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我為革命說幾句話

　　我們這一代是生活在冷戰時期。冷戰時期，就是奧威爾講的“和解”。這種“和解”，其實是和而不解，就像電影中的場面：兩人同時拔出槍，冷槍頂著熱腦門，誰也不肯放下。

　　冷戰的結局是什么?是同時開槍，同歸于盡?還是同時扔掉槍，實現全面和解?是一方扔掉槍，被對方打死或束手就擒?還是拿槍的逼扔槍的重新撿起，繼續玩前面的游戲?

　　目前我們看到的，不是前兩種，而是后兩種。

　　這個時期，現在叫“后冷戰時期”。冷戰時期是和而不解，后冷戰時期是解而不和。后冷戰是冷戰的延續，我們只是看見個頭。

　　革命正在被遺忘，就像拳擊手死后的動物農場，變成荒誕的故事。今天重讀奧威爾，我想為革命說幾句話。

　　(一)革命是逼出來的，不是想出來的。

　　阿倫特說，戰爭是老詞，革命是新概念。[1] “革命”曾經是個神圣的字眼兒，不僅是20世紀，也是17--19世紀。

　　回首20世紀，前后兩半，對比很強烈：上一半，世界只發生過兩件大事，兩次大戰逼出兩次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左翼風靡世界;下一半，是冷戰改變世界，世界告別革命，右翼卷土重來。

　　有人說，革命不合法。我很奇怪，革命還有什么合法?

　　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有之，請自嗣同始。”

　　(二)戰爭與革命有不解之緣。

　　阿倫特說：“迄今為止，戰爭與革命決定了二十世紀的面貌。”[2] 革命與戰爭有不解之緣，她說對了。盡管，她關注的是兩者都使用暴力，暴力給人類造成太多災難，讓她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她是德籍猶太人，避禍逃美，思考原點是反猶主義)。

　　戰爭是資本主義的DNA。西方的軍事傳統，不但有500年的一貫邏輯，還保留了古典時代的野蠻(窮兵黷武，奴隸比例最高)。這是他們的祖墳。

　　革命是戰爭的解毒劑——雖然革命也有毒，它們都沾血帶污。

　　抗日戰爭，國際國內各種政治勢力在中國斗法，纏繞糾結，紛紛紜紜，絕非書生所能解，但抗日戰爭成就了中國革命，這點毫無問題。

　　(三)要罵革命，先罵戰爭。

　　近五百年的西方戰爭史，絕對是一部罪惡史。原罪可以原到最初的殖民戰爭，基本方式不變，基本邏輯不變，特點就是霸道。[3]

　　戰后的美國，打仗成癮，不打仗不能活(民主、共和兩黨都打，所有總統都打，除了越戰結束后的卡特)。1990年到現在，這18年里，美國一口氣打過四場仗：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不到最后一步，大家想不起越南戰爭(當年，無論左右，誰都反)。

　　人類的兩次世界大戰，很多“文明人”都投票支持過本國的帝國主義戰爭，就像希臘公民，以為戰爭是民主的延伸(戰爭與民主有不解之緣)，正像奧威爾說的，“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西方人的傲慢和自私，幾乎毀掉了這個世界。

　　這四次戰爭，沒有一個干凈。反戰是唯一的正義。

　　(四)中國革命，前仆后繼，反專制是一面大旗。

　　中國歷史，專制主義很發達，夢被西方打破，乃有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走向共和，是反專制;北伐戰爭，打倒軍閥，統一南北，是反專制;抗戰勝利，共產黨用武力趕走國民黨，是反專制;現在提倡民主化，也是反專制。一切都順理成章。雖然，反和被反，經常具有對稱性，我們的反專制，老是用一種專制反對另一種專制，仿佛交叉感染。這是由殘酷的環境所決定。

　　(五)專制是革命的對立面，但革命也會造成專制。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要特別聲明，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權利。歐洲革命后，這樣的問題依然存在。因為當時，還有很多復辟活動發生，保守勢力也有長期的延續。專制主義，即使在革命成功后，也有很多變種，包括革命的專制主義。

