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貴生：駁“階級斗爭為綱”必然導致階級斗爭擴大化

　　駁“階級斗爭為綱”必然導致階級斗爭擴大化

　　—四談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為綱”思想

　　郝貴生

　　反對毛澤東“階級斗爭為綱”的又一個重要理由就是“階級斗爭為綱”是前三十年“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理論依據。今天再講“階級斗爭為綱”必然重蹈歷史上的錯誤，繼續犯“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這種見解也是極端錯誤的。

　　第一，前三十年客觀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罪責是有人借毛澤東階級斗爭理論推行形“左”實“右”路線的產物。

　　必須客觀地承認，前三十年確實存在“階級斗爭擴大化”的事實。如反右派斗爭錯打了數十萬個右派分子;文革初期高校大批青年學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文革期間，也有相當多的干部被打成走資派;少數群眾也因多種原因被戴上“地富反壞右”的帽子，甚至被強制遣送農村“改造”;學校部分教師、知識分子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遭受批斗和侮辱等等。唯物辯證法認為，一種結果往往有多種原因，每一種結果也有其特殊的原因。這種現象也確實發生在文革期間。但因為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于是不分青紅皂白，就把原因和罪過籠統歸結為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為綱”思想。這是一種極其簡單的只看現象不看本質的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方法，也是掩蓋某些人自己罪行的卑鄙目的。

　　任何一個熟悉毛澤東“階級斗爭為綱”思想的同志都應該知道，這個理論特別強調承認和劃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不同質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絕對不能混淆之。這是毛澤東在《正處》等著作中反復闡明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思想。而“階級斗爭擴大化”恰恰是背離了這一思想，混淆不同性質矛盾，而不是真正貫徹毛澤東“階級斗爭為綱”思想導致的結果。如1957年黨內整風運動，確實有極少數知識分子有右派言論，但給各級黨政領導提批評意見的大多數都是從維護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的。但當時黨內具體抓反右斗爭的負責人及某些領導卻混淆不同性質的矛盾，借此打擊報復那些敢于提正確意見的不同同志，也給其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某些個別領導為給自己反右斗爭表功，下派“右派分子”的數字，也導致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基層干部、群眾稀里糊涂地被扣上“右派”帽子。這實質是一種形“左”實右的錯誤路線的結果。然而《決議》卻借反右斗爭是毛澤東發動的，于是毛澤東就應該負主要責任，其理論依據就是他的階級斗爭理論。這不又是歪曲事實嗎?1964年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打擊一大片，后黨中央發布的《二十三條》就已經指出和批判了這種形“左”實右路線。文革期間，大批青年學生、教師、干部被打成“反革命”、“右派”，打擊范圍如此之廣也是繼續推行錯誤路線的結果，是走資派轉移斗爭大方向挑斗的結果，如陳小魯等人的聯動打砸搶、批斗教師和老干部行為，怎么能夠歸結為文革理論呢?當然，這里也不排斥文革期間，極個別別有用心的人借文革機會，對工作中曾有過矛盾或者批評過自己的人為發泄私憤而栽贓誣陷、打擊報復。這種狀況更不能歸結為“階級斗爭為綱”理論。

　　第二，《決議》所講到的“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所謂事實是夸大化的“擴大化”。

　　《決議》中所講到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固然包括上述客觀事實，但其指出的“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范圍比上述事實大得多，實際把文革及其以前幾乎所有遭到批判、戴帽子的現象都看作“階級斗爭擴大化”，是夸大化了的“擴大化”。筆者認為，在文革以后的主流媒體和《決議》中指出的“擴大化”的范圍中其中三部分人并沒有被“擴大化”。

　　第一部分人是地地道道、貨真價實的右派分子。對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即使《決議》也做了基本肯定，也就是說，其中確實被帶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一部分人就是實實在在的右派分子，如茅于軾等人，他自己就曾經親口承認這一點。然而這些人改革開放初期都一風吹被平反掉了，也就是說，把這些“地地道道、貨真價實的右派分子”也當作“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范圍，這是實事求是嗎?

　　第二部分人是少數走資派。文革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此運動中，人民群眾確實利用四大的權利，揭發批判黨內部分高中級干部中搞修正主義和自覺不自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言論和事實。應該說，這種批判和斗爭是完全正確的。但《決議》根本否定毛澤東繼續革命的理論及這種理論指導的文化大革命，根本否定黨內存在修正主義路線和走資派的客觀事實。如《決議》中說：“‘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 ‘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批判的許多東西，實際上正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干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干力量。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我們在國內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內，以致黨內同志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也被當作是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或所謂路線斗爭的表現，使黨內關系日益緊張化。”因此，把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一律看作“擴大化”的結果。但今天的實踐證明，毛澤東的反修防修理論是正確的，黨內也的的確確存在修正主義路線和少數走資派。同他們的分歧絕不是“同志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如胡、趙等人，實踐證明他們就是地地道道、貨真價實的修正主義和走資派。對他們來說是正確的批判，絕不是“擴大化”。但文革之后，實際上幾乎所有被批判打倒的當權派都徹底“平反”，是平反擴大化。客觀上起到鼓勵和縱容那些真右派分子、社會主義敵對勢力及走資派的錯誤行為，并為他們攻擊和徹底否定“階級斗爭為綱”理論提供了錯誤的“事實依據”。中國當代社會出現的一系列黨內、政府內、軍內、國企官員腐敗現象等等，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對走資派平反擴大化的必然產物和其荒謬性的最有力證明。

