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婦女解放思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形成并日臻成熟，在新中國成立以后進一步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和建設中推進婦女運動的行動指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理論的理論基礎。
毛澤東婦女解放思想有以下6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中國婦女深受政權、族權、神權、夫權這“四條極大繩索”的壓迫，這是造成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總根源。
我國封建文化的一大糟粕，是“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的男權主義傳統。在綿延兩千年的封建宗法禮教束縛下，婦女完全是男人的附屬品，沒有獨立人格，沒有任何權利，過著非人的生活。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婦女觀發起了猛烈沖擊。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開始用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解釋婦女問題，指導婦女運動。1927年，毛澤東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私有制是婦女受壓迫的根源的觀點，指出中國婦女深受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四重壓迫。這“四條極大繩索”的壓迫，是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總根源。毛澤東把婦女受性別壓迫同舊中國黑暗的社會制度聯系起來，揭示了婦女受“夫權”壓迫的特殊性，以及她們同男子一樣受階級壓迫、宗族壓迫和宗教壓迫的共性。奠定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思想基石。
第二、實現階級解放和社會發展是婦女解放的根本途徑，婦女運動必須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相結合。
毛澤東指出，“勞動婦女的解放，與整個階級勝利是分不開的。只有階級的勝利，婦女才能解放。”[1] 婦女解放運動是社會解放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離開了社會解放運動，婦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時，沒有婦女運動，社會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會解放，就必須發動廣大的婦女群眾來參加;同樣，要真正求得婦女自身的解放，婦女們就一定要參加社會解放的斗爭。[2]
毛澤東的科學論斷，劃清了無產階級婦女解放運動與資產階級女權運動的界限，是動員廣大婦女投身民族民主革命和爭取自身解放的理論依據。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婦女運動，始終融入了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歷史主旋律，成為近現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之一。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解除了婦女深受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使得婦女和男子一樣，獲得了歷史性的解放。
第三、婦女是一個偉大的力量，婦女能頂半邊天。
毛澤東認為，婦女和男子一樣，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婦女占人口的半數，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沒有女子參加，就做不成氣。他把婦女形象地比喻為“半邊天”。
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指出：“婦女解放，突起異軍，兩萬萬眾，奮發為雄。男女并駕，如日東方，以此制敵，何敵不傾”。[3]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提出，“中國婦女是一種偉大的人力資源。必須發掘這種資源，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4] 他還形象地說：“社會主義建設中，要充分發動婦女，好比一個人有兩只手，缺少一只不行，缺少了婦女的力量是不行的，兩只手都要運用起來。”[5]
毛澤東的這些思想，一方面強調黨要重視婦女工作，同忽視婦女力量和輕視婦女運動的錯誤觀念進行斗爭;另一方面也極大鼓舞了廣大婦女的自信，成為婦女挑戰男尊女卑傳統觀念的精神支柱與力量源泉。
第四、婦女只有參加社會生產勞動，才能爭取男女平等。“以生產為中心”是婦女工作的根本方針。
