政，就是擁有國家權力的強勢力量對已經失去土地和資本的普通公民實行專政了。”不僅應克復先生是如此認識，胡德平先生的文章也有類似的觀點，這些觀念實際上是對六七十年代黨的基本政策的錯誤理解。
我們不妨看一下毛澤東在六十年代是怎么思考這個問題的，1962年8月6日，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據《毛澤東年譜》記載：
“鄧小平作介紹后，毛澤東講話，他說：小平同志沒有講到的，我想還有一些問題可以談一談。第一，究竟有沒有階級?階級還存不存在?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還存不存在階級?外國有些人講，沒有階級了。因此，共產黨也就叫做‘全民的黨’了，不是階級的工具了，不是階級的黨了，不是無產階級的黨了。因此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專政了，全民的政府。對什么人的專政呢?在國內就沒有了對象了，就是對外有矛盾。這樣的說法，在我們這樣的國家是不是也適用?可以談一下，這是一個基本問題。”
這是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要討論的一個問題，他是作為問題提出來，應克復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氣談這個問題的。到了1962年的9月24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南海主持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開幕會議上，再一次講了階級、形勢和矛盾問題。他說：
“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有沒有階級，有沒有階級斗爭呢?應當肯定，還是有的，還是存在的。列寧曾經說，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后的一個長時期內，因為國際資產階級的存在，因為本國資產階級殘余的存在，因為本國小資產階級主要是農民階級中間還不斷生長著資本主義分子，所以剝削階級雖然被推翻了，它還是長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復辟的。在歐洲，封建階級被資產階級推翻以后，有幾次復辟。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復辟的情況。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認識這個問題，承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
到了1963年5月4日，毛主席在上海文化俱樂部會見阿爾巴尼亞的青年代表團，有柯慶施、胡耀邦、曾三在座，毛澤東說：
“社會主義國家經常會生長資本主義因素，有些共產黨員掛了黨員的招牌，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分子，這不是多數，但有一部分是如此。搞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鋪張浪費，浪費問題很大，這個問題如能適當解決，就是搞出幾十億美元。美國人不會借款給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也不借給我們，我們有個辦法，就是向官僚主義者借款。”
我不知道胡耀邦有沒有忘了毛主席親口對他說的這一番苦口婆心的教導，事實上這一段時期毛澤東同志講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和階級斗爭，主要是針對黨內一部分同志蛻化變質的問題，他們便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產生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利用手中的權力，搞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官商勾結，挖社會主義的墻角。他們也正是我們今天反腐斗爭的主要對象。矛盾的焦點很清楚，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把社會主義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主要表現為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斗爭，包括文化大革命和今天反貪腐斗爭的鋒芒也都是對著黨內的走資派。最近二年來，我們依法治國，抓反對貪污腐敗的斗爭，本質上便是與黨內資產階級分子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怎們能一講依法治國，便看不到法律本身便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呢?依法治國也就是抓階級斗爭嘛，就是強化人民民主專政嘛，應克復怎么能閉著眼睛瞎說一氣呢?
