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對待近代史研究中的“兩個30年”——訪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鄭師渠

　　如何認識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馬克思主義近代史學傳統?如何科學闡明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規律?就相關問題，本報記者專訪了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鄭師渠。

　　繼承與創新的統一是史學研究的突出品格

　　《中國社會科學報》：有人認為，改革開放前建立起來的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已經過時，新時期的研究應對中國近代史重新認識，重新書寫。您怎么看待這種觀點?

　　鄭師渠：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正確認識改革前后的“兩個30年”，強調兩者是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其本質都是我黨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這種辯證的觀點，對于我們正確對待近代史研究中的“兩個30年”，有重要指導意義。

　　包括近代史研究在內的歷史學的發展不僅存在同樣的問題，而且學術發展較之政治，更具有深刻的內在統一性，即體現為繼承與創新相統一的學術品格。中國近代史研究從傳統史學中分離出來，建立完整的現代學科體系是在新中國成立后、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這包括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確立、教學研究機構的設置、專業隊伍的建設、大量史料的整理與出版以及集中反映嶄新學科體系的教材編寫出版，等等。其間，大師匯聚，名家名作蔚起。當然，也毋庸諱言，因時代的局限，此期近代史研究只突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主線，文化史、學術史、社會史、風俗史等更多學術領域少有人問津，學術研究不免陷入了偏枯。新時期以來，國力強盛，思想解放，近代史研究獲得新生機，大得發舒，研究領域不斷拓展，新人新作不斷涌現。其繁榮的局面與全面發展的態勢，有目共睹，較之前30年，已不可同日而語，固不待言;但若因此便低估甚至全盤否定前者，以為“今是而昨非”，就不免簡單化，非智者所為。

　　兩個時期近代史研究的發展過程是統一的，不應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二者的關系不是“對與錯”、“是與非”的關系，而是薪火相傳，體現了學術發展繼承與創新的統一。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新時期的近代史研究判然有別于前期，但同時也應看到，后期的發展絕非橫空出世，它是在繼承前者的基礎上再出發。我們說，學術上的創新首先在于它更需有敬畏之心。事實上，前輩學者的許多研究成果，至今仍是我們學習的典范。試想，研究近代思想史能不參考胡繩等先生的著作嗎?研究近代經濟史能不參考吳承明等先生的著作嗎?研究辛亥革命能不參考章開沅、金沖及等先生的著作嗎?研究太平天國能不參考羅爾綱等先生的著作嗎?如此等等。“抽刀斬水水更流”。前期學者的研究成果是豐厚的學術遺產，任何嚴肅的學術研究是無法繞過去的。

　　當然，隨著學術研究的進展，史家對于歷史現象的認識也會不斷深化，故創新學術、超越前人，成了學術發展的應有之義。而集中反映學科發展的教材，也因之需要不斷加以修訂。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代史實際上在不斷地改寫。但從本質的規定上說，改寫不是重寫，前者追求完善，后者是要顛覆重來。新時期不斷有人主張重寫中國近代史，他們所謂“重寫”，就是屬意后者。然而這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盡管我們對于近代史的既有認識還存在許多不足，甚至錯誤，需要不斷加以完善;但我們也必須堅信，經幾代學者的努力，我們對于近代中國歷史的既有認識與本質把握：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堅持反帝反封建斗爭的過程，就是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過程，它構成了近代史的脊梁，這并沒有錯，也是不可能顛覆的。胡繩是前期有代表性的學者、近代史大家。從1981年他的晚年著作《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出版到2000年去世，他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聽到了不同的意見并感受到學術研究的新脈動。1998年，即去世前兩年，他說，從現代化角度來寫近代史是可以的，但不要忘了“在中國要搞現代化，第一要爭取獨立，第二要反封建”。這即是說，歷史是多側面的，從新的角度不斷改寫近代史是學術的應有之義，但對近代史業已形成的正確的本質把握，無可動搖。顛覆了這個本質認識，所謂“重寫”就成了倒退。

　　以“現代化范式”否定“革命史范式”不可取

　　《中國社會科學報》：自庫恩的“范式”概念應用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近年來有部分學者提出以“現代化范式”取代傳統的“革命史范式”來闡明中國近代史。您認為這種觀點是否合理?

　　鄭師渠：討論學術問題，運用概念的準確性十分重要。前些年有關“范式”的爭論，嚴格上講，所爭并非庫恩所講的那個“范式”概念，而是人言言殊。這顯然不合科學規范，它增加了討論中不必要的混亂。問題討論至今不能深入，這是一個重要原因。當下一些學者似乎認為，將近30年近代史研究的發展概括為“以‘現代化范式’取代了‘革命史范式’”，是不證自明的客觀事實。然而，實際上，這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假問題。