毛澤東在考察農民運動時敏銳地發現，夫權壓迫在貧農中表現的要稍弱一些。這是因為，貧農婦女不得不較富有階級的女子更多參加勞動，所以她們取得的對于家事的發言權以至決定權，就比較多一些。這表明，婦女的解放不能依靠男子，只能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生產勞動。婦女不僅要參加階級斗爭，在斗爭中求解放，也要參加生產勞動，在生產中求平等。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的生產建設是革命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婦女參加生產勞動，就是參加革命斗爭。抓住婦女運動與生產實踐的結合，才能抓住婦女解放的命脈。但是，根據地的婦女解放運動曾一度受“左”傾錯誤的影響，存在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忽視農村婦女在經濟方面的作用，嚴重脫離了群眾。毛澤東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解放是婦女最基本的解放的觀點，總結根據地婦女運動的經驗教訓，批判了婦女運動中的左傾錯誤，明確了經濟工作是婦女最適宜的工作，動員婦女參加生產是保護婦女切身利益最中心的環節，確立了“以生產為中心”的黨的婦女工作方針。在這個方針指引下，廣大農村婦女積極投身大生產運動，為根據地的鞏固發展和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也提高了婦女自身的經濟地位，彰顯了婦女的偉大價值。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依然把婦女參加生產放在重要位置，堅持在生產中解放婦女。他指出：“為了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社會，發動廣大的婦女群眾參加生產活動，具有極大的意義。”[6] 只有充分發動和廣泛組織婦女參加社會生產勞動，才能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才能逐步改善婦女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為婦女徹底解放創造充分的物質和精神條件。
第五、必須切實保障婦女的各項權益。
婦女解放不能脫離階級解放，但是階級解放不等同于婦女解放。一方面，由于社會生產力的落后和封建宗法觀念的長期影響，婦女在就業、受教育、婚姻自主、財產繼承、人身安全和健康等許多方面，都會受到因性別歧視產生的特殊壓迫;另一方面，婦女因生理特點和承擔人類自身生產的任務而帶來特殊問題，所以，婦女有著與男性不同的特殊利益。毛澤東認為，維護這些利益，也是婦女運動的目標和內容。
毛澤東早在《長岡鄉調查》中就指出：“女工農婦代表會，首先應該抓緊婦女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跟著這些問題的動員，聯系到一切政治的動員。”[7] 1945年，他在《論聯合政府》中明確提出，要保護婦女的利益。全國解放后，他多次要求在發動婦女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同時，必須有意識地關心婦女生活，反映婦女的呼聲，維護婦女的切身利益，堅持貫徹男女平等原則，實行男女同工同酬，正確處理婚姻家庭問題，同一切損害婦女權益的不良思想和行為作斗爭。
毛澤東提倡通過立法確認男女平等的原則，用法律形式保護婦女的各項權益。他在民主革命中主持制定的幾個《土地法》，都保證婦女與男子一樣獲得對土地的權利;新中國頒布的第一部法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其實質是使婦女婚姻自由的權利得到法律保障，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權益。1954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婦女在一切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
第六、婦女組織起來、培養婦女干部，是婦女解放運動的重要保證。
中國婦女受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的重重壓迫，爭取解放的阻力十分強大，因此，毛澤東指出，婦女群眾如果不組織起來，“沒有一批能干而專職的婦女干部，要開展婦女運動是不可能的”。[8]
在民主革命時期，共產黨領導的各根據地、解放區以及游擊區內，女工農婦代表會、婦抗會、婦救會、婦聯會等婦女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黨在國統區也大力發展婦女統一戰線。各級婦女組織發動億萬婦女積極參加后方生產，支援前線戰爭，為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作出了偉大貢獻。
毛澤東非常重視婦女干部的培養。除在延安創辦中國女子大學外，我們黨創辦的其他各類學校，都注意招收和培養婦女干部;除自己培養婦女干部外，還選送婦女干部到國外學習深造。一批批“能干而專職”的婦女干部，成為婦女事業發展的重要保證。
1949年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成立，從此我國建立起統一的婦女組織。從那時至今，黨領導下的各級婦聯組織，進一步擔負起了作好黨的婦女群眾工作和推進婦女解放發展的雙重使命。
毛澤東婦女解放理論的思想來源是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前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婦女觀也被及時介紹到中國。此時，中國工人階級隊伍有了較大發展，女工人數相應地大量增加。1919年，在輕工業職工總數中，女工占了44.7%。正是因為女性走出家門與先進生產力相結合，家庭婦女向現代產業大軍轉化，才使得潛伏在家庭內的婦女問題社會化。先進知識分子熱衷于用新理論解釋婦女問題，《共產黨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婦女與社會主義》等原著，以及介紹列寧的婦女解放思想、蘇聯男女平等現狀的著作，大量出版。以《新青年》為代表的進步刊物，紛紛開辟專欄專題，發表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婦女問題的文章。在各種思潮的激蕩中，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人接受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學說，開始認識到婦女受壓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度，婦女解放必須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相結合，必須和社會主義相結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標志著我國婦女解放運動進入了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無產階級勞動婦女為主體、以社會主義為方向的新的歷史時期。
