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文人政治”，托克維爾的那本《舊制度與大革命》，可能馬上會被人想起，自前年該書因一位政治要人的點贊而聲名烜赫以來，書中描述的“作家干政”現象，也引來無數關注。這位法國哲人描述了在大革命發生之際，深刻影響法國社會的一群法國精英群體，他們對日常具體事務一無所知，只關心制定抽象原則，宣揚普遍法則，而從不考慮用何手段加以實施。法國人在接受了這些“啟蒙作家”的教育后，逐漸染上了他們的本能和性情，一起沉湎于虛構社會，以至全部文學習慣都被搬到政治中去。
甲午戰爭敗于“文藝”
把政治當文學玩，托克維爾以為這是法國才有的現象，因為同期的英國就全不是這個樣子，在那里，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治國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將新思想引進實踐，另一些人借助事實來糾正和限定理論。也就是說，思想、理論與實踐是相互結合、彼此檢驗、共同促進的。托克維爾當然不會想到，在他說完這些話半世紀后，與歐洲相隔遙遠的東方，一個國家的一位海軍將領，對另一個國家的一位海軍將領說了一段與他意思相仿的話語：“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試，考試必由文藝，于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升擢。文藝乃為顯榮之梯階耳，豈足濟夫實效?”
這是1894年，天朝上國大清被東亞新強日本打敗了，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佑亨給清朝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致了一封勸降書，直陳中國之敗乃在“文藝”。大清上下，有沒有人聽懂伊東佑亨在說什么呢?
那位在戰后奔赴日本簽訂屈辱條約、為此背負賣國賊罵名的中堂大人李鴻章，其實早就一萬個明白，清朝到底因何而敗。雪珥近著《李鴻章政改筆記》，對此就有精辟分析。
早在同治十年(1871年)主持與日本簽訂《中日修好條規》，李鴻章就已經意識到，大清國的未來威脅是在身邊。此后三十載，他無時無刻不告誡朝野上下應警惕日本。但他的未雨綢繆，卻都如對牛彈琴。甲午戰事開啟之前，李鴻章曾有增兵朝鮮計劃，卻馬上被更大的當家者——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翁同龢所否決，更早當北洋海軍要求增購新艦時，同樣為執掌財政大權的翁氏所不允、不予出錢支持，導致自1888年至1894年間，北洋海軍未新購一艘新艦，海軍艦艇噸位雖號稱世界第八，裝備卻落后于時代。設若及早更新海軍裝備、及早增兵，中日之戰局究竟如何，那就很難說了。
翁同龢等人給李鴻章的戰爭準備使絆子、莫非有意向日本出賣大清不成?非也。當日本對大清發出戰爭威脅時，翁同龢的主戰論調，一時比誰都高，他的一番反日“愛國”言論也引得了士大夫們的一片喝彩，大清政府也在他的鼓噪下，真的選擇與日本開戰了。但結果，卻全不是他們所能想到。
翁氏的言戰主張，初看起來是尚武精神勃發、一心為國家著想，為何卻輸掉了國家命運?原因就在于托克維爾所說的“文學習慣”、伊東佑亨所稱的“文藝”。此君之尚不過是時時站在道德制高點，而于戰爭籌劃及戰爭之風險，卻皆一無所知。
翁氏是道德文章做得花哨、但于實務卻顢頇無方的典型，這又是晚清官僚士大夫階層的普遍狀態。在國家危難之際，晚清崛起的一批“清流”，一度被時人以為是希望所在，回過頭來看，其實正是他們把一個風雨飄零中的帝國進一步送入了不歸之境。如翁同龢一樣，張之洞也是當時的有名“清流”之一，潔自自好、是個“清官”，那還真是不假，但他也因此自傲，蒞官所至，必有興作，務宏大，不問費多寡，結果所興“公利”多成“公害”。“清官”不會做事、把好事做成壞事，那比會做事的“贓官”，給國家帶來的損失更大。
相比之下，李鴻章則是另外一種類型，高調做事，寧做“真小人”，不做“偽君子”。李氏自稱裱糊匠，力圖修修補補，通過對一件件具體事務的改進，為大清政權重拾生機。太平天國運動時建立淮軍、同光年間力推“自強運動”、萬千紛擾之中創建北洋海軍，鴻章所行，從不滿足于嘴上說說，而是真金白銀，看準了就干。實干家的特點是實事求是、務求實效，不滿足于高企的理想和藍圖，還善于考慮技術環節，明白哪些須行、哪些可行、所行之事該如何辦理、又應達致什么程度。