　　辛亥革命后，中國南北對抗，北方是前清帝制的復辟勢力和武夫當國的北洋政府，代表保守勢力;南方是國共兩黨，代表革命勢力。由于新舊勢力找不到妥協的辦法，所有政治勢力，全都訴諸武力和強權，被人稱為“武化革命”(許倬云)。誰都無法否認，正是因為反專制，不能沒有集權，特別是過渡時期。孫中山看得很清楚，中國革命，不能一步到位。在他看來，起碼要分三階段(軍政、訓政和憲政)，頭一段就是專制。馬克思講三階段，頭一段也是專制。

　　革命也會造成專制，有什么奇怪?法國革命革出一個拿破侖，中國革命也革出一個袁世凱，道理一樣。陳伯達寫過《竊國大盜袁世凱》。袁世凱是歷史上的王莽嗎?不是。他和蔣介石一樣嗎?也不一樣。當時，很多政客都想推他出來當皇帝。

　　拿破侖是個復雜人物，他是個“革命皇帝”——革命革出個皇帝，太諷刺。拿破侖的專制，一般叫“波拿巴主義”，這就是革命的專制主義。當時，“極權主義”的概念還不存在。

　　革命的專制主義也要反。

　　(六)革命是為了什么?

　　西方革命，有個深人人心的概念，革命是為了自由。阿倫特說，自由才是衡量革命的唯一標準。她說的革命，太干凈，一不能沾暴力，二不能沾專制，這樣的革命哪兒找?

　　現在的世界，革命革傷了，革命革怕了。大家都說，英國革命好，美國革命更好，法國革命糟，俄國革命更糟。美國遠離歐洲大陸，自然資源，得天獨厚，白人畜奴，有人替他們干苦活，獨立之后，什么君權教權、階級矛盾，全都可以繞過去，多好。但這是特例，全世界沒有第二家。

　　阿倫特說，革命不是造反叛亂、以暴易暴，而是秩序的重建：法國革命，無法無天，革命革到不自由，不如美國;美國學英國，光榮革命不流血，先為自由立規矩(與保守勢力妥協)，所以沒有混亂，沒有導致新專制。這是先自由，再解放。她甚至從語源上考證，革命的本義就是復辟。[4]一句話，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才是真革命。

　　有趣的是，中國的革命之父孫中山說，中國革命是因為自由太多。莊士敦(溥儀的英國老師)聞之，大惑不解。[5] 他為什么不解?就是因為有上面的定義。

　　孫中山說的自由，是清室遜位后，中國面臨的權力真空和無政府狀態。在他看來，沒有權威，不能結束這種混亂局面。我國的革命，用阿倫特的標準衡量，肯定最糟。但即使這樣的革命，也是追求新秩序。

　　(七)中國革命是為了救亡圖存。

　　革命，求自由而得專制，是很多人害怕革命、遠離革命的原因。但真正的革命和戰爭類似。沒有高度集權(哪怕是由議會授權)，就沒有戰爭。沒有高度集權，也沒有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就像不流血的戰爭，好是好，就是太少(認真講，是根本沒有)。

　　權力集中就一定不好嗎?答案似乎很肯定。其實，資本主義國家的戰時體制，福利國家的計劃體制，社會主義國家的鎮壓敵對勢力，不發達國家的民族主義和權威主義，大部分都與戰爭和革命有關。它們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我們不能脫離當時的環境，把所有的集權都攪成一鍋粥，統稱為極權主義，特別是等同于法西斯主義。

　　中國革命，是為了救亡圖存(西方統稱為“民族主義”，他們的邏輯是，義和團是“民族主義”，八國聯軍才是“國際主義”)。雖然在歐洲革命的譜系中，這種革命沒有位置，流血太多，代價太大，但統而觀之，通而觀之，仍然很偉大。這不是國共兩黨哪一個人的功過問題，而是這個民族的功過問題，整個上一代人的功過問題(功過往往在一塊兒，人不是蛋糕，沒法拿刀切)。