1974年10月20日，毛主席在長沙會見丹麥首相哈特林，鄧小平在座。毛澤東說：
“中國現在還不行，不夠好。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以前(注：指舊社會)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的)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
這一番話便是前面所載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所闡述的在社會主義階段，還存在資產階級法權。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必須加以限制的東西，而資產階級法權表現的形式是等級制度，而由等級滋生的特權，也正是在黨內滋生和形成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這一段話主要不是說給丹麥首相哈特林聽的，，毛澤東同志是給將要繼周恩來執政的鄧小平的叮囑和希望。
我們還應該注意，10月20日毛主席在長沙會見丹麥首相哈特林是在10月18日王洪文因風慶輪事件在政治局吵架之后，奉江青之命去長沙告狀之后二天，所以讓鄧小平作陪同來長沙，要聽取鄧的意見，并就政治局內部的爭論表態。在丹麥首相告辭之后，鄧小平被留下談話，討論四屆人大的人事問題。毛澤東說：“開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總理的身體情況，看準備工作的情況。我不發表意見，你們去議吧。簡單明了，法國派好。”這里的“法國派好”這句話便是對總理和鄧小平的支持，這個支持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便是必須支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二天，鄧小平給王洪文寫信報告了這次談話并請轉告中央各同志，這次江青由風慶輪事件在政治局挑起的事端，以失敗告終。就在那一天的下午，毛澤東再對王海容與唐聞生說：“風慶輪的問題本來是一件小事，而且李先念已在解決，但江青還這么鬧。”最后還說：“總之，方針要團結，要安定。”還說：“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東西。”12月23日，周恩來與王洪文乘專機到長沙，毛主席從23日到27日四天聽周恩來與王洪文關于四屆人大人事問題的匯報。12月26日晚上到27日凌晨三點，毛澤東同周恩來單獨談人事安排和理論問題。在周恩來后來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發的談話要點，主要有以下內容：
“列寧為什么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次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成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后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我同丹麥首相談過社會主義制度，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一點馬列主義的書。”
“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
“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1975年1月9日，周恩來將這個經毛主席審閱的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送全體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傳閱。此后整理列寧關于資產階級法權之語錄的工作，由張春橋下達給上海市委寫作組整理編輯，我們編了四十多條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于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的語錄，在1月28日上送給張春橋。張春橋、姚文元刪選成列寧的二十條語錄，在29日直接報送毛主席。列寧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語錄，年譜載張、姚在送審報告中說：“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共二十條，五千字，不知是否符合主席的要求。如果這次摘錄的不行，我們可以再摘錄一次。如果基本可以，是否可以印發政治局同志參考。”毛澤東批示“同意印發”。2月3日，毛主席圈閱姚文元2月2日送審的《人民日報》社論稿《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社論稿公布毛澤東關于理論問題指示中的一段話：列寧為什么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社論指出：我們同修正主義的斗爭，不是一兩次較量，而是長期的斗爭，我們的任務，是不斷鏟除滋生修正主義的土壤，像列寧說的那樣，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生產的條件。2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篇社論。2月18日，經毛澤東審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學習毛主席關于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通知》。2月22日，《人民日報》刊登《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語錄三十三條，之所以增加到三十三條，是因為增加了馬克思、恩格斯相關的語錄。在1976年毛主席去世前，他還說過“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黨內”，這更點明了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根本問題是在黨內的貪腐現象的泛濫。
2014年1月，習近平同志在題為《切實把思想統一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的講話中，強調指出在今天這樣的環境下，
“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全新的社會，在以往的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中沒有解決得好。馬克思、恩格斯沒有遇到全面治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得實踐，他們關于未來社會的原理，很多是預測性的;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后不久就過世了，沒來得及深入探索這個問題;蘇聯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黨在全國執政以后，不斷探索這個問題，雖然也發生了嚴重曲折，但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積累了豐富經驗、取得了重大成果。”