然而，如李鴻章那樣愿做實事、把實事做好的，實在太少了。19世紀下半葉中國所遭遇的，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在列強環伺的險境中，如何絕處逢生、力挽狂瀾?張之洞所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時影響極為廣大，這也代表了當時中國社會主導群體的普遍認識，那就是中國的“道”仍是世界最好的，只不過“器不如人”。那么，“師夷長技以制人”，把西人的“長技”拿些來就是了，至于“道”，那是不必改變的。于是我們看到了一群袖手談心性的晚清士大夫形象。
“戰國策”派的反思
政治的“文學”或“文藝”化誤國，誤在何處?二十世紀上半葉出現的“戰國策”派，對此有深刻省察。
抗日戰爭期間以西南聯合大學一些教授為主體組成的“戰國策”派，對國家危亡有切膚之痛。他們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強國對強國的決斗、強國對弱國的并吞”的殘酷現實，強烈希望國人振作猛醒，以積極進取的姿態參與國際競爭。其核心關注也是尚武精神，也就是以“力”為尚的“大政治”——“就是國與國間斗爭的政治”，“斗爭的方式有二：戰爭和外交，其目的則為求國家之生存與發展”。在《大政治》一文中，何永佶用“金魚缸里的政治”和“大海里的政治”為喻，來說明國際政治的本質是以實力為依托的權力競爭，在何氏看來，中國人對外所習慣的“金魚缸里的政治”乃是“小政治”(low politics)，它“‘悠哉游哉’，以為天下是一個‘信義和平’的世界，那里沒有 鯨黿鱉只有青草白石的金魚缸也的確是這樣”，然而，“那條金魚在這安樂窩的金魚缸里住了幾千年，忽然被拋入大海，那里有的是海虎、海豹、海獅、海貔、海豺、海狼、海蛇、海蝎，個個垂涎他的金色的美，‘象以牙而焚身’，這條金魚也許就因自己的美麗而遭不測。把‘中國’二字代表‘金魚’，就可知我們處境之危。” “在金魚缸里時人人都是友，在大海洋時個個是敵”，“國人猶以為現在仍是‘金魚缸’的政治，而不知早已變成‘大海里’的政治了”，“大海里的政治”即“大政治”(high politics)才是中國人應該致力為之的，“不能偉大，便是滅亡。我們更不得再抱著中庸情態，泰然捻須，高唱那不強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懶國家的生涯。”
戰國策派推崇馬基雅維里式的權力政治，主張國家利益高于一切，因此提倡從事實而非從道德出發的世界觀，“國際政治是“非道德”(a-moral)(不是“不道德”的)(immoral)，一切幼稚的善惡觀念必須打破”，“大政治是以事實做根據的：國際既不能避免戰爭，我們唯有以武力維護安全;國際既沒有公理、法律、道德，我們的算盤只有國家和利害。”在外交上，要求推行唯實外交，權利害，玩均勢，合縱連橫，“典型的外交家，不是會說好話的白臉書生，而是如里賓洛甫一流的斗士。”同時主張英雄崇拜，“一個不知崇拜英雄的時代，一定是文化墮落民族衰亡的時代”，陳銓、賀麟等反復著文，力證現代中國人的人格形成，要以英雄崇拜為前提。與之相對，反對蠅蠅茍且、大而無當的“世界主義”，陳銓在《政治理想與理想政治》一文中說：“在世界沒有大同，國際間沒有制裁以前，國家民族是生存競爭唯一的團體;這一個團體，不能離開，不能破壞。民族主義，至少是這一時代環境的玉律金科，‘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號，確是一針見血。然而中國現在許多士大夫階級的人，依然滿嘴的‘國際’、‘人類’，聽見人談到國家民族，反而譏笑他眼光狹小，甚至橫加誣蔑，好像還嫌中國的民族意識太多，一定要盡量澆冷水，讓它完全消滅。他們忘記孫中山先生雖然講世界大同，他同時更提倡民族主義，世界大同是他的政治理想，民族主義才是他的理想政治。”