　　(八)中國革命，不容詆毀。

　　當年，參加中國革命的人有個共同體會，讓他們刻骨銘心：西方列強一向操縱落后國家的政變和內戰(今天也如此，特別是美國)。它們支持的都是“弱國中的強者”，認定強者才能代表利益和秩序。這是西方列強的游戲規則。強者經常換，但幾乎毫無例外，全是各國的保守勢力。

　　革命的老師并不支持中國革命。

　　中國革命為什么會“一邊倒”，道理很簡單：北伐，只有蘇聯支持;抗日，最初也只有蘇聯支持。1937--1941年，長達4年，英、美都在看熱鬧。

　　早在抗戰勝利前，美國就已看出國民黨的腐敗(他們考察過延安，有對比)。戰后，機會均等，命運的天平更傾向國民黨，但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自己丟了天下，為什么?

　　1950年，自由主義作家林語堂曾抱怨，“為什么蘇俄在亞洲有能干而有效的工具為他們服務，而美國卻只有像蔣(介石)、李承晚和菲律賓總統這類s.o.b(狗崽子son of bitch的縮寫)合作?這是本世紀最大的謎團”。[6]

　　其實，這不是什么謎團。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自由世界”的代理人，他們代表的并不是本國的民主，而是強國在海外的利益。從巴蒂斯塔、吳庭艷到薩達姆，向來如此。我們還沒有發現過另一種解讀。

　　21世紀，時光逆轉，歷史倒讀，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國革命的案不能翻。

　　中國革命，不管是誰，不管他們的意識形態如何，所有人的愿望有共同指向，一是擺脫列強瓜分，二是結束四分五裂。先解決挨打，再解決挨餓，其他問題慢慢來。

　　人民英雄紀念碑還巍然聳立在天安門廣場。一百年來，所有為中國革命捐軀的烈士(從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完）

　　李零，北京大學教授。此文載于《經濟導刊》2014年第10期，節選于《鳥兒歌唱》(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2)之“讀《動物農場(三)》”。《動物農場》及是英國左翼作家喬治·奧威爾(1903--1950)的重要著作。

　　奧威爾是一種現象，不他的《動物農場》是一部成人童話，對理解20世紀上半葉的左右翼很有幫助，對理解當下的左右翼也很有幫助。

　　喬治·奧威爾(1903年6月25日一1950年1月21日)，英國左翼作家、新聞記者和社會評論家

　　作者以“動物農場”和“人類農場”相對，代表沖突之兩極。“動物”是受侮辱受壓迫起而反抗的一方，“人類”是它們的對立面，試圖圍剿和消滅它們的一方。“動物農場”指社會主義國家，“人類農場”指資本主義國家。

　　附文：讀《動物農場》(三)

　　奧威爾的書，《動物農場》和《1984》，共同主題是批判極權主義。什么『叫極權主義?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古代東方有很多大國，沒錯。這些大國很專制，也沒錯。但很長時間里，歐洲歷史學家對這些文明古國，少所見，多所怪，以為只有他們的小國寡民才叫文明，以為只有他們的松散聯合才叫文明，這是顛倒黑白。

　　近代歐洲，他們的地理知識有長進，但文化偏見沒有變。18世紀和19世紀，歐洲歷史學家沿襲了古典時代的偏見。他們把西方炮艦所及的整個東方，從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到印度的莫臥兒帝國，從古老的波斯到古老的中國，全都裝進同一概念。這一概念就是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

　　“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個十足的歷史混沌，它是一堆既模糊又混亂的印象：土地國有制和村社組織，大河灌溉和水利社會，絕對專制和普遍奴隸制，沒有法律，沒有貴族，還有早熟、停滯，等等。