　　第三部分是知識分子。毛澤東建國以后，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有許多論述，其中心是強調知識分子世界觀方面存在較多的問題，強調知識分子世界觀的自我改造，強調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等思想。毛澤東1965年五·七指示中確實指出，學校特別是高校中存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的現象。文革期間，也確實有大批知識分子下放到農村和基層第一線，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醫生參加6·26醫療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一些主流媒體通通把這些都看作是對知識分子和干部的迫害，也作為“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重要表現。這是錯誤的。中國當今一些知識分子的表現恰恰證明了毛澤東論斷的正確性。毛澤東所有這些論述以及一些重大舉措實質是對干部和知識分子最大的關心、愛護。這絕不是整人運動，而是保障黨不變質國不變色、永葆共產黨人本色，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和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習近平談他七年插隊生活的感受時說：“陜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里培養出了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這實際指出了上山下鄉運動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也給予那些污蔑上山下鄉是“迫害知識分子”、“踐踏人權”的最有力回擊。不可否認，文革期間，由于種種原因，在對知識分子身上具有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和舊意識的批判方式，以及采取的某些具體措施、途徑、方法等有許多錯誤和不合適的地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絕不能借這些個別現象和問題而根本否定對知識分子世界觀方面的批判。

　　由于《決議》的平反擴大化現象，導致三十年來，一些曾被批判的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利用各種媒體、刊物、網絡大肆控訴“階級斗爭為綱”和文革的罪惡以及個人的悲慘遭遇，其行為和言論絕不亞于土改期間翻身農民控訴舊社會地主剝削壓迫一樣，甚至有過之而不及。至今一些媒體特別是極右媒體、刊物、網絡還在登載這方面內容的文章。似乎文革的罪惡比舊社會還舊社會。

　　第三，文革后對所謂“三種人”的批判、逮捕、判刑才是真正的“階級斗爭擴大化”。

　　文革后“平反擴大化”的同時，把那些積極響應毛澤東號召投身到反對資本主義復辟斗爭中的相當一批干部和群眾打成“三種人”，把大批不同意見的同志、把路線分歧一律上升為“反革命”、“顛覆國家政權”罪批判、逮捕、開除黨籍、判刑，如焦裕祿的好戰友張欽禮同志，毛遠新等同志。這才是真正的“階級斗爭擴大化”。 這種“階級斗爭擴大化”不是毛澤東“階級斗爭為綱”理論的罪過，而是徹底背離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為綱”，但卻借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為綱”理論給這些同志扣上莫須有的各種大帽子。如1977年十屆三中全會關于“四人幫”的《決議》中列出的其中部分罪名是“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陰謀推翻黨中央，實現反革命復辟，妄圖使中國共產黨變為修正主義的黨，使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法西斯專政，使社會主義的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篡改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篡改黨的基本路線，顛倒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敵我關系，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推行一條極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他們是地主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典型代表，是蔣介石國民黨在我們黨內的典型代表，他們的社會基礎是地富反壞右和新老資產階級”等等。從毛主席去世以后的歷史充分證明，這些罪名和大帽子反扣到主持這個《決議》的某些人身上是100%的名副其實。他們批判別人是帽子工廠，他們自己才是地地道道的帽子工廠。但1981年那個《決議》對此卻只字不提，充分暴露以反“階級斗爭擴大化”為由，實則是根本否定和批判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為綱”理論，反對人民群眾對他們的階級斗爭。同時又歪曲毛澤東的這一理論，以他們頭腦中的所謂“階級斗爭為綱”，大肆向革命者和人民群眾進行瘋狂的階級斗爭。這種現象一直延續至今，發生在2004年的鄭州四君子事件、以及近些年來利用國家專政工具無數次禁止和鎮壓人民群眾自發紀念毛主席的活動、上訪活動、捍衛公有制和爭取生存權利的罷工、游行、集會、討薪等行為，尤其是去年底發生的周秀云事件。充分暴露了他們反對“階級斗爭擴大化”是假，反對“階級斗爭為綱”也是假，實質是反對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為綱”，推行他們自己的“階級斗爭為綱”，永不停止地向真正的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進行不懈的斗爭，同時反對和鎮壓人民群眾對他們的階級斗爭，以維護和保護形形色色的新生資產階級、暴富的既得利益集團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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