我們同時也要看到，毛澤東的婦女解放理論是有鮮明中國特點的婦女解放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創新。主要體現在：
第一，毛澤東的婦女解放理論把農村婦女作為階級革命與婦女解放的主體，是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豐富和發展，是最重要的創新之處。
中國共產黨人在建黨和大革命時期，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規律還缺乏深刻認識，在革命道路問題上，照搬照抄“城市暴動”的蘇聯模式，忽略了農民革命，這就必然導致婦女運動也以城市為主，以女工為主，而將廣大農村婦女排除在主體力量之外。毛澤東在這個階段雖然還不是黨的主要領導人，但是他在領導工農運動、實行國共合作的實踐中，非常注重農村調查，注重研究國情，注重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他在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的同時，也開啟了中國婦女解放的新道路。
毛澤東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開始，乃至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都把農村婦女視為階級革命與婦女解放的主體，使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更加具體化，更加符合中國國情。
第二，毛澤東婦女解放理論把爭取政治解放作為中國婦女解放的首要任務，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先政治后經濟的婦女解放路徑。
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婦女解放運動首先要融入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夫權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兩千年封建宗法制度整體中的一部分。不推翻政權、族權、神權的統治，婦女不可能從夫權統治下解放出來。婦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積極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在政治上首先獲得解放，社會主義國家在法律上確保婦女擁有與男子一樣的權利和地位。婦女在經濟上以及其他方面的進一步解放，則要依賴社會生產力等方面的發展。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婦女社會解放程度的確很高，但這主要是通過社會主義制度和立法手段超前實現的。建國后，中國婦女解放的每一個措施，都是自上而下的，是社會主義的“恩賜”，而不是源于工業革命和生產力發展的推動。這種觀點認為，無論怎樣的社會制度，無論怎樣在立法中確立婦女的權利，生產力不充分發展，社會不能擺脫基本生存危機的困擾，任何形式的婦女解放都可能是虛假的。我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立法手段使中國婦女獲得的解放，可能是“超前”的，但不是虛假的。新中國婦女地位的提高是舉世公認的，不僅政治地位提高了，相比較舊社會，經濟地位也提高了。當然，婦女在各方面包括政治上的解放程度還很不夠，這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先政治后經濟的解放路徑不是人為決定的，而是國情所定;政治解放在先也不是不要經濟上的解放。至于建國后所出現的問題和發生的失誤，那是另外需要總結的經驗教訓。
第三，毛澤東比之前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更具體地闡明了造成婦女受壓迫與男女不平等的多重原因。
婦女受壓迫的根源是私有制，這是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最基本原理，毛澤東婦女解放理論是堅持這一原理的。但是，毛澤東通過對中國社會特別是農村社會的深入調查研究，進一步分析指出，婦女受壓迫不僅與私有制度相聯系，也與婦女在社會生產中的作用有著不可忽視的聯系。同樣處于私有制度下，同樣處于貧困的鄉村，參加家庭生產勞動的婦女比那些不參加生產勞動的婦女，對于家事就多一些發表意見、參與決策的權利。以此為據，毛澤東一方面強調婦女解放要與階級解放相結合，一方面也強調，婦女解放要與生產實踐相結合。所以，新中國建立后，婦女的進一步解放，主要途徑就是參加社會生產，在社會生產實踐中發揮“半邊天”作用。
第四，毛澤東婦女解放理論，是在戰爭與革命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因此，其主題詞是“解放”，毛澤東時代的婦女解放運動，彰顯著犧牲精神、革命品格和斗爭色彩。
【注釋】
[1] 《毛澤東主席論婦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頁。
[2] 《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頁。
[3] 《毛澤東主席論婦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7頁。
[4] 《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頁。
[5] 轉引自康克清：《毛主席率領我們走婦女徹底解放的道路》，《人民日報》1977年9月22日。
[6] 《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3頁。
[7] 《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4頁。
[8] 《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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