令戰國策派所憂心不已的，是尚武精神在中國的沒落。林同濟、雷海宗都曾撰文，指出中國社會主導階層——“士”的精神品格，兩千年間有很大變化，經歷了由大夫士到士大夫的演變過程。這是兩種極為不同的人群，林同濟說，西周到春秋前期的士，是爵祿世襲的，是有戰斗訓練的，是有專司的職業的，也就是說，是貴族的、武德的、技術的。但到孔子之世，這一階層就已走入末運了，再經過戰國時代的劇變以到了秦漢，中國的社會政治，已變為大一統皇權類型，也就是“大夫士”之一物漸次變為文人化、官僚化，而形成二千年來“士大夫”的結構了。雷海宗說，“士君子”是封建時代對士族階層的尊稱，士在當時處在政治社會領導的地位，行政與戰爭都是士的義務;凡是君子都是文武兼顧的，六藝中，禮、樂、書、數是文的教育，射、御是武的教育，到春秋時仍是所有君子必受的訓練;當兵絕非如后世所謂下賤事，而是社會上層次的榮譽職務，在這種風氣下，君子鍛煉出了毅然不屈、慷慨悲憤、光明磊落的人格。但到戰國以后，這種文武兼備的人格理想逐漸消失，出現文武對立，文人稱游說之士，武人稱游俠之士，“一半流于文弱無恥，一半流于粗暴無狀”，而漢以后所謂士君子或士大夫完全屬于戰國時代游說之士的傳統。
與大夫士相比，士大夫的性格特點、理想追求，完全變樣。概而言之，是兩點，一為官僚化，陳獨秀說，把中國士大夫的骨肉燒成灰，里面都可以發現“做官發財”四個大字。二為文人化，不再學習和懂得射御之事，成為專事苦讀詩書之徒。也就是說，“大夫士是貴族武士，士大夫是文人官僚”。由此又派生出士大夫階層的以下特點：
一是重宦術而非技術。大夫士是會做事的，通曉各種社會事務，而士大夫是從戰國游說之士而來，搖舌鼓簧只為一官半職光宗耀祖，所謂“宦游”即“游于官”而非如大夫士那樣“游于藝”也。“由封建的士到當今的士，便是由技術到宦術，便是由做事到做官。做事是生產，是‘創造’。做官是消費，虛耗，是‘反創造’。中國之整個政治之所以糟糕，整個文化之所以僵化，關鍵就在這里，始則政府人員，繼則社會人士，上上下下，都不想做事，只想做官，不曉得做事，只曉得做官。”
二是重書本而非實踐。“中國的書本頭腦是一種整個的宇宙觀——一種文字迷的宇宙觀……他不能直接念及現實，他失去直接看到現實的本能。所以論到治河水利，歷代文人的建議，幾于千篇一律，總脫不出大禹治水行所無事那一套”，“中國政治上最大的毛病，就是這種文字迷的假信。西方人辦事，言論只是實行的起點;中國人辦事，言論乃是一切的終點”，這種書本主義、只說不做的習病，“在官場中發達特甚。我們有個專有名詞，就是‘做官樣文章’”。
三是重道德而非利害。士大夫階層眼中的世界，是一個文治而非武功的世界，文是王道，武是霸道，“力之一事，自他們看去，不但在道德上是‘壞’與‘惡’，并且在實際上是‘無效’和‘無用’的”，這種“德化第一”主義，在林同濟看來，“無容諱的成為一種弱者的自慰語，無力者的自催眠”，大難臨頭時還在念念叨叨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在現實利害面前不免淪入蒼白可笑，“敵至城下，亦竟或誦經賦詩而圖存。數千年不講國防，一旦失去東四省用瞠目不解其理，不解為什么此光天化日之下，在此國際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的森嚴世界里，竟會有人來犯天下不韙以破我行政土地的完整。驚愕之余，乃仍在那里夢想欲借公論以克暴力，喊正義以動鄰國。”
這些特點決定了士大夫最多只能守成，并無應付變局的能力。林同濟把這種現象，稱作為“文人政治”。 官僚化、文人化的士大夫階層，不僅沒有血性、缺乏尚武精神，在該擔當時不敢擔當，而且習慣于以道德論世，對經世致用一竅不通，對如何解決國家難題沒有辦法，這使他們在該擔當時不能擔當。雷海宗說秦漢以降，中國的智識階級即士大夫們大部流于文弱無恥，無事時奔忙于“雞蟲之爭”，大難來時則“驚得都作鳥獸散”，乃是典型的偽君子面貌，亂世士大夫的行為幾乎都是誤國禍國的行為。
社會中堅階層的特質決定國家性格，也決定國家命運。上千年來中國偽君子遍布，結果是國內文弱之氣蔓延，宋明最后都不抵外敵入侵而國破政亡。在國家危難之際，士大夫階層不僅不識大體，沉迷于黨爭而不管國家死活，還喪失原則和立場，動輒賣身倚靠。雷海宗總結士大夫階層誤國禍國的方式有三：一是結黨誤國。典型如東漢末的黨禍、宋代的新舊黨爭、明末的結黨，都寧可誤國，也不肯犧牲自己的意見與顏面，當然更不肯放棄自己的私利，各黨各派所談的，都是些主觀上并不誠懇、客觀上不切實際的高調。其二是清談，逃避現實。魏晉時代，胡人已把涼州、并州、幽州大部殖民化，內政與民生也到了山窮水盡之時，負政治責任的人與很多在野的人仍在談玄。三是做漢奸。劉豫、張邦昌、洪承疇都是進士出身，投身他人時，毫不為恥。