　　黑格爾使用了這類概念。他把整個東方，叫做“暴政的舞臺"。

　　受黑格爾影響，馬克思也使用了這一概念，雖然他關心的并不是“暴政”。

　　今天，我們都已知道，“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個陳舊過時的概念，既不能概括東方各國的共性，也不能反映東方各國的差異，很多“特點”似是而非，很多“特點”不能成立。這一概念，經過近百年的研究，“日鑿一竅混沌死”，已經壽終正寢。

　　專制主義只是東方的特點嗎?并不是。東方，很多國家，早就是大地域國家。這不能叫野蠻，只能叫文明。更何況，西方大國有專制，東方小國有民主，雙方都是既有民主，也有專制。西方民主、東方專制的歷史虛構是不能成立的。

　　我國近代反專制，說我們反對的是“封建專制主義”，這是誤用西方的概念。

　　研究中國歷史，同期比較很危險。我們要知道，中國和歐洲，從起點上就很不同，它們在時間上有很大錯位。

　　第一，中國從很早就是大地域國家，君主制很發達。早期民主制，很難查考，沒有，不必找。要找，只能到蠻荒之地。蠻夷列傳諸蕃志里，漢族以外的地區倒是有。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好像很重視民，但這是“事后諸葛亮”，越是大講“民貴君輕”，越是說明民太輕。現代民主制，不管資本主義代議制，還是社會主義代議制，都是外來。兩于多年來，在我們的歷史記憶里，中國只有君主制，沒有民主制。

　　第二，中國從很早就是中央集權的大帝國。這種大一統，兩千多年不變，每個王朝都是兩三百年的連續體，和歐洲對比很強烈。西周時期，我們也有封建，但不同于歐洲封建。朝代和朝代之間，有異族征服，異族多被漢族同化，接受的是漢族制度，也不一樣。中國有專制可反，無封建可反。

　　第三，我國的帝制，從一開始，皇帝就有絕對權力。他把不同宗教、不同語言的眾多民族(ethnic groups)納入同一個版圖，類似現代的民族國家(nation)。政教分離，宗教被國家控制，國家大一統，宗教多元化，也類似宗教改革后的歐洲國家。這樣的國家，有君權可反，無教權可反。

　　中國的大一統國家，亞歷山大的帝國和羅馬帝國沒法比，中古時期的帝國也沒法比。它更像歐洲歷史上的絕對君主制。歐洲絕對主義，高峰是18世紀。難怪當時，歐洲各國，群拜康、乾為榜樣。這段蜜月期，很讓國人自豪，但19世紀和20 世紀，隨著他們崛起，我們衰落，反被他們罵，就連老學生日本都罵(日本的現代化是個例外，它是從封建制直接進入現代國家，歐美特喜歡)。

　　近代中國是在罵聲中長大。別人罵，我們自己也罵。

　　我還記得，“文革”后，中國的志士仁人痛感中國落后，對“封建專制主義”曾力加撻伐。他們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把極權主義等同于絕對主義，把絕對主義等同于歷史上的暴君，老是分不清古代和現在，放著眼前說天邊。當時的大家，真是罵昏了頭，明明是眼跟前兒的事，什么都賴秦始皇。現在倒好，自從有了盛世感，康、乾又成香餑餑，大家特別健忘。

　　長期以來，“專制一鍋粥”，“民主一鍋粥”，占據了所有人的頭腦。特別是，他們對西方的民主神話深信不疑，還以為專制主義是中國特有的傳統。

　　這個酒勁兒應該醒醒了。

　　[1] 漢娜 阿倫特：《論革命》，陳周旺譯，譯林出版社，2007年，第1頁。

　　[2] 漢娜 阿倫特：《論革命》，陳周旺譯，譯林出版社，2007年，第1頁。

　　[3] 參見拙作《讀<劍橋戰爭史>》，《花間一壺酒》，第47-83頁。

　　[4] 漢娜 阿倫特：《論革命》，第30-35頁。

　　[5] 莊士敦：《紫禁城的黃昏》，陳時偉等譯，馬小軍校，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年，第59-60頁。

　　[6] 參見錢鎖橋：《林語堂眼中的蔣介石和宋美齡》'《書城》2008年2期，第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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