　　試想，將改革開放30年來的近代史研究，不論老中青學者的工作，都歸入統一的“現代化范式”，這種“通天下皆一式”的絕對化和簡單化的概括豈非過于武斷了?在事實上，它可能嗎?此其一。依庫恩所言，“范式”的確立，是多年之后由于一批經典作品的出現，才漸次形成，為人遵循。現在似乎倒過來了，先有“現代化范式”的概念，才有了近30年的近代史研究的展開。這顯然既不符合庫恩的本意，也完全不合乎邏輯。30年來，近代史研究的變遷，說到底，是時代變遷和由此引起學者價值觀與治學視野方法變動的結果，而非所謂革命史與現代化兩種范式更替的結果。此其二。范式要靠公認的一批經典來體現，這樣的“現代化范式”經典在哪里?應當承認，所謂的“現代化范式”，至多僅是一種概念、說詞，實際并未出現，更遑論皇皇的經典巨著了。且不說，對人文科學是否也存在自然科學那樣的“范式”，連庫恩本人都持懷疑的態度了。此其三。

　　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也常有類似“家法”、“路數”、“門徑”等提法，以概括不同學者或學術流派特有的治學經驗、方法與風格。它也包含著典范的意義，多元并存，相互包容。同時，相信他山之石有助攻錯，反對門戶之見;相信學術發展是繼承與創新的統一，更是中國學術的優良傳統。強調學術發展中的不可通約性，而忽略繼承性，不是中國學術應有的思維。陳寅恪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的新潮流。學者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反之，便是不入流。這是古今學術史之通義。他強調學術發展的規律，在于因問題的轉移與新材料的發現，推動了時代學術潮流的新舊更替。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則稱之為學術的“時代思潮”的變動，并對此有生動描述。無論是陳寅恪還是梁啟超，在他們眼里，學術史的變遷，如潮之起伏，后浪推前浪，渾然一體，而非決絕。所以，若在上述中國學術思維的意義上偶或使用“范式”，當然是可以的;但若依庫恩的本意，刻意將史學發展歸結為不可通約的所謂新舊范式的不斷更替，那就離題太遠了。

　　從嚴格意義上講，當下的近代史研究，不僅客觀上不存在所謂“兩個范式”的較量，而且事實上也不存在庫恩所說的“范式”。將前30年的近代史研究扣上“革命史范式”的帽子，是輕率的，不科學的，也是不公平的。僅從新時期許多新學科的開拓，恰恰都是創始于老一輩前期學者，已說明這一點。刻意渲染所謂“革命史范式”與“現代化范式”的轉換，易生誤導，除了將導致對前30年近代史研究歷史地位估計不足的偏頗外，依庫恩新舊范式不通約的思想，無論自覺與否，實際上又為否定“革命史范式”在邏輯上預設了前提。而這顯然是不可取的。

　　范式問題的討論確曾有助于近代史學界思想解放與學術的發展。但這個時期業已過去，學界正走向更加開放與成熟。我們不需要刻意再去強調“范式”的問題了。

　　在繼承的基礎上走向新的高度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下存在這樣一股潮流或風氣，如試圖為一些近代歷史人物翻案，試圖套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的一些歷史事件，嚴重混淆視聽。作為中國的史學者，應如何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推進近代史研究?

　　鄭師渠：現在的一種傾向是，對于前30年的近代史研究否定的多，肯定的少。這不是客觀和科學的態度。我以為，前期學者至少有兩點是做得好的，值得今天借鑒。其一，堅持唯物史觀。許多學者誠心誠意地潛心鉆研過馬克思主義著作，用以指導自己的研究。他們堅持唯物史觀取得了杰出學術成就，說明唯物史觀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價值，不容輕忽。唯物史觀不是封閉的，它與我們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各種新的理論并不矛盾。何茲全先生生前曾強調說：馬克思主義現在之所以被人誤解，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原先對馬克思主義的許多理解不完全正確;二是一些人本身做得不好，連累了馬克思主義的聲譽。何先生的話值得深思。其二，治學嚴謹。當年學者的生活與工作條件都十分艱苦，但這也造就了他們歸心學術、淡泊自持的品格和一絲不茍的嚴謹學風。范文瀾先生“板凳不怕十年冷，文章不著半字空”的名言，是其真實的寫照。反觀今日，少數人并未認真研讀過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卻勇于一味否定;急功近利，為吸“眼球”，熱衷于做翻案文章，先是肯定改良否定革命，后則連改良與革命都否定，復轉而抬高清政府與袁世凱。這不是什么創新，它不僅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和立場，而且離開歷史真相豈止以道里計了。章開沅先生在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時，曾著文批評說：“個別人自我標榜‘后現代’者，刻意把既往歷史‘解構’化為‘碎片’乃至任意‘顛覆’，這卻是不足為法的走火入魔。”老一輩學者的寄語，語重心長。

　　耐人尋味的是，新時期的近代史研究取得了繁榮發展，卻仍不免給人以“碎片化”的觀感。原因何在?說到底，這是因為它對于近代歷史的闡釋，在根本的理論架構上，仍未實現真正的突破。由于缺乏新的權威性理論架構的統整，具體的研究便無由得到整合，進而提升為對近代歷史總體性新的認知。當下的現狀不僅說明，我們對正努力超越的前期近代史研究成就所達到的高度，不容低估，而且還說明，前后期的近代史研究是統一的，不容割裂，更不應將之對立起來。重要的問題是關注政治史與重大的理論問題，在繼承前期學術遺產的基礎上，形成闡釋近代歷史發展新的認知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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