危機出烈士。“戰國策”派對中國傳統及士大夫群體的批判，今天看來有些過激，未必全然合乎歷史事實，但總體來說又是有針對性，因此又是有建設意義的。事實上，在此之前，清末和民初之際影響巨大的梁啟超，也曾因為目睹國家積弱，而大聲疾呼要轉變傳統慣性，復興尚武精神。那些峨冠博帶、指天畫地者，自以為氣吞東海、舌撼三山，卻被梁啟超斥為“虛驕囂張之徒”，毫無責任，立于他人背后，摭其短長，以為快談，而不思解決之道，“此輩實亡國這利器也”。梁氏更是痛責，“中國俗儒罵李鴻章為秦檜者最多，若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猶可言也，士君子而為此言，則只能曰狂吠而已。”梁氏后來著文，對李鴻章當時處境多有同情，認為李氏并非“權臣”，倘使李氏果有實權，盡行其志，則“其所成就亦絕無以遠過于今日”，并不會輸于同期之德國俾斯麥、日本之伊藤博文，而將中國失政盡歸于李鴻章，則使“彼執政誤國之樞臣，反得有所諉以辭斧鉞，而我四萬萬人放棄國民之責任者，亦且不復自知其罪也”。梁氏高評李鴻章，認為他乃是“以一人而敵一國”。
做事難，并非難在事難辦，而是難在一個辦事、十人掣肘，另外還有百人在邊上說風涼話，等著看你出洋相。干得多不如干得少，干得少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挑刺的。中國之所缺，正在于以實心“做事”者少;中國之所濫，正在于以虛言“做人”者多。雪珥前些年輾轉于文字場與生意場之間，現已完全放棄生意而傾心于晚清改革史研究，對晚清時弊及其由來后繼多有深刻洞察。他的看法基本承繼了梁啟超和“戰國策”派的思路，認為晚清以來中國發展前行的最大問題，就是文學性浪漫想象與現實政治可行性混沌不分，普遍性地急功近利，期盼一夜暴富、一舉成名，不耐煩裱糊的慢工細活，以為推倒重來，換上某一“主義”之藍圖，必能造就摩天大樓。于是，墻倒眾人推，人人皆成拆房之專家，你方拆畢我登場。結果，中國經常性面對的局面，是否制造一個“主義”，生產一個理論，忽悠一個愿景，什么都可以許諾，就是不能說如何實現。人人迷信所謂“主義”，以為萬能靈丹，其結局必然是來回折騰，徒耗國力民力。
當家才知柴米貴。雪珥先生在書中提及的一些細節，在此值得再提。1862年，當同樣奉行實干主義的恭親王奕 ，決定建立總理衙門及其附屬機構京師同文館時，曾遭到不少清流人士的反對。朝中泰斗倭仁上書，堅決反對“正途出身”的官員進入同文館，并拋出大話：“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 奕 將計就計，馬上請旨慈禧要求倭仁立即保舉精通天文算學之人，另行擇地開館，并由倭仁督飭講求。這反將之策，馬上掀開了那些高談性理、不知其實者黃袍下的短尾，倭仁趕緊解釋：“奴才意中并無精于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既然不知何處有，為何又要說“天下之大不患無才”的大話!毛昶熙和沈桂芬也曾是與倭仁一樣的飽學經書、不知實務之人，也一度對新式衙門和同文館杯葛有加，等到奕 有意安排他們進入總理衙門，結果，當千斤重擔真正壓在身上時，他們幾乎立刻就變成堅定的改革者。
清談誤國，實干興邦。托克維爾的法國，與李鴻章、梁啟超和“戰國策”派的中國，在這一點上多有相通，那就是對社會有巨大影響力的精英群體，偏好抽象原則和高上理念，而常對原則與理念的實踐可行性缺乏關注。也就是說，政治理論、主張和訴求與現實世界是脫節的，人們一味沉浸于說出來的話是不是“美好”、“正義”，在道德上是不是“高尚”，而不去追究所說一旦付諸實踐，到底可不可行，行了，又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托克維爾認為這是法國人政治不成熟的表現，政治畢竟不同于文學，后者可以天與行空、越虛構越優美，但政治是要看結果的，不從技術環節考慮利害得失，那越美妙的思想和理論，操作起來就可能越是禍害無窮。現實是，中法這兩個國家，近世以來所遭之難，也確比其他大國為多。這恐怕不能一味歸于“外國欺壓”吧，國家內部精英群體的狀態和表現，也干系重大啊。這一點，好象今天仍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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