這就是系統地總結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及實踐發展的歷史經驗和教訓，而不是簡單的拋棄。說到底馬、恩、列只是在理論上為我們指明了方向，斯大林也做了探索，他犯了二方面的錯誤，既犯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傷害了許多革命同志，又犯了放縱干部隊伍特殊化及缺乏嚴格政治思想要求的錯誤，最終導致蘇聯這樣的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覆滅。我們建國以后，在這方面既經歷了理論上的探索，又在實踐上作了各種嘗試，其實四清只是拍蒼蠅，而文革本質上是為了打老虎。以四清為中心的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只搞了一陣子，沒有堅持下去，而文革運動在批判資反路線的問題上，犯了打倒一大片的錯誤，而奪權斗爭變成全面內戰，變成打派仗的問題，加上林彪事件，使整個文革運動遭遇失敗的命運。1973年以后的許多工作，雖也有曲折，但解決了文革的不少遺留問題，在國際關系上打開了局面，為以后改革開放創造了有利條件，不應該簡單地拋棄，而應該好好總結它的經驗教訓。
改革開放以后，通過市場經濟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通過貨幣的等價交換，本質上也就是屬于資產階級法權的范疇，小農經濟的基礎上自然會產生資本主義，人與人的關系上勢必會產生由貧富分化而固化為階級分化，當然會產生階級。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仍然會產生新的階級分化，貪腐現象的存在和蔓延，勢必侵襲各級官僚機構，官商界線不清，勢必產生新的官僚資產階級，這完全是不爭的事實。今天社會上除了工人、農民以外，還有以個體戶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還有以大中型民營企業主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我們的國旗仍然是一顆大紅星旁圍繞著四顆小紅星，它們分別代表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地位的是官僚資產階級。既然有階級存在，怎能否認階級矛盾的存在呢?習近平同志在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依法治國的決定之說明中，明確指出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而我們憲法明確規定國家的性質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當然承認國家機器是專政的工具。當前的大事是依法治國，也就是以法律為武器打擊貪污腐敗的問題，是用法律武器精準打擊隱藏在官僚機構內部的蒼蠅老虎。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比之于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和文革運動對蒼蠅老虎的打擊要精準得多，也具有更大的威懾力量。我們為什么要諱言甚至去公開否定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呢?現在不是強調要讀書嘛，為什么不讀一點馬列的著作呢?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馬列著作都有非常清晰的論述，我讀馬列的著作，當然不是生搬他們過去做的個別斷語，而是掌握它的方法和理論最精髓的部分。現在我們的許多做法要說與過去有什么區別的話，那就是過去是通過群眾運動，不免有很多盲目性，敵我界線不清，擴大了打擊面，一些同志受委屈了。現在則是動用法律和監察機構、司法系統的力量，精準打擊官僚資產階級分子。目標是一致的，斗爭的方式不同而已，指導思想則始終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名稱上有一些變化，不那么直白地提階級斗爭為綱，而是如何加強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問題，共產黨員要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從而全面深化地加強黨的領導，以保障國家的各項工作都能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
再說去年十二月，習近平同志在江蘇調研時，強調的“四個全面”，說到底，“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是以經濟工作為中心，而“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兩個基本點，車之兩輪，鳥之兩翼，而“全面從嚴治黨”是為了加強黨的領導，保障無產階級專政永不變色，說到底還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只是表達的方式不同，黨的基本路線沒有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動搖。這次與過去相比不同的地方，一是在表達的語言上更加完整、更加科學，涵蓋面更廣泛，也容易為人們所接受。二是過去黨內貪腐的問題在這次集中暴露了。三是真抓實干，從根本上改變過去“四風”那種懶政、惰政治狀態的決心更大。如果把建國以來六十年的歷史線索理一理，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觀念理一理，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不能變，也不允許變，任何妄圖改變這一方向的思想和做法，最終只能是螳臂當車罷了。事物的另一方面，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融入全球化的浪潮，在詞語表達方式上也應該有一些變化，因為這個世界還是資本主義占著統治地位，詞語表達的變化，也只是為了便于在國際上相互溝通而已，然而萬變不離其宗，內在的本質不能變。應克復之流，只是在字面上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空子，從而模糊人們的視線，偷換概念地販賣西方“公民社會”的私活，從而做霸權主義思想滲透的應聲蟲和代理人，畢竟有蘇聯的前車之鑒，要在中國出戈爾巴喬夫那樣的領頭羊，恐怕也難，人們不難識別他們的屬性及其可能帶來的惡果。
我如此解釋四個全面與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之內在的相互關系，是否也能算一家之言?謹以此文就教于《炎黃春秋》編輯部及應克復與胡德平二位先生，并致言胡德平先生，望他慎言慎行，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根本理論問題上，可不能信口胡言啊!因為你是胡耀邦的兒子，對你的批評，我還是留有余地的，而你要考慮好你一言一行的社會影響及其后果，有一些后果不是你個人負責得了的。何況你姓的是胡，據《百家姓》，胡姓可是舜的后裔，你們可不能數典忘祖，給自己的老祖宗丟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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